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巨商霍英东驾鹤西归。他曾自谓：“我一生没有负过任何人。”
　　然而，冲破禁运，招致美英联合打压；四出斡旋，引来台湾图谋暗杀；误入赌业，与何鸿燊结怨几十载；开发南沙，与梁柏楠斗法10年；洛溪桥收费丑闻败露，他怒言：“我要给政府一个教训！”——呜呼，亿万富豪霍英东同样逃不出“恩怨江湖”！
　　
　　10月28日晚7时30分，一代巨商霍英东走完他的传奇一生，溘然长逝，享年83岁。
　　斯人驾鹤去，风范留人间。作为20世纪的商业奇才，霍英东既是一位超级富豪，又是一位国家领导人；他在为北京申奥奔走呐喊之余，又为改变内地的贫穷落后面貌投入过无数金钱与心血，恩泽乡梓，惠润子孙。
　　然而，亿万富豪霍英东同样逃不出“恩怨江湖”：冲破禁运，招致美英联合打压；四出斡旋，引来台湾图谋暗杀；误入赌业，与何鸿燊结怨几十载；开发南沙，与梁柏楠斗法10年；洛溪桥收费丑闻败露，他怒言：“我要给政府一个教训！”
　　
　　冲破禁运，招致美英联合打压
　　
　　1923年5月出生的霍英东，自幼家境贫困。他7岁丧父，12岁入读香港皇仁英文书院至中三，因抗日战争爆发而辍学。其后当过渡轮加煤工、机场苦力、修车学徒、铆工等。1954年创办立信置业有限公司，经营房地产；其后，除地产行业以外，他经营范畴涉及建筑、航运、旅馆、博彩、酒楼、百货、石油等业务，成为一时佳话。
　　霍氏家族富可敌国，但坊间却传“霍英东靠在朝鲜战争时期走私起家”。这一传言最终在霍英东80岁生日之时得以澄清：“当年我不是走私。”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当时，美军出兵朝鲜半岛，支持李承晚政权，攻打金日成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队。南北朝鲜之间的战争爆发不久，中国就派志愿军入朝，与朝鲜军队并肩作战，抗击美军。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终于找到了制裁中国的“借口”。1950年12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不许运往共产党中国。”次年，美国又操纵联合国，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之决议，43个国家接受这一决议并积极实施。1951年6月，英国也就此采取措施，禁止13大类物品从英国或英属地(包括它占领的香港)输往中国。
　　如此以来，中国内地民众和援朝部队所需的一些物资就面临严重短缺，中国被迫将贸易方向和工作重点转移到华南，要求华南财委组织有关部门，团结私商，利用香港作跳板，多做小宗买卖，积少成多，坚持易货制度，保证资金安全。很快，香港一些商人瞄准机会，趁机与内地做生意，冒着港英当局的管制危险从海上偷运一些适时的物资到内地去，其中也包括霍英东。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日趋激烈，霍英东的运输公司以快速、安全、守信，赢得了大陆贸易机构在港澳开办的多家商行的信赖，香港华润公司、澳门南光公司以及广州的华南企业公司在港澳开办的商行均与霍英东建立了频繁的业务联系，一匹匹汽油、轮胎等国内急需的货物，由霍英东从香港直接运到内地，或者通过澳门转运到广东。
　　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霍英东冲破联合国对内地的“禁运”与内地做生意，纯属“在商言商”，还谈不上是自觉地支持中国政府；但客观上，霍英东的商业行为是对当时遭西方国家经济封锁和制裁的中国政府的极大支持。在这冒险的贸易中，霍英东与中方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并得到了中方的信任。这可能是霍英东后来在中方所属团体和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在一些中方事务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一大政治本钱。
　　然而，霍英东此举却直接得罪了美国和港英当局。美国将霍英东的公司列入黑名单，不卖东西给他；港英当局指责他“走私”，下令通缉，并对他进行一系列打压。
　　“递解出境”风波，是港英阴谋的预演。1955年，霍英东投资兴建了一幢香港当时最高的大厦—蟾宫大厦。正当市民疯狂抢购蟾宫大厦时，市井坊间却突然传出一些关于霍英东的消息：“霍英东战时走私，港府要将他递解出境。”无奈，霍英东只好在报章发表声明澄清这一虚假传闻。但霍英东后来才知道此消息并非完全是“无风之浪”，当时港府一直没有采取实际递解出境行动可能有三种原因：其一，霍英东的行为只是违背联合国的禁运决议，并没有触犯香港现行的法律；其二，霍英东是土生土长的港人，在港生活时间远远超过10年了，而当局所依据的《驱逐不良分子出境条例》对居港满10年以上者有较多宽容和豁免的指引；其三，霍英东在往后的日子里可能会“明哲保身”能进能退，逐步缓和与港英当局的关系。
