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成:寡欲乃能习静,至乐莫过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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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鸟工笔画,在人们印象中总是典雅娟秀的,但在画家李大成的笔下,却呈现了大花鸟大手笔的意境及直面现实生活的创作态度,不同于传统工笔画。几个月前,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工笔画家李大成作品观摩展在上海中国画院展出,这也是上海中国画院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所推画师系列展之一。此展主要以大幅工笔花鸟为主,其中又以孔雀作为表现题材的居多,既富贵明艳,又清新雅致。
   作为一位军旅艺术家,李大成的作品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同时他的艺术经历也很与众不同。21岁时,李大成才开始临摹学画;34岁已嶄露头角,却在可带研究生的年龄去南京大学读硕。他曾倾注三年的青春只为创作一件作品:历史人物巨制《大驾卤簿图》,气势宏大又细腻入微。今年《大驾卤簿图》将不远万里从台湾运回祖国大陆,隆重亮相于中国博物馆……回顾自己的学画过程、创作经历,李大成侃侃而谈,眼神中不时流露出军人的刚毅和艺术家的纯粹。
  

21岁学画,绘画“白丁”不惧“晚成”


   1966年10月李大成生于福建连城,1984年参军入伍。1987年,厦门航空公司组建,招工作人员,待遇丰厚。部队把这难得的机会给了李大成,不料他却毅然放弃了这根“橄榄枝”,理由是:就想留在部队画画。领导、战友们都很诧异,一个绘画“白丁”为何要去走一条完全看不见前途的美术之路。
   但有时命运就是如此玄妙。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大成在战友宿舍里看到了东北画家王道中先生出版的《我是怎样画牡丹》,看过后很兴奋,几天夜不能寐,脑海中不断盘旋着:这世上竟有这么美的事物,原来绘画是这么一回事。于是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萌生了学画的念头。虽然已经21岁,但李大成坚信自己这张白纸能画出美妙的画。凭着满腔热情,他一头钻进了笔墨的世界里。身边没有老师,他就先临摹作品。
   1989年,部队整编,李大成来到了南京,并被分到了电影组,有了更多习画的时间。一天,他看到了《人民画报》封底刊登的画家喻继高的作品,又在旧货市场看到一本喻继高作品挂历,便入了迷。一打听,得知喻老师是南京人,是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欣喜不已。
   1990年1月1日那天,南京下雪。李大成印象特别深,因为那是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一天。趁着周末休息,李大成从郊区赶到了江苏省国画院,可惜门卫师傅告诉他,喻院长不在。在李大成的恳求下,门卫师傅告诉了他喻院长家的住址。
   喻继高老师非常和蔼可亲,与李大成从早上9点多一直聊到了夕阳西下。李大成起身告辞,要赶回部队。喻继高执意从家中三楼送到弄堂口,并诚挚地邀请他再来。冬日,寒风凛冽,但是李大成的心头早已暖意融融,一位名家对一位初次见面的仰慕者如此厚待,这让李大成受宠若惊,也大大增加了他继续学画的信心。
   有一段时间,李大成没有去拜访喻继高。忽然有一天,收到了来自广州东方宾馆的一封信。打开一看,文末署名喻继高,信上说他受邀去创作一幅大画,最少三星期以上,因为联系不上李大成,怕他不知情白跑一趟,便特地来信告知。感受着字里行间的浓浓关爱之情,李大成眼眶都湿润了。
   “喻老是真正德艺双馨的艺术大家。他不仅仅教我画画,还教我如何做人。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他的为人处世之道,他的品德作风深深感染了我。”李大成感慨道。
  

