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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等发达国家正处于令人煎熬的金融危机中。为了尽早走出危机，西方近来一直在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和方式，呼吁中国能够出手相救。甚至有西方媒体预测，中国会开出“政治条件”。面对这些呼声和观点，中国必须要有危机救助的自身思考。
中国能动用的外汇储备有限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中国尽管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但真正能够动用的其实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多。最新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外汇储备为1.9万亿美元。如果减去已经投资美国国债、“两房”等政府机构债券和美国企业债券的1万多亿美元，还剩下8000亿美元左右。此外，中国必须至少留有5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应付偿还国家债务、维持进出口贸易以及防止外商投资撤出等需要。这意味着中国目前所能动用的外汇储备最多不过3000亿美元。
无论是美欧国家还是中国政府本身都必须清楚认识到，3000亿美元而不是1.9万亿美元，才是中国理论上能够参与国际金融救助的最大能力。
通过上述分析，还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外汇储备的最重要使用方式是投资美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愿意忍受投资美国的可能巨额损失，保持现有美国金融资产的总体规模稳定，不减持或者抛售美国的各种债券，已经是对美国乃至全球救助计划的最好支持，也已经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利益攸关方的重大国际责任。
西方仍在用双重标准困扰中国
至于中国是否继续有意增持美国等国的债券及其他金融资产，和其他任何国家的投资一样，在能力范围之内最为优先考虑的当然是安全性和公正待遇这两大问题。但是，恰恰是这两个关键问题让中国有很大疑虑。从安全性来说，中国以往的投资迄今为止很难说是非常成功的。持有的美国国债，正在遭遇美元汇率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双重损失；购买的美国政府机构债券，只能依靠美国政府对相关机构的接管和国有化等途径来保证稳定；投资美国的其他金融机构，或者已经破产，或者正在遭遇大幅缩水。应该说，中国的上述投资已经非常谨慎，通常情况下也足以确保安全。但即便如此，还是出现了问题。这固然和对外投资所面临的危机大环境有关，但确实也和被投资国的“忽悠”有关。
犹记得去年7月，美国住房部长杰克逊来华访问，强烈建议中国购买美国的房地产按揭证券，并鼓吹其安全性和盈利性。但事实最终证明，他的介绍其实是具有一定欺骗性的。如果不是美国政府最后接管“两房”，中国对此的投资可能将血本无归。倘若一个政府高级官员都如此“不诚实”，那么有什么理由可以让中国继续相信对这个国家投资是安全的呢？
公正待遇则体现在中国对外投资所遭遇的如下两个双重标准上。第一，当中国用主权财富基金购买外国资产时，被指责含有政治意图而被质疑和限制；但是当中国基于实际情况考虑而选择可能不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时，又被渲染为逃避国际责任。第二，当中国希望用外汇储备投资其他国家的制造业和能源企业时，被指责可能威胁到被投资国的国家经济安全；但是当中国基于同样理由拒绝国外资本并购时，却被描述为所谓“经济民族主义”。
为避免上述情况的再次出现，中国应该有如下一些建议。这些建议的基本着眼点是希望西方国家能够尽早走出金融危机，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长期稳定，而不仅仅是让中国在当前复杂的情况下有足够的理由来继续对外投资。第一，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正如包括美欧在内的很多国家已经正确指出的，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不尽合理，不能准确反映目前各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这种不合理不仅促成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还影响了危机救助的最终效果。当务之急要建立对发达国家的金融政策一视同仁的监管制度，以及增加新兴经济大国的发言权等。
第二，美国应依靠自身努力解决问题。很显然，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最根本原因是美国对国内金融市场缺乏必要监管以及货币政策实施不当所致。解铃还须系铃人。美国固然可以寻求其他国家的帮助，但必须首先意识到，其自身要对此负最大的责任。如果还寄希望主要以通过转嫁危机的方式来化险为夷，不仅事倍功半，而且最终只能破坏美国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道德合法性。