　　1965年，香港出现了一次空前的华资银行挤提风潮，使地产业陷入空前低潮。为了活跃沉闷、萧条的地产市场，港英当局将中区“地王”旧海军船坞拆建卖地，进行全球公开招标。当时，国际上对香港地产市场一致看淡，没有一个国外投资者下标竞投；而在香港，不少地产商已是惊弓之鸟，谈起地产皆惊魂失色，没有人问津。但是，霍英东却认为这是难得的投资良机，于是逆市而行，下标竞投。
　　结果，落标竞投者只有霍英东一家。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下，霍英东本来可以以较低价钱轻而易举地投得海军船坞的发展权。然而，结果却出乎霍英东意料之外，港英当局答复霍英东曰：只有你一个人下标，这块地我们不打算卖了，收回来。这也是霍英东涉足地产行业以来继“被传递解出境”风波之后遭遇的第二次打击，而这次却是港英当局打压霍英东的第一次公开行为。虽然打压没有给霍英东造成任何经济损失，但却给他的心理带来巨大阴影，并使霍英东萌发了隐退的想法。
　　1967年，霍英东属下的星光行开始向外招租。星光行（当时称“九龙商业大厦”)是霍英东于1962年和何鸿燊、何添、关启明、钟明辉等人联合投资的大型地产项目。按照计划，星光行主要用于收租，而具有中资背景的中艺公司就是星光行的一个较大租户。当时，中英关系正处于历史低潮，港英当局正处处限制中资企业的发展，故霍英东把星光行租予“中艺”，自然被视为亲中的表现。
　　在历史上，由于朝鲜战争时期的经历，霍英东的公司也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于是，英、美两国从星光行入手，联手向霍英东施予“政治迫害”，封杀他的生存空间。首先，美国驻香港领事将星光行列入“黑名单”，明确宣布所有星光行的租客都不能买卖美国货。此举果然奏效，导致不少租客或对星光行望而却步。其次，英资置地公司窥准机会，提出以3750万港元低价收购星光行。迫于无奈，霍英东最终不得不忍痛贱卖星光行。之后，霍英东开始改变投资策略，以退为攻，步步为营，并逐渐淡出香港地产市场。
　　除了在地产业等限制霍英东不断做大之外，港英当局还试图在其他有发展前景、经济效益很好的行业上限制霍英东的发展空间。
　　1968年，世界货柜运输业刚刚兴起，香港也顺应潮流发展货柜码头，在葵涌划出几幅海边地皮，建设一、二、三、四号四个货柜码头项目。霍英东曾经是香港最早介入货柜码头经营的人士之一。当时，霍英东曾与“船王”董浩云联手投得葵涌一至四号货柜码头，但港英当局却立即开出附加条件，要他们保证一年有20万个货柜，否则就取消项目建设资格。其实，当时整个香港也没有20万个货柜箱，这一附加条件显然是故意刁难—霍英东最终又失去了发展货柜码头的机会。
　　1979年1月，首届省港杯足球赛在广州和香港举行，香港开赛由时任香港足球总会会长的霍英东主持。当时，在主席台上，给霍英东安排的位置很靠后，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要与霍英东换位置，港督麦理浩显得坐立不安，浑身不舒服。事后，有位绅士说王匡这样做很不妥当，“霍英东走私，他怎么能坐在前面呢？”
　　


　　甚至，就连当时所有港英当局的官方活动或上流社会活动，以至捐款兴医助学的善举，都把霍英东排斥在外；当然，港英当局更不会把“爵士”头衔和“太平绅士”等称号授予在香港屈指可数的大富豪霍英东。
　　
　　四出斡旋，引来台湾图谋暗杀
　　
　　霍英东一生为中国体育事业的贡献，备受国人称道。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已经被联合国承认，取代台湾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由于台湾仍然与一些国家和国际体育组织保持密切关系，导致大多数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依然拒绝接纳中国为合法成员。因此，自1973年起，霍英东还担起中国“体育外交”的重任，时常到世界各地奔走呼吁，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各单项体育组织中的合法会籍。
　　为解决中国加入国际足联问题，霍英东苦战七年。
　　1974年，中国取代台湾参加国际足联的申请败北于德国法兰克福会议。但是，霍英东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依然不断想方设法在世界足球界斡旋，解决中国加入国际足联问题。为了加强沟通，霍英东在法兰克福会后不久便邀请国际足联主席和秘书长访问香港和北京；阿维兰热当选国际足联主席之后，霍英东和女儿丽萍立即赴巴西就中国在国际足联的会籍问题与阿维兰热接触，双方达成一个协议：在1976年国际足联召开的“蒙特利尔会议”上采用简单多数表决的方法，表决中国入会问题。但终因国际足联秘书长亲台，这次由霍英东主持策划、以非洲某国家名义提出的关于中国入会之议案无法以足够票数通过。
