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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面对案几上的地球仪，不经易伸手触动了一下，地球仪旋即便转动了一圈。我想地球或许就是这样子转动的，转过去一圈，我的生命中便有一天倏忽消失，不知去了哪里。
后来我看见一只蚂蚁在地球仪上爬来爬去，时而是在亚洲这个范围，但很快就越过太平洋，去了美洲。接着又去了欧洲、印度洋，五大洲四大洋不大工夫就被它的足迹踏遍。蚂蚁没有意识，没有人的头脑，它不知道自己是在地球仪上爬行，以为脚下不过是块平常土疙瘩。但是蚂蚁如果有意识，有人的头脑，或许就是另一回事。或许它会说，人类都夸地球大得没有边，大个卵！还不是被我踩在脚下，那一汪太平洋，不够我一秒钟爬的。
当然我这是寓言的构想。
我看着蚂蚁在地球仪上的爬行很有趣，心想自己如果是位巨人，身子膨大再膨大，顶天立地，看地球如看地球仪，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
其实呢，人类生活在地球上，实际还不如地球仪上一只蚂蚁，我们一天一天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却丝毫感觉不到地球的转动实际是对我们生命的消耗。
无数的岁月在地球悄然地旋转中逝去。
漫长的历史亦在地球悄然地旋转中逝去。
世事却在旋转中不断更替、更新。
早晨出去散步，看见有人在玩陀螺，我觉得很新鲜，就目不转睛看了一会。陀螺不停地旋转，我的目光亦随着陀螺不停地旋转。看着看着眼花了，脑子里就出现了一些幻像。我看见儿时的自己在玩陀螺，和我一起玩陀螺的还有多个伙伴。我们玩着玩着长大了，一个个远离了陀螺，由青年而中年，由中年而老年，过起了儿孙绕膝的恬淡日子。
儿孙们不再玩陀螺，那个村庄也不再玩陀螺，陀螺成了历史。
不玩陀螺不等于脑子里没有了陀螺的记忆。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儿时玩陀螺的伙伴，子承父业，开始给人看风水。这位老兄生逢其时，四乡八里，求他的人甚多，日子过得风生水起，让人人刮目相看。一次我们见了面，他不无感慨地说，这世上事情，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玩陀螺样，转来转去，还是要转回来，当初谁能料到如今看风水比我父亲手上还吃香呢。后来他又举了一些例子，他说你再看看县城里，那些个嗦螺担子猪血米豆腐摊点百样小吃，还有扎棺罩看相算命诸多行业，不都是翻箱倒柜寻找了出来的？
我的这位儿时伙伴或许因此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一些旧事物的再现，不过是历史一种简单地重复，是陀螺的原地旋转。
其实我们这一代，好多事情都是见所未见，不是玩陀螺那么单纯。
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陀螺有人玩得转，有人玩不转，玩得转的玩陀螺，玩不转的被陀螺玩。历史是无论如何割不断的，知道这个道理的大有人在。
如今虽见不着多少人在场地玩陀螺，但在场外玩陀螺的必定不少。
因为这种游戏已深入人心。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迷惘和困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选择和追求。
《爷爷的陀螺》是我的近作。1995年我在《湖南文学》、《天涯》、《理论与创作》等刊物发过一些中短篇之后，十余年内我没再写过小说。那些年我觉得自己和文学的缘分尽了，正如徐志摩《再别康桥》一诗所写：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的进入文学场是必然，我的离开文学场也是必然。进入是凭一腔激情，离开却是因为困倦。我和文学就像一场马拉松爱情，缠绵一段之后毫无结果，最后只有分手。我不是一个反应灵敏的人，因此我的写作总是带有盲目性，就像一只玻璃窗内的蜜蜂，前途光明，却找不到出路。盲目地写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表达与交流的目的，却算不得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
但是我离开了文学场之后，生活的乐趣不仅没有添加，反而有减少的趋势。那么我就想，我为什么不回归文学呢，为什么不回到书桌前，回到电脑前，和文学一道，共度晚年这段寂寞时光呢？何况我手中还有一张旧船票，或许可以再度登上那艘“客船”呢。
这时候，我已到了“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年龄，已感觉到了岁月旋转的速度。颇有意味的是，当我并不刻意去关注什么时，很多旧电影的碎片却时时回旋在你的眼前，譬如《爷爷的陀螺》中的爷爷就是我的一位远亲，他一次次微笑着向我走来。
