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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术批评是指任何一门学科专业领域内进行的对话、商榷、争鸣以及批评和反批评。学术批评健康而有序地开展能够促进高校的学术繁荣。高等学校应采取积极措施，为学术批评的开展构建健全的机制。
关键词：高等学校；学术批评；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3-0199-04
高等学校原本就应该是一个各种学术取向共存、容纳，各种学术批评汇聚的的地方。它理应为新的学术思想的孕育和形成、为学术新人的发展和成长营造宽松的环境。学术批评是指任何一门学科专业领域内进行的对话、商榷、争鸣以及批评和反批评。学术批评健康而有序地开展能够促进高校学术的繁荣。高等学校应采取积极措施，为学术批评的开展创造应有的条件。通过对学术批评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作为健全学术批评机制的对策。
一、培育友好的学术批评环境，营造和谐的学术批评氛围
一般来说，高等学校的主要职责是从事教学及科学研究活动，并为正常开展教学、科学研究活动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学术批评是学术进步的催化剂，是追求真理、提高学术水平的必由之路。学术批评和学术之间可以说是“离则两伤，合则双美”的关系。因此，对高校而言，为促进学术研究、实现知识创新，就要营造有利于学术批评的宽松、和谐的环境。首先，高等学校应在舆论上下一番功夫，大力宣传学术批评的重要性以及在学术批评活动中应遵循的原则，应具有的观念与态度等，从而使学人更多地了解学术批评以致于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学术批评并参与其中。其次，对于在学术批评活动中表现出“大家风范”的学者，应当树为典型，对于为学术的进步做出贡献的批评者，应通过各专业学会给予积极的评价和一定的精神和物质上的奖励，从而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学术批评中来。这样，友好的学术批评环境和和谐的学术批评氛围就一定能够营造起来。最后，应更多地开辟学术批评的阵地。比如创办专门的学术批评杂志，刊载对当前学术研究有针对性内容的文章，反映最新的学术研究动态，鼓励读者就学术研究中的某一热点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与批评，从而引导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另外，由于目前中国的学术刊物出版周期太长，一般是双月刊，有的甚至是季刊、半年刊、年刊，而一篇文章从定稿到正式发表往往少则数月，长则数载的，从而使学术成果的发布时间上呈现出相当严重的滞后性，为了便于学术的健康交流，学术批评杂志应该缩短出版周期，以提高学术交流的效率。
二、学术批评与反批评者应树立正确的学术观
（一）正确认识学术批评
对一个人的学术观点、学术思想和方法等提出异议和批评叫学术批评，被批评者也可以对批评者提出自己的反驳意见或做更进一步的解释，即是反批评。
学术批评是对对方学术思想的揣摩、体味、质疑与解答，是对“论据”和“论证”的批评，其着力点是被批评对象的理论困难，其目的是逼近真理。批评的起点或源头应该是对学术的热爱和虔敬。批评的过程应该是灵魂对灵魂的接近，精神对精神的拥抱。
学术繁荣是每个学者的共同意愿。任何学者都必须在与现有学说进行对话和批评中进行学术研究与创新。如果不开展学术批评，就意味着学术成果没有问题。但任何学术研究都是为了解决问题的，如果没有问题，科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学术创新也好，学术繁荣也罢，都是学者们在相互批评对方的观点中实现的。舒曼曾说过：“一个人的非难，胜过十个人的赞美。”英国文学家肖伯纳指出：“倘若你有一个苹果，我也有一个苹果，而我们彼此交换这些苹果，你和我仍然各有一个苹果。但是，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也有一种思想，而我们彼此交流这些思想，那么我们每人将各有两种思想。”中国也有句古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见，别人的观点与批评对我们自己的进步是不可或缺的。
（二）批评者要有宽容精神
宽容是一种豁达、冷静与理智。在建设和谐社会的道路上，我们需要宽容精神；在学术批评中，我们也离不开宽容精神。宽容是一门艺术，一门做人的艺术。宽容精神是一切事物中最伟大的行为。宽容待人，就是在心理上接纳别人，理解别人的处世方法，尊重别人的处世原则。我们在接受别人的长处之时，也要接受别人的短处、缺点与错误，这样，我们才能和平相处，社会才得以和谐。
陈寅恪先生认为，批评学术，应具有“了解之同情”，明了作者“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用“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了解作者，欣赏作者，在精神上设身处地和作者“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1]。郁达夫把率直，宽容，同情，学识看作批评家的“四德”，亦为好批评家之必须条件。
从批评伦理学的角度看，哪怕对方在话语上或观点上有欠缺，也应该有藏污纳垢的雅量。虽然我们很难做到像基督教所宣扬的“爱你的敌人”，但要明白对方并不是敌人，而是想和你一起追求真理的同路人。所以我们应该心胸开阔一些，因为我们很难想像一个心胸狭窄、斤斤计较的人能够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
（三）在学术批评中应尊重他人
尊重他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建立在真诚与尊重的基础上的。尊重他人不仅是一种处世态度，也是一种处世能力与方法。它包括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想方设法维护他人的尊严。比如，我们要学会给别人“留后路”；要多称赞、多鼓励，而少责难、少挖苦；不要自以为是；不要总认为高人一等；不要总认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要用平等的眼光看待别人，要虚心接受别人正确的观点。
