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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下
黄郛那年去北方，目的地是北京，却在天津停留了下来，这是因为，新婚妻子沈亦云十三岁入读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在此地有许多旧日同学，老夫少妻，这点小愿望岂有不满足之理。这是一九一二年冬天的事。那时他刚解散沪军廿三师，做了一名有名无实的陆军中将，帮盟兄陈其美打前站，前来联络出洋考察事宜。与他们一同北上的，是另一对恩爱夫妻，刚刚在上海基督教怀恩堂行过新式婚礼的张群、马育英夫妇。
新婚妻子沈亦云是嘉兴人，时年十九岁。嘉兴沈氏虽非簪缨世家，却也因出了沈氏三姐妹在民初政坛广受瞩目。三姐妹中的长女沈性真（后改名沈亦云）、次女沈性仁、小女沈性元，都是雅好文史、见书辄喜的小家碧玉，人也长得漂亮。三姐妹出生于嘉兴东栅口一个家风严谨的读书人家，父亲沈秉钧是前清举人，教过书，后来成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一名资深编辑。她们中，行事最为爽快泼辣的是老大沈亦云，据她自己说，小时候虽未出家门百里，但在嘉兴城里到处疯跑，十天穿破一双鞋，很是有些史湘云的野气。父母不强令她学女红，反使她无意中从墙上挂的对联、椅背上刻的唐诗，多识了几个字，小小年纪便在女儿国中鹤立鸡群。
上海光复后，这个自封为北伐女子敢死队队长的十八岁女子，一片报国热忱，领着一班和她差不多大的如花少女，做制服，睡地铺，穿黑衣，上街头募捐，吃青菜豆腐大锅菜，还梦想着上前线，但革命已经成功，女子各有学业、家事去做，她便拉了闺蜜郑仲完，来向都督府报告敢死队解散事宜。那天接待她们的正是时任沪军参谋长兼总师干黄郛。被这倾心革命、又不失闺秀书卷气的女子吸引，黄郛一路猛追。但沈父开始并不想把女儿嫁给黄郛，嫌他比女儿大了整整十四岁不说，还早有家室，又嫌他才华太露，怕其寿不永。黄郛给未来的岳父写了一封长信，详述自家身世，承诺“后半世学问事业，视长者之一诺”，最终以诚意打动沈父，夫妻自此结俪。沈氏三姐妹各有归宿，性仁嫁给北大教授、社会学家陶孟和，性元嫁给钱昌照，那都是后话了。
“二次革命”后，夫妻俩逃亡日本，后转赴美国，直到袁世凯去世，他们才回国。北京十年，黄郛经历了民初的一连串乱局，当了几届内阁的部长，冯玉祥的国民军进入北京赶走曹锟的“首都革命”时，还一度出任摄政内阁总理，想要实施自由派的“第三条道路”救国。到冯玉祥下野赴俄，府院之争愈闹愈烈，夫妻俩要觅地蛰居，第一选的，还是天津。
先是住在沈亦云的同学家里，然后出去找房子住。政坛多事之秋，由北京跑来天津租房子住的人极多，行情节节看涨，庆幸的是，总算在意租界找到了一栋两楼两底半独立的小洋房，门前有小小空地，后面厨房，楼上亦有两间小房。沈亦云虽在天津多年，却也没到租界地盘住过，只是说：“住租界诚可痛可耻，不得已而为之，我对之都茫然。”
据女主人介绍，他们的房子距老火车站很近，方便南来北往的朋友吃饭或留宿，客人多的时候，床不够用，连客厅的长餐桌上都睡人。几件旧家具由上海搬到北京，又由北京搬到天津，越搬越旧。爱结人缘的女主人还特意将从北京添置的两把橡木藤心大靠背椅带来，套上黄卡其布套以作招待。除了梁启超、严修偶尔来作客，来得最多的是住在四马路的张绍曾。北方人有盘腿坐炕的习惯，谈得起劲时，这位前国务总理就会脱鞋坐到黄家那张橡木厚垫大椅上。
那几年在天津，看着政海里的人杀来杀去，夫妻俩安心读书写作，日子过得水波不惊。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封南方来信打破了他们的平静生活。信上称黄郛“二兄”，“久未会晤，渴望殊深”，邀他公务之暇南下一叙。写信人是率军北伐已到武汉的蒋介石。京津信件检查向来严格，这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用笺”的南方来信，令黄郛夫妇既惊且喜。未及回信，一个月后，老朋友张群来天津，他现在是南方政府的总参议，带来了蒋的第二封亲笔信，说“渴念既殷，欲言无由”，要他这个结义兄弟出山相助。
南军北伐，从来没有人打到过武汉，顾念太平天国时，洪杨所部，也不过掠扫两湖，能有如此傲人战绩，他的盟弟实为第一人。其时，在江西吃了败仗的孙传芳正在天津活动，嗾使张作霖共组安国军反扑南方，双方势均力敌，未知鹿死谁手。接连几日，与张群畅论时局及革命军情势，黄郛终于下定了决心，无论公谊私交，他都要南下助蒋。
本只想孤身南下，但沈亦云亦是个女中丈夫，婚后十余年，乃至亡命海外，去日本去美国，也都同甘共苦，于是商定黄郛先行，亦云安顿好孩子，随后南下。天津这几年，朋友笑话他们是隐居在海河边的神仙眷侣，的确那三年的读书闲居，他们连书房都是用的同一个，他的两本讨论欧战后世界秩序的新书，也都是他写一章，亦云誊录一章。她是伴侣，也是离不了的助手和保姆。
元旦刚过，黄郛从天津坐船南下，预备先到上海，再逆江而上去汉口。本来，走陆路要快许多，但其时津浦路和沪宁路控制在奉鲁军手里，生怕横生枝节，只能舍快就慢。船上巧遇一人，是西北军原参谋长熊某，留京办理善后的，此时也脱险去沪，于是一路交谈，倒也颇不寂寞。
此番南下，黄郛也不是空手去见他的三弟，他是带了一份厚礼的。他口袋中藏着一张密函，此密函是他离津前，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指示中行总管理处让他带给汉口分行代经理汪翊唐的。同时有话传达，国民革命军进抵汉口后，一旦需用款，凭此密函，即可向汉口中国银行借支一百万元。先前不肯借款给北京政府的张公权，出手变得如此阔绰，其结纳、示好之意，黄郛岂会不知。惟此大变革年代，人人都要找个依傍，不好苛责，惟有心底叹息。
在上海访问故旧，盘桓几日，即坐船西进。沿路都是孙传芳的地盘，检查甚严，幸尔一路平安。船抵九江，有人接着，送至南昌，下榻中国银行。正在召开军政联席会议的蒋介石推开众多应酬，特为设宴款接他的这位秘密南下的“二兄”。自沪军都督府时代至今，南北睽隔，各走各路，兄弟不相见也有十几年了。
一月七日，南昌军政联席会议闭幕，蒋总司令总算有了时间来陪二兄，黄郛为盟弟指点天下大势，先从军事入手：北洋军阀虽近尾声，直奉合作，则北军势力尚在国民革命军之上。内战损耗国力，当尽力缩短战祸。南人乡土观念轻，受北军荼毒少，出长江往北，这些優势就尽失了，用兵就会渐形困难，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两股力量，若能引为同调，则可减少内争，尽早致统一。 日后北伐结束，蒋阎冯中原混战，酿成一“新军阀”时代，耗尽国力不说，且引奉军入关，糜烂华北，空虚东北边防，致有日本侵略满洲事发生，那都是一九二七年初的黄郛不曾预料到的。
黄郛还谈到他一路南下的观感，从广州到武汉，北伐节节胜利，然而所到之处，人不安居，不乐业，于是招致其他各地摇摆踌躇，上海房屋大量空置，而京津地价暴涨，成为中产阶级的避难所，就是国人不了解、不信任南方之一证，为今之计，当收拾人心，明示各项政策，使国民真正了解到北伐是南方革命力量发动的正义之战。
在黄郛看来，日本固然不善，苏俄比日本更可怕。苏联人从中国北方割去了广袤千里的土地，这是那些健忘者应该猛醒的。“醉心主义”固然要紧，“忘记国界”实属不该。他专门研究过中俄边界问题，也曾经和自称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朋友一道，辩论探讨平均分配之可能性，结论是绝对的平均是不存在的，而残民自逞，更不可能长久成功。他告诉蒋，中国两个邻居都不善，若是个家，我早已搬了，如今是个不可搬的国，只得先顾缓急轻重，何者为急、为重？那就要改变一边倒向苏俄的做法，先谋日英两国之谅解。
一月初的军政联席会议开成了僵局，蒋主张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留在南昌，武汉的左派坚决不同意。双方意见反差如此之大，稍为超脱者都已看出两派势不能同舟共济。令黄郛没想到的是，国民革命军的内部竟然还有桂系、粤系种种派系。派系二字，是他最厌恶的。他觉得自己不入党是对的。当蒋又一次要拉他入党时，他明确说，自己只以私人身份相助。
沈亦云把女儿托与三妹，从天津坐“通州”轮到沪，复又坐船西来。黄郛在九江接上妻子，带她到处看看市面。市面甚为萧条，也无甚可看，在旅馆住过一宿，就匆匆带她上了庐山。
雪迟迟未下，但春节已然临近。这个年，黄郛夫妇是在庐山上过的。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包下了牯岭仙岩旅馆的全部，一排平屋和一幢楼房。蒋介石让出了自己的卧室给盟兄夫妇住，还调给他们一个排的警卫，自己搬到了别一处僻静的地方。整日里，黄郛和张群总是在蒋的屋子里。
山上苦寒，饭厅在平房里，有火炉可烤火，开餐时间大家都可聚在一起。年轻帅气的总司令也同來吃饭。旅馆的侍者总是把蒋介石和黄郛的饭巾放在相邻的位置。蒋介石如果比另外的客人先到，就会把已经摆好的座位再作调整，把一套饭巾摆到稍远处。因为黄郛和他一天到晚都在一起，不好吃饭也坐在一处了。
黄郛总不在，也很少与她说武汉那边情形，沈亦云读书写字，倒也不感寂寞。山上虽平静，但这个凡事用心的女子会抓着线头去推理，早就看出平静之下蕴藏着一个极大的变化。只是这样的事黄郛不说，她是坚决不问的，甚至不露一点口风。
在仙岩旅馆同住的，除了总司令部的人，还有第二批离开广州北上的政府要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一个模样清瘦的书生，每天坐在走廓里看一本很厚的德文书。走廊人来人往，他也能读得很专注。每次看见她，总要问答几句，黄先生在何处？在蒋先生处？四年后，他竟然会被蒋介石这个昔日的搭档在南京杀死，世事人情，也真是翻覆无常。
蒋介石和黄郛后来不与众人同吃了，或者先吃好离开。这样大家吃好后就可在饭厅烤着火谈天。谭延闿和张静江在这些人里年纪最大，人都尊称谭先生、张先生的，不去陪蒋的时候，也和大家有说有笑。谭延闿身着长袍布鞋，身材扎实，戴着眼镜，举止缓慢从容，严肃起来像一位学者。中央执委主席张静江是个传奇性人物，据说在巴黎开过好几家古董店，把赚来的钱都投到了革命中去，不过那时的他已经半身不遂了，进出都需人抬，脸色也憔悴苍白得难看。戴季陶喜欢讲故事，有渲染，加一点工架，逗大家发笑。亦云开玩笑说，倘他日入了史馆，要写一篇戴先生世家。有一次晚饭，邓演达闹酒，想要醉大家，结果他自己先醉了。谭延闿酒量最好，举重若轻，那晚一点没事，他说少时奉长辈座，奉命喝酒，早就练出来了。众人皆叹服，姜到底是老的辣。
二月一日，是旧历的新年，不知哪一位发起，说不要吃旅馆的西餐，请太太们做一桌中国菜。那一日每个太太都出了力，做的菜南式北式，广式淮扬，摆了满满一长桌，大家都吃得开开心心，在这个世俗化的节日里，好像每个人的愿望也都那么容易满足了。
在牯岭过完新年，山上的人渐渐分批下山了。此时经连日密谋，已经计议停当，东进规复南京及肃清长江中下游。春季军事行动即将展开，山上诸人除了张静江有事回上海，戴季陶负秘密使命前往日本，其他人继续赶往汉口。
黄郛在山上时与蒋介石朝夕相从，曾有建言：建国以储才为急，应开放门户，不限一党一派；联络北方阎冯力量，以期缩短战争时间，早致统一；底定东南后，所重者为经济与外交，须预作未雨绸缪之谋。惟当时武汉与南昌之间，左派与右派之争，已经渐趋激烈，黄郛深以为忧，但他一个党外之人，也想不出好法子来调解，只有先去武汉看看再说。
第一批下山的是谭延闿。第二批是张静江他们。张静江行动不便，让沈亦云印象至深的是，当时张静江已经坐上了藤轿，蒋让等等，返身入内取出一个枕头来，垫在张的背后，这让在场的人看了都不胜感动。
隔一日，蒋介石自己也下了山。黄郛夫妇是最后一批下山的。和他们一起从莲花洞坐车走的，还有顾孟余夫妇、戴季陶夫妇和邓演达。当时只知劲敌在前，马上就要与北军开仗，武汉方面又不太平，出于保密的规矩，各人都神情严肃，到何处也都各不相问。沈亦云只是隐隐约约知道，那个爱讲故事的戴季陶先生，好像是要去日本的。在车上，戴季陶和邓演达坐在一起，别人问他，他只说和择生（邓演达字择生）一同往汉口，并说他的铺盖行李都是择生的当差代为料理的。沈亦云暗想，戴先生东行的消息不确，难道他要到了汉口再向东行？直到赶了大半的路，戴先生忽喊肚子痛，将到九江，他说不能再走，请邓演达叫当差的把他的铺盖行李放下。这段盘马弯弓之计，看得知悉内情的亦云暗暗发笑，众人知情，也不道破。
黄郛夫妇到得武汉，市长刘文岛是军校政治教官出身，接待甚殷。连空气中都飞扬着革命因子的武汉，果然与他们经行过的天津、上海、南昌大不相同。面临着大街的窗口，时常飘进歌声，唱的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国民革命成功，齐奋斗”之类。革命同志中有许多是广东口音，有人听错广东话“齐奋斗”三字为“吃饭茶”，说革命成功大家有饭吃有茶喝，亦可发笑。苏俄元素成了这个城市的流行色，一个苏联红军歌舞团来汉口巡演，团里一个叫马露西的女演员特别漂亮，革命女青年都在谈论这个女演员，模仿着扎一个三角形的头巾。 整个城市似乎沉浸在了革命的节日中。街上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令人兴奋的红色。红旗、红绸布、红色的标语。几乎天天都在集会、游行、罢工。海员罢工，电厂工人罢工，米行罢工。争工资，争权益，也与帝国主义争。争到后来，突然发现米贵了，钞票不值钱了，所有日用品都买不到了。
妇女的地位倒是显见得提高了，国民革命军治下，职业妇女也日渐多了起来。她们的特征很好辨认，迈着匆忙的小碎步，脸色潮红，眼睛像小红鼠般明亮，大概一个社会在穷则思变的时候，人们的心理总是往往一面兴奋着，一面恐惧着。虽然店铺萧条，但革命女青年还是喜欢成群结队，去被她们高呼打倒的列强的商店，采买式样新潮的服装。
应酬场中，最时髦的话题照例是苏俄顾问鲍罗廷和他的夫人。说得最多的是谁家子弟要去苏联了，不去的嘴里也说要去，似乎不去苏联就不革命了。
也搞不清谁是共产党，谁是国民党，真的共产党可能不愿暴露身份，而非党的人又可能赶时髦故弄玄虚。这样热烈的空气下，黄郛夫妇就像飘入了太空舱一般无所适从，他们觉得，满大街都是革命这出剧中的演员，而自己只是看客。
黄郛应邀去作了一次演讲，却在报纸上大受攻击。原因说来好笑，他在演讲中说中山先生，没有称总理，被革命群众指责为大不敬。再一日，黄郛应友人之邀赴宴，黄接到密报，说激烈分子已开会议决，要对他动手，问了刘市长，说不能证为无事，再找卫戍司令陈铭枢，也说形势复杂，爱莫能助。急迫之下，躲到日本人开办的同仁医院。午夜，亦云赶去，夫妻相见，不期说出一句同样的话：不料在北方多年不肯做的一件事，今日竟在国民革命军治下做了！武汉是呆不下去了，次日夜里他们就坐船去了九江，转往南昌去了。
住进江西督署的总司令部，墙上是用全新白竹布代替粉刷，用图钉钉住，简陋得很，他们倒喜其素雅。庐山的那班人马大都还在。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山上受了寒气，正病着，请了一个日本医生来诊治。亦云去看望，她说，当年在日本，同盟会开会，她专门管进门各人的鞋子，藏起来以防警察注意。亦云知她能画，向她求画，她推说自从仲恺先生死后，已多时无心动笔了。
他们日夜在谈的，还是庐山话题的余绪，东征进军沪宁的事。举凡克复后的财政金融规划、外交部署，都须一一预为筹谋。黄郛认为悠悠万事，惟财政为大，应加紧与江浙银行家们的合作。黄郛与上海金融界素有缘源，受命“居沪运筹”。临行前，蒋嘱黄郛全权处理上海事宜，并交给他一册空白任命状，嘱他遇机密酌情填发。时人热衷革命，求官者不在少数，日后他到上海，也不见委任谁做何官，可见隔膜，难怪沈亦云说，膺白一生失败，就在不谙人事。
离开九江东下时，为防万一，夫妻俩同船而不作一处坐。过了安庆，已是北军地界，检查甚严。过南京时，码头上正杀过人，几颗血淋淋的脑袋悬在那里。大战在即，陆路都已戒严，去上海要从海道绕行。船过吴淞口，要塞稽查长上船检查，此人系黄郛都督府时旧部，佯作不识，夫妻俩方平安抵沪。
当其时，何应钦部自闽，白崇禧部自赣，已相继入浙，奉鲁军已沿着沪杭线逐次退往江北。国民革命军陈兵上海郊外时，策动海军司令杨树庄反正，许以每月支付海军军饷35万元，蒋介石不想让特派员钮永建参与其事，海军饷项和交涉事都是交给黄郛去做。黄郛转嘱陈其采、吴荣鬯，通过上海中国银行照拨了这些款项。
日后，张嘉璈撰文述到此节，说国民革命军由粵北进中，黄郛居上海，时常与他商讨如何帮助北伐军饷糈，“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之财政，得免于匮乏，膺白先生从旁诱掖之功不可没焉！”
二、入山
南京国民政府开张时， “二兄”黄郛受命筹组上海特别市政府。推辞数次，未获准许，只得于七月间走马上任。市政府开张不久，旋不由踵，蒋介石受桂系排斥下野，黄郛也一同辞去只当了一个月的市长，也真应了昔年他与陈其美、蒋介石结义时的盟约，同进共退了。
黄郛托张群带去一封信给蒋介石，以“收帆须在顺风时”相慰。信中说，事已至此，大不足以经纶国家，小不足以整理地方，索性去了也好，此次下野，弟享为国牺牲之名，某人（或指李宗仁）受篡窃犯上之罪，保持了名誉就是最大资本，处此局势，惟有拿住一个定字，一个静字，勿可轻易言出。
半年后，蒋介石重回中枢，把外交部长一职给了黄郛。
