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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在地方政府的鼎力相助下,一个中学校长的突发奇想变成现实,中国持续至今的大学城热由此发酵。
10年后,大学城中,预想的十万学生只有三成,城里只剩一群讨债的人和卖疯了的高尔夫别墅。而真正的考验是,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依然搅在一起的高校“产业”里,竞争的失败者们能否退出?谁来为他们的巨额债务埋单?
日前,记者调查了中国第一个大学城的生死轮回,以为十年之记。
中学校长开启大学城时代
“一条街,两边是商铺,那叫大排档;如果两边都是大学,那就叫大学城。”中学校长刘志毅没有想到,十多年前他的一次突发奇想,竟然开启了中国教育的新时代——“城”时代。
那是1998年5月的一天,48岁的刘志毅接到北京市东城区教育工会主席张忠华的电话:“有位归国华侨想向你请教问题,你去不去?”
这位华侨名叫爱新觉罗·显琦,彼时在廊坊办了个爱心日语培训学校,经营一直不好,便想向时任北京二十五中校长的刘志毅请教。
第二天,刘志毅便去了廊坊,饭后,他们在学校周围散步,看着一望无涯的庄稼地,刘志毅随口问了句:这些地能不能用?要不办个大学城吧?
刘志毅随口而出的想法,一开始并没有引起注意,当天他便回了北京。没想到,几天之后,对方打来电话,“你这个主意好,再来廊坊一趟吧。”
1999年,东方大学城开工建设,廊坊市有关方面在土地审批等程序上一路绿灯。2000年9月,大学城举行了隆重的开城仪式。为校舍紧张而奔波的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工商大学等7所高校和北京二十五中的近万名学生率先入驻。
“先建设,后付款”隐患重重
在张扬的宣传中,东方大学城被看成是中国第一个开创了“政企合作”模式的大学城。然而,也正是这种模式,让危机的隐患,就此埋下。
据公开报道,整个大学城仅一期占地2300亩,总投资高达14亿元,但在建设之初,大部分资金均未到位。为吸引开发商,东方大学城开发公司开出了比市场高不少的价格。其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规定,由建筑商全额垫资建设款,开发公司分3年还清。
这种“先建设,后付款”的开发方式,就如同让参与者各自先花钱去买面粉,做成面包卖出之后再还钱,其风险可想而知。
但高额利润和大学城“国家级教育项目”的金字招牌还是让很多建筑商们蜂拥而至。他们不仅建设了教学楼,也建起了别墅、商品房、度假村,甚至高尔夫球场。以“教育产业化”为目标的东方大学城便逐渐偏离了原来的轨道。
离城风暴
建城时的大跃进,留下了大量质量隐患。进城的学生发现,去厕所要打伞,宿舍墙皮总是莫名其妙地脱落。据说,东方大学城曾经成立了700多人的维修队伍,仍不能及时补救工程质量出现的问题。
而大学城遗留的债务黑洞,也让生活在其中的学生们深感恐惧。在大学城中央,有一个名为堤口村的城中村,从2001年起,这个村常年住着近百名讨债的民工,其中一些人在这里住下就再也没有离开。一些讨不到钱的债主甚至直接涌进学校,试图搬走电脑等教学用品。
一时间,入住院校及学生家长与东方大学城的摩擦投诉不断。一些院校甚至出现学生入校不久就要求退款、退学的情况,令入住院校叫苦不迭。
忍受不了混乱的管理,从2003年开始,一些院校开始陆续撤离。