回归文学我并没有多少资本，但我打定主意，不为文学而文学，随心所欲，以文学为消闲。按王国维的话说，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做到无拘无束。
30岁之前我是个农民，我会以一个农民的执着，在自己原先耕作过的那块土地上深耕细作。我相信锄头下面有黄金。我之深耕细作，并不祈盼有什么特大丰收，既然原来没有什么收获，今后也注定没有什么收获，对于我来说，秋收季节已经错过。我如今只是想用文字营造一片属于自己的丛林，每有闲暇，便来这片文字的丛林中漫步。我曾经无数次在别人营造的文字丛林中漫步，那真是一种享受。如果我有一片自己的文字丛林，我的生活或许会更为充实。孟子说：充实之谓美。
我如今的写作还停留在开荒整地的阶段。文学是棵树，树必须得选一块适合自己的土地把根扎下来，然后才谈得上生长，谈得上枝繁叶茂，成为一方风景。写作是个人行为，写什么和不写什么，都由自己作决定，譬如我，笔触绝不会超出自己的生活范围。
写作《爷爷的陀螺》很有趣，我用的都是一些陈旧的生活素材。譬如钓蜂，是我自己的经历，而无意中掘了爷爷的墓穴，是身边发生的事。旧的生活素材必须嵌入新的时代元素，否则了无新意，纯粹是个故事。岁月在旋转，时代在前进，但有些人缺乏时代前进的动态反应。我们村中一位老人，总是分不清与他对面住着的父子俩谁是谁，父亲出来时，老人唤着的是儿子的名字；儿子出来时，老人唤着的是父亲的名字。父子俩很恼火，说老人是老年痴呆。后来儿子出去打工数年，返家时留着一头很时髦的长发，穿着一身很时髦的西装，老人一下就认出来了，说你是某某，你父亲在家等你呢。从此父子俩在老人眼中再没有被混淆。
老人看出了时代的变化。
我忽然觉得，写一个作品就像酿酒。酿酒必须具备三个前提条件：原材料（水、米或其它什么），酒药（农村一般用自制饼药），外加酿制技巧。对于写作者来说，原材料自然是生活，酒药或许是作品中必有的思想内蕴，酿造过程当然就是写作技巧。有好原料不一定酿得出好酒，很多东西得靠作家去把握。我自知自己素质一般，于是心甘情愿去酿制乡下的平常米酒，自产自销，供自己解馋。大作家们自有他们的酿制方法，他们可以生产出茅台、五粮液，酒鬼，及各种老窖，我没有那个能耐，而且我和我的乡亲喜欢喝家酿米酒，我就只能开个水酒作坊。
《爷爷的陀螺》是地道米酒，它上不了档次。
有人问我：你大把年纪了写什么写？我说文学场内部的人有句口头禅，说弄文学不过就是好玩，玩文学，自然大家都是玩，多我一个有何不可？这与年龄有什么相干？
但是话又说回来，人总是会老的，但文学不会老。
永远不会。
旋转着的岁月，会有停歇下来的时候吗？
它毕竟不是陀螺。
后来我看见一只蚂蚁在地球仪上爬来爬去，时而是在亚洲这个范围，但很快就越过太平洋，去了美洲。接着又去了欧洲、印度洋，五大洲四大洋不大工夫就被它的足迹踏遍。蚂蚁没有意识，没有人的头脑，它不知道自己是在地球仪上爬行，以为脚下不过是块平常土疙瘩。但是蚂蚁如果有意识，有人的头脑，或许就是另一回事。或许它会说，人类都夸地球大得没有边，大个卵！还不是被我踩在脚下，那一汪太平洋，不够我一秒钟爬的。
当然我这是寓言的构想。
我看着蚂蚁在地球仪上的爬行很有趣，心想自己如果是位巨人，身子膨大再膨大，顶天立地，看地球如看地球仪，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
其实呢，人类生活在地球上，实际还不如地球仪上一只蚂蚁，我们一天一天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却丝毫感觉不到地球的转动实际是对我们生命的消耗。
无数的岁月在地球悄然地旋转中逝去。
漫长的历史亦在地球悄然地旋转中逝去。
世事却在旋转中不断更替、更新。
早晨出去散步，看见有人在玩陀螺，我觉得很新鲜，就目不转睛看了一会。陀螺不停地旋转，我的目光亦随着陀螺不停地旋转。看着看着眼花了，脑子里就出现了一些幻像。我看见儿时的自己在玩陀螺，和我一起玩陀螺的还有多个伙伴。我们玩着玩着长大了，一个个远离了陀螺，由青年而中年，由中年而老年，过起了儿孙绕膝的恬淡日子。
儿孙们不再玩陀螺，那个村庄也不再玩陀螺，陀螺成了历史。
不玩陀螺不等于脑子里没有了陀螺的记忆。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儿时玩陀螺的伙伴，子承父业，开始给人看风水。这位老兄生逢其时，四乡八里，求他的人甚多，日子过得风生水起，让人人刮目相看。一次我们见了面，他不无感慨地说，这世上事情，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玩陀螺样，转来转去，还是要转回来，当初谁能料到如今看风水比我父亲手上还吃香呢。后来他又举了一些例子，他说你再看看县城里，那些个嗦螺担子猪血米豆腐摊点百样小吃，还有扎棺罩看相算命诸多行业，不都是翻箱倒柜寻找了出来的？
我的这位儿时伙伴或许因此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一些旧事物的再现，不过是历史一种简单地重复，是陀螺的原地旋转。
