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村落的形成，往往基于一定的产业和人口的聚集。在人类历史上，盐业生產往往能促进村落的形成。显然，盐作为稀缺的重要资源，以及人类对盐的特殊需求，导致一旦发现盐泉，盐的开发者、商人将慕名而来。这样，从盐的生产到消费，不断促进了村落的发展。盐业生产首先是经济行为，但是，随着人群的剧增，产业链的形成，刺激了诸如宗教、习俗、建筑、饮食、教育等文化方面的发展，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和交融，形成了以盐为主题的村落文化。

关键词：盐;传统村落;发展;社会意义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19）03—0100—11
　　

本文以滇西云龙县境内因盐而兴的传统村落为调查对象，进行相关问题的分析。云龙县地处滇省之西部，坐标在东经98°52′～99°46′，北纬25°28′～26°23′之间，东连洱源、漾濞县，南邻永平县和保山市，西交怒江州泸水县，北接剑川县和怒江州兰坪县。沘江是澜沧江上游的一条支流，其发源于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境内的青岩石山，流经兰坪、云龙两县。沘江是云龙境内重要的河流，从北到南，贯穿整个云龙县境。沘江流域境内分布着众多盐泉^①，云龙县境内有诺邓井、宝丰井、师井、顺荡井、大井、石门井、天耳井和山井等八井。
　　云龙县整个行政区域东西长92千米，南北宽109千米，总面积达4400平方公里。全县总人口20万人左右，汉族占全县人口的12%，少数民族占全县人口的88%。在少数民族人口中，白族人口最多，占到七成。此外，还有彝、傈僳、阿昌、苗、傣和回等少数民族。
　　中国是以农业文明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国家，乡土文化中多以村落为基本的构成要素。村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少数民族地区有时也被称之为“村寨”，是人类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形成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聚集形式。村落形成的因素，学界已有一定的讨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一是军事因素。其主要表现为军屯，一定人口的迁移和驻扎促进了此类村落的形成。二是农业因素。有学者指出：“农业是大多数村落形成的基础。”^② 此外，王玉海分析了清代内蒙古农业村落的形成，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农民私辟成村;二是商人或手工业者直接或间接建立起来的村落，设立的各类官庄、公主府地、军屯点或驿站地等演化成村^①;三是由于资源开发促进村落的形成。譬如，朱晴晴分析了清水江流域因木材的采伐和贸易形成一批又一批的移民村落^②。总体来说，村落的形成主要涉及农业、工商业以及资源开发和军事需要等方面。但是，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还不足，成果还不够丰富，研究的视角也比较单一。
　　传统村落是独具特色的村落类型之一。2011年，中央四部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在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后，将传统村落定义为：“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目前，学界对因盐而形成的传统村落有一定的研究^③，但是，围绕盐业资源开发和利用促进制盐传统村落的形成和发展，其微观方面的研究还不足。本文择云龙境内因盐而兴的几个村落，即诺邓村、宝丰村和顺荡村，来分析盐如何推动传统村落形成和发展，当地人如何以盐维持生计，以及如何促进民族间的交往，形成以盐为主题的多元文化。
　　一、滇西沘江流域盐的开发和利用
　　促进传统村落的形成
　　