第三，不能只关注国际金融危机，还必须考虑如何通过增加国际贸易来缓解金融危机。一个更加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是有助于抵消和弥补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可能损害的。基于此，一方面要大力推进全球自由贸易谈判的进程，同时还要防止某些国家陷入贸易保护主义的窠臼，造成“以邻为壑”的可怕后果。
第四，中国在有限能力内，并不一定会按照某些国家所希望的继续购买国债或者金融资产的方式来进行国际合作。作为替代选择，中国既可以按照一定的市场利率借钱给需要的国家，也可以通过购买非金融企业的方法向缺乏流动性的国家注入资金。只要相关国家不对此加以反对，这同样是一种支持。中国甚至可以考虑和其他国家共同出资，建立一个应急性的“全球资金池”，以帮助某些国家渡过难关。只需要危机结束后，这些资金按照计算方法自动转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投票权份额即可。
至于中国是否会利用其他国家的迫切需要来提出什么“政治条件”，显然这是和中国无关的虚伪问题。这些国家真的需要中国的帮助，就不应该不顾中国的感受而继续做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事情。
中国是否该为美国经济危机买单？
美国《侨报》刊发时事评论文章指出，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面临两个新的挑战，同时也是两个新的机遇。处理得好，两国关系将跨进一大步，出现二次战后从未有过的良好新局面，造福两国，也为亚太地区和全世界做出新贡献；处理得不好，将给两国带来许多麻烦。一个挑战，是两国如何密切合作，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另一个挑战，是台海两岸进入和平发展新阶段后，美国的对台政策如何跟上形势变化进行调整。这两个挑战的现实意义是迫切的，因为布什总统即将任满，新总统即将选出。新旧交接正是调整政策、进行“变革”(CHANGE)的最佳时机。
文章说，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中美关系的挑战。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严重损伤美国“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权、美国金融体系作为“世界金融支柱”的作用，受到严重质疑。世界银行总裁佐力克10月6日说，“当前全球金融动乱，强烈显示有必要为新的全球经济成立新的多边结构，取代过时的结构，纳入亚洲和拉丁美洲正在成长的经济体”。意大利经济部长特雷蒙蒂10月10日说：“作为7国工业集团的下届主席国，意大利已起草一份世界金融制度改革方案，我们将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把7国集团扩展到20国集团，形成一个包括发达国家与世界新兴经济体在内的更加广泛的国际组织”。(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格局)此次危机为国际社会走向平等，为中美两国互不干涉内政、更加互信、友好合作，提供了新机遇。
世界金融体系变革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更紧迫的是各国联合起来，稳定金融市场，进行“止血”。中美 两国在此次风暴中必须密切合作，有两大理由。其一，两国经过多年交流合作，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现在已经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为了共同利益，必须“同舟共济”；其二，美国是世界最发达国家、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两国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负有重大责任，应携起手来共担重任。
在共同应对金融风暴中，两国国内都有不同声音。例如，美国有人说：“现在中国是美国的银行“，如果中国这次不伸手协助美国纾困，“美国会死得很惨”。这种说法言过其实，是给中国“戴高帽”，催中国多多出钱购买美国债券、股权。而在中国，也有人强烈反对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认为“不应替美国买单”。其实中国不得不购买一定数量美国国债，是与中美贸易存在巨额顺差相连的，在这个问题上两国存在共同利益，如果中国购买的数量不超过合理限度，不能简单化地称为“替美国买单”。中国正在大力支持美国应对金融风暴。首先，中国尽一切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成为世界经济衰退浪潮的中流砥柱，这对美国，对世界，都是最有力的支持。其次，中国拒绝“抛售”呼声，维持美元和美国国债券的稳定。第三，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应对金融风暴的联合行动。西方6国10月8日同步减息，中国大陆和香港立即宣布单独减息，以相呼应。第四，中美两国从金融风暴开始以来，相互协商，协调行动，始终不断。