见此势头,原本袖手旁观的廊坊市政府坐不住了。2004年12月,廊坊市政府着手大学城的债务重组,但经营状况并未就此转变。2005年年末,东方大学城开发有限公司负债总额18.69亿;2006年上升至25.59亿;2007年年末负债总额则达到24.16亿。
廊坊市政府此时才发现,这颗曾经的明珠已经变成了烫手的山芋。
不愿成为“冤大头”的政府开始了突围之路,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告诉记者,廊坊市委市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和股东经过多次研讨,最终达成共识,“大学城从市场中来,就让其回到市场中去”。
在与国内外上百家教育集团接触后,2008年初,经廊坊市国资委批准,新加坡主板上市公司莱佛士教育集团出资约20亿元人民币收购了东方大学城99%的股权。
然而,原本寄希望新东家能带来新气象的师生们很快发现,股权变更带来的最直接变化是收费的增加。除了向学校收取费用之外,大学城里的免费项目也在减少。
这加速了一些学校的离场。高峰时,大学城有高校30多所,但现在只剩下了14所。鼎盛时期的6万多人,也减少了将近一半。
然而,廊坊大学城却拉开了中国大学的造“城”序幕,其后,上海松江、北京昌平、南京仙林等大学城拔地而起。仅两年时间,全国规划建设的大学城就达50多座,遍及21个省、市。而且,他们中的多数,都曾前往廊坊大学城考察学习,而刘志毅,则经常被要求介绍经验。
2006年,刘志毅在北京二十五中退休。一年之后,他所推行的“民办公助”教育改革被叫停。全国1115所实行同样改革的学校被教育部要求“洗脚上岸”。
商业链条
现在,这里只剩下一高一低两条商业链条。
低端商业链的消费主力是大学城里的数万学子。这里的村民们在失去土地之后,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经验成功嫁接为“靠学生吃学生”——当初大学城设立时连接天津与北京的梦想早已落空,这里依然是只有一路大巴与廊坊相连的荒郊野外,只剩下学生来光顾生意。
大学城里的另一条商业链则要高端许多。远处一个名为“旭辉·十九城邦”的联排别墅售楼处,其广告语简单明了:“大学城里的高尔夫庄园”。
距此不远的大学城三期,另一个楼盘——凤凰花园也正在赶工。今年端午节,刺眼的阳光打在大学城的马路上,空荡荡的校园里,难觅人影,只有这里的工地依然繁忙,晒得发烫的运土车穿梭往返,扬起漫天的尘雾。
这一天,孙吉庆卖出了两双袜子,一条皮带。现年58岁的孙吉庆头发早已花白,10年前,作为建筑商的他身家千万;而现在,他的资产近乎为零,靠卖袜子为生。
摘自《南方周末》2010.6.25
10年后,大学城中,预想的十万学生只有三成,城里只剩一群讨债的人和卖疯了的高尔夫别墅。而真正的考验是,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依然搅在一起的高校“产业”里,竞争的失败者们能否退出?谁来为他们的巨额债务埋单?
日前,记者调查了中国第一个大学城的生死轮回,以为十年之记。
中学校长开启大学城时代
“一条街,两边是商铺,那叫大排档;如果两边都是大学,那就叫大学城。”中学校长刘志毅没有想到,十多年前他的一次突发奇想,竟然开启了中国教育的新时代——“城”时代。
那是1998年5月的一天,48岁的刘志毅接到北京市东城区教育工会主席张忠华的电话:“有位归国华侨想向你请教问题,你去不去?”
这位华侨名叫爱新觉罗·显琦,彼时在廊坊办了个爱心日语培训学校,经营一直不好,便想向时任北京二十五中校长的刘志毅请教。
第二天,刘志毅便去了廊坊,饭后,他们在学校周围散步,看着一望无涯的庄稼地,刘志毅随口问了句:这些地能不能用?要不办个大学城吧?