随着战线节节推进，一直关注中日关系的黄郛多次提醒在前线督师的蒋介石，目下北方军阀已成强弩之末，将来最可虑的当是日本，胶济铁路与日本尚有债权关系，铁路沿线日人厂矿甚多，日侨杂居，于军事进行时最易发生摩擦，一定要注意免生事端。四月底，日本以保护侨民为由第二次出兵山东，蒋一面派张群为私人特使，赴日疏通，一面急调外交部长黄郛北上，商议对策。
本拟在徐州司令部见面，待黄郛赶到徐州，蒋却已于前一日经泰安前往济南。他随即带着杨永泰、钱昌照、译电员王大经等一干随员赶去。五月二日晚上十点半，刚下火车的黄郛一行二十余人被暂时安排在商埠津浦路局办公处住下。此夜的济南城，正被紧张的气氛所笼罩，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带领的一支日军，当日已于青岛赶到。新任济南卫戍司令方振武的部队正与之对峙。
蒋作宾率领的战地政务委员会诸人，在徐州与他们一同上车，也在此地住下。同行中有一人蔡公时，虽已年近五旬，却英姿勃发，其人幼习经史，关心时务，曾留学东京帝国大学，此时已被委为济南交涉公署主任，即将走马上任。是夜，黄郛和他谈中日事，都认为日本军方野心渐露，已非政府所能约束，日方进兵济南，视国际法如无物，足见其猖獗。
次日一早，黄郛驱车入城晤蒋。但见沿途店铺，多已复业，景象颇为平和。及抵总部，问及日军在商埠所布沙包铁网等物，也已于昨夜撤去。与蒋坐聊一会，日本驻济总领事西田及天津驻屯军参谋长河野等也都来谒蒋，一众人谈话颇洽，黄郛心中略为宽慰。但他的好心情却也只能保留得这一时。约十一时许，他出城返寓途中，忽闻枪声四起，路人奔走相告，日本兵已动手了！
车子加速冲过火线。及至返回寓所，枪声更加激烈，步枪声、机枪声，间或还有隆隆的炮声，各处交通均告断绝。黄郛在路局临时寓所办公处的一排短栅栏外，也围着一圈日本宪兵，黄郛用电话向各处联络时，栅栏外的日本兵两次向他们的屋子猛烈开火。屋子里除了黄郛带来的外交部随员和一支二十人的卫队，还有战地政务委员会的委员们，一阵慌乱后，有人要举枪还击，被黄郛阻止了。 他上楼打开窗子，用日语呼令停射，然后下楼至庭园中，向宪兵亮明身份。日本兵说有子弹从屋子内射出，一定要把卫队的枪给下了，黄郛执意不许，宪兵说要入室打个电话请示，黄郛同意了。
宪兵打毕电话离开，不一会持着一张河野参谋的名片来，说目下两军互击，联络中断，恐酿大变，特邀阁下前往司令部面商办法。正好蒋介石也打来电话，要他就近交涉，于是黄郛前往正金银行的日军司令部而去。
黄郛与日方商定，中日各派二人，沿着警戒线巡行，先阻止交火，再行谈判。其间，这批日本军官非常傲慢，不仅限止黄郛等人自由行动，还不给饮食。巡逻的士兵派了出去，虽没完全奏效，枪声却渐渐稀了。他冒着随时可能飞来的枪弹回到总司令部时，已是晚上七点。城中已有消息流传，说他签了承认中方肇事的责任书回来，蒋知他态度，也不多问，只是一再叮嘱，要他别再回路局临时寓所，黄郛则一迭声慨叹日方无谈判诚意，此事恐怕难以收场。
蒋决定以镇定和平态度平息事端，严令部队不得还击，同时通知城外各部，于下午五时前撤离济南。总司令部连夜派高级参谋熊式辉赴日军司令部商议善后办法，无功而返。熊式辉与福田是日本陆军大学时的同学，但据熊事后回忆，福田态度傲慢，丝毫不念同学旧情，“完全暴露出一种更无商量余地之狰狞面貌”。
黄郛的临时寓所在日军划定的警戒区内，日军强行闯入，赶走了所有卫队成员，并以集中保管为名收缴了全部枪械。津浦局所属铁路巡警的枪支，也都被缴。驻扎在商埠内的第四十军陶峙岳师第七团千余人也被勒令缴械。
更让人目眦尽裂的事发生在当日深夜。四日上午八时许，一个叫张汉儒的受枪伤男子，自称是蔡公时的仆人，被卫兵架着前来报知，云昨夜十一时许，交涉公署突然闯入二十余名日本兵，残忍挖去了蔡特派员的耳鼻，再将公署十余职员集体枪杀。张仆先是装死，尔后乘人不备逾墙逃走，才跑来报信。
黄郛急电日本外务大臣，就日军暴行提出严重抗议，请其立即电令在济日兵停止射击，撤退蹂躏国际公法和华盛顿公约之驻兵。然日本政府先有野心，纵容在前，临事又约束不力，仅允外交事件归后方办理，军事上必须给福田面子。
五月五日，黄郛陪同蒋介石出城，前往离济南约三十里处的党家庄。冯玉祥在这里等着他们。资深外交家王正廷作为冯的僚属，此时充任陇海路督办，也一并前来。王正廷曾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和约，广受舆论好评，民十一年又经办鲁案，以行事干练著称，当即请他去济南城与日本人谈判，亦无果。蒋冯遂商定，各路军队绕开济南，分五路渡河北上。
黄郛急着赶回南京，报告济案经过及议定应对方略，遂与蒋在此握别。此时对日外交，无法用强，只能竭力不扩大事端，甚至要背上亲日的恶名，为天下人詈骂。话别之际，前途未卜，总不出兄为其难、弟为其易等慷慨语。
黄郛连日迭受日人蛮横行径刺激，精神上的打击无以名状，回到南京，一面要赴国民政府和中政会报告案发经过，一面要督促前方收集证据，还要应对多路记者访问，三昼夜不眠不休，大致有个眉目后，即离宁去沪与各方交涉。
本来，他还指望通过民间活动，请日人中同情中国革命的头山满、佃信夫等人出面关说，但对方回电不痛不痒，让他彻底打消了此念，看来日人的义侠心能见之于私谊，一旦被国家意志绑架，所有老交情也都化作流水了。
日军并没有因蒋的退让稍抑锋芒，福田像疯狗一样死死咬住北上的北伐军不放。八日清晨起，日军一边炮轰济南城，炸毁新城兵工厂和火药库，一边破坏黄河铁桥，派骑兵袭击齐河、长清一带，阻挠开拔。是日，据蒋发往南京的电文称，日军炮击总共在一万发以上。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八师正渡河时，被突然杀至党家庄的日军拦腰一刀，导致该师伤亡惨重。第八师不得已还枪自卫，激战一小时，日军始退去。
面对态度强硬的福田，蒋不得不将第三军团总指挥兼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祖撤职，允诺胶济路两线及济南周边二十里范围内不驻兵。蒋甚至表示，只要日军不妨碍津浦线畅通，他甚至可以向日方道歉。
国尚未亡，已受亡国待遇，事情到了这一步，蒋介石已经惶急无状，他担心的是，万一日方催逼过甚，退无可退，其将奈何！刻下的目标是消灭奉张军阀，他实不愿再多树一个敌人。
军前交涉既阻力重重，只有转手把这个烫手山芋交与后方慢慢去啃。按照党家庄分别时的约定，蒋在幕后，让黄郛在前台尽力招架，他电告黄郛，所有交涉都用黄郛的名义，能办到多少程度就到多少，“不必用弟名义”，“总以速了为宜也”。
总司令以国家大义责之，黄郛有何事不肯做？何况在他看来，这正是自己身为外交部长的职责。日人未出兵前，阻其出兵，及至出了兵，尽可能避免冲突，现在真出了事，他也只有把这摊烂事移归后方解决。可是他这回的对手是狡诈的日本人，交涉中投鼠忌器，真有心力交瘁之感。
当其时也，日军在济南的蛮横行径，已激起国人自甲午以来深藏的耻辱感，民间的排日情绪如火药桶一点即炸，蕞尔小寇犯我，难道国民革命军的几十万条枪都是擀面杖？而身为外长的黄郛，态度软弱，一味向国人陈述当前要害，以期安定后方人心，难免不被看作面目暧昧，尽会耍嘴皮子。坐在民族主义情绪火山口的黄郛，此时在国人眼中，已与准汉奸相去不远了。忆昔五四运动时，为争青岛权益，北京大学生连亲日官员都敢痛殴，此时欲寝其皮者，肯定也不在少数。
面对毁谤丛生，汹汹物议，黄郛电告国府诸先生，现在反对派把攻击的火力全都集中到自己身上，真有点招架不住了。那几日他奔走沪宁两地，妻子沈亦云都很少能见到他。某日回外交部宿舍的家，沈亦云知他心緒悲苦，劝他辞职，黄郛说：“待北伐完成，中国统一，当辞职以谢天下，将一切办理不当之过失，归于一己，今如何临阵脱逃？”
五月十七日，黄郛电告蒋，日方似不许奉军出关，若果如此，奉军无退路作困兽斗，必在京津之间有场大战，这正是日本人的毒计。果然，隔日，日本驻华使馆向南北两个政府分头递交了 “觉书”，称战争进行到京津地方时，或祸乱将及满洲时，日方“或将不得已有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处置”。黄郛当即提醒蒋，“昨送觉书，彼欲乘机解决满蒙之心毕露”，前番济南事件只是试探，至此才图穷匕见，那就是阻止国民革命军力量进入东北。 北京政府答复日方称，断难承认日本人所称“适当有效处置”，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并称自负保护外侨之责，希望日本鉴于济案，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之处置。国民政府由上海交涉员交付日总领事的答复中，也表示，这是以武力干涉中国内政，违背国际公法，“万难承认”。称南方此次用兵，为谋统一，只要奉军及时觉悟，则军事进行自可适可而止。面对日方意欲染指领土的野心，南北双方的态度倒是出奇一致。
经国民政府外交部迭次与日本外务大臣交涉，日方也放出话来，须顾双方面子，今后日军决不致“兴奋”，田中内阁还拟派遣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松井石根来华向军方疏解。形势渐转，蒋的态度渐趋强硬，此时他亟需抛开原来的对日策略，换言之，他要抛开黄郛了。
此时的黄郛，正准备偕张静江再往前方。后方部署既妥，北伐告成有望，统一后，更为繁重的外交事务还在前头等着他，这一切都有待他与“三弟”细商。但革命已不需要他再往前方了，革命现在要求他的是作出牺牲。五月二十日，“三弟”从前方来电，要他专任外交委员会主席，外交部长一职，交由王正廷担任。
据与张静江、谭延闿关系密切的张嘉璈披露，蒋说服元老们的理由是，日本外交业已绝望，必须接近欧美，王正廷与欧美素洽，与日本亦接近，正是不二人选。
黄郛不是恋栈不去的人，随即致电政府，“受命三月，无补时艰，乃外交正切进行，而情志终难曲达”，要求辞去本兼各职，“谨避贤路”。
蒋致电黄郛称，“兄辞外长本职，对内对外，皆足表示态度，不可再辞兼职，以免外人猜测。”谭延闿也提出挽留。黄郛告诉谭：“事理人情，余勇已两无可鼓，且去职既系应前线意旨之求，再来又何能收内外相维之效！”要求“迅选贤能，立予接替”。
王正廷也给黄郛发了电报，引用黄过去所说“我辈视同一体，应为互助”，要黄郛屈就外交委员会主席一职。黄郛拒绝了。同月，再次致电，请黄郛出任驻德大使，他干脆连信都不回了。
延至一九二九年三月，经王正廷与日本公使芳泽签约，济案方告解决。而此时，黄郛已经隐居莫干山快一年了。
庾村不是村，是莫干山下的一个小镇。庾村的得名，跟老杜“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里点赞过的那个庾信大有干系，南北朝时，这块地方，包括现在的整个德清县域，都是庾氏一族封地。黄郛来到庾村时，镇上已没有一户庾姓的人了。南朝入北朝后，庾信把全家迁到了江陵，自那以后，只有山上的墓舍和石翁仲记得这户曾经的贵族了。
去莫干山最惯常的是走水路——坐船从京杭运河过塘栖，再经武康镇，由避暑湾上岸至三桥埠，再雇一顶轿走不了多少路就可以到达山下的庾村。等到上海与杭州的火车通了之后，又多了个选择，坐火车到杭州，再坐夜航船到三桥埠，再陆行到庾村。从杭州拱宸桥到三桥埠，每天都有对开的小火轮，杭州人上莫干山，尤其是上了年纪的，都喜欢坐小火轮。黄郛上山的一九二八年春天，庾村刚通公路，镇口的莫干山车站也刚刚落成不久。
没有解释，也没有声张，接到“三弟”电报，黄郛二话不说就递上了辞呈。政府的元老们自是着意挽留，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只说去意已决。生当一九二〇年代末的中国，舆图未全，山河依旧破碎，他明白了自己的宿命，就是来做一份牺牲。
还是妻子沈亦云看得明白，丈夫这是代人受过，而民初政坛，世道人心之无常，也是这个女人看得明白： “文人喜谈兵，武人好论政，是当时一畸形现状，而以前者尤甚。有人言两部小说，支配当时南北人情：袁氏熟读《三国演义》，尽纵横捭阖之能；革命党有《水浒传》气息，患难时共生死，一隔膜即起疑心。”
落职居家没几天，好友徐青甫从杭州来，邀请他们夫妇去杭小住。黄郛夫妇带着简单的行李就一同去了，住在龙兴路徐宅。徐青甫虽是宁波镇海人，却是个老杭州，从过政，经过商，读书也多，日夜陪着黄郛，逗闷解乏。省政府代主席蒋伯诚，特意安排了游富阳的船只。沈亦云的好友郑仲完老家是青田，稍熟浙东山水，特意和丈夫一起从上海过来相陪。他们陪着黄郛夫妇，溯钱塘江而上，看了子陵钓台，一周后返回杭州。念着“子陵有钓台，光武无寸土”的旧句，徘徊不知向何处去，总之不想回上海，忽然忆起去年冬天曾到莫干山住过几日，虽然冷清，山色却绝佳，当时曾戏言终老山间读书为乐，却不想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
六月初，一行人到了山下小镇庾村。旅游旺季即将到来，山上旅馆已开。每日有从杭州拱宸桥开往三桥埠的小轮，约三小时可到，从三桥埠坐藤轿上山，约一个半小时。山上有铁路旅馆，颇清净，伙食亦可口。黄郛向来爱山有癖，与妻子商量着在山上借一空屋，在此作居家打算。沈亦云喜逐水而居，却也答应了他。
因排外风潮甚烈，这年初夏，西人业主都没上山，待出售的空屋很多。从铁路旅馆卧室远望的一面，一堆树林中有一所屋，每日望见，甚为合意，跑上门一看，编号509号，卧室和起居室都极宽大，还有储物间，有宽敞的阳台，打听到业主琼斯，是个英国人，已死，房东太太在上海，黄郛恨不得早日购将进来，于是他自己留在山上，太太回上海联系业主议价。这个夏天他是无论如何都决计要让全家搬到山里住了。
沈亦云下山之日，适逢大雨，一到上海她就做了两件雨衣，预备着日后和丈夫游山时可同穿。到她带着女佣陈妈和六岁大的女儿黄熙治返山之日，天又下起了大雨。火车到杭州，再坐小火轮，原定到三桥埠下午四点，雨途耽搁，晚上八点才到。黄郛借了雨具，下山来接妻女，看到雨幕中钻出抱着女儿的妻子来，衣衫尽湿，真如分隔了几个世纪一般。于是冒雨连夜上山。雨水已经漫得满溪满谷，好几处，轿夫们都要涉水而过，他们摘下巨大的树叶遮挡手提灯笼，好照清前面的路，赶到旅馆都已午夜十二时，女儿在怀里都已熟睡好久了。
次日一早，女儿醒来，见山头屋宇，都在眼下，惊呼出声，以为与天已近。
很快他們购入了这间屋。夫妻俩积蓄不多，多赖北伐前在天津时，南方的有产阶级都往北方跑，炒高了京津地价，他们手头才挣下一笔钱。琼斯先生的这处旧屋，原有名叫春园，因他种有许多枫树，入春满园红叶。黄郛夫妇入住时，这些枫树大者身高，小的仅二三尺。室内家俱皆现成，床榻碗盏俱备，两人都喜简朴，乐得现成，用的都是琼斯家旧物。其他需添置的铺陈，包括器皿的颜色，亦都尚素雅。卧室一分为二，前半间作书房，后半间放床。夫妻俩商量给这屋子取个什么名字好，两人脱口而出，就叫白云山馆吧。莫干之名，得自于春秋时期的夫妻铸剑大师干将、莫邪，“白云”从他们名字中各取一字（黄郛字膺白），又寓不离不弃、相濡以沫之意。 绰号“菩萨”的李晓垣是白云山馆的常客。此人是个大孝子，又精研佛学，一来就大谈性理，说什么吾人处世数十年，不过如空中鸟迹，若有若无，又说学佛为当下根本问题，此外一切世事，虽轰轰烈烈，不过如梦幻泡影，转眼皆空。在他影响下，黄郛渐渐也看起了佛学书籍，以作困顿中的排解。他们一家住天津时，方外友人太虚法师时常上门，解说四十二章经，有此基础，黄郛读起佛学书籍，竟也颇有心得。某次，听说大愚法师（太虚之徒）在上海传密宗心法，遂乘回沪之际与夫人从之学。黄郛对妻子说，任何宗教都是双轨的，以佛法言，一条是上求菩提，一条是普渡众生，现在学佛，不求是自求解脱，实不过是最初级的，佛家所说的“自了汉”罢了。
他们倒情愿长年不下山，可是山上无出产，吃的用的都要从山下三埠桥肩挑而至，冰雪载途之日，挑夫不能按时前来，佣人陈妈也会岁晚思归，冬天的三四个月，是没办法在山上过的。每年下雪了回上海，清明扫墓后上山，一年里有七八个月，都在山上。沈亦云自己编了教材，教女儿读书，也不算太无聊。熙治放了学，就跟着父亲去“跑山”。父女俩健步如飞，她跟不上，只在窗口远远看。朋友来访，初到时逢清爽的好天，都羡他们山居之乐，过不了几日，满山升起云雾，都受不了寂寞，匆匆欲返。莫干山作为沪杭瞩目的避暑胜地，一年中也就盛夏时节人多，过了七八两月，大多是空山不见人的。有时暴雨冲垮了山路，山下的食品送不上来，只好靠存粮度日。外人心羡他乱世中觅得这一别业，日常里日子的拮据，也只有自己知道。
山居之日，黄郛起身极早，围着最高峰塔山跑一大圈，习拳习剑，再吃早餐。他有胃病，只有勤加调摄。妻子带女儿上楼读书，他也进书房。偶尔凑成几句打油诗，就让女儿当信差，上下走送。“东山频添舍利座，春园卖作维摩室”“更年年携手白云中，尊天爵”，这些传上传下的纸条，是写实，也是贫贱日子里的一点乐趣。
跑山之外，他最喜欢的是园艺，修剪庭院里的树枝。那个园子，用他的说法是门外千竿竹、园心一片松，总被他修得十分整齐。园艺之外，他对建筑也投入了无穷热情。妻子最头大的是，家里忽然涌进一群做包工的工匠们，因为这意味着她丈夫要把哪一间的房顶掀掉，或者要把某一处的行道重新设计，这真是既烦且乱。可是建筑几乎成了这个男人的娱乐，他沉浸在这些自造的烦和乱里，沉浸在一大堆木料和石方中，乐此不疲。他最得意的手笔，是把楼梯做成了壁橱，有三个方向分七个门，分别安放碗盏、报纸、雨具、煤油灯、蜡烛台等，事毕，他像完成了一个大工程般，叫妻女都来参观他的发明。
静心还有一法，是临帖。各据一张桌子，一个写隶书，一个临魏碑，可是夫妻俩都没专门学过书，先前的人生也尽是行动，而非静观，再用功也来不及。看到康有为论书，有“我心有神，我手有鬼”句，心下懔然，发了誓要一笔一画好好写，各种碑帖也都下山买了来，但总是长进不大，就像沈亦云自嘲的，我岂只手里有鬼，心亦然。但写了一时字后，手虽依然故我，心境却有了大变。那就是认清了人生在世，都在因势利导，大势运焉，蒸蒸日上，势一消顿，惟有伏低伏小。
