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郡县制和封建制的优劣，历朝历代都有人讨论过。其实，秦始皇全面推行郡县制的时候，就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辩论的焦点包括：一是哪种制度更有助于社会长治久安；二是何为公，何为私。所以，封建制和郡县制就变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二元对立的两个概念。
　　秦始皇在建国伊始主持评议，讨论治国方略时，当时的守旧派和革新派就争论得很激烈。丞相王绾向秦始皇建议要分封诸子，以护帝位。当时“群臣皆以为然”，只有一个人反对，这人就是廷尉李斯。最后，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不让自己的亲戚分享胜利果实，而分天下为河东、太原、上党等三十六郡。
　　到了汉代，实际上早在楚汉之争时，郦食其就建议封六国子孙，刘邦表示赞同，想把六国的后人重新分封为诸侯。当时的谋臣张良列举了八条理由，举出大量的史例，力证分封制之“不可”。刘邦最后还是听从了张良的建议，没有分封六国的后人。但是，刘邦在与项羽争战的时候，为了笼络大家而分封了“异姓七国”，其中就有淮南王英布、楚王韩信、梁王彭越。这些异姓王都是悍将出身，开国功臣，但这些人水平很低，打天下就是为了给自己捞好处。后来，他们的政治野心逐渐膨胀，最终相继反叛，落得个被杀出走的下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兔死狗烹”的故事。鉴于异姓王的叛乱，刘邦认为异姓王不可靠，那么同姓王应该很可靠，所以又封了“同姓九国”，最终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割据局面。
　　到了汉文帝的时候，当时著名的文臣贾谊数次上疏，说“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但汉文帝并没有听从贾谊的建议，贾谊感到特别失落。后来吴王刘濞反相毕露，太子家令晁错数次上疏汉文帝，力促削藩。但汉文帝比较仁厚，还是不忍心责罚刘濞等诸侯。汉景帝即位之后，着手削藩，于是重用晁错。晁错鉴于诸国势力强大，几乎分去了天下大半的疆土，着实危险，于是紧急削藩，以尊王安民。当然，晁错的这个建议立即遭到反对，当时的既得利益者像吴王刘濞，打出了“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发动了吴楚七国的叛乱。晁错的政敌袁盎、窦婴等人则趁机进谗言，汉景帝就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因此，晁错成了“反封建”的牺牲品。晁错死后，邓公又向汉景帝力陈削藩的策略，而且指出晁错之策的正确性。最终，晁错之策被汉景帝和汉武帝相继采用推行。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形成了，为封建制辩护的人就多起来了。曹魏时期实行的制度大体依据的是秦代的分封制，是虚封而不是实封。像曹植，就曾经被封为平原侯、临菑侯、鄄城王、东阿王、陈王。但是他毫无实权，而且还被监视着，所以最后郁郁寡欢而死。曹植这个人本事不大，志向大。在曹丕称帝之后，曹植的思想状态和他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情感基调，渐趋消沉和郁闷，实际上这和他的封国是虚封而非实封是有关系的。
　　到了西晋，司马氏靠士族拥戴上台，认为曹魏是因为没有封建屏障所以迅速灭亡了，于是吸取了教训，开始广封王侯，授予诸王在封国之内选官置军的权力，实行封建贵族统治。与之相应，朝廷上、社会上也出现了褒扬封建制的舆论。在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分裂乱世之后，唐朝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上，朝廷的政策有所摇摆，徘徊不定，遂使唐代又成为讨论封建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的一个比较频繁激烈的朝代。
　　唐太宗对贵族的态度是羡慕加提防，他希望成为“圣主”，所以比较迷恋复古封建，希望通过恢复上古三代的井田制、封建制，来博取不朽之名。贞观二年，唐太宗将“复封建”这个议题交予众大臣讨论。吏部侍郎李百药以为不可，谏议大夫魏徵则说“事善而不合时宜”，委婉地加以劝阻。中书侍郎颜师古代表贵族阶级，则主张封建、郡县并行，王侯和守令错处，实际上也是部分否定。贞观五年，监察御史马周又上疏，要唐太宗以隋亡为鉴，勿行封建制。所以在众多明臣、忠臣的谏言劝阻下，唐太宗也顺水推舟，终因“大臣议论不同而止”。
　　概括而言，历代都面临着一个如何处理既得利益阶层的问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会造成封建。
　　永贞革新与反对藩镇割据