其实我们这一代，好多事情都是见所未见，不是玩陀螺那么单纯。
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陀螺有人玩得转，有人玩不转，玩得转的玩陀螺，玩不转的被陀螺玩。历史是无论如何割不断的，知道这个道理的大有人在。
如今虽见不着多少人在场地玩陀螺，但在场外玩陀螺的必定不少。
因为这种游戏已深入人心。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迷惘和困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选择和追求。
《爷爷的陀螺》是我的近作。1995年我在《湖南文学》、《天涯》、《理论与创作》等刊物发过一些中短篇之后，十余年内我没再写过小说。那些年我觉得自己和文学的缘分尽了，正如徐志摩《再别康桥》一诗所写：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的进入文学场是必然，我的离开文学场也是必然。进入是凭一腔激情，离开却是因为困倦。我和文学就像一场马拉松爱情，缠绵一段之后毫无结果，最后只有分手。我不是一个反应灵敏的人，因此我的写作总是带有盲目性，就像一只玻璃窗内的蜜蜂，前途光明，却找不到出路。盲目地写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表达与交流的目的，却算不得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
但是我离开了文学场之后，生活的乐趣不仅没有添加，反而有减少的趋势。那么我就想，我为什么不回归文学呢，为什么不回到书桌前，回到电脑前，和文学一道，共度晚年这段寂寞时光呢？何况我手中还有一张旧船票，或许可以再度登上那艘“客船”呢。
这时候，我已到了“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年龄，已感觉到了岁月旋转的速度。颇有意味的是，当我并不刻意去关注什么时，很多旧电影的碎片却时时回旋在你的眼前，譬如《爷爷的陀螺》中的爷爷就是我的一位远亲，他一次次微笑着向我走来。
回归文学我并没有多少资本，但我打定主意，不为文学而文学，随心所欲，以文学为消闲。按王国维的话说，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做到无拘无束。
30岁之前我是个农民，我会以一个农民的执着，在自己原先耕作过的那块土地上深耕细作。我相信锄头下面有黄金。我之深耕细作，并不祈盼有什么特大丰收，既然原来没有什么收获，今后也注定没有什么收获，对于我来说，秋收季节已经错过。我如今只是想用文字营造一片属于自己的丛林，每有闲暇，便来这片文字的丛林中漫步。我曾经无数次在别人营造的文字丛林中漫步，那真是一种享受。如果我有一片自己的文字丛林，我的生活或许会更为充实。孟子说：充实之谓美。
我如今的写作还停留在开荒整地的阶段。文学是棵树，树必须得选一块适合自己的土地把根扎下来，然后才谈得上生长，谈得上枝繁叶茂，成为一方风景。写作是个人行为，写什么和不写什么，都由自己作决定，譬如我，笔触绝不会超出自己的生活范围。
写作《爷爷的陀螺》很有趣，我用的都是一些陈旧的生活素材。譬如钓蜂，是我自己的经历，而无意中掘了爷爷的墓穴，是身边发生的事。旧的生活素材必须嵌入新的时代元素，否则了无新意，纯粹是个故事。岁月在旋转，时代在前进，但有些人缺乏时代前进的动态反应。我们村中一位老人，总是分不清与他对面住着的父子俩谁是谁，父亲出来时，老人唤着的是儿子的名字；儿子出来时，老人唤着的是父亲的名字。父子俩很恼火，说老人是老年痴呆。后来儿子出去打工数年，返家时留着一头很时髦的长发，穿着一身很时髦的西装，老人一下就认出来了，说你是某某，你父亲在家等你呢。从此父子俩在老人眼中再没有被混淆。
老人看出了时代的变化。
我忽然觉得，写一个作品就像酿酒。酿酒必须具备三个前提条件：原材料（水、米或其它什么），酒药（农村一般用自制饼药），外加酿制技巧。对于写作者来说，原材料自然是生活，酒药或许是作品中必有的思想内蕴，酿造过程当然就是写作技巧。有好原料不一定酿得出好酒，很多东西得靠作家去把握。我自知自己素质一般，于是心甘情愿去酿制乡下的平常米酒，自产自销，供自己解馋。大作家们自有他们的酿制方法，他们可以生产出茅台、五粮液，酒鬼，及各种老窖，我没有那个能耐，而且我和我的乡亲喜欢喝家酿米酒，我就只能开个水酒作坊。
《爷爷的陀螺》是地道米酒，它上不了档次。
有人问我：你大把年纪了写什么写？我说文学场内部的人有句口头禅，说弄文学不过就是好玩，玩文学，自然大家都是玩，多我一个有何不可？这与年龄有什么相干？
但是话又说回来，人总是会老的，但文学不会老。
永远不会。
旋转着的岁月，会有停歇下来的时候吗？
它毕竟不是陀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