　　两年之后，世界杯足球赛在阿根廷举行，国际足联也选择那个时候在阿根廷开会。会上，霍英东联合科威特足协代表沙东和来自伊朗的亚足联代表ATABAI等人，以伊朗的名义起草了《恢复中国在国际足联合法席位及驱蒋提案》,提交阿根廷大会讨论。结果，提案以简单多数方式通过后，一些欧洲代表涌上主席台进行抗议，中国入会问题再次失败。
　　1979年5月，霍英东赴瑞士苏黎世出席国际足联75周年纪念及国际足联执委会议。在霍英东的坚决要求下，阿维兰热在会上发表声明：希望能在1980年解决中国入会问题，并且希望下次执委会在中国举行。三个月后，霍英东、霍震霆、朱玲玲陪同阿维兰热率领的国际足联访问团到北京，与中国洽谈中国入会的问题。阿维兰热一行返国途经香港时，霍英东还特意请他们到家里做客。后来，台湾方面妥协，可以改“中华民国”的名称，但不能加上“不能挂国旗、奏国歌”这一句话。对此，经霍英东据理力争，向大会建议：台湾既不能沿用“中华民国”之名，当然也不能沿用以往的“国旗”和“国歌”，这在国际奥委会已有先例，台湾只能仿效奥委会做法，另制一旗，另选一歌。否则，就等于是仍然承认“两个中国”。最后，国际足联负责人亲自出面与台湾代表讲清楚，台湾代表无话可说，只好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国名”、“国歌”、“国旗”被国际足联修改—中国几经周折最终彻底解决了加入国际足联问题。
　　为解决中国加入国际篮联，霍英东游说列国。
　　尽管当时的国际篮球联会秘书长威士特钟士向来亲台反共，但在霍英东的一次次游说下，最后还是帮助中国解决了国际篮联的会籍问题。但台湾方面不甘心，为此策动一些国家的代表，另成立了一个国际篮球组织—亚洲篮联，推举韩国代表为会长，意图与国际篮联抗衡。
　　霍英东闻讯后连忙赶去韩国，向韩国有关人士提出，若要成立这个新组织，必须得到亚洲各国、各地区代表的支持，并须以投票方式表决。韩国方面迫于各方压力，不得不接受霍英东的提议，但却要求用通讯投票方式表决。霍英东担心有人会借口收不到票，制造新的麻烦。于是，他亲自出马，到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向各地代表游说，并把投票收集起来，直接送往韩国。在一张张反对票面前，韩国方面理屈辞穷，只好放弃这个组织。
　　1981年，这应该是中国羽毛球走向世界的起点。
　　这一年，霍英东又邀请世界羽联和国际羽联的代表到香港来，就这两个国际羽毛球组织谁是谁非、或分或合的问题进行谈判。这次，与两个国际篮球组织同时存在的结果恰恰相反，两个国际羽毛球组织同时存在之结果却是以中国或者说是霍英东的胜利而告终—这段历史算是霍英东致力于恢复中国在世界体育组织席位过程中最艰难、最曲折、最精彩也最具传奇色彩的风云故事。
　　其实，这两个国际性羽毛球组织同时存在，霍英东就是始作俑者。1975年，在中国多次要求加入国际羽联、并驱逐台湾出会被拒绝之后，霍英东就决定效仿周恩来早年成立新的亚洲乒乓球联会与老乒联会对抗的做法，在香港成立了新的亚洲羽联，选举泰国前警察总监春蓬中将为主席，中国代表朱仄为副主席，霍英东为名誉主席，会员包括中国、菲律宾、朝鲜、缅甸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亚洲羽联的成立对国际羽联构成了一定压力。1977年5月，国际羽联在瑞典马模举行大会，会长MOHLIN采取了强硬的态度，用简单多数投票的方式，把台湾从国际羽联驱逐出去，让中国加入国际羽联。
　　但台湾方面对表决结果不服。由于国际羽联在英国注册，受英国法律监护，台湾方面于是向英国法院申诉，要求英国法院对表决结果做出裁决。最后，英国法院为打压中国就判决台湾胜诉，宣布国际羽协的表决结果无效。迫于无奈，国际羽联只能接受英国法庭的判决。
　　进入之后再退出，意味着中国已很难再有机会重返国际羽联。惟一办法就是另创一个国际组织，与国际羽联对抗。于是，霍英东就联合亚洲、非洲等国家的朋友，包括泰国的春篷中将、马来西亚的郑仁瑞、新加坡的李竞德、中国的朱仄等人，于1977年底成立了新的组织——世界羽联。有意思的是，成立的地点就在霍英东家里，没有任何仪式，仅有10多名各国代表出席，竟然没选出会长。会后，霍英东就让霍震霆飞去泰国，找泰国前副总理他威将军出任会长一职。
　　其实，世界羽联就是在亚洲羽联的基础上，再拉一些非洲国家加入，成员很少。但这一组织却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陆续在杭州、北京、曼谷及香港举办过几次比赛。1979年，在曼谷比赛时，邓小平还专门去了泰国支持这一组织，亲自到场给运动员颁奖。
　　国际羽联和世界羽联的对立，很快引起国际体育界人士的关注。印度尼西亚、日本、泰国的羽协人士后来在双方之间进行调解，双方进行了“万隆谈判”。谈判无果而终、不欢而散后，霍英东这次就邀请双方代表齐集香港进行谈判，实际是“万隆谈判”的继续。几个月后，双方代表在日本再次谈判，最后宣布合而为一，中国重返国际羽联，而台湾则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加入其中。不久，霍英东还被推选为国际羽联的名誉主席。