盐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其对一个地方的文化形成和聚落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宋良曦先生曾指出：“人类聚居与部落形成，是文化结胎和孕育的重要条件。而盐对人类的吸收力和凝聚力，便是人类有意识聚居的选择因素之一。”^④ 随着人们发现盐、使用盐、利用盐、交易盐，聚落便应运而生。可以说，是人类对盐业资源的利用，促进了人类各项活动的开展，特别是围绕盐的互动，促进了聚落的形成。论述云龙的历史，盐就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它是整个云龙山地文化的核心要素。历史上，云龙境内的8个盐村分布在沘江流域上，盐业生产成为地方社会重要的经济支柱，同时，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
　　1. 诺邓村
　　诺邓是因盐而兴的村落，位于县城正北，隶属于诺邓镇（原来称之为石门镇），其离县城不过5公里，是文献记载中滇西云龙县境内最早生产盐的村落。目前，诺邓村已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入选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是全国文明的千年白族盐村。 　　诺邓井开发历史悠久，正是通过不断的盐业开发和利用，形成了民族聚居的盐村。早期，因“姓氏为诺和邓的牧民，他们在渗出盐卤的地方放牧羊群，羊在舐食被风干的鹽末时不愿离去，虽屡经驱散，但后来放牧时仍聚回原地觅食。且在这一地区放牧的羊群，体壮鲜疾，引起放牧者的注意。”^⑤ 人们发现盐泉之后，四面八方的外族人、商人、移民等，因盐利而纷纷进入云龙开发盐泉。
　　唐代樊绰所著的《蛮书》有载：“剑川有细诺邓井。丽水城有罗苴井。长傍诸山有盐井，当土诸蛮自食，无榷税。蛮法煮盐，咸有法令。”^① 从中可推测：一是“细诺邓井”中“细”一词，白族语指“新”，由此可见，诺邓盐业开发的历史应该比唐更早;方国瑜先生认为，汉时期的比苏县，即今天的云龙县、兰坪等地^②，当时已经产盐。二是“蛮法煮盐，咸有法令”，说明当时南诏境内的盐泉归当地的族群自煎，并无法令，诺邓应该处在相同的状态。尽管当时诺邓先民生产的盐主要供自己食用，国家未对其进行课税征收，但可以看出，诺邓井盐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进入到了国家管控当中，对促进当时诺邓村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因为诺邓井的开发，其村落的政治地位也得到了提高。
　　“唐以后，由于盐的生产、运销获利颇丰，当局对盐未及严加控制，因此，生产规模逐渐扩大，外来围井居民日益增多。至元代，这里已是商贾云集，成为以盐业为主的一方商贸中心。现尚存的、地处盐井附近的万寿宫，就曾是当时客商驻地，既是会馆又是货栈。”^③ 外来人口不断增加，经过元、明、清三个时期（主要是明代），诺邓村形成了20个姓氏。这些来自江苏、福建、江西、河南、四川及云南省内大理、洱源、邓川、云龙县内宝丰等地的人口，实现了当地土著和外族之间的融合。
　　

诺邓村是典型的因盐而兴的古村落，其历史悠久，文化特色鲜明。围绕盐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形成了一系列的山地文化，主要包括：一是盐井文化。这是基于盐业生产形成的，目前，诺邓村保存着诺邓古盐井一口，盐局建筑一座，以及部分制盐工具、票据、盐工证件等。二是建筑文化。主要是“四合院”“四合五天井”“三坊一照壁”，以及较为特别的“一颗印”等，民居建筑保存良好，目前，诺邓村保存有明清时期的白族民居100余院。三是浓厚的宗教文化。诺邓村存在道教、佛教和本主信仰并存的现象;诺邓玉皇阁建筑群，由玉皇阁、文庙、武庙、静室和木牌坊等建筑组成，是集儒、释、道为一体的古建筑群。
　　2. 宝丰村
　　宝丰古镇，旧称“雒马”，因雒马井而闻名。古镇地处县城南部，面积475平方公里，人口18000人左右，其中，白族占总人口的73%，汉族占总人口的19%，除此之外，还分布有少数的阿昌、傈僳、傣族、彝族等民族。宝丰村是宝丰镇政府所在地。截止2018年10月份，宝丰村共有居民1250户，2791人。历史上的“雒马井”“金泉井”“河边井”均分布于沘江北岸。2007年，宝丰村被评为云南省历史文化名村。2012年12月，宝丰村同云龙县境内的诺邓村、师井村等三个盐村，入选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历史上，宝丰村的盐业主要掌控在地方的名门望族手中，如宝丰的董氏、尹氏，便是通过经营盐业发展起来的家族。
