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借鉴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而建立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公民社会培育、民主意识与文化的形成以及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发展等，这些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已经走上协商民主的发展轨道。
【关键词】中国特色 民主政治 协商民主 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将发展民主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将“民主选举”置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之前，温家宝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将“选举权”置于“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之前，视为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推进中，中国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协商民主制度。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历史传承
新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吸收了巴黎公社、苏维埃的基本经验。因此，我们的协商民主机制具有深刻的无产阶级政党烙印。
巴黎公社：新型民主国家的雏形。1871年，巴黎公社第一次探索用无产阶级民主取代资产阶级民主。在仅仅存在的72天时间里，公社坚持人民管理制，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建立了一个实干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为了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巴黎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一是“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二是“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从而“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巴黎公社展示了无产阶级新型民主国家的雏形。
苏维埃执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探索。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深刻改变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党的活动性质与方式。列宁根据巴黎公社经验和俄国的特点，提出把苏维埃作为国家政体形式：“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惟一可能的形式”。依靠苏维埃政权形式，广大的劳动人民第一次获得了管理国家的权利。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苏联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出现了严重的失误，20世纪后期，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盲目引进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通过实行总统制，假借“全部权力归苏维埃”，把中央政治局抛在一边，最终导致苏共丧失执政地位。
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辛亥革命前，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辛亥革命后，仅在1911至1913年间，中国就出现了300多个政党政团，其尝试实行或有机会实行西方多党竞争的议会民主制，但均未获得成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同中国其他民主党派亲密合作。各民主党派间的协商，除在人民政协中进行外，更多地采用共产党中央负责人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代表协商座谈会的形式，凡遇大事，都可开会协商，主要内容有：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国家政治、经济的重大问题和决定；国家机关和人民政协的人事问题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政治协商会议形成制度，并推广到全国各地区。
当前中国改革面临的经济社会矛盾极为复杂，特别需要一个坚强的政治核心正确处理各种矛盾。这就需要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建立健全适合中国国情的协商民主机制。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借鉴
一千多年前，西欧开始出现社会多元主义、阶级制度、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念、亲历代议制的经验、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等，这些传统在17世纪～18世纪激发贵族和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要求政治参与的斗争，并造就了19世纪的民主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了一种协商民主理论范式，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三波”：全球性政治发展。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具有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1974年～1990年间，大约有30个国家由非民主政治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体制，现代世界出现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所提出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亨廷顿研究认为，自17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末，世界历史上已经出现三次民主化浪潮。其中，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即在葡萄牙于1974年结束独裁后的15年间，席卷欧洲、南美，横贯拉丁美洲，30个国家建立了民主政权。尽管向民主化转型的国家采取的方式各自不同，但“第三波”中的变革、置换和转移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征，这就是：妥协、选举与非暴力。其中，在政治精英中进行谈判和妥协，是民主化进程的核心；选举是民主运作的方式。第三波中显然出现了暴力，但“在整体上这种暴力十分有限”，“以人的生命所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低的。”
自19世纪以来，多数民主国家一直是西方国家。在第三波中实现民主化的30个国家中，有26个西方国家，亨廷顿以为在1990年，世界上约有45%的独立国家拥有民主体制。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的国际体系结束，全球政治变成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形势，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如何在复杂的、多极的、多文明的世界内共存？我们应坚持求同存异，科学对待人类政治文明，积极探寻并努力扩展与其他文明包括西方文化在价值观、惯例和习俗等方面的共性。
“西方化”与“反西方化”：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两个极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被无情地“西方化”。西方国家的社会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人文精神、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管理方式等，成为一部分中国人追求和效仿的对象。而另外一些中国人则认为，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存有“西化”和“分化”的阴谋，“全球化”是西方国家“推行霸权主义的最新工具”，因此，许多中国人“反西方化”的民族情结挥之不去。