　　体育往往是和政治分不开的，霍英东为中国加入世界体育组织而奔走呼吁，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甚至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的政治外交行为。一方面，长期以来他曾在多个国际公开场合大力支持内地，与台湾代表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最后使得台湾在各个国际体育组织中连连败北。另一方面，他在内地大举投资、慷慨捐赠的同时，还时常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上京议政，并经常接触国家高层领导人，这自然会受到台湾方面的敌视。
　　1983年底，台湾国民党情报部门甚至图谋暗杀霍英东。当时，北京和香港的情报部门同时接到“线索”，获知国民党已派了三个小组到香港来，准备分别暗杀三个人：一个是当时的中共港澳工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另两位是亲共的华人资本家—其中一位就是霍英东。
　　出人意料的是，面对暗杀传闻，霍英东处之泰然。那段时间，他依然我行我素，照常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不采取任何特别防备措施，出门也从不带保镖。尤其是1984夏季，霍英东更不顾劝阻，携一家大小前往美国洛杉矶观看第30届奥运会，因为这是中国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后，首次派代表团参加奥运会。
　　


　　
　　误入赌业，与何鸿燊结怨几十载
　　
　　博彩业曾经是霍英东支柱产业之一，因此霍英东一生与澳门赌王何鸿燊交往甚笃，但也结下难解恩怨。
　　2002年4月，在澳门赌权开放的第一天，作为曾独霸澳门赌权的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大股东，霍英东即刻宣布退出澳娱公司，并把手上市值100亿元的澳娱27%的股权全部捐出，成立基金会建设澳门。在记者会上，霍英东还大声疾呼：“没有我，就没有今天的澳门，包括何鸿燊。”此时，霍英东才向外人透露他与何鸿燊的50年恩怨情仇。
　　霍何之怨，起源于二人于1949年进行的海人草贸易。
　　1948年，只有25岁的霍英东听说东沙岛一带的海底生长有可以制造胃药的海人草，澳门有公司在大量收购。于是，霍英东就倾其所有积蓄在香港长洲招募100名渔民远赴东沙岛打捞海人草。由于工人要徒手潜入海中打捞，相当危险。九死一生的霍英东第二年才把打捞出来的海人草运到澳门，卖给当时任职澳门贸易局供应部的兼职商人何鸿燊，再由何鸿燊将海人草转卖给日本人做胃药。
　　海人草当年的收购价是六美元一磅，何鸿燊先将霍英东打捞回来的海人草晒干，然后筛去沙泥后才秤重量。结果重量减半，这种做法既让以身犯险的工人日子很艰难，也让霍英东十万元的投资泡汤，霍英东十分恼恨。以至，后来霍英东和朋友谈及何鸿燊时还经常重复这样一个笑话：有人说我靠打捞海沙发家，而何鸿燊则是专门靠“筛”我的沙发家。
　　实际上，霍何之怨的根本原因在于何鸿燊“设局”将霍英东拉入澳门赌业。
　　整件事应该从“太太团”开始。上世纪50年代，霍英东在香港投资地产，逐步累积起大量财富，社会知名度与日俱增，但与何鸿燊并无太多交往。不过二人的太太，经常相约在朋友家中打牌，霍、何二人在晚上接太太时常有碰面，聊聊天或者一起去吃宵夜。
　　直至1961年，在何鸿燊“悉心”安排下，霍英东被迫参与澳门赌业。那一年，澳门政府收回原由傅老榕及高可宁家族合办的赌权，重新招标。在截标前十天左右，霍英东突然接到电话，说澳门警察厅于翌日举行慈善足球赛，叫霍英东去澳门踢球。霍老当时觉得有点奇怪，为何翌日的慈善赛今日才通知，但他听到有足球赛，便欣然奉陪。一同参赛的还有何贤、何鸿燊、傅荫钊等人。踢完球后，一群富豪同桌聚餐。于是，随后澳门便传出消息，说何鸿燊与霍英东来澳“食饼仔”。
　　所谓“食饼仔”，就是指在招标期间，有些人混水摸鱼竞标，再通过自己“放弃竞投”为条件，换取真正竞投者的一点经济补偿。当时，这种“食饼仔”风气很盛行，在地产界等很多行业都有这种现象。
　　实际上，关于霍英东来澳门“食饼仔”传言是彻彻底底的一场预谋，何鸿燊等人想创造机会试探霍英东是否有兴趣到澳门“食饼仔”。以霍英东当时的财力，若放出风声要去下标，对方当然不能等闲视之，至少会给他50万，让他放弃竞投。因此，被传“食饼仔”后，何鸿燊便找到霍英东，问他是否打算联合竞标，说自己的姐夫叶德利与朋友叶汉有兴趣投标，加上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何鸿燊也坚持要入标。