　　宝丰在很长的时间里，是云龙州治所在地。明朝崇祯二年（1629），在明王朝实行“羁縻制度”下，治理云龙州的第三任知州钱以敬在前两任知州的基础上，决心“乃移治于井司”，将州治从江外的旧州三七村移到宝丰，时称“雒马井”。此后，雒马井所在地在长达30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云龙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即1929年县治从宝丰迁至石门^④，才结束了宝丰在云龙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明代，宝丰当地盐业已经发展起来了。如万历年间的《滇略》曾记载：“大理有诺邓井、大井、山井、天耳井、师井、顺荡井、石门井、雒马井、石缝井、河边井、天生井。”^① 从文史资料可确定，雒马井、石缝井、河边井等三井皆在宝丰。天启年间的《滇志》曾记载，万历四十二年（1614）巡抚和巡按题准，裁云龙五井提举，盐课归云龙州征解，此时，盐井有11处，包括：诺邓井、大井、山井、师井、顺荡井、石门井、雒马井、石缝井、河边井、天耳井和金泉井^②。
　　宝丰古镇是目前云龙县境内几个制盐古村落中，民居、盐井保存较好的村落，在云龙县境内，其仅次于诺邓村。诺邓村中的各式白族民居建筑，在宝丰村依然可见，其中，董泽故居是当地比较有代表性的建筑。据了解，董泽故居原系董家大院，始建于明代，清代和民国时期作了扩建^③，该建筑具有中西文化融合的建筑风格，气势磅礴，典雅而又体现一个家族的经济实力，这和董氏经营盐业有直接关系。其次，目前保存较好的是当地的雒马井，从井上的建筑以及卤水井的井口，均能看到人类采卤产盐的历史痕迹。
　　3. 顺荡村
　　

顺荡村隶属白石镇，境内主要是白、傈僳、彝、傣、回和汉等民族。从云龙县诺邓镇向北行51公里左右到达白石镇政府所在地，这里离怒江州的兰坪县城仅39公里。从白石镇驻地继续向兰坪方向前行18公里便到达顺荡村，该村有360多户居民，人口在1600人左右，盐井分布在沘江的东岸。2016年12月，顺荡村入选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同样，因盐而兴的顺荡村，当地的文化离不开盐业和独具特色的火葬墓地梵文碑刻群。 　　顺荡村在明代已经开发了盐井，并设顺荡盐课司。据20世纪50、60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显示，当时顺荡村（自然村）有人口200余人，全村主要是杨、赵、张、郭四姓。对当地的盐是如何发现的，当时调查到的内容如下：
　　顺荡盐井开发的年代在明朝。那时这里本是一片原始森林，为土司家的辖地。有一年土司家的放羊老倌把羊子放到这一片上，到了晚上回去时发现少了几只羊子，第二天还是如此情况。最后找羊子找到了一块岩壁底下，发现从岩缝中流出一股涓涓流水，汇成了一个水塘，失踪的羊子都全部死在水塘边。用手沾水一尝，发现是盐水，羊子是因吃多了盐水而胀死了。土司家发现盐水后，就私煎私煮了18年，获得了大利。后有一个叫杨森的剑川人，为做木匠来到这里，他发现土司家在这里私自煮盐，就对上官说：“你们私自煮盐，不报国课是要犯罪的”。土司害怕了，就把三姑娘嫁给他，让他在这里安家，参加煮盐。后杨森向朝廷报课，被封为“护国将军”，而杨森就是现今顺荡井杨姓的始祖。后来又陆续来了一些人，逐渐发展成这个以煮盐为业的村子。^④
　　显然，由土司开发了顺荡的盐井，这不符合历史，根据白石土巡检设立在明代，而顺荡井土巡检为原白石土巡检李良之后，以及康熙二十年（1681）李良之后李鸿翼，因追剿伪将，即为顺荡井土司，说明顺荡井已存在了数百年后，才设立了土司^①。
　　云龙县白石乡顺荡村的火葬墓地，地处沘江的西岸，位于村西南的莲花山的台地之上。“现墓地保存有火葬墓100多冢，梵文碑100多通，梵文经幢7座，是迄今在云南省境内发现保存梵文碑刻最多，文化内涵最丰富多彩的火葬墓群。”^② 目前，顺荡村火葬墓群，已是云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从火葬墓地的历史，可以发现顺荡村历史悠久，碑刻中有明永乐、宣德、正统、天顺、成化、嘉靖等年号，最早为明永乐六年（1408），最晚为万历元年（1573），整个墓地的时间跨度为165年。墓主主要为赵、杨、张、高等四姓，而现在顺荡村也以此四姓为主，这表明墓地应是顺荡村的公共墓地^③。由于资料有限，有关火葬墓地的形成及墓主人与顺荡盐井开发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盐业促进滇西云龙地区多元文化的形成