找寻、体会自然的生命精神


   1990年,李大成考取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在那里,李大成如鱼得水。1992年时,他跟着喻继高去云南写生了半年。这一段时光被李大成称为艺术生涯的关键时期。广袤的热带雨林,巨大的榕树独树成林,鲜见的少数民族浓郁情调,一切都带着神秘的色彩,充满了芬芳的泥土气息。在鲜活无比的生活的裹挟中,李大成对于周围的一切都感到无比新奇,尤其是那些展开着巨大彩屏在林间悠闲漫步的孔雀,惊艳又大气。
   “感觉处处皆美,这也给了我最新鲜的灵感。那时我才真正领悟到:什么是生活,什么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我开始思考:生活中看到的东西,眼睛看到的东西,为何美,美在哪里,特点是什么;如何通过我的手,用一种抽象、概括的语言表现它,并能够适合观众。”李大成说道。
   面对如此丰富入画的景象,一开始,李大成并没有急着去画,“因为我知道不论有多好的技巧,不经思考地描写对象,即便作品精致无瑕,也不免会让自己走进画面的拼接和图像式的碎片中。工笔花鸟画的创作离不开自然,但不是刻画自然的表面形态。于是我放弃了创作的目的,忘记了对物象的要求,只安静地将自己安顿在自然中,自由地欣赏,静静地观察。当我虚静自由后,渐渐感受到物的灵魂和气息,体会到自然的生命精神。”
   在美丽的西双版纳,在恩师的悉心指导下,李大成深切地感受到创作的魅力,也慢慢形成自己的风格,进步飞快。连喻继高都惊讶,大成刚去的时候啥都不会画,告诉他一些基本的技巧,怎么观察后,他很快就能自由创作,画得还很不错。回北京后,李大成创作了一二十幅西双版纳题材大画。当时少有人画此题材,也鲜有人用山水写意的笔法来画花鸟。
   1993年,李大成毕业那年,应文化部办公厅邀请独立创作历史题材工笔人物画《大驾卤簿图》。李大成擅长花鸟画,《大驾卤簿图》是人物画,这是一大挑战;此画要反映清宫祭天场面,汇集帝王将相、侍卫百官、车辆马匹、器乐器皿等,其中包括3000多人、300多匹马,这是第二大挑战;无法自由发挥,必须完全根据史学家提供的几十万字古文资料来创作,这是第三大挑战;该画长60米高1米,是罕见的巨幅尺寸,这是第四大挑战……一一罗列着创作的难度,李大成陷入了回忆:“这是我人生中最大、最严峻的一次挑战。历史背景,祭天的各种仪式,我都要去查阅资料,读懂读透。画中文武百官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小,但他们的服饰都要显现出不同的官级。皇帝的杯子,我得找到原来的图案,等比例缩小。画中任何一个元素细节,我都要反复上色很多遍。”    这不仅是拼笔力、拼脑力,还是拼毅力、拼体力的任务。在同学们忙着成家立业的时候,李大成闭门谢客,一门心思投入创作,亲朋好友误以为他失踪了。连之前推荐他接下这任务的老师喻继高也有些惴惴不安,虽然李大成接受能力强、肯吃苦,但这任务实在艰巨,也非常重要。幸而,经过三年艰苦奋战,李大成终于完成了这幅长达60米的《大驾卤簿图》。1996年7月6日至20日,此作品在台湾省台北市中山纪念堂首次公开展出,后收藏于台湾。
  

画孔雀就是画人


   1997年,李大成正在考虑是留北京还是回南京时,上海空军政治学院找到了他,并提供宽敞明亮的大画室,于是李大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上海。白天忙于本职工作,晚上则游弋于艺术世界。他觉得幸运的是,上海这座城市以一种海纳百川的博大情怀接受了他。
   多年的创作,技法一步步到位了,但李大成却越画越觉得难度大,仔细琢磨了一下,他觉得是自己的文化修养太欠缺了。因此,2010年李大成决定考研。去南京大学复试时,他随身携带了一个皮箱,别人以为他是从外地风尘仆仆赶来的考生,不料考场上他把皮箱一打开,整整一箱全国、全军、省市各大型美展获奖证书,把一旁的几位考生吓得要打退堂鼓。老师赶忙解释,这是特例。
   之后,李大成顺利进入了南京大学。周边人都有些奇怪,已获奖众多,何必在带研究生的年龄来考研呢?但李大成却目标清晰,他欠缺的不是技巧技法的东西,而是画外的修养。因此,他没有选择专业美术学院,而是选择了综合大学。在南京大学,文学院、哲学系的老师都来给他们上课,涉及各个艺术门类,这也正是李大成所期望的人文环境,他学得也特别认真,收获颇丰。“创作要有积累。首先要有扎实的技巧,否则情感就是空头支票。有了技术后,再慢慢把生活中的所思所想融入到艺术中去,将技艺与内心相融合。艺术家最后要表现的是内心情感、人生感悟。”李大成说道。
   李大成的老家在福建一个贫困的山村,小时候他千方百计想着如何走出那里,但是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他发现对家乡有一种割舍不了的深厚情感。有一年春节,李大成带着儿子回到家乡,看到一位老人在做竹编,童年的记忆油然而生,浮现出儿时在做竹编的大人们旁边玩耍的情景。时光过去了几十年,物是人非,想不到家乡还有人在做竹编,让他感慨万千。过了一阵,李大成作为中国奥运文化代表团成员应邀赴英国参加“2012(伦敦)奥林匹克世界美术大会”。在英国的第一晚,李大成睡不着,离家更远,思乡情更切,儿时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他起床随手拿起一张废纸,勾出了一幅草图。“整个创作的过程,始终贯穿着我的情感。没有刻意想要画什么,而是完全随着思绪的流淌,把内心想表现的付诸笔端。”
   李大成另一幅作品《秋雨润江南》的诞生也是既偶然又必然。一次他驾车带着妻儿前往上海郊县看望外婆,路过一个鸭棚,水塘里鸭子的嬉戏,瞬间勾起了童年回忆。他立即把车停下,在车上找到仅有的一张废纸,提笔勾出了鸭子们嬉闹的情态。回家当晚,凭着记忆与感觉,他一口气画出了近百只姿态各异,生动活泼的鸭子。“不是我有多高超的创作能力,而是情感,是印烙在心灵深处难以忘记的儿时情景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整个创作过程都充满了激情,一笔一色谱出了儿时农村生活的一幕一景。”
   孔雀脉脉含情、花鸟意趣丛生,还有那画中的青藤、雾霭、雨林、雏鸭、荷花……都是美好真实而鲜明,因为这是李大成用心动情创作的。“他有很多巨幅的大作品,不是江南的小画小鸟小蝴蝶那种,他就是大幅的画,而且不回避孔雀。说实话,在我心目当中孔雀真的很难表现。但他画的孔雀头很到位,羽毛也很好,传统功底深厚,非常注重写真。”上海中国画院画师、画家鲍莺近期在上海市文联文艺会堂的李大成作品研讨会上如此评价道。李大成的战友、军旅词作家薛锡祥看来,李大成画孔雀就是画人,从孔雀的表达里可以感受到夫妻情、母子情。“现在画鸟的很多,但是李大成表达的鸟和鸟的关系,实际上是人和人的关系,彼此在交流,我们可以从这个画面上反复听到他们在唱歌或者在对话。”
   “中国工笔花鸟画是通过对自然界的观照而获得的一种艺术体验,画中的花鸟是自然界中象征自由和情感的两大类生命,通过对这两类生命的艺术描写,体现的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情怀,传达的是一种灵动的生命精神。工笔花鸟画中的生命精神实际上是一种人生的境界,一个画家的人生境界直接关乎到作品中是否有生命精神的存在。”李大成说道。
  