　　霍英东对赌业向来不感兴趣，但当时碍于情面就没有拒绝，最主要的是因为当时何鸿燊接受了他提出的繁荣澳门的开赌计划：赌是坏事，但如果把开赌变成不牟利的，把赚到的钱全部用于繁荣澳门，用于慈善事业，那就不同。不单单是搞黄、毒、赌，而是以旅游带动澳门的繁荣，这样开赌才等于做善事，对社会有好处，对社会有个交待。
　　那时竞投赌权，要一百万元按金。这对于当年尚未发财的何鸿燊而言，算是一笔不小的数额，于是他便向霍英东借了40万。到后来，霍英东借给何鸿燊的这40万元一直都未曾偿还。
　　霍英东“繁荣澳门的开赌计划”得到了新澳督的支持，让他们一举竞得澳门博彩专利权。很快，大家联合创办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霍英东为最大股东。其实，当时何鸿燊竞标并无资金，霍英东便借给他40万。成立公司时，何鸿燊依然拿不出股金，霍英东就再次借给他200万。换言之，当年是因为霍英东的一手扶植，何鸿燊才能成为澳门“赌王”的。
　　然而，何鸿燊却没有知恩图报。
　　1967年年底，霍英东联同何鸿燊、关启明、钟明辉等一大帮阔佬组成九龙置业，在尖沙咀投建的星光行开始对外招租。但由于在朝鲜战争中，霍英东打破美英封锁中国大陆的禁运政策而得罪美英，遭致英美政府的联合打压。美国政府除禁止美货卖予星光行租户外，港英业采取截电话线、断水断电等政策，千方百计封杀星光行。霍英东不想让其他投资者因自己的原因而受到经济损失，于是他建议以3800万港元的价格由他个人买回全幢星光行。殊不料，何鸿燊却说服其他两家股东，决议将星光行卖给只出价3750万港元的英资置地公司（其中2000万还是承诺票据），完全不给霍英东留情面。
　　霍英东后来才明白，星光行四家股东合作时股份原是均等的，但如果将大厦卖给霍英东一人，则意味着自己没有像霍英东那样有钱，何鸿燊便做出一拍两散的决定。事实上，当时美英已暗示，如果霍英东不卖星光行便有更多麻烦，在内外双重压力下霍英东被迫贱卖星光行。
　　再后来，酒店项目求助不遂，直接加剧了霍何之怨。
　　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霍英东率先入广东投资，兴建广州白天鹅宾馆及中山温泉宾馆。那时，中国百业待兴，霍英东在筹建这两家酒店时更是处处碰壁，到即将开幕时，杯碟、灯饰等部分货品仍未预备齐全，相当狼狈，但日渐发达的何鸿燊却一直袖手旁观，不肯出手相助。
　　正如知情者所言，霍英东与何鸿燊虽然是相识逾半个世纪，但两人的文化理念基本上南辕北辙，尤其是在赌业问题上。霍英东向来对博彩业有看法，尽管博彩业会给他带来滚滚财源，但却未能让他产生满足感和成功感。这一原因也促使他逐渐产生了淡出澳门博彩业的打算。到了80年代中期，当他在全国政协、人大机构担任职务之后，逐渐淡出博彩业终于有了实际的行动。
　　1986年，澳门政府主动提出与澳娱公司签署博彩专营合约的补充合约，批准将娱乐公司的专营权延长5年，即从1997年1月1日开始延至2001年12月31日满，超越了澳门回归日期。身为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看不过眼，就把董事长一职让给了另一位股东郑裕彤。
　　同年，澳门政府筹备成立证券交易所，何鸿燊极力倡议把澳娱公司在澳门挂牌上市，霍英东觉得此举有悖于当初约定的非牟利性原则，决定退股，并讲好作价六亿卖给何鸿燊、郑裕彤等人。后来澳门交易所胎死腹中，在已达成协议之情况下，何鸿燊依然出尔反尔，不守信用，对买股一事不了了之，这让霍英东十分气愤。后来，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霍英东直指澳娱公司垄断赌权导致澳门社会治安纷乱，建议中央在澳门回归后收回澳门赌权。从此，霍英东与何鸿燊之间便水火不容。
　　一次次退股无望，在军师何铭思献计下，霍英东把心一横，将原本已由霍英东基金会持有的27%的澳娱公司股份，全部捐给澳门成立建设基金，由澳门政府负责监督，而霍英东亦可避免与何鸿燊周旋。至此，霍英东与何鸿燊的50恩怨情仇才算一笔勾销。
　　
　　开发南沙，与梁柏楠斗法10年
　　
　　开发广州番禺南沙岛，是霍英东事业的最后一根柱石—他想把南沙建成一个“小香港”，建成中国21世纪的模范海港城区。
　　不可思议的是，在其1993年到2003年长达10年的投资中，霍英东却受尽了南沙开发区第一任党委书记、番禺区委书记、番禺区政协主席梁柏楠的百般敲诈勒索、盘剥刁难。直到2004年，梁柏楠因涉嫌180万元受贿案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2年后，霍英东挚友何铭思才大胆揭开这段内幕，形容这是“强龙斗不过地头蛇”。
　　


　　最初，霍梁恩怨结于“码头之争”。
　　1992年，霍英东开始与广东番禺合作开发南沙。1993年5月，国务院批准设立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梁柏楠任开发区管委会党委书记。而开发区管委会则是党、政、企三位一体，其总公司下属的南沙开发建设公司负责与霍英东集团的合作事宜。由双方组建一家合作公司，霍英东基金会占51%股份，政府占49%股份，也即所谓的东部公司。