批评他人绝不是为了抬高自己，而是为了推动学术讨论，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与繁荣。在学术批评中，我们要虚心倾听对方的观点；要有足够的耐心听对方辩解，不要剥夺对方辩解的权力。蔡元培曾说过：“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2]即使对方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也要听对方把话说完；不要以对方的学术地位去衡量之，不能因为对方的“地位”比不上自己就对对方不屑一顾、嗤之以鼻。地位并不代表智慧，更不代表真理。另外，批评所用的词语不宜过于尖刻激烈，而应代之以平缓诚恳的语气，这样才能被对方所接受。在批评中，只有充分地尊重对方的话语权，尊重对方在学术研究中所做出的努力，才能使整个批评活动开展下去，才能收获真理。 （四）批评不能带有政治偏见
由于长期政治运动的后遗症，许多人还习惯于在学术批评中上纲上线，党同伐异，这违背了学术批评的初衷。学术批评不应带有政治偏见，不能把学术与政治挂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8年，美国国会图书馆波林根奖委员会决定把首次波林根诗歌奖授给正以“叛国罪”待审的庞德，引起大哗。美国现代诗人、在罗斯福政府中长期担任要职、参与创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任首届主席的麦克利许（Archibald Mcleish）写了《不负责任者》（The Irresponsibles）一文，指责搞形式主义的现代派文人在人类共同的危机面前放弃文学的社会责任。而波林根奖委员会成员之一的退特几次著文为此事作辩，他说他投票授奖给庞德是因为“保持语言的生命力是诗人的唯一责任”。他并不同意庞德的政治立场，并说：“我最不能原谅庞德先生的是他竟然以诗人身份去呐喊鼓噪一番。”[3]该事例表明，评价一个人的学术成果或学术上的贡献时，要从学术的角度去衡量之，至于其他方面的过错，自有其他方式去解决，不能把学术上的问题和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
（五）坚持实事求是，坚守价值中立
从词源上看，“实事求是”最早见于西汉史学家班固所著的《汉书》卷55《河间献王刘德传》。文中写道：“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学者颜师古对此的解释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意思是说，对事物的认识必须以充分的事实为依据，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4]。实事求是是学术批评最根本的基础，它能够确立批评所依据的事实基础。离开实事求是，所谓批评与反批评便无法进行下去。在对批评的事实判断上，对批评者来说，发现对方错在哪里就指出哪里，而不能凭其想像加以缺乏根据的推测。因为推测一旦与事实不符，批评本身就犯了需要批评的错误，这种批评也不会有说服力。
“价值中立”这一概念是由德国哲学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韦伯把“价值中立”视为社会科学的规范性原则。所谓“价值中立”，是指科学家在研究自己的对象时，遵循客观事实，撇开自己的政治主张与立场，回避自己的价值[5]。
社会科学研究作为人类追求真理的理性活动，必须排除研究者个人的情感好恶，要避免以自己的价值标准解释客观现象。研究者要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学术研究必须坚持价值中立。
知识经济社会强调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学者们在学术自由、言论自由方面拥有了更广阔的天地。理想主义科学观也认为：所谓学术是受好奇心驱使的求知活动，而求知本身就是最高的精神境界。这种求知活动在本质上反映了一种重理想、淡功利的理想主义精神，它构成了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特立独行地发言而不计后果、自由表达思想而不受现实的约束只是一个充满诗意的神话而已。在现实生活中，一部分学者正在逐步放弃自己的独立立场、信念和理想，丧失自己的个性，现实的利益追逐已经或正在取代对理想的追求。我们时不时会惊异地听到一些所谓的“知识精英”因充当各种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信口雌黄地抛出的一些言论，他们似乎想方设法地要“语不惊人誓不休”。据说，得出“自行车是导致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就是金钱对知识赎买的结果。对知识分子而言，独立地思考才是现代思想和精神的最重要特征。
李长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独特批评风格和卓有建树的出色的批评家。他的《鲁讯批判》是中国鲁讯学史上具有重要学术创见和学术个性的著作。其独立的学术批评精神、独到的学术见解和独特的批评方法是作者心智和灵魂的升华，集中体现了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的独立品格。 他曾说：“批评是反奴性的，凡是屈服于权威，屈服于时代，屈服于欲望（例如虚荣和金钱），屈服于舆论，屈服于传统，屈服于多数，屈服于偏见或成见（不论是得自他人或自己创造），这都是奴性，这都是反批评的。”基于这种独立的批评精神，他在《鲁讯批判》一书中就曾表示：“尽力之所能，写出我一点自信的负责的观察，像科学上的研究似的，报告一个求真的结果而已。”“因为求真，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顾虑，说好是真说好，说坏是真说坏”[6]。在学术批评活动中，我们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坚守价值中立，不偏不倚地追求真理；不能感情用事，不能随意歪曲事实，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对方；不能打着学术批评的旗号为自己谋私利；要不唯权、不唯钱、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要坚守独立的学术批评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要成为“御用文人”；要维护学术纯洁。否则，学术批评将不会成为客观、公正的批评，其不仅不能促进学术批评的健康发展，反而会成为毒害学术成长的工具，这显然与学术批评的初衷背道而驰。实际上，也只有在严守价值中立的前提下，批评者才会毫无顾忌和不受约束地主动贡献出自己的观点，并在获得共同体内部其他成员的呼应和认可中体会到成就感和精神上的愉悦。