　　

云龍地区的村落，随着盐业的开发和利用，不断得到发展。同时，盐业规模的扩大，生产的意义不再拘于消费，而是用于交换。因此，盐大多数时候是用来交换的，盐路也因交换需求而被开发或修建。滇西所处道路环境较为恶劣，高山险阻，道路崎岖，运输物资必须依赖道路建设。因运输盐的需要，很多道路在一代代人的行走下形成了运输的重要载体，即“盐马古道”。于是，盐促进了道路的不断延伸和拓展，各类水道上的桥梁应运而生。此外，盐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经济文化水平相应发展后，聚落开始吸引更多人进入，其中，包含了庙宇、道观中的出家人，由此，出现了一系列富含宗教色彩的建筑，而这与盐业发展密切相关。民众最关注的是饮食，滇西依靠丰富的盐业资源，创造了很多与盐有关的美食，比如，强调运用诺邓井盐制作的诺邓火腿。围绕盐可以形成不同的区域文化，在一个以盐为核心的区域文化中，人们又可以看到不同的道路建设，不同的村落格局，不同的历史记忆，不同的饮食文化等。
　　（一）盐与道路、桥梁文化
　　盐业发展促进交换需求，盐路应运而生。滇西境内的盐业生产历史悠久，因此，形成了规范的运输路线和经销范围。其中，云龙盐井的销岸主要是西部的保山和腾越一带。因大量的盐业运输需求，人们对马匹的利用逐渐规模化，最终形成马帮。早期，西部地区的人们来盐井交换盐的时候，牦牛驮队更是达几百头，十分壮观。骡马所组成的马帮，规模小，有几匹至几十匹马，数量很少超过50匹。马帮的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组织形式不同，有的马帮已经成为专业户，雇佣马夫，进行长途运输。这类马帮，组织严密，成员众多，分工明确，马骡可达二三十匹。而云龙境内，大型马帮较少，主要为小马帮，一般也就五六匹马，也有的是灶户自己养马，自己赶马。因盐而兴起的“盐马古道”对滇西盐区的交通产生了质的改变，村民行路更为便利，马骡成为了村民常用的运输工具，使整体村落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升。“盐马古道”是盐业交换需求促使而成，是盐文化与地方地理环境、经济贸易充分互动的表现形式之一。
　　对于滇西云龙境内多山多河的复杂地貌来说，盐路的构成要素之中少不了各类桥梁。桥梁是路的延伸，盐业发展深刻影响桥梁的建设发展，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盐的交换需求极大地促进了滇西境内交通的发展，形成了路与桥的完美结合，盐路与桥梁是盐文化与滇西地理水文环境、交换需求充分互动的产物。
　　明清时期是滇西盐业发展的鼎盛时期。明代，云龙境内的盐业已成规模。这个时期，云龙的盐业生产在原有的基础上有较大发展，盐不断地向四周贩运，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商品的交换，促进了长距离的食盐贸易和交换。为了提高食盐运输的便利程度，在产盐集中区域，云龙的桥梁建设开始兴起，修建了砥柱桥、五里桥、彩凤桥等。
　　

清代，云龙境内的主要桥梁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极大的突破，其数量增加，类型多样，在讲究建造工艺技术的同时，结构上更加突出美观，并和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如风雨桥成为清代以来较为常见的一种桥梁类型，其除了供人畜通行之外，还有遮风挡雨的作用。据康熙《云龙州志》所载，其境内主要的桥梁是砥柱桥、利济桥、瓦草河桥、木瓜笼桥、瓦工河桥、果郎桥、诺邓桥、普渡桥、藤桥、板桥、青云桥、世德桥、永清桥、靖北桥、古吉桥15座。乾隆时期，所建桥梁主要是永镇桥、通京桥、安澜桥等。其中，通京桥的修建和云龙境内的白羊厂采矿业的兴起有关;而安澜桥的修建可能与从北至南食盐运输有关，其有力促进了南北贸易往来，刺激了当地交通发展;青云桥的修建与减轻背运柴薪百姓的疾苦有关。由此可见，滇西境内桥梁的发展与盐业发展息息相关，彼此相互促进。云龙“桥梁艺术博物馆”的美誉正是桥梁文化与盐文化充分互动的结果。 　　（二）盐与宗教文化