援救美国，中国面对三个“怎么办”
美国《侨报》发表刘涛撰写的文章指出，需要强调的是，笔者一直主张，在全球危机背景下，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政策协调，和衷共济，共渡时艰。然而，合作方式有很多种，维护东亚地区经济稳定、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不在危机关头大量抛售美元资产等，都是中国能承担且愿意承担的义务，但强迫中国斥巨资购买美国国债，则完全漠视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世界需要听听中国的声音。文章说，面对迅速蔓延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布什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救援措施。除动用7000亿美元来剥离不良金融资产、对银行注资，以及对新发债券进行担保外，还将有1500亿美元用于落实第二次减税计划。如果加上此前对AIG(国际集团)、“两房”和贝尔斯登接管所耗费的投入，这一拯救计划预计至少高达2万亿美元。接下来，由谁埋单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在美欧不断抛出“中国责任论”的情况下，中国已承受较大外部压力。例如，此前有媒体报道，美国近日在20国集团会议上就强烈要求中国购买美元债券，理由是中国握有庞大的外汇储备。笔者认为，中国一旦上套，则将至少陷入三重困境。金融危机持久深入怎么办？实事求是地说，目前美国应对危机的做法在逻辑上大致是对路的:次贷危机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其实质已演变为全面信贷紧缩(Credit Crunch)，简单说就是缺钱，银行相互间借不到钱，而银行对企业和居民更是惜贷。因此，几天来欧美各国持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和对金融机构注资，加上全球联手降息，信贷紧缩局面的确得到初步缓解。然而，由于欧美金融市场“流动性黑洞”并没有根本改变，如果后续没有进一步的资金注入，先期努力可能付诸东流。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所谓1930年代的“大萧条”远非人们想象中那般简单，而罗斯福“新政”也并无药到病除之功效，个中反复曲折和艰辛无奈非亲历者难以体会。自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溃算起，整个1930年代美国经济不断在“希望—失望—再次升起希望—再次失望”的往复循环过程中痛苦煎熬。伯南克在其著作《大萧条》中曾提及，1930年10月银行危机的爆发，使1929年以来的全部努力付诸东流；而1931年的金融恐慌，则使初露端倪的复苏曙光再度黯淡；到1933年3月，整个经济和金融体系都陷入了谷底；经过1933年至1935年漫长的体系重建，经济重又迈向复苏；不过，1937年至1938年危机再度打断这一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二战爆发才使美国最终走出萧条，一举摆脱制造业需求不足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两大顽症。
可见，应对金融危机很可能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任何想要“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都过于天真。即便中国这次能掏出2000亿美元救美国，若其后危机升级，中国是否还有3000亿、4000亿美元继续敞开了供应美国呢？
美元霸权继续巩固怎么办？二战后，美国主导成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钉住黄金，各国货币钉住美元，美元霸权地位得以确立。然而，根据“特里芬悖论”，美元的无限供给能力和它的信誉之间最终发生了激烈冲突，1970年代初，美元被迫与黄金脱钩，全球固定汇率体系崩溃，其霸权地位摇摇欲坠。不过，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美国与沙特为首的中东产油国达成私下协议:中东国家今后仍可安全购买美国国债，但必须确保以美元作为原油计价货币。此外，粮食、贵金属等国际大宗商品也先后被美元俘获，本已日暮途穷的美元重获生机。
不仅如此，正如1999年诺贝尔奖得主蒙代尔所指出的，浮动汇率制度时代的到来，非但不会减少各国的外汇储备，反会增加其对储备货币的需求。这方面，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虽然日本在1970年代就转向浮动汇率制度，但为确保手中已有的大量美元资产不缩水，不得不在外汇市场上持续购入美元，结果就是手中的美元储备越来越多，形成“美元依赖症”。随着越来越多亚洲国家步日本的后尘，美元的全球霸主地位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巩固。对中国而言，美元霸权不仅意味着经济风险，还意味着新兴大国崛起路上的障碍，因为这种单极化霸权归根到底代表国际金融旧秩序，而帮助维护这种旧秩序不符合中国的一贯主张，也违反时代潮流。
