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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AA制
结婚前，我与婆婆从没有见过面。
她长得酷似韩国演员尹汝贞，娇小玲珑，很有气质。婆婆的父亲是一家印刷公司的社长，从小家境阔绰。日本大学毕业之后，婆婆相夫教子，按时从遗产股份中获得收入。
毫无疑问，婆婆是“高知、高雅、高收入”的“三高人群”。
像所有不愿女儿远嫁的母亲一样，我妈看着婆婆的照片就浮想联翩：“打扮这么时髦，肯定不做家务，苦命的女儿啊，这个婆婆一定极难伺候……”
我的七大姑八大姨，也给我打预防针，将那些远嫁重洋、吃苦受罪的例子讲给我听。然而，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我还是跟老公在北京领证，并且随他去东京完婚。
订婚后，婆婆每隔半个月发一封邮件给我，邮件里有她和公公的近照，还聊到当地的趣事与天气。我发现，有心的婆婆每次拍照的地点都选在家里不同的房间，附上相应的说明。十几封邮件的往来，让我对东京的新家不感到陌生。
我的日语写作能力很差，她的邮件我只能寥寥回复。我将老公在国内的近照发给她，她对此非常高兴。每封邮件都写许多遍“谢谢”，每句话都充满了礼数和谢意。
北京的婚礼一结束，我们就回到东京。
在机场，老公一看到婆婆就飞奔过去，将她紧紧搂在怀里。大家彼此一套日式的寒暄之后，老公拉着婆婆的手走在前面，好像有说不完的心里话。我和公公跟在后面，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首次看到母子情深的这幕戏，我和大多数媳妇一样，心头酸酸的。东京的寒风吹在我脸上，莫名的失落感翩然而至。
上车后，老公兴高采烈地讲他多么想念婆婆烧的饭菜。婆婆却打断他，提醒他给中国的岳父母打电话报平安。当我从老公的手机那端听到父母的嘘寒问暖时，婆婆俏皮地冲我挤了挤眼睛。我情不自禁地笑起来，婆媳俩这一对笑，心里的寒意融化去大半。
回家之后，婆婆一直满脸笑容地做家务。虽然完全有经济能力请保姆，然而婆婆习惯于独立打理家中的一切。她询问我对每一道菜的看法，我除了拼命赞赏之外，也诚实地告诉她我不会做饭。老公在一边帮腔说：“现在中国的女孩子，几乎都不会做饭。”
公公发出夸张的惊叹：“真的吗？中国女孩都不会做菜，中国男人都吃外卖吗？”
大家哈哈笑起来，我小心地观察婆婆，虽然她眼中闪过一丝失望，但是很快就恢复了镇定。我小心翼翼地说：“以后您烧饭，我就洗碗。”
婆婆点点头，当我在饭后戴上围裙时，她又执意要自己洗。我再三表达自己的立场，她最终还是由着我了。当我把堆积如山的水池清理干净时，她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我心里一阵窃喜：看来我对日本文化还是有所了解，他们比中国人更“欲擒故纵”。我是个没什么心计的女孩，在婆婆面前既不想当劳模，也不想当客人。“家务AA制”，是我亮出的底牌。
内政大臣和小秘书
到东京那天，我们的婚礼已经进入倒计时。
我目睹婆婆如何在五天内搞定会馆、婚纱、时间、流程、礼物、酒宴……看到她做事环环相扣、有条不紊，我自叹不如。我告诉婆婆，北京的婚礼事务是由十几位亲戚分工协力、耗时一个月才能完成的。婆婆说：“我们的男人不管这些，所以，每个日本女人都是内政大臣。”
直到婚礼的前一天，公公和老公都在忙碌职场上的事情。婆婆带着我将诸多的酒店、菜肴、礼服、迎宾路线等细节一一拍照，做好A、B、C计划，让公公足不出户就能做出最终决策。