　　人们发现盐卤之后，因盐的特殊性，使得盐的生产有较强的吸引力。于是，但凡觉得有盐利可图的群体，都想争相获得盐的生产权，这样，人口便不断聚集起来。以制盐为主的村落，其形成过程是先有土著，后有因盐而来的生产者或交换者。当盐业规模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国家力量开始渗透，此时，盐官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进入当地。当这几个部分的人口聚集到一定程度，其文化程度不断提升之后，另一个群体随之参与进来，这就是庙宇、道观中的出家人。由此，出现了一系列具有宗教色彩的建筑。比如，道教的玉皇阁、城隍庙、龙王庙，佛教的太和寺、放光寺、佛上登观音公寺^①。本文主要以诺邓玉皇阁、卤龙王庙和宝丰太和寺展现滇西盐区的宗教信仰与盐文化的互动交融。
　　诺邓村的玉皇阁位于云龙县诺邓镇，其高差110米，地理坐标为N25°55′3″，E9°22′40″，距县城7公里。玉皇阁始建于明嘉年间（1522—1566），崇祯十年（1637）、清道光七年（1827）、十一年不断修建。明清时期正是滇西盐业发展的鼎盛时期，道教建筑的兴建应与盐业发展促进当地政治经济地位提升有关，国家力量不断渗透，聚落的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文化程度持续提升后，宗教开始传入并得到发展。玉皇阁藻井殿堂中央顶端，是彩绘了28星宿的天花板，其由32块木板按八卦方位拼合而成，呈穹隆状^②。整体观之，恢宏大气，气势磅礴，其纹路精美，蕴含古代星宿文化，彰显了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强盛。而这与盐业发展是分不开的，正是诺邓井盐的不断开发利用，提高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玉皇阁的壮观正是盐业发展与宗教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
　　卤龙王庙是指卤水龙王庙，有别于淡水龙王庙。当地村民认为：“卤水龙是从地下钻出来的，位于中心;而淡水龙则是从天而降、四方环绕的。”^① 这一认知与当地的盐业生产技术直接相关。诺邓井分为卤水井和淡水井，两者是隔离的，这也是诺邓井盐业产量丰富的原因。“诺邓的龙王庙修在盐井上方100米之处，有石板路与盐井相连，表达盐井与龙王庙的关系。”^② 由上可知，龙王庙与盐业生产息息相关。正是盐生产需求促进了龙王庙的建设。
　　

寶丰镇太和寺是滇西云龙境内著名的寺院，其建筑规模和艺术造诣十分高超。《太和寺功德碑记》有载：“爱就龙山之麓，镯卜告壤坐庚向甲，宏启梵王宫，台阶遍进，殿宇三层。大殿冶毗卢金像，配以善慧如来，左伽蓝，右达摩，两座庶建齐堂。禅室列座，铸韦陀金身，现次奉中三教，绘庄严，两掖起祠堂、客厅，外殿塑金刚两尊，迎面竖牌坊一座。坊外建池，池上砌石桥、灌园，则长流醒目，多扩佳卉，经营结构，备极安详。”^③ 现在太和寺已损毁，仅留下《太和寺功德碑记》、双狮石墩等遗迹，但仍能由此看出太和寺曾经的辉煌，而这与当地盐业发展是分不开的。清代滇西盐业仍处于兴盛阶段，因盐业开发的巨大利益，董氏才有能力建造如此磅礴大气的建筑。董万卷“至探得卤脉灵源，纠合三五大户首事开井，有功盐政者，岁贡士万卷公也”^④。董氏通过开发盐井获得一定利益后，开始修建太和寺，其目的在于积善缘，求佛保佑，以谋后人福祉。有学者认为：“此碑对研究白族大姓董氏迁徙开扩盐井和与佛教的关系有一定的价值。”^⑤ 盐井开发利用之后，经济水平的提升，促进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当地人为积德求善，兴建寺庙，且具有一定规模，这说明当地佛教的发展与盐业具有相关性。而开发盐业的大户，也由此扩大影响力，通过迁徙开发盐井，在当地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
　　（三）盐与饮食文化
　　“民以食为天”，盐与饮食文化的碰撞当属腌制品，运用盐来存储食物的方式是自古就有的。滇西的广大地区，当地白族和部分少数民族都有腌制食物的习惯。长期以来，腌制火腿成为当地较有民族特色的佳肴，比如诺邓火腿。
　　滇西地区的人们喜欢制作火腿，除了当地有适宜的气候之外，主要还是和当地产盐有关。直到现在，在当地人眼里，只有用当地产的盐才能制作出上等的火腿。制作火腿的关键，先要选择肉质较好的后腿，很多地方也有将前腿一并腌制的习惯。百姓家庭腌制火腿，也有几分讲究：一则选好日子杀猪。所谓的好日子，一般是指这一天五行中不要和家庭的主人相克，此外，最好选择为火命的日子，次为金命，最后为木命，若选了土命，则火腿容易生虫变质，若是水命，则火腿不容易干;二是选择的猪腿不宜过大，也不宜过小，以30～40斤为宜。火腿过大，则各种辅料难以入味，保存不好容易变质生虫;火腿过小，则不易长期保存，肉质不好。