用自己的作品说话


   李大成在上海已经生活了很多年,但他常处于“潜水”状态,不太在上海“冒泡”。工作之余,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呆在画室里创作,基本谢绝各种应酬。经历了各种磨砺,他领悟到艺术作品的价值并非由奖项、市场、宣传等说了算。
   1994年李大成的作品获全国第三届工笔画大展铜奖,1998年全国第四届工笔画大展征集作品时,喻继高老师希望他再接再厉。可是,李大成手边并没合适的作品,只有一幅尚未完全好的《红枫树下谁为伴》,便寄给了恩师。此作品先在江苏拿了最高奖,后又寄去了北京。过了一阵,北京组委会打来了电话,告诉李大成获了大展金奖,但是几幅金奖作品中,就他这幅画未装裱,很皱,需要马上配框。觉得不可思议的李大成,带着做梦般的心情,连夜从上海坐飞机去北京裱画。
   真可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不经意间就荣获了中国工笔画艺术最高奖,李大成便想,下次要更认真,说不定还能获奖,可惜没有如愿以偿。“由此我明白了,越把心思放在奖项这方面,就越难获奖,也会越痛苦。反而越全身心投入,不受外界干扰,就越能出好作品。获奖带有很多偶然性,并不完全代表绘画水平。有些人一辈子没获奖,也是非常好的艺术家。”
   在北京时,李大成的作品就很有市场,但是后来他却对卖画没有多大兴趣。“以前还挺得意的,现在回想很后悔,那些卖掉的画是一段段人生记忆、经历啊。因此,后来很多人都笑话我,大家都在画‘人民幣’,你怎么还埋头画大画?我并不回应,对我而言,最关键的是干自己喜欢的、适合自己做的事情。”
   李大成曾为自己刻了一方闲章“寡欲乃能习静,至乐莫过丹青”,这也是他的创作态度。他经常警示自己,减少一点物质上的奢望,放弃一些享乐和贪婪,才能修身养性,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面对自然界万物时不可先入为主,给任何事物一个有限的界定,摆脱以某种目的为前提的观照活动,获得精神层面的自由。这两个方面一个忘而待事,一个虚而待物,二者的结合才可以达到内心的虚静,将艺术创造推向无限自由的境地。”
   如今互联网时代,酒香似乎也怕巷子深,但是在李大成看来,艺术不是宣传出来的,只要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创作,功到自然成,作品本身会说话。李大成正色说道:“如何对待观众就是如何对待自己,忽悠观众、欺骗观众就是欺骗自己。有一段时间,美术界跟房地产泡沫一样,越画不好胆子越大,越敢忽悠,很畸形。这几年,市场慢慢回到正常状态。一些作品,老百姓认可了,一传十、十传百,这些画就会说话了,不需要画家去吆喝。大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藏家更是火眼金睛。好作品永远不需要担心,社会会检验一切,历史会证明一切。”
   除了画家的身份,李大成还是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高研班导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兼职教授。不过,45岁起他才开始教书育人。他解释道:“之前没有考虑过带学生,因为我觉得还不具备带学生的能力。这是一种责任,要对得住学生,对得起艺术。如果自己没掌握好就去教,只会误人子弟。同时,带学生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在学习,学习年轻人的新思想、新理念。”
   虽然教学会占据不少创作的时间,但李大成并不介意,因为在他看来,对社会起到正能量的作用、影响,为社会、后代留下文化印迹,这是艺术最重要的功能。“历朝历代,留下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品,就是因为古人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传承工作,而不是靠艺术来发家致富。历史的长河中,每个艺术家都是很微小的,我们要尽心尽力接好‘接力棒’,把优秀的文化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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