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的高中生石磊和同学们挤在绿皮火车上，打着欢快的拍子，高唱“红歌”。他们斗志昂扬，理想在路上，身揣“红宝书”，遵从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到全国各地“传经送宝”。
　　1966年的夏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等待这群少年的却是一生都无法忘记的集体癔症，所到之处一片混乱景象，侵略性的青春让他们创伤累累，同时也将使他们背负起“施害者”的身份度过余生。只是当时，这群年轻人不会预计到这些，他们更不会想到数十年后自己必须愧疚地故意遗忘那些受害者。
　　“不以史诗的角度，我就以石磊的个人视角去写一路上的遭遇、见闻，像是《在路上》的手法。”雪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1990年代开始，雪屏就经常卧床不起。抑郁症、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一直伴随着他。如今，他只愿与人电话沟通，声音厚实，但拒绝面见生人。与人长篇谈话之前，甚至需要提前服药做些准备。作为《大串联》的作者，他的实际年龄比小说主人公石磊小八九岁，没参加过大串联。“但整个少年时代经历文革，目睹了太多事情，那是我记忆最好的阶段。”他这样说道。如今，他就沉浸在这段回忆中，每天窝在家里写作。因常年不见阳光，被诊断为严重缺乏微量元素。
　　这些年来，他从未刻意收集材料，光身边的朋友零星谈及，就足够他写一部关于大串联的书。
　　
　　 “人这朵浪花很容易被席卷”
　　1966年下半年，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过共8次总数达1500万之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这场运动甚至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唯一一次“旅游高峰”。
　　而石磊作为这群红卫兵之一，从北京出发去各地播撒“革命的火种”。“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还好吗，最近？”当地人都以为北京的红卫兵可以经常见到主席，是从主席身边来的“革命小将”。
　　最初这群参与大串联的红卫兵领袖是江晓彤，因为他个性强，表现最积极，而石磊是一个表面上很勇敢实际上很懦弱的人。一路上总会遇到地方上的武斗，甚至被抢劫，和外地的红卫兵打架，与同是北京去的红卫兵拉帮结伙。在逃亡似的离开乡村、城镇后，“领导权”终于被女生黎彩英夺取。然而在重庆批斗“破鞋”时，黎彩英将批斗对象打死了，并声称对方是“自绝于人民”。固执的黎彩英终被“组织”抛弃。
　　《大串联》以主人公石磊和江晓彤、柳纯沛、黎彩英、尤反修等一帮中学生从北京出发，经大同、延安、成都、重庆、遵义等地，再从武汉，由信阳、郑州串回北京。
　　这是一部残酷之书，但雪屏说，“我见过比这残酷的真事多了。”他尽量以节制的笔调去书写。
　　在小说中，石磊问尤反修，“黎彩英究竟是什么样一个人？”尤说，“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女生，娇气，虚荣，还喜欢争强好胜，没什么特别的。”雪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小说中卷入暴行的人物就是当时的普通年轻人，在那个年代他们一点都不特殊，“江晓彤也好，黎彩英也罢，往往做出残酷之事的就是因为一点争强好胜，比如一个同学骂‘坏分子’一句，另一个同学为了表现得更积极，只有去踹人家一脚——你革命，我比你更革命。”
　　事情过后，黎彩英最后有意选择了躲避人群，负罪感伴随了她的一生。雪屏介绍说，最初他写作《大串联》时试图追求独特的语言效果，想以明清小品的笔调去写，但这种题材显然不适合，他只能选择了现在的写作方式，直白并搀和着个人的感性抒情。
　　“事实上，他们都是一群老实孩子，动机单纯，做出来的事情却很残酷，但在当时就是一种正确行为，甚至是跟学雷锋搀扶老奶奶过马路是一样的。”雪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群孩子能有多大的定力？在群情激奋的环境下，人这朵浪花很容易被席卷、被淹没，甚至被蒸发。”
　　这段经历始终隐藏在那一代人心里的某个角落，比如悲剧性的黎彩英，又比如历经另一番悲剧的石磊。
　　石磊参加大串联的动机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寻找暗恋的女生秀园。回北京后，石磊才知道秀园家被抄时，她被泼了石灰后失明，后者一直不愿相见。石磊“像一条牧羊犬一样对待秀园”，终生未娶。
　　雪屏更愿意用“隽永”这个词来形容“文革”时期的初恋，“那个时候的爱情是含蓄的，是埋在心底的，并且可以历经岁月。”“文革”毁掉了主人公石磊一生的爱情。
　　
　　“看到一些慈祥老人，我老是忍不住想他在文革时都干了些什么‘好事’”
　　小说中，“文革”结束后，石磊上了几年班，下海经商挣了点钱，然后待家里看书，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多年之后，六十岁的主人公重走串联路线，对当年的“历险记”进行反思和总结。小说在火红年代的狂热与当下的冷静中对照呼应。