三、制定学术批评的标准
在汇聚了众多知识精英、视学术自由为生命的高等学府，自由与民主的气氛却很淡漠，这严重违背了学术自由的理念。由中世纪大学确立的学术“三A”原则，是学术批评的最高准则。这一原则坚持学术争鸣不受国家、宗教和利益集团的限制，不受政治的、宗教的派别之争和形形色色利害冲突支配。所以，学术自由为师生提供了一个中立的空间，使他们可以在摆脱外界干扰和压力的条件下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无偏见的、开放性的讨论和研究。“学术自由是最好的、最有效的组织原则，学术自由可以使学者们在学术社群里面最容易组织起来，相互协调，相互切磋，相互论证，最容易得到互相帮助”[7]。由此可见，真正民主的学术批评是中国学术走向现代化的必要保证。要建立一个和谐、民主、文明的校园，就需要对不同声音的尊重，需要不同声音的交错和谐，需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了开展健康的学术批评，应该制定批评的标准，即以学术本身及学术的是非对错和学者的伦理道德以及学术良知为批评的标准。
四、在同事间开展学术批评
著名高等教育学家约翰·S·布鲁贝克说，“大学应该是新的、有争议的、非正式的异端邪说的论坛”；“如果在一所大学里听不到与众不同的意见；或者任其默默无闻地隐于社会环境中，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所大学没有尽到它的职责”；“学说的冲突不是灾难，而是机会。大学所提供的是一切理性研究所必要的先决条件”；“对立面可以在这个论坛上相互接触，根据共同赞同的证据和逻辑原则来探讨相互之间的异同”[8]。 实际上，知识分子的本能就是追求真理。从这个角度上讲，任何手软迁就，任何出于礼貌而放弃无情地揭露对方的错误都是对真理的亵渎与背叛，也是对知识分子人格的亵渎与背叛。巴伯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指出，科学是不分国界的，在“科学家共同体中，所有科学同行都有权分享现存的知识，因为许多人都曾在过去或有可能的将来为科学做出贡献。正是在这一‘公共性’价值指引下，在科学中保密成为不道德的行为.从科学中取其所需的人有公开其新发现的精神义务，因为这些新发现是建立在共同体租借给他的财富的基础之上的”[9]。
教师是从事创造性劳动的知识分子，他们既崇尚科学，又崇尚个性和自由；他们既追求精神的充实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又反对以权压人和以势欺人。首先，教师理应摆脱来自自身和自身以外的束缚，而自由地对同行的学术成果发表自己的见解。在学术活动中，倘若心存禁忌，担心受到报复或惩罚而不能够畅所欲言，就会使学术存在盲点与伪装，从而使受教育者和其他学者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与原貌，这种结果必然阻碍学术的发展。其次，由于大学教师间各自的科学素养、学术背景、研究角度和方法不同，因而常常对同一问题产生不同的看法，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所以，只有通过开展学术批评，教师之间才能够达到更充分的交流，不同思想只有通过相互碰撞，才能最终接近真理。因此，我们应当鼓励教师从思想上认识学术批评的重要性，从行动上践行学术批评，成为“批评中的行动者和行动中的批评者”。
五、提高学生的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在同学间开展学术批评
被后人尊为“万世师表”的孔子早在公元前就提出了“慎思明辨”。马丁·路德·金也曾经说过：“教育的目的无他，就是教会一个人如何评估事证，如何判断虚实，如何厘清真假，如何分辨事实和虚构。”[10]
但是，在实用功利主义驱使下，人们接受知识和高等教育的目的更加务实。“以学术为志业”变成了“以学术为职业”——上大学更多地是为了获得一纸文凭，以谋得职业和生存的本钱，为找工作增加竞争的筹码，为满足“徒有虚名”的虚荣心，所以，很多学生只要能够过了高考这一道“坎”，拿上大学文凭，就别无它求了。
大学及其学人一旦与商业或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就失去了以往的客观性、中立性和超然性。赫钦斯说：“我现在能够想到关于大学的最好定义是：它是独立思想中心。可能还有许多其他东西，但是，如果大学不是这样的，那么它将失败……除非大学认真地把独立思想中心作为自己的使命，否则就没有希望。”[11]
由于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扩大招生，本来教育设施就捉襟见肘的状况更是雪上加霜。学校和教师没有能力照顾到每一个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学生的个性发展得不到尊重。现在的教育方式和过去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的教育者仍旧习惯于供给“结论”，仍旧不习惯供给学生“方法”，让他们自己去找结论，我们教给他们的是如何用来敲开一层一层考试的门的技能。这样，学校“生产”出来的是成批量的“千人一面”的“产品”。这些“产品”的最大特点是缺乏批判性思维，缺乏对是非的判断能力以及择善固执的勇气。Rorbert Annis认为，批判性思维是指在确定相信什么或者做出什么时所进行的合理而成熟的思考。Lipman指出，批判性思维和科学思维一样，就是对科学观点进行改进。