　　无论是诺邓，还是师井，当地只要生产土盐，则腌制火腿定用当地的盐。在当地人看来，只有用当地的盐腌制的火腿，其味道才正宗。诺邓一家人，一边煮盐，一边腌制火腿，古老的“四合院”里挂满了几百只火腿。主人热情地介绍，他们所煮盐的质量最好，所以用这样的盐可以腌制出最好的火腿。
　　盐在滇西地域的饮食文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主要体现在盐可以存储食物上。过去，猪肉供应有限，很多人家经常会运用盐腌制的方法，存储一年的猪肉。现如今，很多滇西的村落仍然保留了存储猪肉的习俗。因为滇西聚居着很多少数民族，他们一般居住在地势较高的地带，交通不便，保存猪肉具有一定的生活意义。另一方面，滇西海拔较高，日晒充足，具有制作腌制品的充足条件，且腌制火腿、制作血肠等传统美食已经深深融入当地人的习俗当中，土盐与美味是共存在生活记忆中的。
　　三、盐在民族生计和民族互动中的作用
　　一个地方一旦有了盐的开发和利用，则这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将围绕盐业而兴，地方的整体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开始吸引大量的人群进入，并形成以盐为中心的聚落。聚落形成后，随着盐的发展，村落也得到一定的发展，两者的发展是相得益彰的。滇西云龙地处西南边陲，其地势处在青藏高原的东南部，海拔高，早期农业生产并不发达。在汉代，还处在游牧社会，但是随着盐业的开发，人口的聚集，当地形成了“以井代耕”的文化。这说明盐业除了可以促进聚落的形成和发展外，对于生计方式的转变和民族间的互动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以井代耕”民族生计方式的形成
　　自唐代以来，云龙制盐历史始终以诺邓井为中心，其他后来发现产盐的村落（至少有7处），在唐代之前是否已经有盐的开发，并无资料可以佐证，或许小型的盐场或盐泉的利用已经存在。
　　明代，在云龙五井^① 设提举司，其目的是管控盐业，增加税收。据万历《云南通志》卷六《赋役志》所载，洪武十六年（1383），中央在原属浪穹县的云龙五井设盐课提举司，并设有诺邓井盐课司大使一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云龙五井中的“顺荡井给商本色盐每引征银八钱备边，折色盐每引征银一两，实征盐课无闰该盐四万七千三百八十二引一百四十九斤一十四两九钱，共银三万五千七百一十九两一钱三分零;遇闰该盐五万一千三百三十一引六十二斤六〔一〕两零，共银三万八千七百六十两七钱零;俱解太仓。其山井并新开石门关三井盐课，本提举司照旧征纳。”^② 到了万历六年（1578），“五井提举司棉布每段折银四分五厘，岁解太仓盐课银三万五千五百四十七两三钱七分，遇闰该银三万八千五百二十八两九钱七分”^③。可见，盐课依然是当地赋税的主要来源。
　　

明清時期，全国的盐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也是云龙盐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据《云龙州志》记载：“云龙地多硗确，惟八井盐鹾，稍苏民命。然山店负固，氓落荒陋，地难摄也。”^④“粟米力役之征，率土皆然。兹地钱谷无多，惟八并产卤以资生活。”^⑤ 应该说，“以井代耕”是云龙在盐业发达时期，当地民族的主要生计方式。当地民族可通过盐来换取生活的必需品，因此，盐业的重要性超越于农业。“以井代耕”也称“以卤代耕”，其含意在光绪《云龙州志·盐政》中有所表述：“盐筴之利，古今皆同。井灶之情，彼此各异。云郡山多田少，以井代耕，不惟灶户赖以养生，即居民亦仰之延命，所谓井养不穷也。”
　　康熙五十五年（1716），按照方志所载，云龙“原额户口人丁，二千三百七十丁。于康熙五十年，编审新增人十丁六丁。原额并新增，共人丁二千三百八十六丁。”^① 这个数字只是赋税上的单位，并不能代表实际人口。从事盐业生产的人口虽没有作系统的统计，但是可作粗略计算。如，金泉井的“附井居民四百余户”，那样算起来，该盐井所养活的人口至少在2000人以上;其他附井居民，诺邓井二百余户，天耳井二百户，山井三十余户，大井、师井、顺荡井均在百余户。石门井虽未被提及，但是，从该井卤水由“二十七灶户均分，每灶用铜锅十八口”来看，其附井居民也不少于百余户。那么，八井以盐为生者共1230余户，人口至少在3600人以上。从上可知，原额人丁数和围绕盐业生产所形成的人口数之间相差较大。其原因可能是：一是官方统计的数据，主要以纳税为目的，因此人口数以参与纳税为计，而推算的人口数是以从事盐业生产来计算，所以实际人口比官方统计要多;二是此时从事盐业生产的人口，并非限于当地户籍，可能从其他地方因盐利而进入盐井，参与到盐业生产中来的人数也不少。