南方节气，一过四月，遍山始花，山上杜鹃花尤盛。亦云知二妹性仁是个爱花人，亦爱昆曲，就用《牡丹亭》中的曲语发去一信，约她上山看花：“此地遍青山啼红了杜鹃。”性仁回信说，她到南京邀了三妹性元一道来，先回嘉兴老家扫墓，再上山赏花。清明时节，性仁、性元在山上盘桓整十日，临走添了不少大筐小包，里面都是山中的野兰花、野杜鹃，还相约明年再来。
春季花开，或秋季稻熟时节，是一家顶开心的日子。他们坐轿游山，从这村走到那村，有时借农家一席地，吃自带的干粮，或做一锅饭慰劳轿夫。山路崎岖，轿夫走得喘气，黄郛就下轿自己行走。日后，他们办起莫干山小学，这些农家和轿夫们，又成了学生家长，他们还时常会在学校的饭厅碰到。惟当黄郛下轿行走，在后面的妻子看着心疼，日后忆及，有说“膺白惯走崎岖的路，像他在世时的命运”。
浙西有丝茶之利，本称富裕，可是莫干山所在的武康县，是浙江的一个三等县，却民生凋敝。往常黄郛一家游山，所遇着的乡村老小，大多不读书。村人知识之幼稚、身体之羸弱、谋生之困顿，常令黄郛忧形于色。第二年清明，一家子从上海回莫干山，途中见农村破败情形，黄郛又愀然不乐，他跟妻子提起一件往事，民十四那年，他们在北京香山，参加熊希龄开办的慈幼院，当时他们都念着院中那些孤儿，将来在社会上如何成家立业。黄郛七岁丧父，说到此节，犹自眼角发红。他对妻子说，乡村为国家之本，而如此鄉村与人民，又何以建设现代国家？
选定庾村实施农村改进的事，就是在进山路上谈妥了的。之所以选中这个镇子，是因为黄郛认为，这个小镇，正是中国农村崩溃之典型，他要从这改进中得出一份国家建设的经验。
于是议定先从兴办学堂入手，以耕读并重，普及国民常识，通过自教、自养、自治、自卫，解决生计，养成农人勤俭忠慎之习性。沈亦云说，一切宗旨你定，你若有空办，我决不插嘴，你无暇，需要我时，我决不推卸就是。日后，黄郛去世，沈亦云又在山上断续住了十余年，夫妻俩在莫干山的事业，经黄郛之手完成的约占四分之一，四分之三强，都是她去做了。
学校先是借用莫干坞的一处庵堂，叫白云庵，后来借用汪家村的一处民居为教室，开垦荒地作运动场，待到黄郛亲自画定图样建起新校舍，这里还挂起了另一块牌子“莫干山农村改进会”，作了他们推进整个乡村建设的中心。刚开始决定办这所小学时，有朋友笑称，以君之力，何不办一所大学？故人岂不乐成之？黄郛答，此我个人之心也，当以个人之力偿之，办小学则我力所能及，不烦朋友也。
小学之外，农民夜校、农民教育馆也开办了起来。优良的蚕种和麦种推广了下去，“金陵廿六号”麦种收效尤佳。农人无钱买新种，用旧种来换也行。近年建筑繁兴，好树几被砍尽，改进会牵头，种下去三万余株松杉树苗，复又遍植桐树。开办信用合作社，办理向农人放款、储蓄等业务。设调解委员会、户口保甲组织，立山林公约，警卫、卫生、消防各项事业也都一一开张，以学校为中心发动农村改进的做法，还推广到了邻近乡村。一时间，山上山下，说起509号屋主人，或“黄部先生”，莫有不知。 本来只想来进山静居一段时间，待心绪平复，还是要出来做事。却没想到，夫妻俩竟与莫干山结了如许深缘。待到几年后日军进犯华北，黄郛再次受命，担纲与日外交，焦头烂额，无济于事之际，这山上事业，竟成了他一个安慰。多年后，沈亦云回忆说，当时，朋友看她跟在丈夫后面，一心一意为山上事情忙，问她是不是急急要了一件什么事？她答，膺白种种劳而无功，身体日渐消瘦，心情也愈发郁懑，深恐来日不长，让他在山上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小事，庶几可以尽情满足他报答社会的一个愿望，或在心里得著些许的安慰罢。
几株老树掩映下的进山路，有时会响起政要们的脚步声。先是各部长官，再是先前的部属。他们对黄郛夫妇筑室山顶，把这白云深处作为偕隐之所，口上艳羡，心下都大不以为然，苦劝老长官还是回到政坛。但黄郛素少主动与他们联络，在他看来，私交虽厚，分际应设，隔院看花不可攀，既然离开了，不该说的话就绝不再说。
惟有写给共涉此案的老友张群的一封信中，他才略吐心曲，略述自己不出的原因，说办理济案所受刺激，“公私两项皆为生平未有之伤心事”，“此一段内外交迫之伤心史，实令我没齿不能忘”。
尽管他从没站到前台去说什么，“投鼠忌器”，一意维护蒋的面子，但其内心遭受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气滞于中，肝火愈旺，虽在山中勤加调摄，却挡不住人形渐瘦，最后也正是肝癌使他在五十七岁的壮龄撒手人寰。
冬日下山，开春上山，到杭州探访亲友，游游西湖，回了上海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所有迎送都是拒绝的。但还是挡不住衮衮诸公，以各式各样的理由找上门来。第一年山居，回上海度岁，宋子文、陈果夫先后找来，三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都是来问计于他。到了三月，政府与桂系交恶，亲桂的上海市长张定璠去职，蒋欲让黄郛重回上海任市长，再三派人及来电相劝，不就，推荐了张群继任。自清明节起，发愿在莫干山实施乡村改进计划，更形忙碌，种树、选蚕种、办学校，每一件都事必躬亲。五月间，蒋冯翻脸，南京欲发兵讨伐，他也未置一词，只是一味的疏远着当局。
只有一件整治淮河的事，他虽推辞不就，却是极力赞成的。北伐告成，国民政府召开军队编遣会议后，蒋介石欲把遣散的士兵集中去整治淮河，特成立了导淮委员会，蒋自任委员长，欲让黄郛出任副委员长，主持其事。黄郛告诉为此事上门的水利专家李仪祉，淮水易治，人心难治，真专家不多，半专家太多，水是活物，局部形势变更，全部均有变化，不能执于一说。难易之说，说的是水利，也是人心，可谓针针见血。
六月，导淮委员会在南京成立，蒋迭次来电促他下山，中有“为三十年友谊勿却”之语，他的答复倒也干脆明了，“欲保三十年友谊于不敝，故不必共事也”。字里行间，依然意绪难平。但他还是答应，会下山参加该委员会的成立仪式。
说是要收拾人心，一心建设，但党内派系林立，昔日同志又将大打出手，黄郛顾此情景，忧端聚心，却又无从说起。这年秋天，他和妻子一起坐了一小时车去吴兴，祭扫结拜大哥陈其美墓。回思光复上海历历往事，黄郛怆然不能已，革命革命，革到如今，已是太多的牺牲，革命固然不免牺牲，只是你杀我，我杀你，这牺牲实在是太过了，太无必要了。
到了隆冬，好友徐青甫陪同他们夫妻，往游绍兴大禹陵。预备在百官镇坐船回杭时，怎么也找不着黄郛了。同游者忽然记起，这附近有个舜庙，边上一个书院，就是黄郛幼年读书处。一众人找去，果然寻着了他，踟蹰于残墙下，面色惆怅。自少年离家，这个游子，南北闯荡，不履故土已忽忽四十年矣。
此时离他生命的终点，还有七年。
三、北上
结缡之初，黄郛与亦云同游镇江焦山，曾经有约，日后，亦云要为黄郛写一篇传文。黄郛去世十年后，沈亦云写《黄膺白先生家传》，忆及这节往事，还是为当年一语成谶痛切莫名。
山居三年后，夫妇俩已习惯了春夏居山、上海过冬的生活。黄郛是个没多少嗜好的人，居家恂恂，除卷烟外，只是喜山，喜静，喜阅读，喜建筑，当初选择安身莫干山，本为无心之举，莫干山并非什么名胜，只不过山上有很多现成的外国人留下的房子，且距离杭州、上海、南京都近，有事外出也方便。宋人说“我观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观我应如是”，在黄郛心目中，贤惠的妻子、渐渐懂事的女儿，再加白云青山，正所谓“知我者，二三子”。
看起来已国家统一，河晏海清，但黄郛心中时有隐忧，政府是这样一个先天弱势的政府，地方总与中央不能齐心，反蒋暗潮汹涌，和平还远没有降临。一九三〇年三月，中原大战爆发前，国民政府议决改组江苏省政府，钮永建辞去省主席职，拟请黄郛主苏。蒋介石命钱昌照到上海，找黄郛征求同意。钱昌照是亦云三妹性元的丈夫，蒋介石请二兄的这个连襟来做工作，也算是煞费苦心。但黄郛仍坚辞不出。这几年在李晓垣影响下出入佛理，对世事还真看淡了许多，前人管仲、诸葛，因祸以为福，转败以为功，他相信自己同样可以以退为进。此后，他下山的次数明显增多了。
三月中旬，中原战事正式开端，先前的革命同志，再次大打出手。此次大战，实是中国内战中最伤元气的一次，以至战后有人说，如无此战，中国还拿得出几支能战的军队，何至于在后来日本侵略东北时束手无策？当蒋阎冯拼命大战之际，有人请黄郛下山奔走调停。内战是他最反感的，而这次交战双方都是他交往很深的朋友，黄郛“痛苦到说不出”，他估量情形，无能为力，没有下山。
此时的黄郛，把结束乱象的期望寄托在军头们的自我觉悟，良心的自我发现上，实是难见出路之际的无可奈何之想。然而，他开出的“慈悲与平静”这两剂药，又怎能救时下糜烂之中国？中原的战事愈演愈烈，等到十月，战事初歇，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报告中说，此次大战，“中央军死伤九万五千人，敌军约十五万人，此种重大牺牲，无论为敌为我，总是中华民国之国民”。伤亡折耗的，皆是中华民国之元气，身为国家元首，语极沉痛，却已不过是马后炮。
在黄郛此时看来，天下搞得这么混乱，实起于人心之乱，那些玩弄政治于股掌之上的要人们，心中何尝有黎民百姓，而只是“魔语多，佛音少”。而抱有各种政治目的的小人奔走其间，更致局面不可收拾。虽忧心时局，与政府不再如三年前离职时那般刻意保持距离，但他从未存重新入局之念。“九·一八”后，日本对中国领土的觊觎，又把他推到了对日交涉的前台。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深夜十时许，日本关东军第二师团（即门多师团）借口柳条湖事件进攻北大营， 事发次日，黄郛正在莫干山上等张群的一个电报。好友李晓垣母亲在武昌病危，他托张群在上海为李代购赴南京的车票，张群电报到时，黄郛还以为车票的事有了着落，待亦云译出电稿，夫妇览毕，相对惶急，忧愤之状，真是欲哭无泪。一直担心着的事，终于发生了。
发生了如此石破天惊的事，山中无人可以讨论，是夜，黄郛彷徨无主，欲提灯走访省主席张静江，張静江却去了上海。这一夜，黄郛辗转不得寐，亦云也是毫无睡意。
那几日的莫干山，一些相熟或不甚相熟的朋友，都来找黄郛谈这件大事，一谈则不胜忧愤。在张静江和张群力请下，黄郛夫妇回到上海。此时的上海，已被仇日的汹汹怒潮裹拥，国难临头，大家都不再沉默，开会议论，通电主张，指摘政治，捐款援助东北义勇军。学生们要去南京请愿，被阻在火车站，公安局处置失当，约三千名愤怒的学生包围了市政府，把市长张群围在了里面。黄郛一回上海，就赶去劝说学生，市政府大门外人潮汹涌，他站了两个多小时也未能进去。
全国舆论一片指责声中，再加两广势力逼迫，蒋介石不得不于年底下野了。这是他继一九二八年夏天后的第二次黯然去职。南京政府改组，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就在这时，冯玉祥来到了上海。穿着蓝布袄裤，模样像一个农民的冯玉祥于元旦次日来拜年，一见黄郛就说：“都是您老不在京之故，您如在京，蒋先生有误会，可代解释几句，我冯玉祥不对，您亦可责备，何止双方被人挑拨，酿成内战，耗此国力，以致无以应敌！”话说得很漂亮，却没看到女主人的脸色已很难看。
冯玉祥在上海时就借住在祁齐路（今岳阳路）四十四号黄郛家。黄家有两间客厅，一间给了冯玉祥用。冯玉祥想去溪口看蒋介石，电报打去，蒋的哥哥蒋介卿回电说他兄弟出门游山去了，明显是拒绝的意思。恰好蒋介石来电，邀黄郛在杭州见面，大家同处一屋，搞得黄郛很难措辞，冯玉祥也满心狐疑。女主人出来打圆场说，膺白的大哥病了，须往杭州探视。冯玉祥将信将疑。
黄郛到杭州见他三弟。在西湖边蒋介石的住宅澄庐，两人密谈两个多小时，黄郛对于外交、内政、财政等问题，都一一向蒋谈了自己的意见。 第二天一早，杭州公安局长何云又把黄郛接至澄庐，陪同蒋介石吃早茶时，黄郛又对当下应取之态度作了建言，并特意提醒要留心新人才。早茶毕，宋子文也到了。三人登上宋子文新购的一艘美国皮船，同至楼外楼饭店。舟中，蒋介石颇多感慨，说局势很可能又要回到民国十三年以前各方割据之状，黄郛说，目下的情势从外交和财政来看，可能比民十三以前更加危急。
这次西湖会面十余天后，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闸北，与陈铭枢、蔡廷锴的十九路军激烈交火，“一·二八”淞沪抗战正式爆发。东北事件以来，中国军队终于发出了忍耐已久的还击，举国民气为之一振。是夜，黄郛祈齐路寓所的电话响了一整夜，夫妻俩轮班睡觉，喉咙讲得几乎起火。次日，蒋介石复出任国民政府军委委员，布置对日交涉和抵抗，国民政府发布迁都洛阳宣言，以示绝不屈服。战事进行到三月初，日军于浏河登陆攻击我军侧背，十九路军和中央第五军被迫撤退至第二防线。当浏河被日军攻占的消息传来，黄郛痛心疾首道：浏河宜注意，予说过十余次。为前线将领的疏忽痛惜万分。
最后在国联调停下，交战双方停火、撤军，恢复到事变之前状态。随后几个月的中日谈判阶段，中方出面的虽是外交部次长郭泰祺，但重归中枢的蒋介石还是非常重视黄郛的意见，对之多有征询。
淞沪战事爆发前，黄郛痛感“社会堕落、国事艰危”，意识到国家各项事业当从“建设”着手，他与经常到他家来的张嘉璈、张镕西、黄炎培等人筹备发起了一个“新中国建设学会”，时常讨论至深夜，总以为结社研究国家的问题，厘清思路，也算是为国分忧。其时，国府对建设问题也日渐引起重视，专门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即后来的资源委员会）。但随后长城战起，北方事日紧，黄郛受命北行，建设学会的事也就搁置了下来。
一九三三年的元旦，黄郛和妻子是在莫干山度过的。隆冬之际，山上偶尔飘雪，气候寒冷，这个时节归山，迥异他们这几年的出处习惯，却是有事不得不来，因为投注他们大量心血的庾村小学新校舍终告落成了。与学生、工友相处一日，黄郛心境大好，亲书了“勤俭忠慎”校训一幅，还审定了校歌歌词。
就在这一夜，山海关外战事又起。
两天后，黄郛夫妇自莫干山赴杭州小憩，与从奉化到杭的蒋介石碰面。是日傍晚六时许，前线战报传来，日军趁夜登城，后又出动空军，一日一夜间，攻陷山海关和临榆县城，我守军一营将士全部殉难。
黄郛正是在此危急之际受命北上的。正式的职衔是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简称政整会）委员长。国民政府发布的明令里，这个委员会辖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北平、青岛二市。黄郛的任务，是与刚刚接替张学良出任北平军分会主任的何应钦一起，主持对日谈判，争取“局部的华北停战”。
在正式决定前往北平前，黄郛应行政院长汪精卫之邀请，去南京面谈过一次。又架不住蒋介石从江西前线来电，称自己为“举世处境最艰苦者”，在张群陪同下乘坐江天轮去了一趟南昌。四月底，正是北方南天门战事最为剧烈之际，黄郛在南昌百花洲与蒋晤面。此时江西的军事行动也在激烈进行中。内忧外患，交相煎逼，黄郛思忖，三弟说自己是天下最苦人，倒也不算夸大。蒋、汪都期望他能去华北支撑危局，他开始托词闲散已久，殊不欲再肩巨任，心中交战数日后，终以公私情谊，两不容辞，正式受命了。
在与《大晚报》记者、作家曾朴的儿子曾虚白的一次谈话中，黄郛说，为个人计，我年纪这样一把，说求名吧，早做过几任部长，再做一次委员长也不见得增加多少光荣，说求利吧，我现在已薄有资产，尚无子息，平日除了吃几支雪茄外，别无一点嗜好，又何苦再要许多钱。又说，虽视做官为畏途，但国难当头，身为公民，他又不能不为国事而负责任，目下的自己就处在一个不愿做而不得不做的夹缝中，痛受煎熬。 朋友们都认为这是一桩吃力不讨好的活，赤手空拳，单身北上，万一再背黑锅，实在是太划不来了。黄郛自嘲说，若不是日本人肇此大祸，蒋先生口袋里不小心漏了一个洞，将他这一颗棋子不小心漏了出去，他是不想再上棋盘的。顾眼下情形，举国汹汹，情智激越，既不能战，又不能和，只有置一切褒贬毁誉于不顾。亦云见丈夫一反常态地固执，强扶病体要北上，也只得说：他这次是好汉低头，我则不得已而弱妇亦强。
因黄郛曾与她说：“勿以为我们可在山中做事外逸民，国家垮下来，将无山可入，不必努力，他日必悔，尽最后之力，则心安无怨。”
五月十七日，黄郛奉命抵北平。这一趟行程颇不顺利，先是火车在沪宁路几遭脱轨之厄。再是过天津西站时，有人向车厢投掷炸弹，意在阻其出任，幸亏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在前一站唐官屯接他下车，去了省署，总算有惊无险。
此时南京政府的对日态度，因长城抗战的失败，已然一个U形转弯，不抵抗主义重又抬头，说是边打边谈，但谁都看得出来，打毫无希望，只有通过交涉签订城下之盟，方能保得平津暂时安全。眼下平津周边战事方烈，北路牛栏山，东路通州，都在节节抵抗，那也是为了争得舆论注目，为停战谈判攒够筹码。黄郛抵平的当日，参加军分会会议，此时前线已将不支，在日军凌厉攻势下，防线分分钟可能垮塌。宋哲元将军在会上发牢骚，说他的兵在喜峰口时如虎，退时如狗，此时已像绵羊一般，驱之不动。可见士气一失，那些兵手上的长枪，竟已连烧火棍都不如。
黄郛在北平的临时居所是中南海瀛台之北的丰泽园，住过三晚后，大家都纷纷在作弃城的打算。黄郛吩咐几个随从，也打点行李，随时准备出城。一个叫张寓锋的随从记述说，事情的转机发生在这天夜间。七时许，黄郛外出，约十二时，有电话来找黄郛，正要告以不在家，忽闻脚步声响，黄郛回来了，电话里有一人说，勿带一人，速至某处。“公返身即出，至次晨六时归来，精神极疲，面含苦笑曰：可不走了。”他是连夜与日本人谈判去了。