专业的批判性思维应该包括以下四个特点：（1）具有推理的知识；（2）具有推理中的认知技能；（3）具有所思考问题的相关知识；（4）具有进行批判思维的倾向[12]。当学生的批判思维意识和能力增强时，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对一些现象和所接受的知识进行批判性的思考，从而不再是被动地接受教育，而是有辨别地接受他们的教师和教科书上所提出的观点。学校应鼓励学生之间进行学术批评，通过学术上的批评，进一步提高他们进行批判思维的能力。学校要为学生提供学术批评的平台，让他们在这个平台上尽情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如举办辩论赛、成立各种研讨班等。学生们通过彼此之间的辩论与批评而获得真知，从而达到相学相长。
六、在师生间开展学术批评
大学本质上是追求真理和民主机构，它的教学和学术探索活动本能地就需要激发和鼓励独立判断、批判性思维、理性对话等精神。
梁启超在总结乾嘉学派之学风时认为，“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是乾嘉学派学风之一[13]。
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家认为，教师必须抓住管理的缰绳，采用监督、威胁、惩罚等手段压制学生，并树立权威。而现代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约翰？杜威则反对以教师为中心，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在我国，有一部分人认为，“教师是知识的持有者，闻道在先，且术业有专攻，他们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教学行为的发起者、教学方式方法的选择者以及学生成绩的评价者和行为的仲裁者”[14]，他们理应是权威，是真理的代表，学生应该无条件地服从他们。实际上，我们常常“低估了青少年的创造能力。于是，虽然同是面向未来，但师生之间并没有真正的沟通和交流可言”[15]。因此，有些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往往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学生，成为知识上的霸权者。其实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信息化社会的今天，广大的学生通过网络、电视等渠道获取的知识并不比有些老师少，甚至会更多。他们也完全可以称得上某个领域的专家。但由于学生不敢得罪老师，即使对老师的教学方法或观点有不同意见，也不敢提出。这实际上就导致了教师的教学内容陈旧、方法死板单一，即使观点有错误也得不到纠正。所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为了学生的健康发展，我们应当倡导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开展学术批评。做教师的应当承认，教师与学生都是教学过程的主体，都是具有独立人格价值的人，两者在人格、价值上是平等的，并没有高低、强弱之分。师生关系是一种平等、理解、双向的人与人的关系。而学生也应该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鼓起勇气，和老师一起积极地进行相互间的学术批评。
七、在校际之间建立友好的学术批评关系 在阿伦特看来，大学的产生及其本来的功能就是辨清什么是真实，而且保持了这样的历史传统[16]。与社会其他机构相比，大学在学术上具有自身的优势。具体表现在：它是以真理的发现和交流为导向的机构；它占据了学界的很大空间；是知识聚集的场所。大学是继承传统科技文化遗产、不断创造新科技文化的场所，聚集了古今中外各种知识，具有很强的知识容量，是思想观念和学术思潮的交汇处。在我国，高等学校本校内的教师之间和学生之间缺少学术交流与学术批评，而校际之间更缺少学术交流，这是很不利于学术水平的提高的。费希特曾说过：“自由地获取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的权利，是我们人格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由地使用一切为了我们的精神教养和道德教养而对我们开放的东西，是我们的使命；没有这个条件，自由和道德对于我们将是一件无用的礼物。我们的教育和教养的最丰富的源泉之一是精神与精神的沟通，从这个源泉汲取教养的权利我们不能放弃，除非放弃我们的精神，放弃我们的自由和人格；因此，我们不可放弃这一权利；因此，其它人也不可放弃他那允许我们从中汲取教养的权利。”[17]为了互相学习，提高各自的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各高校之间应该分别选择几个兄弟院校，定期举办学术批评活动，教师和同学们可以把自己近期的学术论文、研究课题、学术成果等交予同行来审阅，然后相互之间进行批评，这样无论对教师的教学水平还是学术水平，抑或是对同学们的学习水平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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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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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瑞敏.实事求是是文史资料工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J].湖北文献资料，1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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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郭大为.费希特伦理学思想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8.