婚礼办得非常风光，公公对自己的“内政大臣”非常满意，在婚礼致辞上再三提到婆婆的贤惠能干。从来宾们对婆婆恭敬的态度上，我感受到她在整个大家族和公公的生意圈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场婚礼，大都是公婆社交圈子的人，我难免会受到冷落。婆婆似乎看到我的心思，她悄悄对我说：“你是我们家族史上，个子最高的媳妇。你看，你要半蹲着才能让化妆师给你换耳环，人家多羡慕你啊……”
我感激地冲婆婆笑笑。看到她得体优雅地招呼客人们，我顿悟了：在异国他乡的文化氛围中，婆婆无疑是众星捧月般存在的内政大臣，而我呢？与其跟她抢风头，还不如心态放平一些，自己谦和起来。反正她红包给了我、儿子给了我、将来的孙子还会给我……那么，我因此做她的小秘书也不错。
亲婆媳，明算账
大婚之后，我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人。婆婆与我恳谈了一次，在一大堆敬语之外，她讲明了对我的几点要求：
一是作息时间，她和公公习惯10点睡觉，5点起床，所以希望我们晚上在10点之前务必回家，尽量早睡。二是家务分配，她将“洗碗、喂狗、遛狗和收叠衣物”的家务交给我，并特意嘱咐我要在亲戚上门拜访的时候，学做一些，装装门面。三是照顾老公，她要求我帮老公准备便当（是她烧好的，我只需要装一下），放洗澡水（每天她会提醒我），提醒老公在每个家人生日的时候买礼物。
仔细想想，婆婆对我的要求并不过分，很多是站在我的角度考虑。她这样直接有力的表达方式，我很喜欢。总比很多婆婆把心里的期待藏着掖着，媳妇做不好时百般挑剔要好。
在我们恳谈之时，公公与老公也沟通了财务的问题。公公建议老公每月给婆婆上交一定的养家费，并允诺这些钱将会在我们买自己房子的时候还给我们。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和老公非常感激，完全赞同他们的建议。
天下没有不生气的婆婆
蜜月一过，老公天天上班。家里只剩下我和婆婆两个人。分给我的家务做好之后，我就邋邋遢遢地躺在床上玩手机。婆婆是个连出门拿牛奶都妆容精致、吹好头发的女人，她很不理解“中国女人为什么不喜欢洋装”。于是，她送给我好多新衣服，都是那种需要熨烫的款式。
我一般只在老公和公公回家前穿，他们一上班我就迅速换上家居服。婆婆喜欢户外运动，我勉强陪她，但总有些牵强。时间久了，婆婆难免会跟公公抱怨几句，公公又将这话传给了老公。
于是，我和老公在逛街途中爆发了一次争吵。老公认为我应该入乡随俗，而我则觉得婆婆没有权利同化我的生活习惯。虽然这场架没吵在家里，婆婆却感到我们之间的不快。当我跟国内朋友通话时，她会悄悄看着我。她一副紧张的样子，让我觉得很好笑。
过了两天，老公的公司派他回中国出差三个月。当婆婆帮我给老公收拾行囊的时候，她小心翼翼地问：“你是不是生了我的气？你们是不是想回中国？”
婆婆的态度很真诚，让我无法敷衍。我说：“在中国，我不用为取悦男人而梳妆打扮，我们的女人是半边天。”当我用“女权主义”跟婆婆解释“半边天”理论时，她听得很认真。随后，她说：“我们的女人梳妆打扮不是为了取悦男人，女人就是要光彩照人，不懂得装扮自己，是一种懒散的生活态度。我是因为这个生你的气。”
婆婆说“生气”这个词时，做了个很夸张的表情。那副表情把我一下子逗笑了，我笑着说：“让你生气，我很抱歉。”婆婆引用一句箴言说：“天下没有不生气的婆婆。我愿意原谅你。”
我又跟她解释：“老公回中国出差，跟我们吵架没有关系，跟您和我的摩擦也没有关系。这纯属是男人事业上的事情。”婆婆一听，就笑了。几天后，她特意买了一套家居服和一套休闲服给我，我也在陪她外出的时候尽量保持笑容。
这就是我们异国婆媳之间平淡的小摩擦。与婆婆同住的两年中，虽然住在一个屋檐下，我们却有君子之交的感觉。婆婆始终以朋友的姿态，站在我的立场上去理解“中国女人的感受”。我呢？也在她的潜移默化下，变得更精致、更能干、更热爱生活。我发现，我越来越爱婆婆了呢。