国防会议议决的最后底线是，不承认满洲国，不割让东四省。5月31日，《塘沽停战协定》签订，中方撤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香河以西以南地区，日军飞机可随时监督，日方撤归长城之线，平津总算又苟安了。此前数日，黄郛有专电致蒋介石，详述对日谈判经过，此时的他，已语带激愤：“弟既强我以肩此重任，弟必给我以同等信用。兄山居六载，虽不敢谓已达悲智双休之域，然自信悲愿决不致卖国，智慧决不致误国……希望今后彼此真实的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
都说日本人量窄，然而党人气量之窄，或更有过之。南京某要员评价停战协定说：“卖国何必请他，我们自己会办。”就连亦云的妹妹性仁、妹夫陶孟和也都不能理解黄郛，认为他实在太过软弱。在與大姐的争论中，他们指责“大姐平日颇能规过，此次甚偏袒姐丈”。
倒是胡适遥体情势，在《独立评论》上为黄郛的外交努力说了几句公道话。我国的政治中心虽已南迁，但北平作为文化、学术和教育中心的地位绝不能就此完结，平津绝不能失，一旦这个中心被摧毁，那么日后北方的文化事业，“恐怕只有全盘让给日本外务省的东方文化事业部来包办了！”此次华北停战，虽不能使敌人将东四省退出一尺一寸，至少使他们不得在东四省之外多占一尺一寸的土地。
面对国人唾骂、家人责难，黄郛深感伤心，在发给蒋介石的电稿中不时有“彻夜周旋”“心酸胆裂”、“泪内流”等语。蒋介石说是让他去“跳火坑”，他把自己比喻为一个“拆火巷”的人：“日军进逼，正像房屋密集的市区遭遇了大火，无论你有怎样精良完备的消防器材和怎样勇敢熟练的消防人员，惟一救急的办法只有拆毁快要烧到的房屋，打出一条空巷，不让火源再蔓延过来。”
八月初，战区接收工作告一段落，黄郛和随后赶来的夫人亦云一同离开北平，亦云自津浦路南下返沪，他则经平汉路赴汉转赣，去庐山牯岭向蒋介石汇报华北军政及战区接收情形。亦云见他焦头烂额，神情疲惫，分别时劝他尽早向军委会和行政院辞职，他说烽火甫停，接收尚只初步，祸根尚多，责有未尽，路尚走得一步，此时不是辞职的时候。适值庐山军官训练团二期开班，黄郛到了庐山后还应邀就华北军情作了一场讲演。事毕，即赴南京向行政院报告，再回上海。
在上海朋友们的眼里，北方两月余的煎熬，已让黄郛的身形愈发消瘦，与刚下山时判若二人。“新中国建设学会”的同仁们安排了一场欢迎会。中日签订停战协定一事，坊间议论纷纷，到底真相如何，是人人关心的，他们想请黄郛讲讲在北平与日本人交涉的经过。
黄郛欣然答应道，自去年六月十九日建设学会成立以后，每星期必与诸君见面，讨论中国之出路问题，乃突然受命赴北平，与诸位已数月不见了，此次华北停战协定成立，外间揣测甚多，也甚愿把当时经过情形，与诸君一一说道。
“予对国家执着太深，故忘记自己，不顾目前及身后之名誉，故敢单枪匹马，一无准备以赴之。”黄郛说，他刚到北平，遇见英国大使蓝浦森，大使先生问他，这次带了多少人来？他答，秘书四人，译电员一人，仆役一人，连自己总共七人。蓝浦森惊呼，你的胆子也太大了！他答：正因为人少，所以胆子大，不顾一切来了。
他打比方说，夏日须风扇，冬天须生火炉，开风扇时须开风扇，生火炉时须生火炉，在国家利害之下，须牺牲个人政见，抗日必须多加生产，充实国力，在后方者，尤须做好长期抵抗之准备。今后中国之出路，他认为就在“求己”二字，“既往必须各具责已之心，以后尤须同抱求己之志”。他批评自民国元年以来，曾经当政之各派，以及近七年来之国民党，非甲责备乙，即乙责备丙，从未先行责己。这人类固有的劣根性，就好比人生了两只眼睛，却都是只向外看，从来没有两只眼睛向内自省。
他说，在北平最失望的，是危险迫急之时，东西长安街几无人影，及事情平静以后，上自军政部属，下至书记录事，又一个个钻出地表来，以事相求，请托，希望待遇优，责任轻，这般风气，还与先前一般无异。“危险之际，日本人脸色难看，平静后，中国人脸色更难看”。现河北省已为暂时之边疆，前陆地，后河流，长城线、北宁线如蟹之两螯，随时可以出事变，华北人民虽已受相当教训，而于公共建设，仍无意设施，凡事敷衍因循，暂时对付，他实为之心忧！佛家说无有得失，他也只能“行我心之所安耳”！ 正好宋子文赴美棉麦借款归来，抵达上海，黄郛和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财务部主任王克敏即与之晤面，商议华北财政问题。他本来还想在上海多留些日子，然而华北一直不太平，中央视他和何应钦为华北安全的两大“柱石”，多次促他火速赶去救场。
十月二日，黄郛自上海抵南京，随即转车北上。途经泰安时，与冯玉祥见了一面。冯是塘沽协定的坚决反对者，曾通电政府取消，否则将自率十万疲乏之师规复东四省。他与旧部方振武、吉鸿昌等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自任总司令，几个月前一举收复多伦等四县，失败后正隐居泰山五贤寺。黄郛向冯玉祥吐露心中委屈，说自己主持塘沽停战交涉，安定华北，本希望国人知耻雪耻，孰料国人并不了解，毫无觉悟，还对自己多有责难，真是痛心。冯玉祥深有同感，说现在的国难，虽是外侮，说穿了还是国人自招，他在察哈尔抗日，并不是操有必胜之券，譬如为人子者，明知父母已病入膏肓，但不能不请医生，现在社会只有利害，无有是非，思之真是一件极可怕的事，精诚团结确实必要，可说你我同心。
此时的黄郛，实已陷入了一个三明治式的困境，上下挤压，上面是政府，下面是民众，上下他都不能得罪，本想着临危受命，功成身退，却已是湿手抓面粉，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即便毁了一世清誉，也落不得一个好了。与朋友谈及他来北平后的尴尬情形，消极怕影响大局，积极又为事实所不许，蒋介石被江西剿共牵去精力，中央对日又没有一定之方针，他跋前踬后，动辄得咎，怕是很难全身而退了。
钱昌照对黄郛当日困境知悉甚深，晚年在回忆录里说，《塘沽协定》表面上是何应钦和日本签的，实际上是黄郛受命蒋介石主持交涉的。由此国人集中攻击黄郛，公认他为亲日投降派，至今几乎已成定论。钱昌照说，他读到黄夫人沈亦云僑居美国后出版的《亦云回忆》一书，书中有蒋介石亲笔写给黄的书信，也有黄复信和请示的电报底稿六七十件，均由原件影印附入，他读罢“喟然叹息”。说黄郛“一心帮助盟兄弟，稳定南京政权，出使北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代人受过，不惜毁了自己的名节”。
在沈亦云眼里，她的丈夫是从不忽友忽敌、朝三暮四的一个人，也是那个特殊时期中，“政府可以相信，敌人可以接受，惶惶不定者可与相安的一个人”。他的为人，就像他“膺白”的字，膺者，胸膺，白者，坦白。胸怀坦荡，用之则行，行无所顾瞻，舍之则藏，藏无所悔尤，拿得起，放得下，从来都是独来独往一个人，不与政客沆瀣一气，也不盲从群众或团体，虽没有什么特别的本领，但他爱国，爱朋友，爱爱国的朋友，也希望大家以爱国为第一。此次受命北上，实是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一段惨痛之事，多年以后，已入老境的沈亦云在美国写回忆录，看到当年保存下来的电文原稿，还自泫然欲泣，总觉得时代亏欠了他，自己也是亏欠了这个苦心人的。
“我在这段时期，出入于前台观众与后台执事之间，有时站在国民立场，忍不住喝倒彩，向演员抗议，亦有时知剧情紧张，不如此则如何，亦向演员作同情和慰藉。死而后已一句话，真的看见了。”
高调者以爱国名义，爱国仅是一个幌子，像黄郛这样的真爱国者，折冲樽俎，力有未逮，倒是要受尽委屈。
四、澈悟
一九三四年暮春，黄郛准备返回上海诊治鼻疾。行前，和夫人游颐和园，那一日天气甚好，他们在湖滨柳堤上走着，见空中有许多飞虫，夫人说，这都是朝生暮死的蜉蝣呀。黄郛驻步，似有所感，说，人要做事，应该多活一些年纪才好，一个人能做事业的时候，是在五六十岁开始呢。此时意态，尚称从容。
回到上海，心情反而大起大落。某日，他的寓所竟被不明身份者扔了一颗炸弹，幸未爆炸，也把家人吓得够呛。接着又收到恐吓信。炸弹的外壳上有鲁省制造字样，信是书写在上海随处可见的上等洋纸上，从留下的蛛丝马迹可知，扔炸弹和寄恐吓信的，都是愤其对日妥协的爱国青年。
蒋介石来电慰问，严令公安局彻查，黄郛说，青年学生情绪激越，也是政府态度暧昧所致，此事还是不追究为好。报界的狗仔队经常聚集在他家门口，伺察行动，逼得他发声明说：“余一年来之行动，问心无愧，一切出以光明，无用藏避”，其实已有“力薄难回劫后天”之叹，求去心切。
上海不得安静，避居杭州，住在西湖钱王祠边，亦云的亲戚家。某日出门赴一场宴会，同席皆本省军警界人，曾受胡宗南之托上门来看望过他的戴笠也来了。这些人对黄郛的为人及工作素有了解，他竟因感动而喝醉了酒。正好蒋介石也从南京飞来，会见浙省官员后，与他在澄庐会面。谈话中，黄郛力辞北行，蒋似乎也有首肯之意。黄郛深夜回到住处，告以夫人，夫妻俩皆欣然如释重负，准备第二天一早就回莫干山。没想到刚睡下不久，住在西泠饭店的张群就来电话，说委员长明天一早来访，将有要事面商。黄郛预感到盟弟可能还是不想放过自己，辗转反侧，一夜不得成眠。
第二天一大早，蒋介石去笕桥向航空学校师生训话完毕，就来到了钱王祠黄郛住处。时值西湖六月天，溽热异常，亦云说，她都穿上了蓝夏布衫，犹摇扇不止，蒋来她家时，衣服都来不及换，一身军装，领口犹有汗渍，主人欲开电扇，也被他摇手阻止。蒋介石进门后不与黄郛说话，却来问她这个嫂夫人，为何阻二兄北行？亦云有点火大，说，辱国差使，那也要差人轮流去做。蒋说，二嫂是学佛之人，应知道佛家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旨。亦云说，华北都一片亡国景象了。蒋说，惟其如此，吾人更不可放手。亦云还想争辩，黄郛已摇手让她勿言。最后，感于公谊私情，黄郛还是勉强应承了。
八月下山，先赴牯岭，面陈蒋、汪。蒋介石溽暑剧劳，身体不适，没有细谈，又与适在山上的《大公报》记者王芸生见了一面。王芸生对中日六十年来外交事颇有研究，黄郛虽与之初识，却大有知己之感，黄郛对自己像一个皮球一样被“拍来拍去”的境况大吐苦水。王芸生记录了他在牯岭上那次谈话：
一般人则以为我黄某天生贱骨头，甘心做卖国贼。对外未曾做了什么事，对内却须时时做解释工夫，真是痛苦万分。一年以来，对内对外，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伸腰，只是伸腰之后有什么善后办法。为国家设想，不能那样冒险。我现在好像打tennis的ball，日本人说，黄先生你若是没有办法，还不如请你趁早躲开，免得碍我们的事。一球拍把我拍到南方来。到了南方，逢人便问，膺白你什么时候回去？又一球拍把我拍回北方去。 他认为今日华北最大危机，乃在人心陷溺，一般人先在心理上将华北放弃，认为已无可救药，官吏多存五日京兆之心，丝毫没有振作之想，欲挽救华北，必须首先去除此种心理。
王芸生劝慰说，外交家只有具备牺牲精神，才能成就一番功业。黄郛说，若为我个人设想，绝无再回北方的理由，但国家既需要我唱这出戏，只得牺牲个人以为之。我年已五十五，大小的官都曾做过，尚复何求，颜骏人（惠庆）先生说，中国外交有三条路好走，实则仍须自己有本钱，我以为国家的出路有三句要诀，放大眼光，咬紧牙关，勒紧肚带，大家能本此三点奋斗下去，国家前途才有希望。他的这番回答，被王芸生称作“悲愤而仍具牺牲精神”。
从上海调任湖北省主席的张群此时也在庐山，他是来向中央要钱的，但见了蒋介石后，竟未说得出口，退后向众人表示，何必拿这些事去麻烦他，还是尽自己力量去做吧。黄郛此次南下，本来也是抱消极的心态，牢骚满腹，想要当面向三弟发泄，几次见面，也觉不忍出口，反而鼓起勇气，决计北归了。临动身，杨永泰设宴饯行，他的心情已好了许多，对王芸生说，在庐山住了这些日子，觉得这里人少而事多，人人皆坚忍耐劳，热诚努力，这或许是中国前途的一线曙光。还开玩笑说，我每次见新闻记者，好像犯人见法官似的被种种盘问，今天我要调转头来盘问盘问新闻记者，请问王先生在庐山住了多日，你的感想如何？王芸生答：很有朝气。
以外交谋得暂时的和平后，紧接着的，乃是要以建设谋繁荣。此次回北平，黄郛的确颇思有一番作为。为政须从振作人心、整肃吏治着手，训练一支高效强干的行政队伍，他回平后，即以三个月为一期，每期一百二十人，开办“地方行政人员训练所”，“农村指导员养成所”，还亲订了“勤俭忠慎”的所训。开班典礼上，他逐一解释了“勤俭忠慎”四字涵义，尔后，结合自己五十余年的人生经验发挥说，人生于世，所接触者，无非对人、对事、对物，对人，要“和恕以取人，教察以用人”，对事，要“敬敏以处事，理智以用事”，对物，要“整齐以处物，朴惜以用物”。 人人各有其本位，就会尽其力，不以其力量相互抵销，那就是和，人人反躬自省，互相谅其不及，互相补其不足，就是恕。这几年出入佛典，大小公案都已烂熟于心，他信手举了一個例子，有一名僧，讲演“和”字，谓佛堂中所悬之常生灯，灯灯各有本位，光光互相映照，故能成此庄严灿烂之佛座，而光明无比，即此理也。
日本既少信义，交涉无穷，通车案后，又有通邮、联航等案，举凡士兵脱队走失这样的小事，也要做足文章，强压中方低头。官吏狃于故常，痛定不复思痛，社会恃虚骄之气，空言张目，黄郛周旋其间，又无力改变，气郁于中，身体已渐形不支。先是头痛，失眠，继而胸中隐痛，若有针刺，整个形相，也是愈发的黑黑瘦瘦。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黄郛离开北平启程南下。到上海后，他致电行政院长汪精卫，要求辞职，随即，离沪赴莫干山。其间，中日形势迅速恶化，蒋、汪要求他北返，他均以病体孱弱为由拒绝。听到行政院不许他辞职的消息，他还有一电发与杨永泰：“事态至此，再叫我去，不啻驱我入穴，等于专制时代赐巾令自缢，未免太不近人情。”几天后，国民政府即任命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总参议王克敏代理委员长职。
卸去政整会的职务后，《大晚报》记者曾虚白又与黄郛见过一面。曾虚白的印象是，眼前的黄郛就像一只铩羽归来的秃鹫，满腹牢骚，一腔苦闷。但他还固执地认为，失败的原因不是自己不努力，而是外界环境所造成。黄郛打了一个比方，说自己就好比是一只载满糖包的船上的水手，一条鲨鱼游来，要吞下这艘船，这个水手急中生智，往鲨鱼嘴里扔了一个糖包，鲨鱼吃着糖，缓和了吞舟的欲焰，这水手迫切地希望，在这缓和的机会里，船上的人都能团结起来，可是船上的人照样醉生梦死着，还指责他出卖了他们。
一九三五年的十一月实为多事之秋，先是汪精卫在党的一次执委会会议开幕式上遇剌受伤，行政院长一职由孔祥熙暂代。不知是畏日情绪作祟，还是继续要把共产党作为最大的对手，蒋介石对屡次作梗的日本还是心存幻想。在枪击案后半个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宣布他的外交方针为内求自存、外求共存。日后议论横生的“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一言，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据说这份讲稿，就出于黄郛之手。虽然这话的语境是情势至危，间不容发，但不抵抗的事实，却也难杜天下悠悠之口。
十一月间尚有一事，十年前国民革命军在江西最大的对手、已经下野多年一心向佛的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在天津居士林佛堂被一个叫施剑翘的女子举枪击毙。施女旋即自首，声称此举乃为父报仇。十年前，孙传芳与张宗昌在安徽固镇争地盘，俘杀的张手下前敌总指挥施从滨，正是此女从父。天下事，环环相报，种种的果，正始自种种的因。按民国刑律，施女杀人，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甚至死刑，然而舆论裹挟之下，这个“巾帼女豪”入狱不到一年，就蒙政府特赦，放归南京。民国世界，道德家倡言道德，法学家倡言法治，但民间社会的秩序运行，还是易被道德义愤左右，不脱江湖粗粝之气。这也是乱世一景。
即以天下事而言，有人煽动华北自治，有人叫喊联俄抗日，也有人于不动声色间已与日本人暗通款曲，在此时的白云山馆主人黄郛听来，这种种尘界的声音，偶尔分明，大多时候已如另一个世界般遥远了。一种从脚踵而起的无力感，已把他淹灭。
一九三五年夏天后，黄郛终于辞去了本兼各职，安心归山了。对于在外面世界的内攻外逼中遍尝失败滋味的黄郛而言，这方山间净土似乎成了他惟一的安慰。
夏天，有着近廿年友谊的太虚法师来莫干山小住月余。太虚精研佛理，又有济天下苍生之志，与黄郛在山上昕夕抵掌谈佛学，评判国内外时事。黄郛学佛近十年，对太虚的无上正觉之分析每多心契，深感国人有冥然罔觉者，有觉而不正者，有虽正觉而未遍者，正觉之途，殊为不易，以致太虚日后有叹，“近人能运用佛学于政治者，先生最胜”。
这年冬天，他们从山上的白云山馆搬到了庾村的文治藏书楼去住，藏书楼紧挨着庾村小学，系建筑师专门设计建造，砖墙坚厚，挡得住山间寒风。楼共四楼四底，楼上卧室，楼下书房，还有一间有窗、有壁炉、采光甚好的大阳台。这间大阳台成了夫妻俩最常逗留的地方。炉架上挂着大幅的《怀抱思亲图》，出于山水名家贺天健（字健叟）之手，还有章太炎先生亲书的《文治藏书楼记》，那都是黄郛为纪念他死去多年的父亲的。还有一幅立轴，是江苏武进人庄思缄先生书赠的，抄的是诸葛武侯的一句话，“我心如秤，岂能为人作轻重”，自然也是主人喜欢的语意。