　　霍英东在南沙一开始就打算客货运“两条腿”走路，即建起南沙客运港和东发码头。霍英东想把东发建成万吨级通用码头，并于1989年拿到了批文，到1990年开工建设时，由于当时南沙路还没有通，霍思忖建这么大一个码头无异于“晒太阳”，决定先建个小一点的。
　　就在东发码头兴建之时，基金会的人发现政府也在南沙客运港另一侧的海边搞建设，且未知会基金会高层。一次霍英东到南沙看到了那片工地，问起来，对方说“没什么，填土而已。”但等到东发码头完工后，那边码头的雏形也出来了，即现在的南伟码头。
　　当时，基金会用于南沙开发建设的资金就存放在东部公司的账户里，管委会“先斩后奏”从那里拿出了2000万用于建设南伟码头。码头建成后，管委会让霍英东将这2000万作为股份，遭到断然拒绝。几百米内却分列两个货运码头，此中竞争可想而知—霍英东深感被骗。
　　霍梁之间的较量实际上是一场资本和权力之间的博弈。在南沙开发之初，或许双方还抱着合作的态度。但是，随着梁柏楠地位的提高、权力的扩大，他对利益的追求也越来越多；而霍英东在投资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法规、政策、制度办事，使地方官员不能从中得到直接的好处，这无疑违反了梁柏楠的潜规则。
　　据何铭思透露，作为当地一把手，梁柏楠以转制为名把几家有资质的国有公司变戏法般转到自己儿子和亲信手中，并将当地各类工程都安排给他们的企业承包，包括霍英东的很多项目。梁柏楠一家，分工协作，弟弟搞基建，儿子装水电消防，女婿做绿化，亲信包运输——大小通吃。“就算你整幢房子已建好，如果不向他儿子购买指定的各种设备，一句‘消防不合格’，便只有等死。”后来法院也查明，在梁柏楠的庇护下，他的两个弟弟、儿子、女婿、侄子等亲属都开有自己的公司，业务涉及船舶运输、建筑、娱乐、贸易、咨询服务、汽车维修等行业。
　　霍英东想把港前路修到山后面建成环岛路，钱交出后竟没了下文，梁柏楠回答：都用作“搬迁费”了；霍英东要建个小型的蒲洲花园，梁家在邻近山脚挖来一堆黄泥，在山上拔来一堆小草，再插几棵手臂般的小树，便堂而皇之地拿走了1500万，后来霍英东只好请香港的公司重做。
　　在一次喷沙造地的工程结算中，来自梁家的工程负责人漫天要价，霍英东气得紧咬牙根，发出了“你们是不是想赶我走”的怒斥；霍英东要建南沙广场，从施工到监理全是梁家的人，整整半个广场的桩位，到露出地面后人们才发现，误差竟然多达20米！霍英东说：我一世搞工程，从未见过这样离谱的事。
　　梁家不仅包揽了霍所有项目，而且处处对霍氏埋桩子、拆墙脚。霍英东在南沙搞了个高尔夫球场，梁家便在北面莲花山照搞一个；霍英东搞个天后宫，梁家就在前面开发一个烧烤场；霍英东在南沙建了座直航香港高速飞船码头，梁家在莲花山港口又照搞一个同样的码头。一个县级单位建有两个一级口岸，全国也仅有番禺一家。
　　霍英东曾于1986年，与番禺政府合作建三座大桥，霍英东基金会为此投资8000万港元和150万美元。双方签订合约明确规定：一要还本付息，二要按比例分红。转眼10年过去了，该项目获得巨大效益，但基金会却没有收到一分钱，而且从未看到账目，甚至连最简单的公司报表都未见过。直到2002年，霍忽然听说番禺区政府要单方面将项目上市，于是前往质问，对方提出还给霍氏基金会8000万港元了事。为此，番禺当局把霍氏基金会的投资，擅自改称为无息贷款。霍氏基金会要对方公布账目，以示公正，却遭断然拒绝。当年白纸黑字的合约，此时犹如一纸废文。
　　后来，霍英东在南沙新城附近建了家新技船厂，造出了卫星导航的高速快船“南沙38号”。这是一条科技含量最高的民用船，几级地方政府都忙着拿这船厂去报“引进高科技项目”。霍英东计划，将来每年造八九条这样的船，便可以近海远航方式为重建海上丝路开个头。想不到的是，第二条“南沙68号”出来后，下水一年多了却一直驳在船厂边，不准开航营业。理由是“防止恶性竞争”。这样，南沙第一家正式挂牌的高科技企业新技船厂，在政府反复“报喜领功”之后，就此关门大吉了。
　　有荣船厂的遭遇更惨。霍英东只是投资者，董事长之类全是虚职。所有管理者由管委会领导派出，从会计、出纳、人事到仓库保管，全是梁柏楠“一家亲”，基金会根本无权过问。后来才发现，该船厂竟已经全部转租给外地人，连霍英东自己的船去维修也要照高价收费。更有甚者，梁家还借霍英东船厂的名义，向外大量举债。直到债主告到霍家头上，霍英东仍一无所知，原来船厂办公室主任柜筒里有个公章，不需要通过董事会就可以跟任何人签约。
　　“见面是笑口盈盈，背后却飞脚横踢。”80多岁的何铭思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梁柏楠对霍英东的态度。实在看不下去，何铭思在首届南沙城市设计论坛上含沙射影地谴责：“为什么他（指梁柏楠）这样的人，是党的干部，过着人上人的生活，却作威作福，一心想着光宗耀祖。我脾气不好，我曾说这些人，你们是人，你们又是神，我不得不求你们。你们还是鬼，尽干见不得人的事，害人事。”这次设计论坛有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的建筑界专家、社会人文学者及广州南沙建设指挥部的领导参加。