　　在柳宗元成长的贞元二十年间，是唐朝社会矛盾日益深化、渐趋复杂的时期，朝廷中的有志之士都在积极寻求变革。唐顺宗李诵早在为太子时，就有变革新政之志。他宠信王伾，也很赏识王叔文。同时， 刘禹锡、柳宗元等一批朝士也与二王志同道合，最终集结为一个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派。
　　贞元二十一年，唐德宗驾崩。几天后，唐顺宗即位，因中风失音不能理政，朝廷大事都由二王集团主理。唐顺宗用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王伾被任命为左散骑常侍，充翰林学士。贞元中，由于不任宰相，朝廷尤重视翰林学士一职，号称“内相”。柳宗元被提拔为吏部员外郎，正六品上，掌礼仪、享祭、贡举之政。这一职位虽然不高，但可在革新活动中起到人事组织、人才选拔和舆论宣传的作用。
　　二王集团开始推行政治革新措施。一方面，下令改革积弊，以“反腐”争取民心，如罢大贪官京兆尹李实的官职，罢宫市，禁五坊小儿张捕鸟雀、横暴闾里，释放了紧闭宫中的部分宫女，诏令十月以前百姓所欠诸色课利、租赋、钱帛并宜除免等，当时“人情大悦”。另一方面，夺取财权、军权，抑制藩镇势力。当时的财政大权，原本掌握在浙西观察使兼盐铁转运使李锜手中，“天下榷酤漕运，由其操割，专事贡献，牢其宠渥。中朝秉事者悉以利交，盐铁之利，积于私室，而国用日耗”。更重要的是，李锜阴蓄异志，反谋日彰。王叔文执掌朝政之后，改任李锜为镇海节度使，解除了他的兼职，派理财专家杜佑兼领度支、盐铁转运使，使李锜没能立即反叛。王叔文自己则亲自担任副使，控制了中央经济大权。这个措施既剥夺了李锜的财权，又削弱了李锜的兵权。
　　但是，因为二王刘柳等人自身的缺点，革新力量的单薄和宦官、藩镇势力的强大，这场新政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永贞元年八月，唐顺宗内禅，唐宪宗即位。二王被贬出朝，先后死于贬所。九月至十一月間，革新活动的主要参与者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韦执谊、陈谏、凌准、程异也被远贬，均为州司马。后世遂称此寿命极短的政治革新集团为“二王八司马”。 　　后世不少史评家对此集团的革新之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跋扈之强藩。……盖其意本欲内抑宦官，外制方镇，摄天之财赋、兵力而尽归之朝廷，刘辟本韦皋所遣，叔文必欲杀之，若其策得行，后日何烦高崇文往讨，劳费兵力乎？”
　　柳宗元先是被贬为永州司马，后来又被贬为柳州刺史，但他在任上一直没有停止对政治革新失败原因的反思，而且在大量的作品中，发表了对藩镇割据问题的看法和建议。
　　首先，柳宗元认识到了“削藩”的必要性。他指出，藩镇是“窃居一方”，“逞豺声以欺天，恣狼心而犯上”的分裂割据势力，是拥军自重、专政害民，“逆天地横四海”的独立王国。他在《捕蛇者说》《田家三首》等作品中有力地控诉了分裂保守势力对百姓的压榨和摧残，又在《段太尉逸事状》中愤怒揭露了藩镇的骄兵悍将迫害人民的暴行，歌颂了段太尉整军治藩的事迹，形象地表达了自己“善制兵，谨择守”的进步主张，和要求“无专地之患，四海宁一”的政治愿望。
　　其次，柳宗元指明了正确的“削藩”方法。柳宗元反对朝廷对藩镇妥协、退让，“宥而不诛”的政策，主张“除恶务本根”“非兵胡以定乱”，用暴力荡平分裂割据的武装力量。他还反对有些朝臣主张的“以宦制藩”“以藩制藩”的策略。柳宗元曾经写过一篇寓言《罴说》，说有位猎人为了捕鹿，始而引来貙，继而引来虎，结果非但没有捕获到鹿，自己反而被罴吃掉了。柳宗元提出应该“富兵戎”“驱豺兜”“授我疆”，只有富国强兵，加强战备，才能打击藩镇割据，维护朝廷的权威，确保国家的统一。
　　当然，最能系统、深入体现柳宗元反对地方分裂、维护朝廷权威之态度的理论文章，还是《封建论》。
　　柳宗元的这篇《封建论》，后来得到不少仁人志士的赞赏和高评。苏东坡的《志林》就认为：“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则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评价可谓无以复加。
　　毛泽东特别欣赏柳宗元的《封建论》，主要是因為柳宗元对秦始皇反封建的肯定。秦始皇灭掉六国，用统一的中国代替了四分五裂的中国，当然是历史的进步。“劝君少骂秦始皇”“百代都行秦政法”，表明毛泽东对秦始皇废除封建制推行郡县制这一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当然，毛泽东对历代功臣“匹夫逐利”，目光短浅，终成利益集团的教训十分警醒。从马克思主义立场看，将之与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联系起来思考，也是很自然的。“莫从子厚返文王”，则在对柳宗元的《封建论》的高度肯定中，批判了各种历史倒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