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世纪以前，被称为“美国文明之父”的爱默生曾大胆地宣告：“我们倾听欧洲优雅的艺术女神的声音，已经为时已久。”字里行间，爱默生表达的，是基于美国文明构建的文化信心。
　　这种气魄与胆量，足以使拥有五千年文明与文化之国度深思。爱默生不仅惊醒了很多美国人的幻梦，也抹去了他们眼前欧洲文化的阴影，从而开始关注自己的美国文化。
　　文化本身没有好坏之分，但却有地域、人文等特质的不同。之于中国人，抒发类似爱默生式的宣言，似乎也到了关键的时刻。
　　从晚清以降欧风美雨的莅临，到如今国学传统的部分摒弃；从民国时期国学大师的批量生产，到如今国学之师的寥若晨星，国学传承的断裂与复兴的话题，已不容忽视。事实上，承认国学传统断裂和国学价值的重要性，是并行不悖的。
　　例如，世界管理大师彼得·圣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拥趸，他通过《第五项修炼》等管理学经典，大力挞伐现世的消费主义，并用老子的思想来诠释其现代管理的哲学。来自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也对老子的思想倍加推崇。中国至圣先师的国际声名，对国人来说应是倍感荣耀的。
　　上至国家的治理，下至企业的管理，外化到物质上的创造和改革，内到精神上的修心养性，国学的应用无所不在。
　　但回归国学学术本身，扪心自问，包括我们所熟知的国学大家在内，对国学的继承和发展，均有限。可以说，尽管呼唤国学与时代同步多年，可是传统文化底蕴却日渐稀薄。传统文化的复归和国学传统的重建，到了不破不立的时候。
　　首先，不能将传统的倒退皆归罪于外。长久以来，很多人将国学传统的阶段性倒退皆归罪于商品经济和社会。这种倾向性有着合理的一面，但也容易让人忽略文化的内在复生和循环的可能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知识人步入了“下海”经商时期，一些理念对传统有着一定的破坏作用。但从商业到文化，从文化到商业，其本身的逻辑并非悖论，而是在社会选择过程中，不能对正统的文化思维加以偏废。应该明了，今天中国工商界也有重视文化、知识的人，如果出于价值选择而对文化复归加以重视，这就是其积极的方面，如果加以引导和重视，未来自会有所其成，给传统的复归注入新鲜的活力。
　　其次，复归传统需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但凡说起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作为炎黄子孙来说，皆有着内在的荣誉和自豪之感。这一点，在具体操作层面，有着很多可资注意之处，因为重塑传统已经到了迫不及待的时刻。
　　传统文化复归的一个阶段性高峰，应该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尤其是那场别开生面、充满中国元素的开幕式，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进而了解中国文化传统。这是可喜的。
　　经济与文化的共通共融，是颠扑不破的规律。回溯中国几个文化巅峰时期，都是经济发展最为充分的时期。例如汉唐时期，中国的文化发展是处于世界的核心位置的。到明清时代，康乾盛世虽然缔造了阶段性繁荣，但闭关自守却切断了文明交融的通道。
　　如今，正当欧美深陷金融、债务危机，西方模式面临挑战，资本主义内部开始自我净化、谋求自救，更给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德文化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契机。近些年来所力倡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实关键的环节便是文化的复兴，在这个关键时段，中国应该抓住这个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