目前，中国已至少持有5000亿美国国债和3700亿机构债券，若进一步买入美国国债，对美元的依赖只会更深。与私人投资者在债券市场上的买卖行为不同，买入美元资产本身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即中国只能不断买入，不能大量抛售，因为抛售不仅意味着中美间政治敌意的上升，而且对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也将带来贬值风险。显然，中国已被绑缚在美国这辆失控的马车上了，唯一能够补救的就是不要把自己绑得更紧。
削弱自身维安能力怎么办？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表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法胜任全球最后贷款人这一职责，同时也充分暴露出东亚国家金融脆弱及缺乏区域协调的弊端。危机结束后，各国普遍希望加强货币金融合作以维护本地区金融稳定。随着华尔街风暴愈刮愈烈，除美欧外，连一向置身事外的亚洲近日也对这股寒流感同身受。据报道，韩国一再要求与中日举行首脑会议，就如何共同抵御金融危机进行协商，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便是商讨成立800亿美元“亚洲共同基金”。如果最终确定，无疑有助于东亚国家建立第一道外围集体防线。韩国之所以积极推动这一机制的建设，显然与其1997年的惨痛经历有关。韩元大幅贬值加重韩国政府的忧患意识，迫切希望与中日一道先将防线建起来；而中日当然也不愿意看到危机蔓延到家门口。
不过，亚洲共同基金只是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第一步，其所能发挥的实际作用极为有限。东亚国家如果打算从根本上增强抗金融风险的能力，还需未雨绸缪，进一步扩大共同基金的规模，同时加快亚洲债券市场的建设。而这些防范机制，无疑都需要大量美元投入。特别是，眼下中国还面临着资本外流的风险，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连自身安全都无法保证，谈何救援美国？
需要强调的是，笔者一直主张，在全球危机背景下，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政策协调，和衷共济，共渡时艰。然而，合作方式有很多种，维护东亚地区经济稳定、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不在危机关头大量抛售美元资产等，都是中国能承担且愿意承担的义务，但强迫中国斥巨资购买美国国债，则完全漠视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世界需要听听中国的声音。■
中国能动用的外汇储备有限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中国尽管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但真正能够动用的其实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多。最新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外汇储备为1.9万亿美元。如果减去已经投资美国国债、“两房”等政府机构债券和美国企业债券的1万多亿美元，还剩下8000亿美元左右。此外，中国必须至少留有5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应付偿还国家债务、维持进出口贸易以及防止外商投资撤出等需要。这意味着中国目前所能动用的外汇储备最多不过3000亿美元。
无论是美欧国家还是中国政府本身都必须清楚认识到，3000亿美元而不是1.9万亿美元，才是中国理论上能够参与国际金融救助的最大能力。
通过上述分析，还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外汇储备的最重要使用方式是投资美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愿意忍受投资美国的可能巨额损失，保持现有美国金融资产的总体规模稳定，不减持或者抛售美国的各种债券，已经是对美国乃至全球救助计划的最好支持，也已经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利益攸关方的重大国际责任。
西方仍在用双重标准困扰中国
至于中国是否继续有意增持美国等国的债券及其他金融资产，和其他任何国家的投资一样，在能力范围之内最为优先考虑的当然是安全性和公正待遇这两大问题。但是，恰恰是这两个关键问题让中国有很大疑虑。从安全性来说，中国以往的投资迄今为止很难说是非常成功的。持有的美国国债，正在遭遇美元汇率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双重损失；购买的美国政府机构债券，只能依靠美国政府对相关机构的接管和国有化等途径来保证稳定；投资美国的其他金融机构，或者已经破产，或者正在遭遇大幅缩水。应该说，中国的上述投资已经非常谨慎，通常情况下也足以确保安全。但即便如此，还是出现了问题。这固然和对外投资所面临的危机大环境有关，但确实也和被投资国的“忽悠”有关。