编辑/刘 洋
结婚前，我与婆婆从没有见过面。
她长得酷似韩国演员尹汝贞，娇小玲珑，很有气质。婆婆的父亲是一家印刷公司的社长，从小家境阔绰。日本大学毕业之后，婆婆相夫教子，按时从遗产股份中获得收入。
毫无疑问，婆婆是“高知、高雅、高收入”的“三高人群”。
像所有不愿女儿远嫁的母亲一样，我妈看着婆婆的照片就浮想联翩：“打扮这么时髦，肯定不做家务，苦命的女儿啊，这个婆婆一定极难伺候……”
我的七大姑八大姨，也给我打预防针，将那些远嫁重洋、吃苦受罪的例子讲给我听。然而，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我还是跟老公在北京领证，并且随他去东京完婚。
订婚后，婆婆每隔半个月发一封邮件给我，邮件里有她和公公的近照，还聊到当地的趣事与天气。我发现，有心的婆婆每次拍照的地点都选在家里不同的房间，附上相应的说明。十几封邮件的往来，让我对东京的新家不感到陌生。
我的日语写作能力很差，她的邮件我只能寥寥回复。我将老公在国内的近照发给她，她对此非常高兴。每封邮件都写许多遍“谢谢”，每句话都充满了礼数和谢意。
北京的婚礼一结束，我们就回到东京。
在机场，老公一看到婆婆就飞奔过去，将她紧紧搂在怀里。大家彼此一套日式的寒暄之后，老公拉着婆婆的手走在前面，好像有说不完的心里话。我和公公跟在后面，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首次看到母子情深的这幕戏，我和大多数媳妇一样，心头酸酸的。东京的寒风吹在我脸上，莫名的失落感翩然而至。
上车后，老公兴高采烈地讲他多么想念婆婆烧的饭菜。婆婆却打断他，提醒他给中国的岳父母打电话报平安。当我从老公的手机那端听到父母的嘘寒问暖时，婆婆俏皮地冲我挤了挤眼睛。我情不自禁地笑起来，婆媳俩这一对笑，心里的寒意融化去大半。
回家之后，婆婆一直满脸笑容地做家务。虽然完全有经济能力请保姆，然而婆婆习惯于独立打理家中的一切。她询问我对每一道菜的看法，我除了拼命赞赏之外，也诚实地告诉她我不会做饭。老公在一边帮腔说：“现在中国的女孩子，几乎都不会做饭。”
公公发出夸张的惊叹：“真的吗？中国女孩都不会做菜，中国男人都吃外卖吗？”
大家哈哈笑起来，我小心地观察婆婆，虽然她眼中闪过一丝失望，但是很快就恢复了镇定。我小心翼翼地说：“以后您烧饭，我就洗碗。”
婆婆点点头，当我在饭后戴上围裙时，她又执意要自己洗。我再三表达自己的立场，她最终还是由着我了。当我把堆积如山的水池清理干净时，她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我心里一阵窃喜：看来我对日本文化还是有所了解，他们比中国人更“欲擒故纵”。我是个没什么心计的女孩，在婆婆面前既不想当劳模，也不想当客人。“家务AA制”，是我亮出的底牌。
内政大臣和小秘书
到东京那天，我们的婚礼已经进入倒计时。
我目睹婆婆如何在五天内搞定会馆、婚纱、时间、流程、礼物、酒宴……看到她做事环环相扣、有条不紊，我自叹不如。我告诉婆婆，北京的婚礼事务是由十几位亲戚分工协力、耗时一个月才能完成的。婆婆说：“我们的男人不管这些，所以，每个日本女人都是内政大臣。”
直到婚礼的前一天，公公和老公都在忙碌职场上的事情。婆婆带着我将诸多的酒店、菜肴、礼服、迎宾路线等细节一一拍照，做好A、B、C计划，让公公足不出户就能做出最终决策。
婚礼办得非常风光，公公对自己的“内政大臣”非常满意，在婚礼致辞上再三提到婆婆的贤惠能干。从来宾们对婆婆恭敬的态度上，我感受到她在整个大家族和公公的生意圈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场婚礼，大都是公婆社交圈子的人，我难免会受到冷落。婆婆似乎看到我的心思，她悄悄对我说：“你是我们家族史上，个子最高的媳妇。你看，你要半蹲着才能让化妆师给你换耳环，人家多羡慕你啊……”