“西化”与“反西化”，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但事实上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反西化”是对“西化”的一种注解，它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西化”在中国的存在和影响。今日中国的“非西化”，是无所不在的民族化或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将对内的改革与对外的开放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伴随着吸纳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同时也在全面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为新中国建立以来所未有。 增量民主：中国政治改革的首要目标。当代中国的改革是一种“增量改革”，或者说“渐进改革”。俞可平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最重要的发展，就是中国正在走上一条增量民主的道路。政治领域的增量改革，实质上就是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增量政治改革，首先体现为增量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主要在于强调民主的程序、高度重视民间组织和公民自身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党组织和政府在民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建立和完善现代的动态政治稳定机制等。深化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是中国增量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西方新兴的“倡导公民政治参与”的协商民主理论，主要是为了解决西方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多元文化社会体系中潜藏的深入而持久的道德冲突，以及种族文化团体之间认知资源不平等造成的多数人难以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问题。因此，西方的协商民主从民主、自由、平等观念出发，强调绝对平等的协商，要求各参与主体地位完全平等、信息相互对称和利益共存共赢，具有合法性、平等性、公开性、责任性、规范性和集体理性等特征，为中国的增量政治改革和增量民主，提供了有益思路与借鉴方式。
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创新
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为尽可能将民间的参政需求纳入到现行体制框架内进行有序释放，我们成功地创造出多种协商民主形式。
民主恳谈。作为一项与公共事务的处理密切相关的社会协商制度，2000年，民主恳谈在温岭市得以确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已演化为形式多样的稳定制度，包括民主沟通会、决策听证会、决策议事会、村民议事会、重要建议论证会、村民代表监督管理会、党代表建议回复会等。民主恳谈不仅是民意表达的场所，更是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
民主议事会。主要包括党员议事制度、党群议事会、政协社区议事会、村民评议会等。这些议事会制度，根源于基层的民主实践，最贴近民众的现实生活，最能解决民众面临的实际问题，有利于实现民众的有序政治参与。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即职工代表与企业代表依法就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制度、工资分配形式、工资收入水平等事项进行平等协商，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工资协议的行为。
旁听。这是公民参与政治的形式之一，如旁听政府工作会议，旁听重大公共投资项目，旁听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服务决策等。旁听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政务公开，有利于民主监督。
网络参与。这是信息时代的一种新的协商民主形式，公众通过电子邮件、电子论坛等网络形式参与或影响政府公共政策或公共事务的行为过程。网络参与，有利于拓宽参与渠道，有利于推进政府与公众的直接对话。
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制度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借鉴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而建立起来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坚持不懈地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公民社会培育、民主意识与文化的形成以及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发展等，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已经走上协商民主的发展轨道。
（作者为中国石化天然气工程项目部党委书记、高级工程师）
【关键词】中国特色 民主政治 协商民主 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将发展民主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将“民主选举”置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之前，温家宝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将“选举权”置于“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之前，视为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推进中，中国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协商民主制度。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历史传承
新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吸收了巴黎公社、苏维埃的基本经验。因此，我们的协商民主机制具有深刻的无产阶级政党烙印。
巴黎公社：新型民主国家的雏形。1871年，巴黎公社第一次探索用无产阶级民主取代资产阶级民主。在仅仅存在的72天时间里，公社坚持人民管理制，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建立了一个实干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为了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巴黎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一是“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二是“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从而“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巴黎公社展示了无产阶级新型民主国家的雏形。
苏维埃执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探索。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深刻改变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党的活动性质与方式。列宁根据巴黎公社经验和俄国的特点，提出把苏维埃作为国家政体形式：“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惟一可能的形式”。依靠苏维埃政权形式，广大的劳动人民第一次获得了管理国家的权利。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苏联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出现了严重的失误，20世纪后期，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盲目引进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通过实行总统制，假借“全部权力归苏维埃”，把中央政治局抛在一边，最终导致苏共丧失执政地位。
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辛亥革命前，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辛亥革命后，仅在1911至1913年间，中国就出现了300多个政党政团，其尝试实行或有机会实行西方多党竞争的议会民主制，但均未获得成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同中国其他民主党派亲密合作。各民主党派间的协商，除在人民政协中进行外，更多地采用共产党中央负责人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代表协商座谈会的形式，凡遇大事，都可开会协商，主要内容有：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国家政治、经济的重大问题和决定；国家机关和人民政协的人事问题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政治协商会议形成制度，并推广到全国各地区。
