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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识字、受欺凌的农民裁缝的后代
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当时的福建长乐县横岭乡有个贫农，因为天灾，跑到了福州城里学做裁缝。有一年春节，裁缝到客户家里去要账，偏他不识字，被人家赖了账。裁缝没办法，垂头丧气地回了家。
这家是个贫穷的家，还有个等米下锅的老婆。老婆听了裁缝的话，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含泪走了出去，半天都没进来。裁缝出去看时，才发现她在墙角上吊自缢了，忙救下了老婆。
两个苦命的人抱头痛哭了一场，发誓将来要是生了男孩，一定要叫他读书识字，帮爹爹记账、要账。可惜好事多磨，裁缝老婆生来生去，一连生了四个女儿，到了第五胎，才难产生了个男孩。
这个男孩名叫谢銮恩，后来成了教书匠，是裁缝谢家第一个读书识字的人。谢銮恩膝下三个儿子，头两个和他一样都做了教书匠，第三个儿子，被老友严复看中，招去做了军官。这军官参加过甲午中日海战，还在1900年有了个名叫谢婉莹的女儿。
1911年，谢婉莹和刚辞职的父亲回到了出生地福州，住在“南后街杨桥巷口万兴桶石店后”。这个地方，便是写下《与妻书》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的故居。
“这所房子很大，住着我们大家庭的四房人。祖父和我们这一房，就住在大厅堂的两边，我们这边的前后房，住着我们一家六口，祖父的前、后房，只有他一个人和满屋满架的书，那里成了我的乐园，我一得空就钻进去翻书看。”
大概是吃够了不识字的苦，谢家人对教育很是看重，即便是在尚还保守的20世纪初，也懂了男女平等、女孩也要读书的道理。谢婉莹七八岁时，就读起了《三国志》《水浒传》《聊斋志异》。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在10岁以前，她都是着男装的。“我整天跟在父亲的身边，参加了他的种种工作与活动，得到了连一般男子都得不到的经验！为一切方便起见，我总是男装，常着军服！父母叫我‘阿哥’，弟弟们称呼我‘哥哥’，弄得后来我自己也忘其所以了！”
回到故乡的第二年，12岁的谢婉莹考上了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第一次过起了学校生活。刚开始，她也抹过几次眼泪，不过为免家里反对女孩读书的长辈知道了要有微词，她谁也没告诉过。
一个清静的冬夜，谢銮恩对孙女谢婉莹说：“你是我们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地读呵。”
“我在这所学校只读了三个学期，‘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军部长黄钟瑛，又来了一封电报，把父亲召出去了。不久，我们全家就到了北京。”
到北京后的这一年，谢婉莹没有正式读书，而是在家里陪母亲和弟弟，学学女红，料理家务。闲时便翻阅《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等。到了弟弟们放了学，她就给他们讲故事，半编半凑，倒也糊弄得了人，还写起了文言长篇小说——无结局的。
闲居了半年之后，家里的大人都没提起让她再上学的事，倒是她自己按捺不住，主动和舅舅说了这事。“以后，1914年的秋天，我便进了北京贝满女中。”
这所教会学校的系统教育，不仅让谢婉莹丰富了人文知识，也让她对自然科学有了更多的了解。在贝满女中读书期间，政局动荡，袁世凯公然称帝，其后军阀割据，街市上一派乱世景象。不过“那几年我是埋头苦读，对于其他一切，几乎是不闻不问的”。
“我是从入了正式的学校起，就选了医生这个职业，主要的原因是我的母亲体弱多病，我和医生接触得较多，医生来了，我在庭前阶下迎接，进屋来我就递茶倒水，伺候他洗手，仔细地看他诊脉，看他开方。后来请到了西医，我就更感兴趣了，他用的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我虽然不敢去碰，但还是向熟悉的医生，请教这些器械的构造和用途。我觉得这些器械是很科学的，而我的母亲偏偏对听胸听背等诊病方法，很不习惯，那时的女医生又极少，我就决定长大了要学医，好为我母亲看病。”
于是，1918年秋，从贝满女中毕业后，谢婉莹便考入了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立志要当一名医生。
“我写得滑了手，就一直写下去”
造化弄人，一心要当医生的谢婉莹，却在时代的洪波中走偏了方向，投向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领域。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还在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读一年级的谢婉莹，因为在学生自治会里当文书，加入了北京女学界联合会，成了联合会宣传股之一，跟着当代表的大姐姐们去大会旁听。她白天上街宣传、募捐、开会，夜里就笔不停挥地写“问题小说”。“但是我所写的社会问题，还不是我所从未接触过的工人农民中的问题，而是我自己周围社会生活中的问题。”
与此同时，新思潮空前高涨，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学生们都争着买、争着借，贪婪地读着。看得多了，谢婉莹也手痒起来。“我觉得反正大家都在试笔，我为什么不把我的试作，拿出去发表呢。”