我感激地冲婆婆笑笑。看到她得体优雅地招呼客人们，我顿悟了：在异国他乡的文化氛围中，婆婆无疑是众星捧月般存在的内政大臣，而我呢？与其跟她抢风头，还不如心态放平一些，自己谦和起来。反正她红包给了我、儿子给了我、将来的孙子还会给我……那么，我因此做她的小秘书也不错。
亲婆媳，明算账
大婚之后，我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人。婆婆与我恳谈了一次，在一大堆敬语之外，她讲明了对我的几点要求：
一是作息时间，她和公公习惯10点睡觉，5点起床，所以希望我们晚上在10点之前务必回家，尽量早睡。二是家务分配，她将“洗碗、喂狗、遛狗和收叠衣物”的家务交给我，并特意嘱咐我要在亲戚上门拜访的时候，学做一些，装装门面。三是照顾老公，她要求我帮老公准备便当（是她烧好的，我只需要装一下），放洗澡水（每天她会提醒我），提醒老公在每个家人生日的时候买礼物。
仔细想想，婆婆对我的要求并不过分，很多是站在我的角度考虑。她这样直接有力的表达方式，我很喜欢。总比很多婆婆把心里的期待藏着掖着，媳妇做不好时百般挑剔要好。
在我们恳谈之时，公公与老公也沟通了财务的问题。公公建议老公每月给婆婆上交一定的养家费，并允诺这些钱将会在我们买自己房子的时候还给我们。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和老公非常感激，完全赞同他们的建议。
天下没有不生气的婆婆
蜜月一过，老公天天上班。家里只剩下我和婆婆两个人。分给我的家务做好之后，我就邋邋遢遢地躺在床上玩手机。婆婆是个连出门拿牛奶都妆容精致、吹好头发的女人，她很不理解“中国女人为什么不喜欢洋装”。于是，她送给我好多新衣服，都是那种需要熨烫的款式。
我一般只在老公和公公回家前穿，他们一上班我就迅速换上家居服。婆婆喜欢户外运动，我勉强陪她，但总有些牵强。时间久了，婆婆难免会跟公公抱怨几句，公公又将这话传给了老公。
于是，我和老公在逛街途中爆发了一次争吵。老公认为我应该入乡随俗，而我则觉得婆婆没有权利同化我的生活习惯。虽然这场架没吵在家里，婆婆却感到我们之间的不快。当我跟国内朋友通话时，她会悄悄看着我。她一副紧张的样子，让我觉得很好笑。
过了两天，老公的公司派他回中国出差三个月。当婆婆帮我给老公收拾行囊的时候，她小心翼翼地问：“你是不是生了我的气？你们是不是想回中国？”
婆婆的态度很真诚，让我无法敷衍。我说：“在中国，我不用为取悦男人而梳妆打扮，我们的女人是半边天。”当我用“女权主义”跟婆婆解释“半边天”理论时，她听得很认真。随后，她说：“我们的女人梳妆打扮不是为了取悦男人，女人就是要光彩照人，不懂得装扮自己，是一种懒散的生活态度。我是因为这个生你的气。”
婆婆说“生气”这个词时，做了个很夸张的表情。那副表情把我一下子逗笑了，我笑着说：“让你生气，我很抱歉。”婆婆引用一句箴言说：“天下没有不生气的婆婆。我愿意原谅你。”
我又跟她解释：“老公回中国出差，跟我们吵架没有关系，跟您和我的摩擦也没有关系。这纯属是男人事业上的事情。”婆婆一听，就笑了。几天后，她特意买了一套家居服和一套休闲服给我，我也在陪她外出的时候尽量保持笑容。
这就是我们异国婆媳之间平淡的小摩擦。与婆婆同住的两年中，虽然住在一个屋檐下，我们却有君子之交的感觉。婆婆始终以朋友的姿态，站在我的立场上去理解“中国女人的感受”。我呢？也在她的潜移默化下，变得更精致、更能干、更热爱生活。我发现，我越来越爱婆婆了呢。
编辑/刘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