犹记得去年7月，美国住房部长杰克逊来华访问，强烈建议中国购买美国的房地产按揭证券，并鼓吹其安全性和盈利性。但事实最终证明，他的介绍其实是具有一定欺骗性的。如果不是美国政府最后接管“两房”，中国对此的投资可能将血本无归。倘若一个政府高级官员都如此“不诚实”，那么有什么理由可以让中国继续相信对这个国家投资是安全的呢？
公正待遇则体现在中国对外投资所遭遇的如下两个双重标准上。第一，当中国用主权财富基金购买外国资产时，被指责含有政治意图而被质疑和限制；但是当中国基于实际情况考虑而选择可能不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时，又被渲染为逃避国际责任。第二，当中国希望用外汇储备投资其他国家的制造业和能源企业时，被指责可能威胁到被投资国的国家经济安全；但是当中国基于同样理由拒绝国外资本并购时，却被描述为所谓“经济民族主义”。
为避免上述情况的再次出现，中国应该有如下一些建议。这些建议的基本着眼点是希望西方国家能够尽早走出金融危机，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长期稳定，而不仅仅是让中国在当前复杂的情况下有足够的理由来继续对外投资。第一，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正如包括美欧在内的很多国家已经正确指出的，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不尽合理，不能准确反映目前各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这种不合理不仅促成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还影响了危机救助的最终效果。当务之急要建立对发达国家的金融政策一视同仁的监管制度，以及增加新兴经济大国的发言权等。
第二，美国应依靠自身努力解决问题。很显然，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最根本原因是美国对国内金融市场缺乏必要监管以及货币政策实施不当所致。解铃还须系铃人。美国固然可以寻求其他国家的帮助，但必须首先意识到，其自身要对此负最大的责任。如果还寄希望主要以通过转嫁危机的方式来化险为夷，不仅事倍功半，而且最终只能破坏美国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道德合法性。
第三，不能只关注国际金融危机，还必须考虑如何通过增加国际贸易来缓解金融危机。一个更加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是有助于抵消和弥补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可能损害的。基于此，一方面要大力推进全球自由贸易谈判的进程，同时还要防止某些国家陷入贸易保护主义的窠臼，造成“以邻为壑”的可怕后果。
第四，中国在有限能力内，并不一定会按照某些国家所希望的继续购买国债或者金融资产的方式来进行国际合作。作为替代选择，中国既可以按照一定的市场利率借钱给需要的国家，也可以通过购买非金融企业的方法向缺乏流动性的国家注入资金。只要相关国家不对此加以反对，这同样是一种支持。中国甚至可以考虑和其他国家共同出资，建立一个应急性的“全球资金池”，以帮助某些国家渡过难关。只需要危机结束后，这些资金按照计算方法自动转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投票权份额即可。
至于中国是否会利用其他国家的迫切需要来提出什么“政治条件”，显然这是和中国无关的虚伪问题。这些国家真的需要中国的帮助，就不应该不顾中国的感受而继续做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事情。
中国是否该为美国经济危机买单？
美国《侨报》刊发时事评论文章指出，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面临两个新的挑战，同时也是两个新的机遇。处理得好，两国关系将跨进一大步，出现二次战后从未有过的良好新局面，造福两国，也为亚太地区和全世界做出新贡献；处理得不好，将给两国带来许多麻烦。一个挑战，是两国如何密切合作，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另一个挑战，是台海两岸进入和平发展新阶段后，美国的对台政策如何跟上形势变化进行调整。这两个挑战的现实意义是迫切的，因为布什总统即将任满，新总统即将选出。新旧交接正是调整政策、进行“变革”(CHANGE)的最佳时机。
文章说，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中美关系的挑战。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严重损伤美国“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权、美国金融体系作为“世界金融支柱”的作用，受到严重质疑。世界银行总裁佐力克10月6日说，“当前全球金融动乱，强烈显示有必要为新的全球经济成立新的多边结构，取代过时的结构，纳入亚洲和拉丁美洲正在成长的经济体”。意大利经济部长特雷蒙蒂10月10日说：“作为7国工业集团的下届主席国，意大利已起草一份世界金融制度改革方案，我们将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把7国集团扩展到20国集团，形成一个包括发达国家与世界新兴经济体在内的更加广泛的国际组织”。(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格局)此次危机为国际社会走向平等，为中美两国互不干涉内政、更加互信、友好合作，提供了新机遇。