黄郛那年去北方，目的地是北京，却在天津停留了下来，这是因为，新婚妻子沈亦云十三岁入读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在此地有许多旧日同学，老夫少妻，这点小愿望岂有不满足之理。这是一九一二年冬天的事。那时他刚解散沪军廿三师，做了一名有名无实的陆军中将，帮盟兄陈其美打前站，前来联络出洋考察事宜。与他们一同北上的，是另一对恩爱夫妻，刚刚在上海基督教怀恩堂行过新式婚礼的张群、马育英夫妇。
新婚妻子沈亦云是嘉兴人，时年十九岁。嘉兴沈氏虽非簪缨世家，却也因出了沈氏三姐妹在民初政坛广受瞩目。三姐妹中的长女沈性真（后改名沈亦云）、次女沈性仁、小女沈性元，都是雅好文史、见书辄喜的小家碧玉，人也长得漂亮。三姐妹出生于嘉兴东栅口一个家风严谨的读书人家，父亲沈秉钧是前清举人，教过书，后来成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一名资深编辑。她们中，行事最为爽快泼辣的是老大沈亦云，据她自己说，小时候虽未出家门百里，但在嘉兴城里到处疯跑，十天穿破一双鞋，很是有些史湘云的野气。父母不强令她学女红，反使她无意中从墙上挂的对联、椅背上刻的唐诗，多识了几个字，小小年纪便在女儿国中鹤立鸡群。
上海光复后，这个自封为北伐女子敢死队队长的十八岁女子，一片报国热忱，领着一班和她差不多大的如花少女，做制服，睡地铺，穿黑衣，上街头募捐，吃青菜豆腐大锅菜，还梦想着上前线，但革命已经成功，女子各有学业、家事去做，她便拉了闺蜜郑仲完，来向都督府报告敢死队解散事宜。那天接待她们的正是时任沪军参谋长兼总师干黄郛。被这倾心革命、又不失闺秀书卷气的女子吸引，黄郛一路猛追。但沈父开始并不想把女儿嫁给黄郛，嫌他比女儿大了整整十四岁不说，还早有家室，又嫌他才华太露，怕其寿不永。黄郛给未来的岳父写了一封长信，详述自家身世，承诺“后半世学问事业，视长者之一诺”，最终以诚意打动沈父，夫妻自此结俪。沈氏三姐妹各有归宿，性仁嫁给北大教授、社会学家陶孟和，性元嫁给钱昌照，那都是后话了。
“二次革命”后，夫妻俩逃亡日本，后转赴美国，直到袁世凯去世，他们才回国。北京十年，黄郛经历了民初的一连串乱局，当了几届内阁的部长，冯玉祥的国民军进入北京赶走曹锟的“首都革命”时，还一度出任摄政内阁总理，想要实施自由派的“第三条道路”救国。到冯玉祥下野赴俄，府院之争愈闹愈烈，夫妻俩要觅地蛰居，第一选的，还是天津。
先是住在沈亦云的同学家里，然后出去找房子住。政坛多事之秋，由北京跑来天津租房子住的人极多，行情节节看涨，庆幸的是，总算在意租界找到了一栋两楼两底半独立的小洋房，门前有小小空地，后面厨房，楼上亦有两间小房。沈亦云虽在天津多年，却也没到租界地盘住过，只是说：“住租界诚可痛可耻，不得已而为之，我对之都茫然。”
据女主人介绍，他们的房子距老火车站很近，方便南来北往的朋友吃饭或留宿，客人多的时候，床不够用，连客厅的长餐桌上都睡人。几件旧家具由上海搬到北京，又由北京搬到天津，越搬越旧。爱结人缘的女主人还特意将从北京添置的两把橡木藤心大靠背椅带来，套上黄卡其布套以作招待。除了梁启超、严修偶尔来作客，来得最多的是住在四马路的张绍曾。北方人有盘腿坐炕的习惯，谈得起劲时，这位前国务总理就会脱鞋坐到黄家那张橡木厚垫大椅上。
那几年在天津，看着政海里的人杀来杀去，夫妻俩安心读书写作，日子过得水波不惊。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封南方来信打破了他们的平静生活。信上称黄郛“二兄”，“久未会晤，渴望殊深”，邀他公务之暇南下一叙。写信人是率军北伐已到武汉的蒋介石。京津信件检查向来严格，这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用笺”的南方来信，令黄郛夫妇既惊且喜。未及回信，一个月后，老朋友张群来天津，他现在是南方政府的总参议，带来了蒋的第二封亲笔信，说“渴念既殷，欲言无由”，要他这个结义兄弟出山相助。
南军北伐，从来没有人打到过武汉，顾念太平天国时，洪杨所部，也不过掠扫两湖，能有如此傲人战绩，他的盟弟实为第一人。其时，在江西吃了败仗的孙传芳正在天津活动，嗾使张作霖共组安国军反扑南方，双方势均力敌，未知鹿死谁手。接连几日，与张群畅论时局及革命军情势，黄郛终于下定了决心，无论公谊私交，他都要南下助蒋。
本只想孤身南下，但沈亦云亦是个女中丈夫，婚后十余年，乃至亡命海外，去日本去美国，也都同甘共苦，于是商定黄郛先行，亦云安顿好孩子，随后南下。天津这几年，朋友笑话他们是隐居在海河边的神仙眷侣，的确那三年的读书闲居，他们连书房都是用的同一个，他的两本讨论欧战后世界秩序的新书，也都是他写一章，亦云誊录一章。她是伴侣，也是离不了的助手和保姆。
元旦刚过，黄郛从天津坐船南下，预备先到上海，再逆江而上去汉口。本来，走陆路要快许多，但其时津浦路和沪宁路控制在奉鲁军手里，生怕横生枝节，只能舍快就慢。船上巧遇一人，是西北军原参谋长熊某，留京办理善后的，此时也脱险去沪，于是一路交谈，倒也颇不寂寞。
此番南下，黄郛也不是空手去见他的三弟，他是带了一份厚礼的。他口袋中藏着一张密函，此密函是他离津前，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指示中行总管理处让他带给汉口分行代经理汪翊唐的。同时有话传达，国民革命军进抵汉口后，一旦需用款，凭此密函，即可向汉口中国银行借支一百万元。先前不肯借款给北京政府的张公权，出手变得如此阔绰，其结纳、示好之意，黄郛岂会不知。惟此大变革年代，人人都要找个依傍，不好苛责，惟有心底叹息。
在上海访问故旧，盘桓几日，即坐船西进。沿路都是孙传芳的地盘，检查甚严，幸尔一路平安。船抵九江，有人接着，送至南昌，下榻中国银行。正在召开军政联席会议的蒋介石推开众多应酬，特为设宴款接他的这位秘密南下的“二兄”。自沪军都督府时代至今，南北睽隔，各走各路，兄弟不相见也有十几年了。
一月七日，南昌军政联席会议闭幕，蒋总司令总算有了时间来陪二兄，黄郛为盟弟指点天下大势，先从军事入手：北洋军阀虽近尾声，直奉合作，则北军势力尚在国民革命军之上。内战损耗国力，当尽力缩短战祸。南人乡土观念轻，受北军荼毒少，出长江往北，这些優势就尽失了，用兵就会渐形困难，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两股力量，若能引为同调，则可减少内争，尽早致统一。 日后北伐结束，蒋阎冯中原混战，酿成一“新军阀”时代，耗尽国力不说，且引奉军入关，糜烂华北，空虚东北边防，致有日本侵略满洲事发生，那都是一九二七年初的黄郛不曾预料到的。
黄郛还谈到他一路南下的观感，从广州到武汉，北伐节节胜利，然而所到之处，人不安居，不乐业，于是招致其他各地摇摆踌躇，上海房屋大量空置，而京津地价暴涨，成为中产阶级的避难所，就是国人不了解、不信任南方之一证，为今之计，当收拾人心，明示各项政策，使国民真正了解到北伐是南方革命力量发动的正义之战。
在黄郛看来，日本固然不善，苏俄比日本更可怕。苏联人从中国北方割去了广袤千里的土地，这是那些健忘者应该猛醒的。“醉心主义”固然要紧，“忘记国界”实属不该。他专门研究过中俄边界问题，也曾经和自称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朋友一道，辩论探讨平均分配之可能性，结论是绝对的平均是不存在的，而残民自逞，更不可能长久成功。他告诉蒋，中国两个邻居都不善，若是个家，我早已搬了，如今是个不可搬的国，只得先顾缓急轻重，何者为急、为重？那就要改变一边倒向苏俄的做法，先谋日英两国之谅解。
一月初的军政联席会议开成了僵局，蒋主张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留在南昌，武汉的左派坚决不同意。双方意见反差如此之大，稍为超脱者都已看出两派势不能同舟共济。令黄郛没想到的是，国民革命军的内部竟然还有桂系、粤系种种派系。派系二字，是他最厌恶的。他觉得自己不入党是对的。当蒋又一次要拉他入党时，他明确说，自己只以私人身份相助。
沈亦云把女儿托与三妹，从天津坐“通州”轮到沪，复又坐船西来。黄郛在九江接上妻子，带她到处看看市面。市面甚为萧条，也无甚可看，在旅馆住过一宿，就匆匆带她上了庐山。
雪迟迟未下，但春节已然临近。这个年，黄郛夫妇是在庐山上过的。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包下了牯岭仙岩旅馆的全部，一排平屋和一幢楼房。蒋介石让出了自己的卧室给盟兄夫妇住，还调给他们一个排的警卫，自己搬到了别一处僻静的地方。整日里，黄郛和张群总是在蒋的屋子里。
山上苦寒，饭厅在平房里，有火炉可烤火，开餐时间大家都可聚在一起。年轻帅气的总司令也同來吃饭。旅馆的侍者总是把蒋介石和黄郛的饭巾放在相邻的位置。蒋介石如果比另外的客人先到，就会把已经摆好的座位再作调整，把一套饭巾摆到稍远处。因为黄郛和他一天到晚都在一起，不好吃饭也坐在一处了。
黄郛总不在，也很少与她说武汉那边情形，沈亦云读书写字，倒也不感寂寞。山上虽平静，但这个凡事用心的女子会抓着线头去推理，早就看出平静之下蕴藏着一个极大的变化。只是这样的事黄郛不说，她是坚决不问的，甚至不露一点口风。
在仙岩旅馆同住的，除了总司令部的人，还有第二批离开广州北上的政府要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一个模样清瘦的书生，每天坐在走廓里看一本很厚的德文书。走廊人来人往，他也能读得很专注。每次看见她，总要问答几句，黄先生在何处？在蒋先生处？四年后，他竟然会被蒋介石这个昔日的搭档在南京杀死，世事人情，也真是翻覆无常。
蒋介石和黄郛后来不与众人同吃了，或者先吃好离开。这样大家吃好后就可在饭厅烤着火谈天。谭延闿和张静江在这些人里年纪最大，人都尊称谭先生、张先生的，不去陪蒋的时候，也和大家有说有笑。谭延闿身着长袍布鞋，身材扎实，戴着眼镜，举止缓慢从容，严肃起来像一位学者。中央执委主席张静江是个传奇性人物，据说在巴黎开过好几家古董店，把赚来的钱都投到了革命中去，不过那时的他已经半身不遂了，进出都需人抬，脸色也憔悴苍白得难看。戴季陶喜欢讲故事，有渲染，加一点工架，逗大家发笑。亦云开玩笑说，倘他日入了史馆，要写一篇戴先生世家。有一次晚饭，邓演达闹酒，想要醉大家，结果他自己先醉了。谭延闿酒量最好，举重若轻，那晚一点没事，他说少时奉长辈座，奉命喝酒，早就练出来了。众人皆叹服，姜到底是老的辣。
二月一日，是旧历的新年，不知哪一位发起，说不要吃旅馆的西餐，请太太们做一桌中国菜。那一日每个太太都出了力，做的菜南式北式，广式淮扬，摆了满满一长桌，大家都吃得开开心心，在这个世俗化的节日里，好像每个人的愿望也都那么容易满足了。
在牯岭过完新年，山上的人渐渐分批下山了。此时经连日密谋，已经计议停当，东进规复南京及肃清长江中下游。春季军事行动即将展开，山上诸人除了张静江有事回上海，戴季陶负秘密使命前往日本，其他人继续赶往汉口。
黄郛在山上时与蒋介石朝夕相从，曾有建言：建国以储才为急，应开放门户，不限一党一派；联络北方阎冯力量，以期缩短战争时间，早致统一；底定东南后，所重者为经济与外交，须预作未雨绸缪之谋。惟当时武汉与南昌之间，左派与右派之争，已经渐趋激烈，黄郛深以为忧，但他一个党外之人，也想不出好法子来调解，只有先去武汉看看再说。
第一批下山的是谭延闿。第二批是张静江他们。张静江行动不便，让沈亦云印象至深的是，当时张静江已经坐上了藤轿，蒋让等等，返身入内取出一个枕头来，垫在张的背后，这让在场的人看了都不胜感动。
隔一日，蒋介石自己也下了山。黄郛夫妇是最后一批下山的。和他们一起从莲花洞坐车走的，还有顾孟余夫妇、戴季陶夫妇和邓演达。当时只知劲敌在前，马上就要与北军开仗，武汉方面又不太平，出于保密的规矩，各人都神情严肃，到何处也都各不相问。沈亦云只是隐隐约约知道，那个爱讲故事的戴季陶先生，好像是要去日本的。在车上，戴季陶和邓演达坐在一起，别人问他，他只说和择生（邓演达字择生）一同往汉口，并说他的铺盖行李都是择生的当差代为料理的。沈亦云暗想，戴先生东行的消息不确，难道他要到了汉口再向东行？直到赶了大半的路，戴先生忽喊肚子痛，将到九江，他说不能再走，请邓演达叫当差的把他的铺盖行李放下。这段盘马弯弓之计，看得知悉内情的亦云暗暗发笑，众人知情，也不道破。
黄郛夫妇到得武汉，市长刘文岛是军校政治教官出身，接待甚殷。连空气中都飞扬着革命因子的武汉，果然与他们经行过的天津、上海、南昌大不相同。面临着大街的窗口，时常飘进歌声，唱的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国民革命成功，齐奋斗”之类。革命同志中有许多是广东口音，有人听错广东话“齐奋斗”三字为“吃饭茶”，说革命成功大家有饭吃有茶喝，亦可发笑。苏俄元素成了这个城市的流行色，一个苏联红军歌舞团来汉口巡演，团里一个叫马露西的女演员特别漂亮，革命女青年都在谈论这个女演员，模仿着扎一个三角形的头巾。 整个城市似乎沉浸在了革命的节日中。街上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令人兴奋的红色。红旗、红绸布、红色的标语。几乎天天都在集会、游行、罢工。海员罢工，电厂工人罢工，米行罢工。争工资，争权益，也与帝国主义争。争到后来，突然发现米贵了，钞票不值钱了，所有日用品都买不到了。
妇女的地位倒是显见得提高了，国民革命军治下，职业妇女也日渐多了起来。她们的特征很好辨认，迈着匆忙的小碎步，脸色潮红，眼睛像小红鼠般明亮，大概一个社会在穷则思变的时候，人们的心理总是往往一面兴奋着，一面恐惧着。虽然店铺萧条，但革命女青年还是喜欢成群结队，去被她们高呼打倒的列强的商店，采买式样新潮的服装。
应酬场中，最时髦的话题照例是苏俄顾问鲍罗廷和他的夫人。说得最多的是谁家子弟要去苏联了，不去的嘴里也说要去，似乎不去苏联就不革命了。
也搞不清谁是共产党，谁是国民党，真的共产党可能不愿暴露身份，而非党的人又可能赶时髦故弄玄虚。这样热烈的空气下，黄郛夫妇就像飘入了太空舱一般无所适从，他们觉得，满大街都是革命这出剧中的演员，而自己只是看客。
黄郛应邀去作了一次演讲，却在报纸上大受攻击。原因说来好笑，他在演讲中说中山先生，没有称总理，被革命群众指责为大不敬。再一日，黄郛应友人之邀赴宴，黄接到密报，说激烈分子已开会议决，要对他动手，问了刘市长，说不能证为无事，再找卫戍司令陈铭枢，也说形势复杂，爱莫能助。急迫之下，躲到日本人开办的同仁医院。午夜，亦云赶去，夫妻相见，不期说出一句同样的话：不料在北方多年不肯做的一件事，今日竟在国民革命军治下做了！武汉是呆不下去了，次日夜里他们就坐船去了九江，转往南昌去了。
住进江西督署的总司令部，墙上是用全新白竹布代替粉刷，用图钉钉住，简陋得很，他们倒喜其素雅。庐山的那班人马大都还在。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山上受了寒气，正病着，请了一个日本医生来诊治。亦云去看望，她说，当年在日本，同盟会开会，她专门管进门各人的鞋子，藏起来以防警察注意。亦云知她能画，向她求画，她推说自从仲恺先生死后，已多时无心动笔了。
他们日夜在谈的，还是庐山话题的余绪，东征进军沪宁的事。举凡克复后的财政金融规划、外交部署，都须一一预为筹谋。黄郛认为悠悠万事，惟财政为大，应加紧与江浙银行家们的合作。黄郛与上海金融界素有缘源，受命“居沪运筹”。临行前，蒋嘱黄郛全权处理上海事宜，并交给他一册空白任命状，嘱他遇机密酌情填发。时人热衷革命，求官者不在少数，日后他到上海，也不见委任谁做何官，可见隔膜，难怪沈亦云说，膺白一生失败，就在不谙人事。
离开九江东下时，为防万一，夫妻俩同船而不作一处坐。过了安庆，已是北军地界，检查甚严。过南京时，码头上正杀过人，几颗血淋淋的脑袋悬在那里。大战在即，陆路都已戒严，去上海要从海道绕行。船过吴淞口，要塞稽查长上船检查，此人系黄郛都督府时旧部，佯作不识，夫妻俩方平安抵沪。
当其时，何应钦部自闽，白崇禧部自赣，已相继入浙，奉鲁军已沿着沪杭线逐次退往江北。国民革命军陈兵上海郊外时，策动海军司令杨树庄反正，许以每月支付海军军饷35万元，蒋介石不想让特派员钮永建参与其事，海军饷项和交涉事都是交给黄郛去做。黄郛转嘱陈其采、吴荣鬯，通过上海中国银行照拨了这些款项。
日后，张嘉璈撰文述到此节，说国民革命军由粵北进中，黄郛居上海，时常与他商讨如何帮助北伐军饷糈，“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之财政，得免于匮乏，膺白先生从旁诱掖之功不可没焉！”
二、入山
南京国民政府开张时， “二兄”黄郛受命筹组上海特别市政府。推辞数次，未获准许，只得于七月间走马上任。市政府开张不久，旋不由踵，蒋介石受桂系排斥下野，黄郛也一同辞去只当了一个月的市长，也真应了昔年他与陈其美、蒋介石结义时的盟约，同进共退了。
黄郛托张群带去一封信给蒋介石，以“收帆须在顺风时”相慰。信中说，事已至此，大不足以经纶国家，小不足以整理地方，索性去了也好，此次下野，弟享为国牺牲之名，某人（或指李宗仁）受篡窃犯上之罪，保持了名誉就是最大资本，处此局势，惟有拿住一个定字，一个静字，勿可轻易言出。
半年后，蒋介石重回中枢，把外交部长一职给了黄郛。
随着战线节节推进，一直关注中日关系的黄郛多次提醒在前线督师的蒋介石，目下北方军阀已成强弩之末，将来最可虑的当是日本，胶济铁路与日本尚有债权关系，铁路沿线日人厂矿甚多，日侨杂居，于军事进行时最易发生摩擦，一定要注意免生事端。四月底，日本以保护侨民为由第二次出兵山东，蒋一面派张群为私人特使，赴日疏通，一面急调外交部长黄郛北上，商议对策。