刘志毅随口而出的想法,一开始并没有引起注意,当天他便回了北京。没想到,几天之后,对方打来电话,“你这个主意好,再来廊坊一趟吧。”
1999年,东方大学城开工建设,廊坊市有关方面在土地审批等程序上一路绿灯。2000年9月,大学城举行了隆重的开城仪式。为校舍紧张而奔波的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工商大学等7所高校和北京二十五中的近万名学生率先入驻。
“先建设,后付款”隐患重重
在张扬的宣传中,东方大学城被看成是中国第一个开创了“政企合作”模式的大学城。然而,也正是这种模式,让危机的隐患,就此埋下。
据公开报道,整个大学城仅一期占地2300亩,总投资高达14亿元,但在建设之初,大部分资金均未到位。为吸引开发商,东方大学城开发公司开出了比市场高不少的价格。其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规定,由建筑商全额垫资建设款,开发公司分3年还清。
这种“先建设,后付款”的开发方式,就如同让参与者各自先花钱去买面粉,做成面包卖出之后再还钱,其风险可想而知。
但高额利润和大学城“国家级教育项目”的金字招牌还是让很多建筑商们蜂拥而至。他们不仅建设了教学楼,也建起了别墅、商品房、度假村,甚至高尔夫球场。以“教育产业化”为目标的东方大学城便逐渐偏离了原来的轨道。
离城风暴
建城时的大跃进,留下了大量质量隐患。进城的学生发现,去厕所要打伞,宿舍墙皮总是莫名其妙地脱落。据说,东方大学城曾经成立了700多人的维修队伍,仍不能及时补救工程质量出现的问题。
而大学城遗留的债务黑洞,也让生活在其中的学生们深感恐惧。在大学城中央,有一个名为堤口村的城中村,从2001年起,这个村常年住着近百名讨债的民工,其中一些人在这里住下就再也没有离开。一些讨不到钱的债主甚至直接涌进学校,试图搬走电脑等教学用品。
一时间,入住院校及学生家长与东方大学城的摩擦投诉不断。一些院校甚至出现学生入校不久就要求退款、退学的情况,令入住院校叫苦不迭。
忍受不了混乱的管理,从2003年开始,一些院校开始陆续撤离。
见此势头,原本袖手旁观的廊坊市政府坐不住了。2004年12月,廊坊市政府着手大学城的债务重组,但经营状况并未就此转变。2005年年末,东方大学城开发有限公司负债总额18.69亿;2006年上升至25.59亿;2007年年末负债总额则达到24.16亿。
廊坊市政府此时才发现,这颗曾经的明珠已经变成了烫手的山芋。
不愿成为“冤大头”的政府开始了突围之路,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告诉记者,廊坊市委市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和股东经过多次研讨,最终达成共识,“大学城从市场中来,就让其回到市场中去”。
在与国内外上百家教育集团接触后,2008年初,经廊坊市国资委批准,新加坡主板上市公司莱佛士教育集团出资约20亿元人民币收购了东方大学城99%的股权。
然而,原本寄希望新东家能带来新气象的师生们很快发现,股权变更带来的最直接变化是收费的增加。除了向学校收取费用之外,大学城里的免费项目也在减少。
这加速了一些学校的离场。高峰时,大学城有高校30多所,但现在只剩下了14所。鼎盛时期的6万多人,也减少了将近一半。
然而,廊坊大学城却拉开了中国大学的造“城”序幕,其后,上海松江、北京昌平、南京仙林等大学城拔地而起。仅两年时间,全国规划建设的大学城就达50多座,遍及21个省、市。而且,他们中的多数,都曾前往廊坊大学城考察学习,而刘志毅,则经常被要求介绍经验。
2006年,刘志毅在北京二十五中退休。一年之后,他所推行的“民办公助”教育改革被叫停。全国1115所实行同样改革的学校被教育部要求“洗脚上岸”。
商业链条
现在,这里只剩下一高一低两条商业链条。
低端商业链的消费主力是大学城里的数万学子。这里的村民们在失去土地之后,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经验成功嫁接为“靠学生吃学生”——当初大学城设立时连接天津与北京的梦想早已落空,这里依然是只有一路大巴与廊坊相连的荒郊野外,只剩下学生来光顾生意。
大学城里的另一条商业链则要高端许多。远处一个名为“旭辉·十九城邦”的联排别墅售楼处,其广告语简单明了:“大学城里的高尔夫庄园”。
距此不远的大学城三期,另一个楼盘——凤凰花园也正在赶工。今年端午节,刺眼的阳光打在大学城的马路上,空荡荡的校园里,难觅人影,只有这里的工地依然繁忙,晒得发烫的运土车穿梭往返,扬起漫天的尘雾。
这一天,孙吉庆卖出了两双袜子,一条皮带。现年58岁的孙吉庆头发早已花白,10年前,作为建筑商的他身家千万;而现在,他的资产近乎为零,靠卖袜子为生。
摘自《南方周末》201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