酝酿了一段时日后，她写了篇《两个家庭》，正式用上了“冰心”这个笔名。“用冰心为笔名，一来是因为冰心两字，笔划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意;二来是我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个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
这一年，冰心才19岁。从这篇文章开始，“我写得滑了手，就一直写下去，写作占用了我的大部时间，我的理科的功课就落后了一大截。因为白天出去作宣传，实验室的实验功课又欠了不少，那是无法补上的。在我左顾右盼之顷，在我周围的人们劝说之下，一九二一年，在理预科毕业之后，我就改入了文本科，还跳了一班。”
在写这些“问题小说”的同时，冰心还写起了《繁星》和《春水》，其实按她的意思，这两本集子算不上是诗。当时新文化漫天铺地，像冰心这样的学生们又是求知欲最旺盛的年纪，看书看得可嗨了，就是课上，也经常把书本压在课本底下偷看，遇到特别喜欢的句子，或者有了什么感想，就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写在笔记本的眉批上。
一次偶然的机会，冰心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飞鸟集》。这些短小精美的诗句，让她心里一动，觉得自己的那些三言两语，也可以整理起来。 “那时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就学那种自由的写法，随时把自己的感情和回忆，三言两语写下来。有的有背景，有的没有背景，也偶尔借以骂人。后来写得多了，我自己把它们整理成集，选了起头两个字‘繁星’作为集名。”
不过到了1980年，随着思想的改变，冰心在《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中，对自己写过的这些文字作了自我批评。“当时的我，在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时代，却只注意到描写身边琐事，个人的经历与感受，既没有表现劳动群众的情感思想，也没有用劳动人民所喜爱熟悉的语言形式，等等。”
且不论这些小诗到底是好是坏，在当时，那可是火得不得了，引来了一大堆模仿的人，苏雪林、沈从文也都曾公开赞扬过冰心的诗。
这期间，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京大学，冰心经许地山、霍世英的介绍加入了文学研究会，在茅盾和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上频繁发表小说，成了文坛知名作家。
1923年，带着一身名气，冰心从燕京大学提前毕业，拿到了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成了宋美龄的学妹。在前往美国的路上，她还偶遇了后来和她结成终身伴侣的吴文藻。
而在这之前，冰心已经开始尝试用通讯体裁来写文字，后来的《寄小读者》系列，便是代表。“因为我觉得用通讯体裁来写文字，有个对象，情感比较容易着实。同时通讯也最自由，可以在一段文字中，说许多零碎有趣的事，结果在美三年中，写成了二十九封寄小读者的信，我原来是想用小孩子口气，说天真话的，不想越写越不像！”
虽然冰心这么否定自己，这些通讯却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先后再版了几十次，甚至还有人背诵了其中的段落。此外，在留学期间，冰心还写了一些小说和诗，又翻译李清照的《漱玉集》，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圆满完成了学业。
1926年回国后，冰心便任教于燕京大学文学系，并在清华大学兼课。随着她回来的，还有继续留美学习的吴文藻手写的一封长信和他的一张照片。这时候，两人已经做好了终身厮守的心理准备了。
鱼雁传书的日子过了两年有余，期间冰心由于工作在北京，而家在上海，往返波折，写作便渐渐少了。这一点，让她感到颇为遗憾。
1929年6月15日，是冰心和吴文藻结婚的日子。一段全新的生活，摆在了冰心面前。
女作家结婚后
对于一个女作家来说，婚姻通常是写作路上的一大阻碍。生儿育女、家庭琐事，会把绝大多数时间占用。单从数量上来说，冰心结婚后，作品就明显少了许多，就连教职工作，都只能兼任了。
不过在这期间的1933年9月，冰心完成了一篇特别的短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之所以说这篇小说特别，倒不在于文章的形式或叙述手法，而是这其中的内容。
顾名思义，这篇小说的主角自然便是“我们的太太”，而“我们的太太”身边，还围绕一群“当时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他们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张口闭口就是哈代、叔本华。
作为作家的冰心，对这些知识分子，自然熟悉得很，过去她也在文章中描写过他们有涵养、有礼貌的形象。不过这次，冰心却一反常态，把他们写成了一副矫揉造作、无聊肤浅的样子。尤其是文章的主角、这些个知识分子围绕的女主人——“我们的太太”，是个虚伪自恋、就知道满世界调情的交际花。