本拟在徐州司令部见面，待黄郛赶到徐州，蒋却已于前一日经泰安前往济南。他随即带着杨永泰、钱昌照、译电员王大经等一干随员赶去。五月二日晚上十点半，刚下火车的黄郛一行二十余人被暂时安排在商埠津浦路局办公处住下。此夜的济南城，正被紧张的气氛所笼罩，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带领的一支日军，当日已于青岛赶到。新任济南卫戍司令方振武的部队正与之对峙。
蒋作宾率领的战地政务委员会诸人，在徐州与他们一同上车，也在此地住下。同行中有一人蔡公时，虽已年近五旬，却英姿勃发，其人幼习经史，关心时务，曾留学东京帝国大学，此时已被委为济南交涉公署主任，即将走马上任。是夜，黄郛和他谈中日事，都认为日本军方野心渐露，已非政府所能约束，日方进兵济南，视国际法如无物，足见其猖獗。
次日一早，黄郛驱车入城晤蒋。但见沿途店铺，多已复业，景象颇为平和。及抵总部，问及日军在商埠所布沙包铁网等物，也已于昨夜撤去。与蒋坐聊一会，日本驻济总领事西田及天津驻屯军参谋长河野等也都来谒蒋，一众人谈话颇洽，黄郛心中略为宽慰。但他的好心情却也只能保留得这一时。约十一时许，他出城返寓途中，忽闻枪声四起，路人奔走相告，日本兵已动手了！
车子加速冲过火线。及至返回寓所，枪声更加激烈，步枪声、机枪声，间或还有隆隆的炮声，各处交通均告断绝。黄郛在路局临时寓所办公处的一排短栅栏外，也围着一圈日本宪兵，黄郛用电话向各处联络时，栅栏外的日本兵两次向他们的屋子猛烈开火。屋子里除了黄郛带来的外交部随员和一支二十人的卫队，还有战地政务委员会的委员们，一阵慌乱后，有人要举枪还击，被黄郛阻止了。 他上楼打开窗子，用日语呼令停射，然后下楼至庭园中，向宪兵亮明身份。日本兵说有子弹从屋子内射出，一定要把卫队的枪给下了，黄郛执意不许，宪兵说要入室打个电话请示，黄郛同意了。
宪兵打毕电话离开，不一会持着一张河野参谋的名片来，说目下两军互击，联络中断，恐酿大变，特邀阁下前往司令部面商办法。正好蒋介石也打来电话，要他就近交涉，于是黄郛前往正金银行的日军司令部而去。
黄郛与日方商定，中日各派二人，沿着警戒线巡行，先阻止交火，再行谈判。其间，这批日本军官非常傲慢，不仅限止黄郛等人自由行动，还不给饮食。巡逻的士兵派了出去，虽没完全奏效，枪声却渐渐稀了。他冒着随时可能飞来的枪弹回到总司令部时，已是晚上七点。城中已有消息流传，说他签了承认中方肇事的责任书回来，蒋知他态度，也不多问，只是一再叮嘱，要他别再回路局临时寓所，黄郛则一迭声慨叹日方无谈判诚意，此事恐怕难以收场。
蒋决定以镇定和平态度平息事端，严令部队不得还击，同时通知城外各部，于下午五时前撤离济南。总司令部连夜派高级参谋熊式辉赴日军司令部商议善后办法，无功而返。熊式辉与福田是日本陆军大学时的同学，但据熊事后回忆，福田态度傲慢，丝毫不念同学旧情，“完全暴露出一种更无商量余地之狰狞面貌”。
黄郛的临时寓所在日军划定的警戒区内，日军强行闯入，赶走了所有卫队成员，并以集中保管为名收缴了全部枪械。津浦局所属铁路巡警的枪支，也都被缴。驻扎在商埠内的第四十军陶峙岳师第七团千余人也被勒令缴械。
更让人目眦尽裂的事发生在当日深夜。四日上午八时许，一个叫张汉儒的受枪伤男子，自称是蔡公时的仆人，被卫兵架着前来报知，云昨夜十一时许，交涉公署突然闯入二十余名日本兵，残忍挖去了蔡特派员的耳鼻，再将公署十余职员集体枪杀。张仆先是装死，尔后乘人不备逾墙逃走，才跑来报信。
黄郛急电日本外务大臣，就日军暴行提出严重抗议，请其立即电令在济日兵停止射击，撤退蹂躏国际公法和华盛顿公约之驻兵。然日本政府先有野心，纵容在前，临事又约束不力，仅允外交事件归后方办理，军事上必须给福田面子。
五月五日，黄郛陪同蒋介石出城，前往离济南约三十里处的党家庄。冯玉祥在这里等着他们。资深外交家王正廷作为冯的僚属，此时充任陇海路督办，也一并前来。王正廷曾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和约，广受舆论好评，民十一年又经办鲁案，以行事干练著称，当即请他去济南城与日本人谈判，亦无果。蒋冯遂商定，各路军队绕开济南，分五路渡河北上。
黄郛急着赶回南京，报告济案经过及议定应对方略，遂与蒋在此握别。此时对日外交，无法用强，只能竭力不扩大事端，甚至要背上亲日的恶名，为天下人詈骂。话别之际，前途未卜，总不出兄为其难、弟为其易等慷慨语。
黄郛连日迭受日人蛮横行径刺激，精神上的打击无以名状，回到南京，一面要赴国民政府和中政会报告案发经过，一面要督促前方收集证据，还要应对多路记者访问，三昼夜不眠不休，大致有个眉目后，即离宁去沪与各方交涉。
本来，他还指望通过民间活动，请日人中同情中国革命的头山满、佃信夫等人出面关说，但对方回电不痛不痒，让他彻底打消了此念，看来日人的义侠心能见之于私谊，一旦被国家意志绑架，所有老交情也都化作流水了。
日军并没有因蒋的退让稍抑锋芒，福田像疯狗一样死死咬住北上的北伐军不放。八日清晨起，日军一边炮轰济南城，炸毁新城兵工厂和火药库，一边破坏黄河铁桥，派骑兵袭击齐河、长清一带，阻挠开拔。是日，据蒋发往南京的电文称，日军炮击总共在一万发以上。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八师正渡河时，被突然杀至党家庄的日军拦腰一刀，导致该师伤亡惨重。第八师不得已还枪自卫，激战一小时，日军始退去。
面对态度强硬的福田，蒋不得不将第三军团总指挥兼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祖撤职，允诺胶济路两线及济南周边二十里范围内不驻兵。蒋甚至表示，只要日军不妨碍津浦线畅通，他甚至可以向日方道歉。
国尚未亡，已受亡国待遇，事情到了这一步，蒋介石已经惶急无状，他担心的是，万一日方催逼过甚，退无可退，其将奈何！刻下的目标是消灭奉张军阀，他实不愿再多树一个敌人。
军前交涉既阻力重重，只有转手把这个烫手山芋交与后方慢慢去啃。按照党家庄分别时的约定，蒋在幕后，让黄郛在前台尽力招架，他电告黄郛，所有交涉都用黄郛的名义，能办到多少程度就到多少，“不必用弟名义”，“总以速了为宜也”。
总司令以国家大义责之，黄郛有何事不肯做？何况在他看来，这正是自己身为外交部长的职责。日人未出兵前，阻其出兵，及至出了兵，尽可能避免冲突，现在真出了事，他也只有把这摊烂事移归后方解决。可是他这回的对手是狡诈的日本人，交涉中投鼠忌器，真有心力交瘁之感。
当其时也，日军在济南的蛮横行径，已激起国人自甲午以来深藏的耻辱感，民间的排日情绪如火药桶一点即炸，蕞尔小寇犯我，难道国民革命军的几十万条枪都是擀面杖？而身为外长的黄郛，态度软弱，一味向国人陈述当前要害，以期安定后方人心，难免不被看作面目暧昧，尽会耍嘴皮子。坐在民族主义情绪火山口的黄郛，此时在国人眼中，已与准汉奸相去不远了。忆昔五四运动时，为争青岛权益，北京大学生连亲日官员都敢痛殴，此时欲寝其皮者，肯定也不在少数。
面对毁谤丛生，汹汹物议，黄郛电告国府诸先生，现在反对派把攻击的火力全都集中到自己身上，真有点招架不住了。那几日他奔走沪宁两地，妻子沈亦云都很少能见到他。某日回外交部宿舍的家，沈亦云知他心緒悲苦，劝他辞职，黄郛说：“待北伐完成，中国统一，当辞职以谢天下，将一切办理不当之过失，归于一己，今如何临阵脱逃？”
五月十七日，黄郛电告蒋，日方似不许奉军出关，若果如此，奉军无退路作困兽斗，必在京津之间有场大战，这正是日本人的毒计。果然，隔日，日本驻华使馆向南北两个政府分头递交了 “觉书”，称战争进行到京津地方时，或祸乱将及满洲时，日方“或将不得已有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处置”。黄郛当即提醒蒋，“昨送觉书，彼欲乘机解决满蒙之心毕露”，前番济南事件只是试探，至此才图穷匕见，那就是阻止国民革命军力量进入东北。 北京政府答复日方称，断难承认日本人所称“适当有效处置”，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并称自负保护外侨之责，希望日本鉴于济案，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之处置。国民政府由上海交涉员交付日总领事的答复中，也表示，这是以武力干涉中国内政，违背国际公法，“万难承认”。称南方此次用兵，为谋统一，只要奉军及时觉悟，则军事进行自可适可而止。面对日方意欲染指领土的野心，南北双方的态度倒是出奇一致。
经国民政府外交部迭次与日本外务大臣交涉，日方也放出话来，须顾双方面子，今后日军决不致“兴奋”，田中内阁还拟派遣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松井石根来华向军方疏解。形势渐转，蒋的态度渐趋强硬，此时他亟需抛开原来的对日策略，换言之，他要抛开黄郛了。
此时的黄郛，正准备偕张静江再往前方。后方部署既妥，北伐告成有望，统一后，更为繁重的外交事务还在前头等着他，这一切都有待他与“三弟”细商。但革命已不需要他再往前方了，革命现在要求他的是作出牺牲。五月二十日，“三弟”从前方来电，要他专任外交委员会主席，外交部长一职，交由王正廷担任。
据与张静江、谭延闿关系密切的张嘉璈披露，蒋说服元老们的理由是，日本外交业已绝望，必须接近欧美，王正廷与欧美素洽，与日本亦接近，正是不二人选。
黄郛不是恋栈不去的人，随即致电政府，“受命三月，无补时艰，乃外交正切进行，而情志终难曲达”，要求辞去本兼各职，“谨避贤路”。
蒋致电黄郛称，“兄辞外长本职，对内对外，皆足表示态度，不可再辞兼职，以免外人猜测。”谭延闿也提出挽留。黄郛告诉谭：“事理人情，余勇已两无可鼓，且去职既系应前线意旨之求，再来又何能收内外相维之效！”要求“迅选贤能，立予接替”。
王正廷也给黄郛发了电报，引用黄过去所说“我辈视同一体，应为互助”，要黄郛屈就外交委员会主席一职。黄郛拒绝了。同月，再次致电，请黄郛出任驻德大使，他干脆连信都不回了。
延至一九二九年三月，经王正廷与日本公使芳泽签约，济案方告解决。而此时，黄郛已经隐居莫干山快一年了。
庾村不是村，是莫干山下的一个小镇。庾村的得名，跟老杜“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里点赞过的那个庾信大有干系，南北朝时，这块地方，包括现在的整个德清县域，都是庾氏一族封地。黄郛来到庾村时，镇上已没有一户庾姓的人了。南朝入北朝后，庾信把全家迁到了江陵，自那以后，只有山上的墓舍和石翁仲记得这户曾经的贵族了。
去莫干山最惯常的是走水路——坐船从京杭运河过塘栖，再经武康镇，由避暑湾上岸至三桥埠，再雇一顶轿走不了多少路就可以到达山下的庾村。等到上海与杭州的火车通了之后，又多了个选择，坐火车到杭州，再坐夜航船到三桥埠，再陆行到庾村。从杭州拱宸桥到三桥埠，每天都有对开的小火轮，杭州人上莫干山，尤其是上了年纪的，都喜欢坐小火轮。黄郛上山的一九二八年春天，庾村刚通公路，镇口的莫干山车站也刚刚落成不久。
没有解释，也没有声张，接到“三弟”电报，黄郛二话不说就递上了辞呈。政府的元老们自是着意挽留，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只说去意已决。生当一九二〇年代末的中国，舆图未全，山河依旧破碎，他明白了自己的宿命，就是来做一份牺牲。
还是妻子沈亦云看得明白，丈夫这是代人受过，而民初政坛，世道人心之无常，也是这个女人看得明白： “文人喜谈兵，武人好论政，是当时一畸形现状，而以前者尤甚。有人言两部小说，支配当时南北人情：袁氏熟读《三国演义》，尽纵横捭阖之能；革命党有《水浒传》气息，患难时共生死，一隔膜即起疑心。”
落职居家没几天，好友徐青甫从杭州来，邀请他们夫妇去杭小住。黄郛夫妇带着简单的行李就一同去了，住在龙兴路徐宅。徐青甫虽是宁波镇海人，却是个老杭州，从过政，经过商，读书也多，日夜陪着黄郛，逗闷解乏。省政府代主席蒋伯诚，特意安排了游富阳的船只。沈亦云的好友郑仲完老家是青田，稍熟浙东山水，特意和丈夫一起从上海过来相陪。他们陪着黄郛夫妇，溯钱塘江而上，看了子陵钓台，一周后返回杭州。念着“子陵有钓台，光武无寸土”的旧句，徘徊不知向何处去，总之不想回上海，忽然忆起去年冬天曾到莫干山住过几日，虽然冷清，山色却绝佳，当时曾戏言终老山间读书为乐，却不想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
六月初，一行人到了山下小镇庾村。旅游旺季即将到来，山上旅馆已开。每日有从杭州拱宸桥开往三桥埠的小轮，约三小时可到，从三桥埠坐藤轿上山，约一个半小时。山上有铁路旅馆，颇清净，伙食亦可口。黄郛向来爱山有癖，与妻子商量着在山上借一空屋，在此作居家打算。沈亦云喜逐水而居，却也答应了他。
因排外风潮甚烈，这年初夏，西人业主都没上山，待出售的空屋很多。从铁路旅馆卧室远望的一面，一堆树林中有一所屋，每日望见，甚为合意，跑上门一看，编号509号，卧室和起居室都极宽大，还有储物间，有宽敞的阳台，打听到业主琼斯，是个英国人，已死，房东太太在上海，黄郛恨不得早日购将进来，于是他自己留在山上，太太回上海联系业主议价。这个夏天他是无论如何都决计要让全家搬到山里住了。
沈亦云下山之日，适逢大雨，一到上海她就做了两件雨衣，预备着日后和丈夫游山时可同穿。到她带着女佣陈妈和六岁大的女儿黄熙治返山之日，天又下起了大雨。火车到杭州，再坐小火轮，原定到三桥埠下午四点，雨途耽搁，晚上八点才到。黄郛借了雨具，下山来接妻女，看到雨幕中钻出抱着女儿的妻子来，衣衫尽湿，真如分隔了几个世纪一般。于是冒雨连夜上山。雨水已经漫得满溪满谷，好几处，轿夫们都要涉水而过，他们摘下巨大的树叶遮挡手提灯笼，好照清前面的路，赶到旅馆都已午夜十二时，女儿在怀里都已熟睡好久了。
次日一早，女儿醒来，见山头屋宇，都在眼下，惊呼出声，以为与天已近。
很快他們购入了这间屋。夫妻俩积蓄不多，多赖北伐前在天津时，南方的有产阶级都往北方跑，炒高了京津地价，他们手头才挣下一笔钱。琼斯先生的这处旧屋，原有名叫春园，因他种有许多枫树，入春满园红叶。黄郛夫妇入住时，这些枫树大者身高，小的仅二三尺。室内家俱皆现成，床榻碗盏俱备，两人都喜简朴，乐得现成，用的都是琼斯家旧物。其他需添置的铺陈，包括器皿的颜色，亦都尚素雅。卧室一分为二，前半间作书房，后半间放床。夫妻俩商量给这屋子取个什么名字好，两人脱口而出，就叫白云山馆吧。莫干之名，得自于春秋时期的夫妻铸剑大师干将、莫邪，“白云”从他们名字中各取一字（黄郛字膺白），又寓不离不弃、相濡以沫之意。 绰号“菩萨”的李晓垣是白云山馆的常客。此人是个大孝子，又精研佛学，一来就大谈性理，说什么吾人处世数十年，不过如空中鸟迹，若有若无，又说学佛为当下根本问题，此外一切世事，虽轰轰烈烈，不过如梦幻泡影，转眼皆空。在他影响下，黄郛渐渐也看起了佛学书籍，以作困顿中的排解。他们一家住天津时，方外友人太虚法师时常上门，解说四十二章经，有此基础，黄郛读起佛学书籍，竟也颇有心得。某次，听说大愚法师（太虚之徒）在上海传密宗心法，遂乘回沪之际与夫人从之学。黄郛对妻子说，任何宗教都是双轨的，以佛法言，一条是上求菩提，一条是普渡众生，现在学佛，不求是自求解脱，实不过是最初级的，佛家所说的“自了汉”罢了。
他们倒情愿长年不下山，可是山上无出产，吃的用的都要从山下三埠桥肩挑而至，冰雪载途之日，挑夫不能按时前来，佣人陈妈也会岁晚思归，冬天的三四个月，是没办法在山上过的。每年下雪了回上海，清明扫墓后上山，一年里有七八个月，都在山上。沈亦云自己编了教材，教女儿读书，也不算太无聊。熙治放了学，就跟着父亲去“跑山”。父女俩健步如飞，她跟不上，只在窗口远远看。朋友来访，初到时逢清爽的好天，都羡他们山居之乐，过不了几日，满山升起云雾，都受不了寂寞，匆匆欲返。莫干山作为沪杭瞩目的避暑胜地，一年中也就盛夏时节人多，过了七八两月，大多是空山不见人的。有时暴雨冲垮了山路，山下的食品送不上来，只好靠存粮度日。外人心羡他乱世中觅得这一别业，日常里日子的拮据，也只有自己知道。
山居之日，黄郛起身极早，围着最高峰塔山跑一大圈，习拳习剑，再吃早餐。他有胃病，只有勤加调摄。妻子带女儿上楼读书，他也进书房。偶尔凑成几句打油诗，就让女儿当信差，上下走送。“东山频添舍利座，春园卖作维摩室”“更年年携手白云中，尊天爵”，这些传上传下的纸条，是写实，也是贫贱日子里的一点乐趣。
跑山之外，他最喜欢的是园艺，修剪庭院里的树枝。那个园子，用他的说法是门外千竿竹、园心一片松，总被他修得十分整齐。园艺之外，他对建筑也投入了无穷热情。妻子最头大的是，家里忽然涌进一群做包工的工匠们，因为这意味着她丈夫要把哪一间的房顶掀掉，或者要把某一处的行道重新设计，这真是既烦且乱。可是建筑几乎成了这个男人的娱乐，他沉浸在这些自造的烦和乱里，沉浸在一大堆木料和石方中，乐此不疲。他最得意的手笔，是把楼梯做成了壁橱，有三个方向分七个门，分别安放碗盏、报纸、雨具、煤油灯、蜡烛台等，事毕，他像完成了一个大工程般，叫妻女都来参观他的发明。
静心还有一法，是临帖。各据一张桌子，一个写隶书，一个临魏碑，可是夫妻俩都没专门学过书，先前的人生也尽是行动，而非静观，再用功也来不及。看到康有为论书，有“我心有神，我手有鬼”句，心下懔然，发了誓要一笔一画好好写，各种碑帖也都下山买了来，但总是长进不大，就像沈亦云自嘲的，我岂只手里有鬼，心亦然。但写了一时字后，手虽依然故我，心境却有了大变。那就是认清了人生在世，都在因势利导，大势运焉，蒸蒸日上，势一消顿，惟有伏低伏小。