（责任编辑 王文江）
关键词：高等学校；学术批评；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3-0199-04
高等学校原本就应该是一个各种学术取向共存、容纳，各种学术批评汇聚的的地方。它理应为新的学术思想的孕育和形成、为学术新人的发展和成长营造宽松的环境。学术批评是指任何一门学科专业领域内进行的对话、商榷、争鸣以及批评和反批评。学术批评健康而有序地开展能够促进高校学术的繁荣。高等学校应采取积极措施，为学术批评的开展创造应有的条件。通过对学术批评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作为健全学术批评机制的对策。
一、培育友好的学术批评环境，营造和谐的学术批评氛围
一般来说，高等学校的主要职责是从事教学及科学研究活动，并为正常开展教学、科学研究活动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学术批评是学术进步的催化剂，是追求真理、提高学术水平的必由之路。学术批评和学术之间可以说是“离则两伤，合则双美”的关系。因此，对高校而言，为促进学术研究、实现知识创新，就要营造有利于学术批评的宽松、和谐的环境。首先，高等学校应在舆论上下一番功夫，大力宣传学术批评的重要性以及在学术批评活动中应遵循的原则，应具有的观念与态度等，从而使学人更多地了解学术批评以致于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学术批评并参与其中。其次，对于在学术批评活动中表现出“大家风范”的学者，应当树为典型，对于为学术的进步做出贡献的批评者，应通过各专业学会给予积极的评价和一定的精神和物质上的奖励，从而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学术批评中来。这样，友好的学术批评环境和和谐的学术批评氛围就一定能够营造起来。最后，应更多地开辟学术批评的阵地。比如创办专门的学术批评杂志，刊载对当前学术研究有针对性内容的文章，反映最新的学术研究动态，鼓励读者就学术研究中的某一热点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与批评，从而引导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另外，由于目前中国的学术刊物出版周期太长，一般是双月刊，有的甚至是季刊、半年刊、年刊，而一篇文章从定稿到正式发表往往少则数月，长则数载的，从而使学术成果的发布时间上呈现出相当严重的滞后性，为了便于学术的健康交流，学术批评杂志应该缩短出版周期，以提高学术交流的效率。
二、学术批评与反批评者应树立正确的学术观
（一）正确认识学术批评
对一个人的学术观点、学术思想和方法等提出异议和批评叫学术批评，被批评者也可以对批评者提出自己的反驳意见或做更进一步的解释，即是反批评。
学术批评是对对方学术思想的揣摩、体味、质疑与解答，是对“论据”和“论证”的批评，其着力点是被批评对象的理论困难，其目的是逼近真理。批评的起点或源头应该是对学术的热爱和虔敬。批评的过程应该是灵魂对灵魂的接近，精神对精神的拥抱。
学术繁荣是每个学者的共同意愿。任何学者都必须在与现有学说进行对话和批评中进行学术研究与创新。如果不开展学术批评，就意味着学术成果没有问题。但任何学术研究都是为了解决问题的，如果没有问题，科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学术创新也好，学术繁荣也罢，都是学者们在相互批评对方的观点中实现的。舒曼曾说过：“一个人的非难，胜过十个人的赞美。”英国文学家肖伯纳指出：“倘若你有一个苹果，我也有一个苹果，而我们彼此交换这些苹果，你和我仍然各有一个苹果。但是，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也有一种思想，而我们彼此交流这些思想，那么我们每人将各有两种思想。”中国也有句古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见，别人的观点与批评对我们自己的进步是不可或缺的。
（二）批评者要有宽容精神
宽容是一种豁达、冷静与理智。在建设和谐社会的道路上，我们需要宽容精神；在学术批评中，我们也离不开宽容精神。宽容是一门艺术，一门做人的艺术。宽容精神是一切事物中最伟大的行为。宽容待人，就是在心理上接纳别人，理解别人的处世方法，尊重别人的处世原则。我们在接受别人的长处之时，也要接受别人的短处、缺点与错误，这样，我们才能和平相处，社会才得以和谐。
陈寅恪先生认为，批评学术，应具有“了解之同情”，明了作者“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用“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了解作者，欣赏作者，在精神上设身处地和作者“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1]。郁达夫把率直，宽容，同情，学识看作批评家的“四德”，亦为好批评家之必须条件。
从批评伦理学的角度看，哪怕对方在话语上或观点上有欠缺，也应该有藏污纳垢的雅量。虽然我们很难做到像基督教所宣扬的“爱你的敌人”，但要明白对方并不是敌人，而是想和你一起追求真理的同路人。所以我们应该心胸开阔一些，因为我们很难想像一个心胸狭窄、斤斤计较的人能够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
（三）在学术批评中应尊重他人
尊重他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建立在真诚与尊重的基础上的。尊重他人不仅是一种处世态度，也是一种处世能力与方法。它包括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想方设法维护他人的尊严。比如，我们要学会给别人“留后路”；要多称赞、多鼓励，而少责难、少挖苦；不要自以为是；不要总认为高人一等；不要总认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要用平等的眼光看待别人，要虚心接受别人正确的观点。