　　据说，霍英东主持南沙开发工作时正式记录在案的工作例会，到2004年8月5日是第508次。其中至少有十年中的400多次会是梁氏代表官方直接或间接参与的，非正式碰头会的次数更不计其数。
　　
　　洛溪桥丑闻，要给政府一个教训
　　
　　这位顶级富豪的节俭令人难以置信：夜宵是参加晚宴打包回来的食物；鞋子坏了，也会让人拿去补补再穿；在北京建房盖楼的霍英东并没有自己的写字楼；他来北京从来是拎一只布袋子，里面装着材料，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布袋子就是他的办公室；在饮食方面，他偏爱的不过是粟米和芋头，到晚年都没有改变。
　　然而，霍英东对个人生活的节俭和他对社会的慷慨却形成鲜明反差。作为红色资本家，霍英东一生广施善举，慈善捐款超过150亿港元，成为目前全香港捐献最多的慈善家。
　　为支持内地的文化、教育、体育事业以及故乡番禺的基础建设，多年来霍英东通过霍英东基金会、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霍英东体育基金会、霍英东番禺建设基金会等几个基金会，分别以投资合营、捐赠、低息贷款等方式，先后资助了100多个建设项目，捐赠总数超过40亿港元，包括中山温泉宾馆、广州白天鹅宾馆、广珠公路四座大桥、广珠公路扩建、洛溪及三善大桥、沙湾大桥、番禺体育馆、中山大学体育中心、仲恺农业技术学院教学大楼、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中山医科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及中山运动场等大型工程。
　　不可思议的是，霍英东后来竟身陷“洛溪桥收费丑闻”。
　　上世纪80年代，珠三角区位优势开始显现，但基础设施落后却成为瓶颈问题。从那时起，霍英东就一心一意致力于打通珠三角的西走廊和中线通道，在西部组织了四条大桥和三条公路的建设工作，又捐款助建大石和洛溪两大桥，低息贷款建沙湾大桥……所有这些项目，现在都发挥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当时，从番禺去中山、顺德都修了桥，但从广州到番禺却没有桥，只能在工业大道尾的沙涌码头坐轮渡，因此珠三角与广州的交通瓶颈就卡在了这个渡口。于是，1984年霍英东先生与何添、何贤兄弟一共捐资1400万港元，用于修建洛溪大桥，其中霍英东出资1000万港元。
　　


　　他与何氏兄弟捐助的1400万元港币都不是付现金，而是通过物资兑现的。因为当时内地缺少载重汽车，霍先生就通过香港的大丰银行，用这1400万港元买了汽车。捐款后，霍英东先生只去过几次工地慰问，不再插手资金使用。1988年8月，大桥建成通车，成为当时亚洲跨度最大的大桥—广州与珠三角的最后一个交通瓶颈也打通了。
　　洛溪桥通车当天，番禺区公路局就在桥头设立了收费站，以“偿还贷款”为名，向每辆过往车辆收取5元通行费。当时，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
　　1999年3月，时任广州市人大代表的王则楚在人大会议上提出洛溪桥收费何时结束的询问。番禺公路局答复，光一个洛溪桥的贷款是早就还完了，但八个配套工程的贷款尚未还清；2000年，王则楚再次在人大会议上提到洛溪桥收费问题，答复是洛溪桥收费要延长到2028年，但没有还贷计划；一年后即2001年，王则楚第三次提出《洛溪桥收费何时了》的询问件。番禺区政府答复，洛溪桥收回全部投资本息还需七年。
　　难道要无穷无尽？
　　几十万在广州上班的过桥人，很多都住在洛溪新城这座广州的白领卫星城，但每天上班下班，他们都得被强迫“买单”。忍无可忍之余，人们骂完了政府骂资本家，骂当年以捐建为名的“奸商”霍英东，身为番禺人士，打着造福桑梓的名誉，却没完没了地刮着家乡父老的血汗钱；骂这桥的收费站就是番禺区政府的摇钱树，都收回十几座桥的成本钱了还想没完没了地收下去，不知猴年马月才是尽头。
　　显然，番禺区政府关于人大代表询问的答复，对霍英东捐资建桥一事只字未提，从而直接导致外界误认为霍英东对洛溪桥的“捐资”是“投资”，而洛溪桥收费就是用于偿还霍英东的“贷款”。自己捐款修桥，政府坐收渔利，霍英东把这种做法概括为“我捐款，你收租”。对此，霍英东拍案而起：“我要给政府一个教训！
　　霍英东专程来到广州。在《羊城晚报》上明确发表了三点声明：第一，这座桥是他与何氏兄弟共同捐资修建的；第二，他没有从洛溪桥收费中拿过一分钱；第三，将来他也不会要一分钱。
　　霍英东一石激起千层浪—如果洛溪桥是捐建的，就不存在还贷问题，那么洛溪大桥凭何收费？一时间，人大代表、社会公众、媒体纷纷向番禺区政府发问：收费17年来，究竟收了多少钱、支出情况如何、扣除支出和还贷后有无剩余资金？