　　“反思和忏悔是非常重要的，人一生都要反省自己，更何况一个国家。”雪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看到一些慈祥老人，我老是忍不住想他在文革时都干了些什么‘好事’。”在《大串联》中，作者借石磊之口表达过类似的想法。
　　写着写着，雪屏将自己的性格嫁接到了石磊身上。雪屏自己在“文革”后也上了几年班，1980年代开了家书店，然后下海做出版商赚了点钱。1990年代时，雪屏患上“抑郁症”，“当时还没有这种说法，被认为是神叨叨的一种（病）。”之后，又患上了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症，长期住院或宅在家中，拒绝与外界联系，看书、写作，并反思过往和历史。
　　和书中石磊的家庭一模一样，雪屏的父亲是当兵的，母亲是工人，而奶奶也曾是抗战时期的堡垒户，“出身很好”。雪屏出生于天津，“文革”开始时他才入小学，“文革”结束时刚好初中毕业，整个少年时代都植入了这段混乱的历史。
　　“少年时代留下的记忆就成了我创作的主要源泉。我过早地开始回顾往事，30多岁时住进医院，就没有新的生活经历，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几乎就没有参与社会生活。”雪屏如今搬到了北京，几乎拒绝面见生人。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那些跟《大串联》书中同样的经历。各种批斗现场，他目睹了很多次，当时天津新华路体育场举行的批斗不亚于北京工人体育场宣判枪毙遇罗克的场面，几十万人的“喊杀”声震动云霄。
　　在《大串联》一书中，石磊目睹的武斗即是雪屏所见。他家在天津市和平路渤海大楼附近，在他八九岁时，整天看见大卡车呼啸而过，两个车门的踏板上各站一个拿着大刀的汉子。司机还把喇叭按成了口号的节奏。雪屏说，“尤其是那些雪亮的刀子，真正让人感觉到了恐怖。”渤海大楼位于天津市中心，所有的造反派成立都会在那里举着旗帜游行。四周楼顶上，就会有另一派的人扔出自制榴弹瓶子，瓶子里装的是水、硫酸或者是汽油，“非常残酷”。
　　街上到处都贴着大字报，连学校里也贴满了，经常一个小事也会让还是小学生的雪屏“神经过敏”。比如学校的墙面上偶尔会出现一些“反革命标语”，雪屏走进学校时发现来了很多警察，进教室后老师又在吼道：“谁干的！站出来！我们知道你，给你一个承认的机会！” “明明知道不是自己干的，但总感觉老师和警察死盯着你。”他说，直到现在他仍记得那样的画面。
　　
　　“任何事情都会随着时间改变”
　　1976年，几位重要的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雪屏回忆说，“1月份放一阵哀乐（周恩来），7月份时又放一阵（朱德），然后是唐山大地震，我还记得9月份时住在临建棚里，又放了一阵哀乐（毛泽东）。虽然我也在想，毛主席走了，我们该怎么办？但我当时听哀乐都有一种生理上的麻木感了。”
　　那一年，“十年浩劫”结束。但发生在文革中的暴力对一代青少年的心理影响远未结束。雪屏说，从小时候开始，那些参加过大串联的大孩子回来后，就对他吹牛，“瞧你，没串联吧，我就参加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还接见了我。”然后，那些大孩子开始畅谈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辉煌，对于诸如《大串联》一书中逃难式的糗事只字不提。
　　“这些年来，越是平庸的人越是爱提起这段经历，这一生中见过毛主席。”雪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国一百多年来跌宕起伏，大串联运动其实非常短暂，昙花一现，却镌刻在一代人的记忆当中。”
　　数十年之后，一些被深深卷入浩劫的人们刻意逃避那段历史。《大串联》中，多年以后的石磊找到了当年在外地碰到的串联老乡，对方完全装着不认识。而石磊和柳纯沛、江晓彤的同学聚会，也极少提及当年那段历史。雪屏解释说，“这是一段曾经被刻意遗忘的历史”，从个体来看，石磊在武汉批斗大会上，被拥挤的人群挤掉了“红宝书”，被打成“背叛革命”，然后挨揍，而江晓彤在一旁见死不救，“多年以后还提，会显得尴尬”。
　　主人公石磊在这场运动中见到了太多朋友决裂、夫妻反目，黎彩英打死“破鞋”后，他开始怀疑这场革命运动的正确性。而黎彩英从那以后，“她已经不相信任何人了”。
　　“如何化解仇恨，如何宽恕？或许只有时间，任何事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生活也得继续，人总不可能老是回头看着自己拉的屎过日子吧，那样就没办法活了。”雪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大串联》仅仅是他书写那段历史的一部，雪屏说自己有一个“大梦”，去年出版的《南门脸》为描述天津60年代的风俗小说。而关于宽恕，他今年还将推出长篇小说《来生》，再度反思“文革”造成的个体伤痛。
　　雪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只能从个人的角度去思考。民族或国家的高度是另外一回事，公然承认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这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