世界金融体系变革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更紧迫的是各国联合起来，稳定金融市场，进行“止血”。中美 两国在此次风暴中必须密切合作，有两大理由。其一，两国经过多年交流合作，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现在已经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为了共同利益，必须“同舟共济”；其二，美国是世界最发达国家、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两国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负有重大责任，应携起手来共担重任。
在共同应对金融风暴中，两国国内都有不同声音。例如，美国有人说：“现在中国是美国的银行“，如果中国这次不伸手协助美国纾困，“美国会死得很惨”。这种说法言过其实，是给中国“戴高帽”，催中国多多出钱购买美国债券、股权。而在中国，也有人强烈反对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认为“不应替美国买单”。其实中国不得不购买一定数量美国国债，是与中美贸易存在巨额顺差相连的，在这个问题上两国存在共同利益，如果中国购买的数量不超过合理限度，不能简单化地称为“替美国买单”。中国正在大力支持美国应对金融风暴。首先，中国尽一切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成为世界经济衰退浪潮的中流砥柱，这对美国，对世界，都是最有力的支持。其次，中国拒绝“抛售”呼声，维持美元和美国国债券的稳定。第三，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应对金融风暴的联合行动。西方6国10月8日同步减息，中国大陆和香港立即宣布单独减息，以相呼应。第四，中美两国从金融风暴开始以来，相互协商，协调行动，始终不断。
援救美国，中国面对三个“怎么办”
美国《侨报》发表刘涛撰写的文章指出，需要强调的是，笔者一直主张，在全球危机背景下，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政策协调，和衷共济，共渡时艰。然而，合作方式有很多种，维护东亚地区经济稳定、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不在危机关头大量抛售美元资产等，都是中国能承担且愿意承担的义务，但强迫中国斥巨资购买美国国债，则完全漠视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世界需要听听中国的声音。文章说，面对迅速蔓延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布什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救援措施。除动用7000亿美元来剥离不良金融资产、对银行注资，以及对新发债券进行担保外，还将有1500亿美元用于落实第二次减税计划。如果加上此前对AIG(国际集团)、“两房”和贝尔斯登接管所耗费的投入，这一拯救计划预计至少高达2万亿美元。接下来，由谁埋单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在美欧不断抛出“中国责任论”的情况下，中国已承受较大外部压力。例如，此前有媒体报道，美国近日在20国集团会议上就强烈要求中国购买美元债券，理由是中国握有庞大的外汇储备。笔者认为，中国一旦上套，则将至少陷入三重困境。金融危机持久深入怎么办？实事求是地说，目前美国应对危机的做法在逻辑上大致是对路的:次贷危机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其实质已演变为全面信贷紧缩(Credit Crunch)，简单说就是缺钱，银行相互间借不到钱，而银行对企业和居民更是惜贷。因此，几天来欧美各国持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和对金融机构注资，加上全球联手降息，信贷紧缩局面的确得到初步缓解。然而，由于欧美金融市场“流动性黑洞”并没有根本改变，如果后续没有进一步的资金注入，先期努力可能付诸东流。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所谓1930年代的“大萧条”远非人们想象中那般简单，而罗斯福“新政”也并无药到病除之功效，个中反复曲折和艰辛无奈非亲历者难以体会。自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溃算起，整个1930年代美国经济不断在“希望—失望—再次升起希望—再次失望”的往复循环过程中痛苦煎熬。伯南克在其著作《大萧条》中曾提及，1930年10月银行危机的爆发，使1929年以来的全部努力付诸东流；而1931年的金融恐慌，则使初露端倪的复苏曙光再度黯淡；到1933年3月，整个经济和金融体系都陷入了谷底；经过1933年至1935年漫长的体系重建，经济重又迈向复苏；不过，1937年至1938年危机再度打断这一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二战爆发才使美国最终走出萧条，一举摆脱制造业需求不足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两大顽症。