　　康熙五十八年，八井盐额“大建月共产额盐一十二万七千九百六十七斤;小建月共产额盐一十二万三千七百零二斤”^②。盐课计“大建月正课银三百九十六两九钱七分五厘;小建月正课银三百八十三两七钱四分二厘”^③。康熙时期的云龙八井^④ 之盐，其运销6州县，分别是保山县、腾越州、永平县、邓川州、浪穹县和剑川州^⑤。清初，云龙各井“所产卤水，咸淡多寡不同”^⑥，以卤水的量和浓（咸）度将八井盐分成几类。山、师二井卤水少，产量自然少;金泉井和天耳井卤水丰富，但当时浓度不高，所以较为费柴薪;大井、石门井浓度稍高，但是柴薪的价格不可比，应高于前四井;诺邓和顺荡二井浓度最高，无需烧煮，卤水便能结晶。
　　


云龙各个时期的产额，清初，朝廷规定为2601684斤。乾隆十六年（1751），清廷题定各盐区盐额，云龙井为2421232斤，其中，由安丰井代煎16万斤，云龙井实煎2261232斤^⑦。嘉庆初期，云龙五井的额煎盐为2815100斤，至道光年间减至2114600斤。清末，已缩减数倍，仅为607640斤^⑧。可见，整个清代，盐业生产始终是云龙地区的主要经济支柱产业，当地的民族多以盐业生产维持生计。
　　（二）盐的贸易促进民族交往和互动
　　盐的交换需求促进了盐的贸易发展，通过人、牲畜和路为载体，各民族因盐的交换需求不断互动，促进了彼此的交流交往。各民族之间增加互动机会，互通有无，有利于促进彼此良性互动。托马斯·塞勒认为，“盐业贸易曾被誉为人际交往中一种最重要的方式，甚至有不少专家都将盐的需求视为一切贸易兴起的根源。由于可用的盐矿为数有限，而盐又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物资，为了保证其稳定的生产，必须要有密集和持久的贸易网络。一般认为，盐贸易实际上是一种平常的生活必需品交易。”^① 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滇西盐区的各民族对于盐的需求是强烈的，通过盐区与非盐区的物质交换，呈现出民族之间的交往和交融现象。
　　

滇西的盐业交换通过长期的贸易往来，形成了一定的交换范围。以诺邓为例，舒瑜运用三圈说^② 来说明其交换范围：最外圈是诺邓明清以来逐渐固定下来的销岸——永昌、腾越一带，以及怒江的泸水地区。这一区域也是诺邓食盐贸易的最远端，其运输的方式主要为马帮;第二圈是可以通过短距离运输实现的范围，主要包括云龙县周边的县域，如保山、永平、鹤庆、洱源等地，以及云龙境内的各乡镇，如旧州、漕涧、长新、白石、关平、团结等地。最内圈为诺邓村内的交换，交换方式主要以劳务、实务为主。 　　诺邓是云龙盐业发展的中心，可以通过其交换范围推测出云龙的运销路线，两者具有的重合地方。云龙井盐的销岸主要是西部的保山和腾越一带，盐的运销路线为：石门—果郎—宝丰—大栗树—功果，然后分两路，一路由功果—瓦窑—保山—腾越;一路由功果—金和—漕涧—保山—腾越。另一条路线则由石门—天池（署场、灰窑坡）—飞龙桥（桥街）^③ —旧州—西箐（望江坡、斋公房、大雪坪）—漕涧—保山—腾冲，且从石门到漕涧这一段百余里^④。滇西云龙的运销范围是较大的，能辐射更广阔的地区，促进这些地区的民族互动。外圈贸易能有效满足非盐区的用盐需求，这种交换也能使盐区的人民交换到更多本地没有的物资，提升其生活水平。而内圈的交换能有效促进盐区内多民族的互动，盐的交换其实就是民族交往交流的媒介。
　　总体而言，运盐的群体大概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盐场内的人。这类人群自己从事盐业生产，在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后，开始组建马帮，招小工自行运盐。一般来说，越偏远的地方，盐能交换到的货物越多。这样，马帮一次远行，走上十天乃至个把月也很正常。第二类是盐场之外的商人。这类人群往往主动赶着马帮，驮着货物来盐场直接交换盐。他们获得盐巴之后，再将盐运至各地去交换，以获得更多的利益。第三类是背夫。少数人背运盐巴，长途跋涉去交换生活必需品。如，诺邓盐村，早期就有背夫背盐到腾冲一帶去交换。这样，通过人为载体，盐的交换为动力，其贸易有效促进了各个民族的交往。如滇西兰坪县境内生产的盐，翻越碧罗雪山可以同生活在怒江峡谷的怒、傈僳、独龙等民族交换，向北进入维西、中甸等地，则可以同藏族交换。而云龙县境内的盐被运往腾越地区，早期甚至到达缅甸一带，这样，可以同很多的境内外民族互动。我们可以看到，滇西北地区的盐区，形成了多个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整体上，通过盐的交换和贸易，不仅能有效促进一定区域内各民族的交往和沟通，甚至能促进各国临近的不同族群之间的交往。因此，盐的交换既有经济的，也有文化和政治上的意义。