　　在舆论的炮轰之下，广东省审计厅很快对洛溪桥收费问题介入调查，并很快公布了审计结果：收费17年来，洛溪大桥累计收入14.585321亿元，累计支出6.952859亿元，还贷基数7.603206亿元，累计可还贷资金7.632462亿元，贷款全部还清后尚余 292.56万元。
　　审计一出，疑窦百生。在上世纪80年代，修建洛溪桥累计投入近7亿元，真的需要这么多钱？17年来，洛溪桥难道只收了14.58亿？
　　对此，王则楚咨询了一些专家，按照1984年物价水平，修建大桥需要7000万元，加上征地费用，总体决算费用大约1亿元。而关于洛溪桥的流量之争，曾经有地方部门出来说此桥每天只过2万辆车左右，但有记者和专家不服，就蹲守桥头直接统计，计算出的结果是每天至少过流10万辆，最多能达15万辆之多。如此以来，关于洛溪桥修建成本的误差何以如此之大？那被瞒下的巨额收费资金又去向何处？洛溪桥在坊间素有政府多个部门的“联合小金库”之说，这些问题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
　　洛溪桥收费事件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在媒体和各界人士的努力下，洛溪桥长达17年的收费制度和长达6年的收费之争，最终于2005年7月1日停止。
　　但事后，霍英东仍然不能释怀。在全国两会上，霍英东提交了以“粤港合作与市场规则”为题的议案，警告内地政府只有向香港学习市场规则，才能构建起粤港合作之基础。在这份报告里，霍英东特意点出洛溪桥事件，以此为例，大篇幅谈论政府信誉：“政府的信誉是大事。政府如何保障政策的连续性，如何给外来投资者以公平待遇，如何保障他们的利益是大之又大的事情。” 尤其是他那声“我要给政府一个教训”的怒斥，至今都振聋发聩、石破天惊。
　　
　　霍英东简历：
　　1923年5月生。原名官泰，祖籍广东番禺，生于香港。7岁丧父。12岁进香港皇仁英文书院，因抗日战争爆发，读至中三辍学。当过渡轮加煤工、机场苦力、修车学徒、铆工等。
　　1961年与叶汉、叶得利、何鸿燊等竞得澳门博彩专利权，创办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为最大股东。1965年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1979年被聘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
　　1992年11月至1996年11月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1994年8月任亚洲足球联合会财务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任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1995年12月被推选为第六届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副理事长。
　　1985年任香港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92年3月被聘为第一批港事顾问。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7月至1995年12月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1995年12月至1997年7月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6年11月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1998年3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霍英东是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港澳）。
　　1994年被美国春田大学授予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95年被香港大学授予社会科学名誉博士学位。1995年获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银质勋章。1997年7月被授予香港特区政府大紫荆勋章。2006年10月28日于北京病逝。
　　霍英东一生总共娶吕燕妮、冯坚妮、林淑端三位妻子。吕燕妮生有震霆、震寰、丽萍、震宇、丽娜、丽丽，冯坚妮生有文芳、文斌、文逊，林淑端生有显杨、显旋。霍英东去世后，震字系子女是继承霍氏产业的主力，而其他子女则被要求向法律、医生等专业人士方面发展。
　　编辑：李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