当前中国改革面临的经济社会矛盾极为复杂，特别需要一个坚强的政治核心正确处理各种矛盾。这就需要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建立健全适合中国国情的协商民主机制。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借鉴
一千多年前，西欧开始出现社会多元主义、阶级制度、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念、亲历代议制的经验、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等，这些传统在17世纪～18世纪激发贵族和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要求政治参与的斗争，并造就了19世纪的民主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了一种协商民主理论范式，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三波”：全球性政治发展。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具有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1974年～1990年间，大约有30个国家由非民主政治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体制，现代世界出现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所提出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亨廷顿研究认为，自17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末，世界历史上已经出现三次民主化浪潮。其中，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即在葡萄牙于1974年结束独裁后的15年间，席卷欧洲、南美，横贯拉丁美洲，30个国家建立了民主政权。尽管向民主化转型的国家采取的方式各自不同，但“第三波”中的变革、置换和转移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征，这就是：妥协、选举与非暴力。其中，在政治精英中进行谈判和妥协，是民主化进程的核心；选举是民主运作的方式。第三波中显然出现了暴力，但“在整体上这种暴力十分有限”，“以人的生命所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低的。”
自19世纪以来，多数民主国家一直是西方国家。在第三波中实现民主化的30个国家中，有26个西方国家，亨廷顿以为在1990年，世界上约有45%的独立国家拥有民主体制。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的国际体系结束，全球政治变成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形势，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如何在复杂的、多极的、多文明的世界内共存？我们应坚持求同存异，科学对待人类政治文明，积极探寻并努力扩展与其他文明包括西方文化在价值观、惯例和习俗等方面的共性。
“西方化”与“反西方化”：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两个极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被无情地“西方化”。西方国家的社会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人文精神、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管理方式等，成为一部分中国人追求和效仿的对象。而另外一些中国人则认为，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存有“西化”和“分化”的阴谋，“全球化”是西方国家“推行霸权主义的最新工具”，因此，许多中国人“反西方化”的民族情结挥之不去。
“西化”与“反西化”，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但事实上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反西化”是对“西化”的一种注解，它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西化”在中国的存在和影响。今日中国的“非西化”，是无所不在的民族化或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将对内的改革与对外的开放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伴随着吸纳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同时也在全面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为新中国建立以来所未有。 增量民主：中国政治改革的首要目标。当代中国的改革是一种“增量改革”，或者说“渐进改革”。俞可平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最重要的发展，就是中国正在走上一条增量民主的道路。政治领域的增量改革，实质上就是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增量政治改革，首先体现为增量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主要在于强调民主的程序、高度重视民间组织和公民自身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党组织和政府在民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建立和完善现代的动态政治稳定机制等。深化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是中国增量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西方新兴的“倡导公民政治参与”的协商民主理论，主要是为了解决西方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多元文化社会体系中潜藏的深入而持久的道德冲突，以及种族文化团体之间认知资源不平等造成的多数人难以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问题。因此，西方的协商民主从民主、自由、平等观念出发，强调绝对平等的协商，要求各参与主体地位完全平等、信息相互对称和利益共存共赢，具有合法性、平等性、公开性、责任性、规范性和集体理性等特征，为中国的增量政治改革和增量民主，提供了有益思路与借鉴方式。
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创新
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为尽可能将民间的参政需求纳入到现行体制框架内进行有序释放，我们成功地创造出多种协商民主形式。
民主恳谈。作为一项与公共事务的处理密切相关的社会协商制度，2000年，民主恳谈在温岭市得以确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已演化为形式多样的稳定制度，包括民主沟通会、决策听证会、决策议事会、村民议事会、重要建议论证会、村民代表监督管理会、党代表建议回复会等。民主恳谈不仅是民意表达的场所，更是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
民主议事会。主要包括党员议事制度、党群议事会、政协社区议事会、村民评议会等。这些议事会制度，根源于基层的民主实践，最贴近民众的现实生活，最能解决民众面临的实际问题，有利于实现民众的有序政治参与。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即职工代表与企业代表依法就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制度、工资分配形式、工资收入水平等事项进行平等协商，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工资协议的行为。
旁听。这是公民参与政治的形式之一，如旁听政府工作会议，旁听重大公共投资项目，旁听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服务决策等。旁听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政务公开，有利于民主监督。
网络参与。这是信息时代的一种新的协商民主形式，公众通过电子邮件、电子论坛等网络形式参与或影响政府公共政策或公共事务的行为过程。网络参与，有利于拓宽参与渠道，有利于推进政府与公众的直接对话。
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制度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借鉴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而建立起来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坚持不懈地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公民社会培育、民主意识与文化的形成以及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发展等，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已经走上协商民主的发展轨道。
（作者为中国石化天然气工程项目部党委书记、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