可见，应对金融危机很可能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任何想要“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都过于天真。即便中国这次能掏出2000亿美元救美国，若其后危机升级，中国是否还有3000亿、4000亿美元继续敞开了供应美国呢？
美元霸权继续巩固怎么办？二战后，美国主导成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钉住黄金，各国货币钉住美元，美元霸权地位得以确立。然而，根据“特里芬悖论”，美元的无限供给能力和它的信誉之间最终发生了激烈冲突，1970年代初，美元被迫与黄金脱钩，全球固定汇率体系崩溃，其霸权地位摇摇欲坠。不过，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美国与沙特为首的中东产油国达成私下协议:中东国家今后仍可安全购买美国国债，但必须确保以美元作为原油计价货币。此外，粮食、贵金属等国际大宗商品也先后被美元俘获，本已日暮途穷的美元重获生机。
不仅如此，正如1999年诺贝尔奖得主蒙代尔所指出的，浮动汇率制度时代的到来，非但不会减少各国的外汇储备，反会增加其对储备货币的需求。这方面，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虽然日本在1970年代就转向浮动汇率制度，但为确保手中已有的大量美元资产不缩水，不得不在外汇市场上持续购入美元，结果就是手中的美元储备越来越多，形成“美元依赖症”。随着越来越多亚洲国家步日本的后尘，美元的全球霸主地位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巩固。对中国而言，美元霸权不仅意味着经济风险，还意味着新兴大国崛起路上的障碍，因为这种单极化霸权归根到底代表国际金融旧秩序，而帮助维护这种旧秩序不符合中国的一贯主张，也违反时代潮流。
目前，中国已至少持有5000亿美国国债和3700亿机构债券，若进一步买入美国国债，对美元的依赖只会更深。与私人投资者在债券市场上的买卖行为不同，买入美元资产本身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即中国只能不断买入，不能大量抛售，因为抛售不仅意味着中美间政治敌意的上升，而且对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也将带来贬值风险。显然，中国已被绑缚在美国这辆失控的马车上了，唯一能够补救的就是不要把自己绑得更紧。
削弱自身维安能力怎么办？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表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法胜任全球最后贷款人这一职责，同时也充分暴露出东亚国家金融脆弱及缺乏区域协调的弊端。危机结束后，各国普遍希望加强货币金融合作以维护本地区金融稳定。随着华尔街风暴愈刮愈烈，除美欧外，连一向置身事外的亚洲近日也对这股寒流感同身受。据报道，韩国一再要求与中日举行首脑会议，就如何共同抵御金融危机进行协商，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便是商讨成立800亿美元“亚洲共同基金”。如果最终确定，无疑有助于东亚国家建立第一道外围集体防线。韩国之所以积极推动这一机制的建设，显然与其1997年的惨痛经历有关。韩元大幅贬值加重韩国政府的忧患意识，迫切希望与中日一道先将防线建起来；而中日当然也不愿意看到危机蔓延到家门口。
不过，亚洲共同基金只是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第一步，其所能发挥的实际作用极为有限。东亚国家如果打算从根本上增强抗金融风险的能力，还需未雨绸缪，进一步扩大共同基金的规模，同时加快亚洲债券市场的建设。而这些防范机制，无疑都需要大量美元投入。特别是，眼下中国还面临着资本外流的风险，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连自身安全都无法保证，谈何救援美国？
需要强调的是，笔者一直主张，在全球危机背景下，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政策协调，和衷共济，共渡时艰。然而，合作方式有很多种，维护东亚地区经济稳定、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不在危机关头大量抛售美元资产等，都是中国能承担且愿意承担的义务，但强迫中国斥巨资购买美国国债，则完全漠视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世界需要听听中国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