批评他人绝不是为了抬高自己，而是为了推动学术讨论，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与繁荣。在学术批评中，我们要虚心倾听对方的观点；要有足够的耐心听对方辩解，不要剥夺对方辩解的权力。蔡元培曾说过：“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2]即使对方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也要听对方把话说完；不要以对方的学术地位去衡量之，不能因为对方的“地位”比不上自己就对对方不屑一顾、嗤之以鼻。地位并不代表智慧，更不代表真理。另外，批评所用的词语不宜过于尖刻激烈，而应代之以平缓诚恳的语气，这样才能被对方所接受。在批评中，只有充分地尊重对方的话语权，尊重对方在学术研究中所做出的努力，才能使整个批评活动开展下去，才能收获真理。 （四）批评不能带有政治偏见
由于长期政治运动的后遗症，许多人还习惯于在学术批评中上纲上线，党同伐异，这违背了学术批评的初衷。学术批评不应带有政治偏见，不能把学术与政治挂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8年，美国国会图书馆波林根奖委员会决定把首次波林根诗歌奖授给正以“叛国罪”待审的庞德，引起大哗。美国现代诗人、在罗斯福政府中长期担任要职、参与创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任首届主席的麦克利许（Archibald Mcleish）写了《不负责任者》（The Irresponsibles）一文，指责搞形式主义的现代派文人在人类共同的危机面前放弃文学的社会责任。而波林根奖委员会成员之一的退特几次著文为此事作辩，他说他投票授奖给庞德是因为“保持语言的生命力是诗人的唯一责任”。他并不同意庞德的政治立场，并说：“我最不能原谅庞德先生的是他竟然以诗人身份去呐喊鼓噪一番。”[3]该事例表明，评价一个人的学术成果或学术上的贡献时，要从学术的角度去衡量之，至于其他方面的过错，自有其他方式去解决，不能把学术上的问题和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
（五）坚持实事求是，坚守价值中立
从词源上看，“实事求是”最早见于西汉史学家班固所著的《汉书》卷55《河间献王刘德传》。文中写道：“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学者颜师古对此的解释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意思是说，对事物的认识必须以充分的事实为依据，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4]。实事求是是学术批评最根本的基础，它能够确立批评所依据的事实基础。离开实事求是，所谓批评与反批评便无法进行下去。在对批评的事实判断上，对批评者来说，发现对方错在哪里就指出哪里，而不能凭其想像加以缺乏根据的推测。因为推测一旦与事实不符，批评本身就犯了需要批评的错误，这种批评也不会有说服力。
“价值中立”这一概念是由德国哲学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韦伯把“价值中立”视为社会科学的规范性原则。所谓“价值中立”，是指科学家在研究自己的对象时，遵循客观事实，撇开自己的政治主张与立场，回避自己的价值[5]。
社会科学研究作为人类追求真理的理性活动，必须排除研究者个人的情感好恶，要避免以自己的价值标准解释客观现象。研究者要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学术研究必须坚持价值中立。
知识经济社会强调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学者们在学术自由、言论自由方面拥有了更广阔的天地。理想主义科学观也认为：所谓学术是受好奇心驱使的求知活动，而求知本身就是最高的精神境界。这种求知活动在本质上反映了一种重理想、淡功利的理想主义精神，它构成了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特立独行地发言而不计后果、自由表达思想而不受现实的约束只是一个充满诗意的神话而已。在现实生活中，一部分学者正在逐步放弃自己的独立立场、信念和理想，丧失自己的个性，现实的利益追逐已经或正在取代对理想的追求。我们时不时会惊异地听到一些所谓的“知识精英”因充当各种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信口雌黄地抛出的一些言论，他们似乎想方设法地要“语不惊人誓不休”。据说，得出“自行车是导致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就是金钱对知识赎买的结果。对知识分子而言，独立地思考才是现代思想和精神的最重要特征。
李长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独特批评风格和卓有建树的出色的批评家。他的《鲁讯批判》是中国鲁讯学史上具有重要学术创见和学术个性的著作。其独立的学术批评精神、独到的学术见解和独特的批评方法是作者心智和灵魂的升华，集中体现了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的独立品格。 他曾说：“批评是反奴性的，凡是屈服于权威，屈服于时代，屈服于欲望（例如虚荣和金钱），屈服于舆论，屈服于传统，屈服于多数，屈服于偏见或成见（不论是得自他人或自己创造），这都是奴性，这都是反批评的。”基于这种独立的批评精神，他在《鲁讯批判》一书中就曾表示：“尽力之所能，写出我一点自信的负责的观察，像科学上的研究似的，报告一个求真的结果而已。”“因为求真，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顾虑，说好是真说好，说坏是真说坏”[6]。