　　四、结   论
　　盐，作为人类演进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资料，其在促进聚落形成和发展的作用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促进聚落形成;二是促进聚落发展;三是促进聚落生计方式的转变。盐业生产除了直接带来经济效益之外，还能促进一个聚落多元文化的形成，如宗教文化、建筑文化、民间习俗、饮食文化和桥梁文化，此外，还能促进教育的发展。国家长期对盐业实行管控，其目的是通过征收盐课来增加财政收入。这在无形之中，促进了盐区同更加复杂的社会相关联，除了贸易能促进民族间的交往和互动之外，边疆的治理和盐业制度体系的形成，也较为显著。因此，盐虽然作为一种微小的物质存在，但是盐在村落的形成，民族的生产、互动以及国家对地方社会的管控来说，其意义深远。
　　（责任编辑：邹丽莎）

Discussion on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salt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Take Yunlong District of Bijiang River Basin

in Western Yun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LI Hechun  HUANG Minling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villages is often based on a certain concentration of industries and populations. In human history， salt production has often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villages. Obviously， salt is an important scarce resource， and the special needs of human beings lead to the discovery of salt springs， the developers and businessmen of salt thus come in great numbers. In this way， from the production of salt to consump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 is continuously promoted. Salt production is primarily an economic activity. However，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popul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industrial chai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such as religion， custom， architecture， diet and education has been stimulated， and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have been promoted， and the salt-themed village culture has been formed.
　　Key words： Salt; Traditional villages; development; social signific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