南方节气，一过四月，遍山始花，山上杜鹃花尤盛。亦云知二妹性仁是个爱花人，亦爱昆曲，就用《牡丹亭》中的曲语发去一信，约她上山看花：“此地遍青山啼红了杜鹃。”性仁回信说，她到南京邀了三妹性元一道来，先回嘉兴老家扫墓，再上山赏花。清明时节，性仁、性元在山上盘桓整十日，临走添了不少大筐小包，里面都是山中的野兰花、野杜鹃，还相约明年再来。
春季花开，或秋季稻熟时节，是一家顶开心的日子。他们坐轿游山，从这村走到那村，有时借农家一席地，吃自带的干粮，或做一锅饭慰劳轿夫。山路崎岖，轿夫走得喘气，黄郛就下轿自己行走。日后，他们办起莫干山小学，这些农家和轿夫们，又成了学生家长，他们还时常会在学校的饭厅碰到。惟当黄郛下轿行走，在后面的妻子看着心疼，日后忆及，有说“膺白惯走崎岖的路，像他在世时的命运”。
浙西有丝茶之利，本称富裕，可是莫干山所在的武康县，是浙江的一个三等县，却民生凋敝。往常黄郛一家游山，所遇着的乡村老小，大多不读书。村人知识之幼稚、身体之羸弱、谋生之困顿，常令黄郛忧形于色。第二年清明，一家子从上海回莫干山，途中见农村破败情形，黄郛又愀然不乐，他跟妻子提起一件往事，民十四那年，他们在北京香山，参加熊希龄开办的慈幼院，当时他们都念着院中那些孤儿，将来在社会上如何成家立业。黄郛七岁丧父，说到此节，犹自眼角发红。他对妻子说，乡村为国家之本，而如此鄉村与人民，又何以建设现代国家？
选定庾村实施农村改进的事，就是在进山路上谈妥了的。之所以选中这个镇子，是因为黄郛认为，这个小镇，正是中国农村崩溃之典型，他要从这改进中得出一份国家建设的经验。
于是议定先从兴办学堂入手，以耕读并重，普及国民常识，通过自教、自养、自治、自卫，解决生计，养成农人勤俭忠慎之习性。沈亦云说，一切宗旨你定，你若有空办，我决不插嘴，你无暇，需要我时，我决不推卸就是。日后，黄郛去世，沈亦云又在山上断续住了十余年，夫妻俩在莫干山的事业，经黄郛之手完成的约占四分之一，四分之三强，都是她去做了。
学校先是借用莫干坞的一处庵堂，叫白云庵，后来借用汪家村的一处民居为教室，开垦荒地作运动场，待到黄郛亲自画定图样建起新校舍，这里还挂起了另一块牌子“莫干山农村改进会”，作了他们推进整个乡村建设的中心。刚开始决定办这所小学时，有朋友笑称，以君之力，何不办一所大学？故人岂不乐成之？黄郛答，此我个人之心也，当以个人之力偿之，办小学则我力所能及，不烦朋友也。
小学之外，农民夜校、农民教育馆也开办了起来。优良的蚕种和麦种推广了下去，“金陵廿六号”麦种收效尤佳。农人无钱买新种，用旧种来换也行。近年建筑繁兴，好树几被砍尽，改进会牵头，种下去三万余株松杉树苗，复又遍植桐树。开办信用合作社，办理向农人放款、储蓄等业务。设调解委员会、户口保甲组织，立山林公约，警卫、卫生、消防各项事业也都一一开张，以学校为中心发动农村改进的做法，还推广到了邻近乡村。一时间，山上山下，说起509号屋主人，或“黄部先生”，莫有不知。 本来只想来进山静居一段时间，待心绪平复，还是要出来做事。却没想到，夫妻俩竟与莫干山结了如许深缘。待到几年后日军进犯华北，黄郛再次受命，担纲与日外交，焦头烂额，无济于事之际，这山上事业，竟成了他一个安慰。多年后，沈亦云回忆说，当时，朋友看她跟在丈夫后面，一心一意为山上事情忙，问她是不是急急要了一件什么事？她答，膺白种种劳而无功，身体日渐消瘦，心情也愈发郁懑，深恐来日不长，让他在山上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小事，庶几可以尽情满足他报答社会的一个愿望，或在心里得著些许的安慰罢。
几株老树掩映下的进山路，有时会响起政要们的脚步声。先是各部长官，再是先前的部属。他们对黄郛夫妇筑室山顶，把这白云深处作为偕隐之所，口上艳羡，心下都大不以为然，苦劝老长官还是回到政坛。但黄郛素少主动与他们联络，在他看来，私交虽厚，分际应设，隔院看花不可攀，既然离开了，不该说的话就绝不再说。
惟有写给共涉此案的老友张群的一封信中，他才略吐心曲，略述自己不出的原因，说办理济案所受刺激，“公私两项皆为生平未有之伤心事”，“此一段内外交迫之伤心史，实令我没齿不能忘”。
尽管他从没站到前台去说什么，“投鼠忌器”，一意维护蒋的面子，但其内心遭受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气滞于中，肝火愈旺，虽在山中勤加调摄，却挡不住人形渐瘦，最后也正是肝癌使他在五十七岁的壮龄撒手人寰。
冬日下山，开春上山，到杭州探访亲友，游游西湖，回了上海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所有迎送都是拒绝的。但还是挡不住衮衮诸公，以各式各样的理由找上门来。第一年山居，回上海度岁，宋子文、陈果夫先后找来，三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都是来问计于他。到了三月，政府与桂系交恶，亲桂的上海市长张定璠去职，蒋欲让黄郛重回上海任市长，再三派人及来电相劝，不就，推荐了张群继任。自清明节起，发愿在莫干山实施乡村改进计划，更形忙碌，种树、选蚕种、办学校，每一件都事必躬亲。五月间，蒋冯翻脸，南京欲发兵讨伐，他也未置一词，只是一味的疏远着当局。
只有一件整治淮河的事，他虽推辞不就，却是极力赞成的。北伐告成，国民政府召开军队编遣会议后，蒋介石欲把遣散的士兵集中去整治淮河，特成立了导淮委员会，蒋自任委员长，欲让黄郛出任副委员长，主持其事。黄郛告诉为此事上门的水利专家李仪祉，淮水易治，人心难治，真专家不多，半专家太多，水是活物，局部形势变更，全部均有变化，不能执于一说。难易之说，说的是水利，也是人心，可谓针针见血。
六月，导淮委员会在南京成立，蒋迭次来电促他下山，中有“为三十年友谊勿却”之语，他的答复倒也干脆明了，“欲保三十年友谊于不敝，故不必共事也”。字里行间，依然意绪难平。但他还是答应，会下山参加该委员会的成立仪式。
说是要收拾人心，一心建设，但党内派系林立，昔日同志又将大打出手，黄郛顾此情景，忧端聚心，却又无从说起。这年秋天，他和妻子一起坐了一小时车去吴兴，祭扫结拜大哥陈其美墓。回思光复上海历历往事，黄郛怆然不能已，革命革命，革到如今，已是太多的牺牲，革命固然不免牺牲，只是你杀我，我杀你，这牺牲实在是太过了，太无必要了。
到了隆冬，好友徐青甫陪同他们夫妻，往游绍兴大禹陵。预备在百官镇坐船回杭时，怎么也找不着黄郛了。同游者忽然记起，这附近有个舜庙，边上一个书院，就是黄郛幼年读书处。一众人找去，果然寻着了他，踟蹰于残墙下，面色惆怅。自少年离家，这个游子，南北闯荡，不履故土已忽忽四十年矣。
此时离他生命的终点，还有七年。
三、北上
结缡之初，黄郛与亦云同游镇江焦山，曾经有约，日后，亦云要为黄郛写一篇传文。黄郛去世十年后，沈亦云写《黄膺白先生家传》，忆及这节往事，还是为当年一语成谶痛切莫名。
山居三年后，夫妇俩已习惯了春夏居山、上海过冬的生活。黄郛是个没多少嗜好的人，居家恂恂，除卷烟外，只是喜山，喜静，喜阅读，喜建筑，当初选择安身莫干山，本为无心之举，莫干山并非什么名胜，只不过山上有很多现成的外国人留下的房子，且距离杭州、上海、南京都近，有事外出也方便。宋人说“我观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观我应如是”，在黄郛心目中，贤惠的妻子、渐渐懂事的女儿，再加白云青山，正所谓“知我者，二三子”。
看起来已国家统一，河晏海清，但黄郛心中时有隐忧，政府是这样一个先天弱势的政府，地方总与中央不能齐心，反蒋暗潮汹涌，和平还远没有降临。一九三〇年三月，中原大战爆发前，国民政府议决改组江苏省政府，钮永建辞去省主席职，拟请黄郛主苏。蒋介石命钱昌照到上海，找黄郛征求同意。钱昌照是亦云三妹性元的丈夫，蒋介石请二兄的这个连襟来做工作，也算是煞费苦心。但黄郛仍坚辞不出。这几年在李晓垣影响下出入佛理，对世事还真看淡了许多，前人管仲、诸葛，因祸以为福，转败以为功，他相信自己同样可以以退为进。此后，他下山的次数明显增多了。
三月中旬，中原战事正式开端，先前的革命同志，再次大打出手。此次大战，实是中国内战中最伤元气的一次，以至战后有人说，如无此战，中国还拿得出几支能战的军队，何至于在后来日本侵略东北时束手无策？当蒋阎冯拼命大战之际，有人请黄郛下山奔走调停。内战是他最反感的，而这次交战双方都是他交往很深的朋友，黄郛“痛苦到说不出”，他估量情形，无能为力，没有下山。
此时的黄郛，把结束乱象的期望寄托在军头们的自我觉悟，良心的自我发现上，实是难见出路之际的无可奈何之想。然而，他开出的“慈悲与平静”这两剂药，又怎能救时下糜烂之中国？中原的战事愈演愈烈，等到十月，战事初歇，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报告中说，此次大战，“中央军死伤九万五千人，敌军约十五万人，此种重大牺牲，无论为敌为我，总是中华民国之国民”。伤亡折耗的，皆是中华民国之元气，身为国家元首，语极沉痛，却已不过是马后炮。
在黄郛此时看来，天下搞得这么混乱，实起于人心之乱，那些玩弄政治于股掌之上的要人们，心中何尝有黎民百姓，而只是“魔语多，佛音少”。而抱有各种政治目的的小人奔走其间，更致局面不可收拾。虽忧心时局，与政府不再如三年前离职时那般刻意保持距离，但他从未存重新入局之念。“九·一八”后，日本对中国领土的觊觎，又把他推到了对日交涉的前台。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深夜十时许，日本关东军第二师团（即门多师团）借口柳条湖事件进攻北大营， 事发次日，黄郛正在莫干山上等张群的一个电报。好友李晓垣母亲在武昌病危，他托张群在上海为李代购赴南京的车票，张群电报到时，黄郛还以为车票的事有了着落，待亦云译出电稿，夫妇览毕，相对惶急，忧愤之状，真是欲哭无泪。一直担心着的事，终于发生了。
发生了如此石破天惊的事，山中无人可以讨论，是夜，黄郛彷徨无主，欲提灯走访省主席张静江，張静江却去了上海。这一夜，黄郛辗转不得寐，亦云也是毫无睡意。
那几日的莫干山，一些相熟或不甚相熟的朋友，都来找黄郛谈这件大事，一谈则不胜忧愤。在张静江和张群力请下，黄郛夫妇回到上海。此时的上海，已被仇日的汹汹怒潮裹拥，国难临头，大家都不再沉默，开会议论，通电主张，指摘政治，捐款援助东北义勇军。学生们要去南京请愿，被阻在火车站，公安局处置失当，约三千名愤怒的学生包围了市政府，把市长张群围在了里面。黄郛一回上海，就赶去劝说学生，市政府大门外人潮汹涌，他站了两个多小时也未能进去。
全国舆论一片指责声中，再加两广势力逼迫，蒋介石不得不于年底下野了。这是他继一九二八年夏天后的第二次黯然去职。南京政府改组，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就在这时，冯玉祥来到了上海。穿着蓝布袄裤，模样像一个农民的冯玉祥于元旦次日来拜年，一见黄郛就说：“都是您老不在京之故，您如在京，蒋先生有误会，可代解释几句，我冯玉祥不对，您亦可责备，何止双方被人挑拨，酿成内战，耗此国力，以致无以应敌！”话说得很漂亮，却没看到女主人的脸色已很难看。
冯玉祥在上海时就借住在祁齐路（今岳阳路）四十四号黄郛家。黄家有两间客厅，一间给了冯玉祥用。冯玉祥想去溪口看蒋介石，电报打去，蒋的哥哥蒋介卿回电说他兄弟出门游山去了，明显是拒绝的意思。恰好蒋介石来电，邀黄郛在杭州见面，大家同处一屋，搞得黄郛很难措辞，冯玉祥也满心狐疑。女主人出来打圆场说，膺白的大哥病了，须往杭州探视。冯玉祥将信将疑。
黄郛到杭州见他三弟。在西湖边蒋介石的住宅澄庐，两人密谈两个多小时，黄郛对于外交、内政、财政等问题，都一一向蒋谈了自己的意见。 第二天一早，杭州公安局长何云又把黄郛接至澄庐，陪同蒋介石吃早茶时，黄郛又对当下应取之态度作了建言，并特意提醒要留心新人才。早茶毕，宋子文也到了。三人登上宋子文新购的一艘美国皮船，同至楼外楼饭店。舟中，蒋介石颇多感慨，说局势很可能又要回到民国十三年以前各方割据之状，黄郛说，目下的情势从外交和财政来看，可能比民十三以前更加危急。
这次西湖会面十余天后，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闸北，与陈铭枢、蔡廷锴的十九路军激烈交火，“一·二八”淞沪抗战正式爆发。东北事件以来，中国军队终于发出了忍耐已久的还击，举国民气为之一振。是夜，黄郛祈齐路寓所的电话响了一整夜，夫妻俩轮班睡觉，喉咙讲得几乎起火。次日，蒋介石复出任国民政府军委委员，布置对日交涉和抵抗，国民政府发布迁都洛阳宣言，以示绝不屈服。战事进行到三月初，日军于浏河登陆攻击我军侧背，十九路军和中央第五军被迫撤退至第二防线。当浏河被日军攻占的消息传来，黄郛痛心疾首道：浏河宜注意，予说过十余次。为前线将领的疏忽痛惜万分。
最后在国联调停下，交战双方停火、撤军，恢复到事变之前状态。随后几个月的中日谈判阶段，中方出面的虽是外交部次长郭泰祺，但重归中枢的蒋介石还是非常重视黄郛的意见，对之多有征询。
淞沪战事爆发前，黄郛痛感“社会堕落、国事艰危”，意识到国家各项事业当从“建设”着手，他与经常到他家来的张嘉璈、张镕西、黄炎培等人筹备发起了一个“新中国建设学会”，时常讨论至深夜，总以为结社研究国家的问题，厘清思路，也算是为国分忧。其时，国府对建设问题也日渐引起重视，专门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即后来的资源委员会）。但随后长城战起，北方事日紧，黄郛受命北行，建设学会的事也就搁置了下来。
一九三三年的元旦，黄郛和妻子是在莫干山度过的。隆冬之际，山上偶尔飘雪，气候寒冷，这个时节归山，迥异他们这几年的出处习惯，却是有事不得不来，因为投注他们大量心血的庾村小学新校舍终告落成了。与学生、工友相处一日，黄郛心境大好，亲书了“勤俭忠慎”校训一幅，还审定了校歌歌词。
就在这一夜，山海关外战事又起。
两天后，黄郛夫妇自莫干山赴杭州小憩，与从奉化到杭的蒋介石碰面。是日傍晚六时许，前线战报传来，日军趁夜登城，后又出动空军，一日一夜间，攻陷山海关和临榆县城，我守军一营将士全部殉难。
黄郛正是在此危急之际受命北上的。正式的职衔是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简称政整会）委员长。国民政府发布的明令里，这个委员会辖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北平、青岛二市。黄郛的任务，是与刚刚接替张学良出任北平军分会主任的何应钦一起，主持对日谈判，争取“局部的华北停战”。
在正式决定前往北平前，黄郛应行政院长汪精卫之邀请，去南京面谈过一次。又架不住蒋介石从江西前线来电，称自己为“举世处境最艰苦者”，在张群陪同下乘坐江天轮去了一趟南昌。四月底，正是北方南天门战事最为剧烈之际，黄郛在南昌百花洲与蒋晤面。此时江西的军事行动也在激烈进行中。内忧外患，交相煎逼，黄郛思忖，三弟说自己是天下最苦人，倒也不算夸大。蒋、汪都期望他能去华北支撑危局，他开始托词闲散已久，殊不欲再肩巨任，心中交战数日后，终以公私情谊，两不容辞，正式受命了。
在与《大晚报》记者、作家曾朴的儿子曾虚白的一次谈话中，黄郛说，为个人计，我年纪这样一把，说求名吧，早做过几任部长，再做一次委员长也不见得增加多少光荣，说求利吧，我现在已薄有资产，尚无子息，平日除了吃几支雪茄外，别无一点嗜好，又何苦再要许多钱。又说，虽视做官为畏途，但国难当头，身为公民，他又不能不为国事而负责任，目下的自己就处在一个不愿做而不得不做的夹缝中，痛受煎熬。 朋友们都认为这是一桩吃力不讨好的活，赤手空拳，单身北上，万一再背黑锅，实在是太划不来了。黄郛自嘲说，若不是日本人肇此大祸，蒋先生口袋里不小心漏了一个洞，将他这一颗棋子不小心漏了出去，他是不想再上棋盘的。顾眼下情形，举国汹汹，情智激越，既不能战，又不能和，只有置一切褒贬毁誉于不顾。亦云见丈夫一反常态地固执，强扶病体要北上，也只得说：他这次是好汉低头，我则不得已而弱妇亦强。
因黄郛曾与她说：“勿以为我们可在山中做事外逸民，国家垮下来，将无山可入，不必努力，他日必悔，尽最后之力，则心安无怨。”
五月十七日，黄郛奉命抵北平。这一趟行程颇不顺利，先是火车在沪宁路几遭脱轨之厄。再是过天津西站时，有人向车厢投掷炸弹，意在阻其出任，幸亏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在前一站唐官屯接他下车，去了省署，总算有惊无险。
此时南京政府的对日态度，因长城抗战的失败，已然一个U形转弯，不抵抗主义重又抬头，说是边打边谈，但谁都看得出来，打毫无希望，只有通过交涉签订城下之盟，方能保得平津暂时安全。眼下平津周边战事方烈，北路牛栏山，东路通州，都在节节抵抗，那也是为了争得舆论注目，为停战谈判攒够筹码。黄郛抵平的当日，参加军分会会议，此时前线已将不支，在日军凌厉攻势下，防线分分钟可能垮塌。宋哲元将军在会上发牢骚，说他的兵在喜峰口时如虎，退时如狗，此时已像绵羊一般，驱之不动。可见士气一失，那些兵手上的长枪，竟已连烧火棍都不如。
黄郛在北平的临时居所是中南海瀛台之北的丰泽园，住过三晚后，大家都纷纷在作弃城的打算。黄郛吩咐几个随从，也打点行李，随时准备出城。一个叫张寓锋的随从记述说，事情的转机发生在这天夜间。七时许，黄郛外出，约十二时，有电话来找黄郛，正要告以不在家，忽闻脚步声响，黄郛回来了，电话里有一人说，勿带一人，速至某处。“公返身即出，至次晨六时归来，精神极疲，面含苦笑曰：可不走了。”他是连夜与日本人谈判去了。