在学术批评活动中，我们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坚守价值中立，不偏不倚地追求真理；不能感情用事，不能随意歪曲事实，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对方；不能打着学术批评的旗号为自己谋私利；要不唯权、不唯钱、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要坚守独立的学术批评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要成为“御用文人”；要维护学术纯洁。否则，学术批评将不会成为客观、公正的批评，其不仅不能促进学术批评的健康发展，反而会成为毒害学术成长的工具，这显然与学术批评的初衷背道而驰。实际上，也只有在严守价值中立的前提下，批评者才会毫无顾忌和不受约束地主动贡献出自己的观点，并在获得共同体内部其他成员的呼应和认可中体会到成就感和精神上的愉悦。
三、制定学术批评的标准
在汇聚了众多知识精英、视学术自由为生命的高等学府，自由与民主的气氛却很淡漠，这严重违背了学术自由的理念。由中世纪大学确立的学术“三A”原则，是学术批评的最高准则。这一原则坚持学术争鸣不受国家、宗教和利益集团的限制，不受政治的、宗教的派别之争和形形色色利害冲突支配。所以，学术自由为师生提供了一个中立的空间，使他们可以在摆脱外界干扰和压力的条件下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无偏见的、开放性的讨论和研究。“学术自由是最好的、最有效的组织原则，学术自由可以使学者们在学术社群里面最容易组织起来，相互协调，相互切磋，相互论证，最容易得到互相帮助”[7]。由此可见，真正民主的学术批评是中国学术走向现代化的必要保证。要建立一个和谐、民主、文明的校园，就需要对不同声音的尊重，需要不同声音的交错和谐，需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了开展健康的学术批评，应该制定批评的标准，即以学术本身及学术的是非对错和学者的伦理道德以及学术良知为批评的标准。
四、在同事间开展学术批评
著名高等教育学家约翰·S·布鲁贝克说，“大学应该是新的、有争议的、非正式的异端邪说的论坛”；“如果在一所大学里听不到与众不同的意见；或者任其默默无闻地隐于社会环境中，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所大学没有尽到它的职责”；“学说的冲突不是灾难，而是机会。大学所提供的是一切理性研究所必要的先决条件”；“对立面可以在这个论坛上相互接触，根据共同赞同的证据和逻辑原则来探讨相互之间的异同”[8]。 实际上，知识分子的本能就是追求真理。从这个角度上讲，任何手软迁就，任何出于礼貌而放弃无情地揭露对方的错误都是对真理的亵渎与背叛，也是对知识分子人格的亵渎与背叛。巴伯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指出，科学是不分国界的，在“科学家共同体中，所有科学同行都有权分享现存的知识，因为许多人都曾在过去或有可能的将来为科学做出贡献。正是在这一‘公共性’价值指引下，在科学中保密成为不道德的行为.从科学中取其所需的人有公开其新发现的精神义务，因为这些新发现是建立在共同体租借给他的财富的基础之上的”[9]。
教师是从事创造性劳动的知识分子，他们既崇尚科学，又崇尚个性和自由；他们既追求精神的充实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又反对以权压人和以势欺人。首先，教师理应摆脱来自自身和自身以外的束缚，而自由地对同行的学术成果发表自己的见解。在学术活动中，倘若心存禁忌，担心受到报复或惩罚而不能够畅所欲言，就会使学术存在盲点与伪装，从而使受教育者和其他学者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与原貌，这种结果必然阻碍学术的发展。其次，由于大学教师间各自的科学素养、学术背景、研究角度和方法不同，因而常常对同一问题产生不同的看法，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所以，只有通过开展学术批评，教师之间才能够达到更充分的交流，不同思想只有通过相互碰撞，才能最终接近真理。因此，我们应当鼓励教师从思想上认识学术批评的重要性，从行动上践行学术批评，成为“批评中的行动者和行动中的批评者”。
五、提高学生的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在同学间开展学术批评
被后人尊为“万世师表”的孔子早在公元前就提出了“慎思明辨”。马丁·路德·金也曾经说过：“教育的目的无他，就是教会一个人如何评估事证，如何判断虚实，如何厘清真假，如何分辨事实和虚构。”[10]
但是，在实用功利主义驱使下，人们接受知识和高等教育的目的更加务实。“以学术为志业”变成了“以学术为职业”——上大学更多地是为了获得一纸文凭，以谋得职业和生存的本钱，为找工作增加竞争的筹码，为满足“徒有虚名”的虚荣心，所以，很多学生只要能够过了高考这一道“坎”，拿上大学文凭，就别无它求了。
大学及其学人一旦与商业或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就失去了以往的客观性、中立性和超然性。赫钦斯说：“我现在能够想到关于大学的最好定义是：它是独立思想中心。可能还有许多其他东西，但是，如果大学不是这样的，那么它将失败……除非大学认真地把独立思想中心作为自己的使命，否则就没有希望。”[11]