国防会议议决的最后底线是，不承认满洲国，不割让东四省。5月31日，《塘沽停战协定》签订，中方撤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香河以西以南地区，日军飞机可随时监督，日方撤归长城之线，平津总算又苟安了。此前数日，黄郛有专电致蒋介石，详述对日谈判经过，此时的他，已语带激愤：“弟既强我以肩此重任，弟必给我以同等信用。兄山居六载，虽不敢谓已达悲智双休之域，然自信悲愿决不致卖国，智慧决不致误国……希望今后彼此真实的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
都说日本人量窄，然而党人气量之窄，或更有过之。南京某要员评价停战协定说：“卖国何必请他，我们自己会办。”就连亦云的妹妹性仁、妹夫陶孟和也都不能理解黄郛，认为他实在太过软弱。在與大姐的争论中，他们指责“大姐平日颇能规过，此次甚偏袒姐丈”。
倒是胡适遥体情势，在《独立评论》上为黄郛的外交努力说了几句公道话。我国的政治中心虽已南迁，但北平作为文化、学术和教育中心的地位绝不能就此完结，平津绝不能失，一旦这个中心被摧毁，那么日后北方的文化事业，“恐怕只有全盘让给日本外务省的东方文化事业部来包办了！”此次华北停战，虽不能使敌人将东四省退出一尺一寸，至少使他们不得在东四省之外多占一尺一寸的土地。
面对国人唾骂、家人责难，黄郛深感伤心，在发给蒋介石的电稿中不时有“彻夜周旋”“心酸胆裂”、“泪内流”等语。蒋介石说是让他去“跳火坑”，他把自己比喻为一个“拆火巷”的人：“日军进逼，正像房屋密集的市区遭遇了大火，无论你有怎样精良完备的消防器材和怎样勇敢熟练的消防人员，惟一救急的办法只有拆毁快要烧到的房屋，打出一条空巷，不让火源再蔓延过来。”
八月初，战区接收工作告一段落，黄郛和随后赶来的夫人亦云一同离开北平，亦云自津浦路南下返沪，他则经平汉路赴汉转赣，去庐山牯岭向蒋介石汇报华北军政及战区接收情形。亦云见他焦头烂额，神情疲惫，分别时劝他尽早向军委会和行政院辞职，他说烽火甫停，接收尚只初步，祸根尚多，责有未尽，路尚走得一步，此时不是辞职的时候。适值庐山军官训练团二期开班，黄郛到了庐山后还应邀就华北军情作了一场讲演。事毕，即赴南京向行政院报告，再回上海。
在上海朋友们的眼里，北方两月余的煎熬，已让黄郛的身形愈发消瘦，与刚下山时判若二人。“新中国建设学会”的同仁们安排了一场欢迎会。中日签订停战协定一事，坊间议论纷纷，到底真相如何，是人人关心的，他们想请黄郛讲讲在北平与日本人交涉的经过。
黄郛欣然答应道，自去年六月十九日建设学会成立以后，每星期必与诸君见面，讨论中国之出路问题，乃突然受命赴北平，与诸位已数月不见了，此次华北停战协定成立，外间揣测甚多，也甚愿把当时经过情形，与诸君一一说道。
“予对国家执着太深，故忘记自己，不顾目前及身后之名誉，故敢单枪匹马，一无准备以赴之。”黄郛说，他刚到北平，遇见英国大使蓝浦森，大使先生问他，这次带了多少人来？他答，秘书四人，译电员一人，仆役一人，连自己总共七人。蓝浦森惊呼，你的胆子也太大了！他答：正因为人少，所以胆子大，不顾一切来了。
他打比方说，夏日须风扇，冬天须生火炉，开风扇时须开风扇，生火炉时须生火炉，在国家利害之下，须牺牲个人政见，抗日必须多加生产，充实国力，在后方者，尤须做好长期抵抗之准备。今后中国之出路，他认为就在“求己”二字，“既往必须各具责已之心，以后尤须同抱求己之志”。他批评自民国元年以来，曾经当政之各派，以及近七年来之国民党，非甲责备乙，即乙责备丙，从未先行责己。这人类固有的劣根性，就好比人生了两只眼睛，却都是只向外看，从来没有两只眼睛向内自省。
他说，在北平最失望的，是危险迫急之时，东西长安街几无人影，及事情平静以后，上自军政部属，下至书记录事，又一个个钻出地表来，以事相求，请托，希望待遇优，责任轻，这般风气，还与先前一般无异。“危险之际，日本人脸色难看，平静后，中国人脸色更难看”。现河北省已为暂时之边疆，前陆地，后河流，长城线、北宁线如蟹之两螯，随时可以出事变，华北人民虽已受相当教训，而于公共建设，仍无意设施，凡事敷衍因循，暂时对付，他实为之心忧！佛家说无有得失，他也只能“行我心之所安耳”！ 正好宋子文赴美棉麦借款归来，抵达上海，黄郛和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财务部主任王克敏即与之晤面，商议华北财政问题。他本来还想在上海多留些日子，然而华北一直不太平，中央视他和何应钦为华北安全的两大“柱石”，多次促他火速赶去救场。
十月二日，黄郛自上海抵南京，随即转车北上。途经泰安时，与冯玉祥见了一面。冯是塘沽协定的坚决反对者，曾通电政府取消，否则将自率十万疲乏之师规复东四省。他与旧部方振武、吉鸿昌等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自任总司令，几个月前一举收复多伦等四县，失败后正隐居泰山五贤寺。黄郛向冯玉祥吐露心中委屈，说自己主持塘沽停战交涉，安定华北，本希望国人知耻雪耻，孰料国人并不了解，毫无觉悟，还对自己多有责难，真是痛心。冯玉祥深有同感，说现在的国难，虽是外侮，说穿了还是国人自招，他在察哈尔抗日，并不是操有必胜之券，譬如为人子者，明知父母已病入膏肓，但不能不请医生，现在社会只有利害，无有是非，思之真是一件极可怕的事，精诚团结确实必要，可说你我同心。
此时的黄郛，实已陷入了一个三明治式的困境，上下挤压，上面是政府，下面是民众，上下他都不能得罪，本想着临危受命，功成身退，却已是湿手抓面粉，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即便毁了一世清誉，也落不得一个好了。与朋友谈及他来北平后的尴尬情形，消极怕影响大局，积极又为事实所不许，蒋介石被江西剿共牵去精力，中央对日又没有一定之方针，他跋前踬后，动辄得咎，怕是很难全身而退了。
钱昌照对黄郛当日困境知悉甚深，晚年在回忆录里说，《塘沽协定》表面上是何应钦和日本签的，实际上是黄郛受命蒋介石主持交涉的。由此国人集中攻击黄郛，公认他为亲日投降派，至今几乎已成定论。钱昌照说，他读到黄夫人沈亦云僑居美国后出版的《亦云回忆》一书，书中有蒋介石亲笔写给黄的书信，也有黄复信和请示的电报底稿六七十件，均由原件影印附入，他读罢“喟然叹息”。说黄郛“一心帮助盟兄弟，稳定南京政权，出使北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代人受过，不惜毁了自己的名节”。
在沈亦云眼里，她的丈夫是从不忽友忽敌、朝三暮四的一个人，也是那个特殊时期中，“政府可以相信，敌人可以接受，惶惶不定者可与相安的一个人”。他的为人，就像他“膺白”的字，膺者，胸膺，白者，坦白。胸怀坦荡，用之则行，行无所顾瞻，舍之则藏，藏无所悔尤，拿得起，放得下，从来都是独来独往一个人，不与政客沆瀣一气，也不盲从群众或团体，虽没有什么特别的本领，但他爱国，爱朋友，爱爱国的朋友，也希望大家以爱国为第一。此次受命北上，实是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一段惨痛之事，多年以后，已入老境的沈亦云在美国写回忆录，看到当年保存下来的电文原稿，还自泫然欲泣，总觉得时代亏欠了他，自己也是亏欠了这个苦心人的。
“我在这段时期，出入于前台观众与后台执事之间，有时站在国民立场，忍不住喝倒彩，向演员抗议，亦有时知剧情紧张，不如此则如何，亦向演员作同情和慰藉。死而后已一句话，真的看见了。”
高调者以爱国名义，爱国仅是一个幌子，像黄郛这样的真爱国者，折冲樽俎，力有未逮，倒是要受尽委屈。
四、澈悟
一九三四年暮春，黄郛准备返回上海诊治鼻疾。行前，和夫人游颐和园，那一日天气甚好，他们在湖滨柳堤上走着，见空中有许多飞虫，夫人说，这都是朝生暮死的蜉蝣呀。黄郛驻步，似有所感，说，人要做事，应该多活一些年纪才好，一个人能做事业的时候，是在五六十岁开始呢。此时意态，尚称从容。
回到上海，心情反而大起大落。某日，他的寓所竟被不明身份者扔了一颗炸弹，幸未爆炸，也把家人吓得够呛。接着又收到恐吓信。炸弹的外壳上有鲁省制造字样，信是书写在上海随处可见的上等洋纸上，从留下的蛛丝马迹可知，扔炸弹和寄恐吓信的，都是愤其对日妥协的爱国青年。
蒋介石来电慰问，严令公安局彻查，黄郛说，青年学生情绪激越，也是政府态度暧昧所致，此事还是不追究为好。报界的狗仔队经常聚集在他家门口，伺察行动，逼得他发声明说：“余一年来之行动，问心无愧，一切出以光明，无用藏避”，其实已有“力薄难回劫后天”之叹，求去心切。
上海不得安静，避居杭州，住在西湖钱王祠边，亦云的亲戚家。某日出门赴一场宴会，同席皆本省军警界人，曾受胡宗南之托上门来看望过他的戴笠也来了。这些人对黄郛的为人及工作素有了解，他竟因感动而喝醉了酒。正好蒋介石也从南京飞来，会见浙省官员后，与他在澄庐会面。谈话中，黄郛力辞北行，蒋似乎也有首肯之意。黄郛深夜回到住处，告以夫人，夫妻俩皆欣然如释重负，准备第二天一早就回莫干山。没想到刚睡下不久，住在西泠饭店的张群就来电话，说委员长明天一早来访，将有要事面商。黄郛预感到盟弟可能还是不想放过自己，辗转反侧，一夜不得成眠。
第二天一大早，蒋介石去笕桥向航空学校师生训话完毕，就来到了钱王祠黄郛住处。时值西湖六月天，溽热异常，亦云说，她都穿上了蓝夏布衫，犹摇扇不止，蒋来她家时，衣服都来不及换，一身军装，领口犹有汗渍，主人欲开电扇，也被他摇手阻止。蒋介石进门后不与黄郛说话，却来问她这个嫂夫人，为何阻二兄北行？亦云有点火大，说，辱国差使，那也要差人轮流去做。蒋说，二嫂是学佛之人，应知道佛家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旨。亦云说，华北都一片亡国景象了。蒋说，惟其如此，吾人更不可放手。亦云还想争辩，黄郛已摇手让她勿言。最后，感于公谊私情，黄郛还是勉强应承了。
八月下山，先赴牯岭，面陈蒋、汪。蒋介石溽暑剧劳，身体不适，没有细谈，又与适在山上的《大公报》记者王芸生见了一面。王芸生对中日六十年来外交事颇有研究，黄郛虽与之初识，却大有知己之感，黄郛对自己像一个皮球一样被“拍来拍去”的境况大吐苦水。王芸生记录了他在牯岭上那次谈话：
一般人则以为我黄某天生贱骨头，甘心做卖国贼。对外未曾做了什么事，对内却须时时做解释工夫，真是痛苦万分。一年以来，对内对外，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伸腰，只是伸腰之后有什么善后办法。为国家设想，不能那样冒险。我现在好像打tennis的ball，日本人说，黄先生你若是没有办法，还不如请你趁早躲开，免得碍我们的事。一球拍把我拍到南方来。到了南方，逢人便问，膺白你什么时候回去？又一球拍把我拍回北方去。 他认为今日华北最大危机，乃在人心陷溺，一般人先在心理上将华北放弃，认为已无可救药，官吏多存五日京兆之心，丝毫没有振作之想，欲挽救华北，必须首先去除此种心理。
王芸生劝慰说，外交家只有具备牺牲精神，才能成就一番功业。黄郛说，若为我个人设想，绝无再回北方的理由，但国家既需要我唱这出戏，只得牺牲个人以为之。我年已五十五，大小的官都曾做过，尚复何求，颜骏人（惠庆）先生说，中国外交有三条路好走，实则仍须自己有本钱，我以为国家的出路有三句要诀，放大眼光，咬紧牙关，勒紧肚带，大家能本此三点奋斗下去，国家前途才有希望。他的这番回答，被王芸生称作“悲愤而仍具牺牲精神”。
从上海调任湖北省主席的张群此时也在庐山，他是来向中央要钱的，但见了蒋介石后，竟未说得出口，退后向众人表示，何必拿这些事去麻烦他，还是尽自己力量去做吧。黄郛此次南下，本来也是抱消极的心态，牢骚满腹，想要当面向三弟发泄，几次见面，也觉不忍出口，反而鼓起勇气，决计北归了。临动身，杨永泰设宴饯行，他的心情已好了许多，对王芸生说，在庐山住了这些日子，觉得这里人少而事多，人人皆坚忍耐劳，热诚努力，这或许是中国前途的一线曙光。还开玩笑说，我每次见新闻记者，好像犯人见法官似的被种种盘问，今天我要调转头来盘问盘问新闻记者，请问王先生在庐山住了多日，你的感想如何？王芸生答：很有朝气。
以外交谋得暂时的和平后，紧接着的，乃是要以建设谋繁荣。此次回北平，黄郛的确颇思有一番作为。为政须从振作人心、整肃吏治着手，训练一支高效强干的行政队伍，他回平后，即以三个月为一期，每期一百二十人，开办“地方行政人员训练所”，“农村指导员养成所”，还亲订了“勤俭忠慎”的所训。开班典礼上，他逐一解释了“勤俭忠慎”四字涵义，尔后，结合自己五十余年的人生经验发挥说，人生于世，所接触者，无非对人、对事、对物，对人，要“和恕以取人，教察以用人”，对事，要“敬敏以处事，理智以用事”，对物，要“整齐以处物，朴惜以用物”。 人人各有其本位，就会尽其力，不以其力量相互抵销，那就是和，人人反躬自省，互相谅其不及，互相补其不足，就是恕。这几年出入佛典，大小公案都已烂熟于心，他信手举了一個例子，有一名僧，讲演“和”字，谓佛堂中所悬之常生灯，灯灯各有本位，光光互相映照，故能成此庄严灿烂之佛座，而光明无比，即此理也。
日本既少信义，交涉无穷，通车案后，又有通邮、联航等案，举凡士兵脱队走失这样的小事，也要做足文章，强压中方低头。官吏狃于故常，痛定不复思痛，社会恃虚骄之气，空言张目，黄郛周旋其间，又无力改变，气郁于中，身体已渐形不支。先是头痛，失眠，继而胸中隐痛，若有针刺，整个形相，也是愈发的黑黑瘦瘦。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黄郛离开北平启程南下。到上海后，他致电行政院长汪精卫，要求辞职，随即，离沪赴莫干山。其间，中日形势迅速恶化，蒋、汪要求他北返，他均以病体孱弱为由拒绝。听到行政院不许他辞职的消息，他还有一电发与杨永泰：“事态至此，再叫我去，不啻驱我入穴，等于专制时代赐巾令自缢，未免太不近人情。”几天后，国民政府即任命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总参议王克敏代理委员长职。
卸去政整会的职务后，《大晚报》记者曾虚白又与黄郛见过一面。曾虚白的印象是，眼前的黄郛就像一只铩羽归来的秃鹫，满腹牢骚，一腔苦闷。但他还固执地认为，失败的原因不是自己不努力，而是外界环境所造成。黄郛打了一个比方，说自己就好比是一只载满糖包的船上的水手，一条鲨鱼游来，要吞下这艘船，这个水手急中生智，往鲨鱼嘴里扔了一个糖包，鲨鱼吃着糖，缓和了吞舟的欲焰，这水手迫切地希望，在这缓和的机会里，船上的人都能团结起来，可是船上的人照样醉生梦死着，还指责他出卖了他们。
一九三五年的十一月实为多事之秋，先是汪精卫在党的一次执委会会议开幕式上遇剌受伤，行政院长一职由孔祥熙暂代。不知是畏日情绪作祟，还是继续要把共产党作为最大的对手，蒋介石对屡次作梗的日本还是心存幻想。在枪击案后半个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宣布他的外交方针为内求自存、外求共存。日后议论横生的“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一言，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据说这份讲稿，就出于黄郛之手。虽然这话的语境是情势至危，间不容发，但不抵抗的事实，却也难杜天下悠悠之口。
十一月间尚有一事，十年前国民革命军在江西最大的对手、已经下野多年一心向佛的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在天津居士林佛堂被一个叫施剑翘的女子举枪击毙。施女旋即自首，声称此举乃为父报仇。十年前，孙传芳与张宗昌在安徽固镇争地盘，俘杀的张手下前敌总指挥施从滨，正是此女从父。天下事，环环相报，种种的果，正始自种种的因。按民国刑律，施女杀人，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甚至死刑，然而舆论裹挟之下，这个“巾帼女豪”入狱不到一年，就蒙政府特赦，放归南京。民国世界，道德家倡言道德，法学家倡言法治，但民间社会的秩序运行，还是易被道德义愤左右，不脱江湖粗粝之气。这也是乱世一景。
即以天下事而言，有人煽动华北自治，有人叫喊联俄抗日，也有人于不动声色间已与日本人暗通款曲，在此时的白云山馆主人黄郛听来，这种种尘界的声音，偶尔分明，大多时候已如另一个世界般遥远了。一种从脚踵而起的无力感，已把他淹灭。
一九三五年夏天后，黄郛终于辞去了本兼各职，安心归山了。对于在外面世界的内攻外逼中遍尝失败滋味的黄郛而言，这方山间净土似乎成了他惟一的安慰。
夏天，有着近廿年友谊的太虚法师来莫干山小住月余。太虚精研佛理，又有济天下苍生之志，与黄郛在山上昕夕抵掌谈佛学，评判国内外时事。黄郛学佛近十年，对太虚的无上正觉之分析每多心契，深感国人有冥然罔觉者，有觉而不正者，有虽正觉而未遍者，正觉之途，殊为不易，以致太虚日后有叹，“近人能运用佛学于政治者，先生最胜”。
这年冬天，他们从山上的白云山馆搬到了庾村的文治藏书楼去住，藏书楼紧挨着庾村小学，系建筑师专门设计建造，砖墙坚厚，挡得住山间寒风。楼共四楼四底，楼上卧室，楼下书房，还有一间有窗、有壁炉、采光甚好的大阳台。这间大阳台成了夫妻俩最常逗留的地方。炉架上挂着大幅的《怀抱思亲图》，出于山水名家贺天健（字健叟）之手，还有章太炎先生亲书的《文治藏书楼记》，那都是黄郛为纪念他死去多年的父亲的。还有一幅立轴，是江苏武进人庄思缄先生书赠的，抄的是诸葛武侯的一句话，“我心如秤，岂能为人作轻重”，自然也是主人喜欢的语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