由于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扩大招生，本来教育设施就捉襟见肘的状况更是雪上加霜。学校和教师没有能力照顾到每一个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学生的个性发展得不到尊重。现在的教育方式和过去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的教育者仍旧习惯于供给“结论”，仍旧不习惯供给学生“方法”，让他们自己去找结论，我们教给他们的是如何用来敲开一层一层考试的门的技能。这样，学校“生产”出来的是成批量的“千人一面”的“产品”。这些“产品”的最大特点是缺乏批判性思维，缺乏对是非的判断能力以及择善固执的勇气。Rorbert Annis认为，批判性思维是指在确定相信什么或者做出什么时所进行的合理而成熟的思考。Lipman指出，批判性思维和科学思维一样，就是对科学观点进行改进。
专业的批判性思维应该包括以下四个特点：（1）具有推理的知识；（2）具有推理中的认知技能；（3）具有所思考问题的相关知识；（4）具有进行批判思维的倾向[12]。当学生的批判思维意识和能力增强时，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对一些现象和所接受的知识进行批判性的思考，从而不再是被动地接受教育，而是有辨别地接受他们的教师和教科书上所提出的观点。学校应鼓励学生之间进行学术批评，通过学术上的批评，进一步提高他们进行批判思维的能力。学校要为学生提供学术批评的平台，让他们在这个平台上尽情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如举办辩论赛、成立各种研讨班等。学生们通过彼此之间的辩论与批评而获得真知，从而达到相学相长。
六、在师生间开展学术批评
大学本质上是追求真理和民主机构，它的教学和学术探索活动本能地就需要激发和鼓励独立判断、批判性思维、理性对话等精神。
梁启超在总结乾嘉学派之学风时认为，“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是乾嘉学派学风之一[13]。
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家认为，教师必须抓住管理的缰绳，采用监督、威胁、惩罚等手段压制学生，并树立权威。而现代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约翰？杜威则反对以教师为中心，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在我国，有一部分人认为，“教师是知识的持有者，闻道在先，且术业有专攻，他们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教学行为的发起者、教学方式方法的选择者以及学生成绩的评价者和行为的仲裁者”[14]，他们理应是权威，是真理的代表，学生应该无条件地服从他们。实际上，我们常常“低估了青少年的创造能力。于是，虽然同是面向未来，但师生之间并没有真正的沟通和交流可言”[15]。因此，有些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往往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学生，成为知识上的霸权者。其实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信息化社会的今天，广大的学生通过网络、电视等渠道获取的知识并不比有些老师少，甚至会更多。他们也完全可以称得上某个领域的专家。但由于学生不敢得罪老师，即使对老师的教学方法或观点有不同意见，也不敢提出。这实际上就导致了教师的教学内容陈旧、方法死板单一，即使观点有错误也得不到纠正。所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为了学生的健康发展，我们应当倡导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开展学术批评。做教师的应当承认，教师与学生都是教学过程的主体，都是具有独立人格价值的人，两者在人格、价值上是平等的，并没有高低、强弱之分。师生关系是一种平等、理解、双向的人与人的关系。而学生也应该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鼓起勇气，和老师一起积极地进行相互间的学术批评。
七、在校际之间建立友好的学术批评关系 在阿伦特看来，大学的产生及其本来的功能就是辨清什么是真实，而且保持了这样的历史传统[16]。与社会其他机构相比，大学在学术上具有自身的优势。具体表现在：它是以真理的发现和交流为导向的机构；它占据了学界的很大空间；是知识聚集的场所。大学是继承传统科技文化遗产、不断创造新科技文化的场所，聚集了古今中外各种知识，具有很强的知识容量，是思想观念和学术思潮的交汇处。在我国，高等学校本校内的教师之间和学生之间缺少学术交流与学术批评，而校际之间更缺少学术交流，这是很不利于学术水平的提高的。费希特曾说过：“自由地获取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的权利，是我们人格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由地使用一切为了我们的精神教养和道德教养而对我们开放的东西，是我们的使命；没有这个条件，自由和道德对于我们将是一件无用的礼物。我们的教育和教养的最丰富的源泉之一是精神与精神的沟通，从这个源泉汲取教养的权利我们不能放弃，除非放弃我们的精神，放弃我们的自由和人格；因此，我们不可放弃这一权利；因此，其它人也不可放弃他那允许我们从中汲取教养的权利。”[17]为了互相学习，提高各自的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各高校之间应该分别选择几个兄弟院校，定期举办学术批评活动，教师和同学们可以把自己近期的学术论文、研究课题、学术成果等交予同行来审阅，然后相互之间进行批评，这样无论对教师的教学水平还是学术水平，抑或是对同学们的学习水平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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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