文章的讽刺意味，隔着纸面都能闻到。坊间流传，《我们太太的客厅》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第二天，同是福州人的知名才女林徽因，就托人送了两瓶上好的山西老醋到冰心府上。
这醋到底送没送，我们无从考证，不过从《我们太太的客厅》发表以来，关于这篇文章矛头指向有着相似经历的林徽因的说法，就一直没断过。虽然冰心晚年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过，这篇文章其实讽刺的是陆小曼。不过看过文章的人，联想当时林徽因家热闹的沙龙景象，总是无法信服。
这里不妨插播几句题外话。文学大师钱钟书也写过一篇类似题材的小说，题目就一个“猫”字，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看看。虽然钱钟书和冰心一样，对文章讽刺林徽因的这个说法矢口否认，不过读者们总有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心理，“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的。”
就事论事，除了《我们太太的客厅》这篇文章外，冰心的创作主题，基本还是以爱为主的。不仅如此，她还培养了许多学生，如诗人林庚教授、戏剧家焦菊隐、历史学家翁独健、教育家关瑞悟等。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机遇同时意味着挑战。1937年，就在冰心随同丈夫吴文藻游历欧美一年回国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了。之后伴随冰心的，便是颠沛流离。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物价飞涨，即使身为知名作家的她，也仍旧要为了生计而笔耕不辍。
从1940年到1943年期间，她以“男士”为笔名，陆续发表了16篇散文《关于女人》。按照冰心本人的说法，“我初到重庆，《星期评论》向我索稿，我一时高兴，写了一篇《关于女人》来对付朋友，后来写滑了手，便连续写了下去，到了《星期评论》停刊，就没有再写。”而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经济上的确有些困难，有卖稿的必要（我们就是拿《关于女人》的第一篇稿酬，在重庆市上‘三六九’点心店吃的1940年的年夜饭的）”。
而她之所以舍弃“冰心”，用了“男士”这个笔名，则有着特殊的原因。
1940年8月底，日军把炮火对准了冰心所在的昆明。当时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宋美龄以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校友的名义，给冰心寄去了一封信，希望她能够到重庆，参加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工作，支持抗战活动。
这样的理由让冰心无法拒绝，加上吴文藻工作上的调动，她便随他来到了重庆。而在了解了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复杂内幕后，冰心退回了她的薪金和聘书，参加了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而这时候，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已经可以用拮据来形容了。
终于到了要“卖稿”的地步。于是便有了以“男士”为笔名写女人这事，一方面是为着没了“冰心”的名头，“我可以‘不负责任’，开点玩笑时也可以自由一些”。一方面也是为了在当时当地，免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郭沫若后来的《斥反动文艺》中写道：“记得在重庆时蒋宋美龄曾与谢冰心作过一番谈话。蒋宋美龄问：‘中国国民党为什么没有一位女作家？’谢冰心回问：‘中国国民党又有哪一位男作家？’这是在文艺圈子里面传播得很广的一段插话。”
彼时，冰心的政治倾向，已经很明确了。“在重庆，我看到了蒋介石政府不但腐朽反动而且奸险凶残，中国的希望是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真正抗战的中国工农大众身上的。”
于是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初冬，吴文藻前往日本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冰心随同时，“我通过在香港的朋友给我秘密地寄来几本毛主席著作，自己研读，我也偷偷地收听解放区的广播。一九四九年十月，祖国解放的消息传来，我感到了毕生未曾有过的欢乐。”
不过离开容易回去难，冰心在回国这件事上，颇费了一番周折。当时他们是拿着国民党政府的护照去的日本，到了1950年，吴文藻身份敏感，只得辞去了中国驻日代表团的工作，但这时华人能在日本居留的，只有记者和商人。冰心通过关系，拿到了《星槟日报》记者的身份，在东京停留了一年。
不久后，美国耶鲁大学聘请吴文藻前去任教，吴谢夫妇俩便把赴美的申请书寄到台湾，终于获得了批准。
就在别人都以为他们要去美国的时候，吴谢夫妇却取道前往香港，在那里退回了耶鲁大学的聘书和路费，经广州回到了北京。这其中的一片心意，大概也只能用“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来形容了。
老骥伏枥
回国后，冰心把主要的创作精力放在了儿童文学的写作上，并在张天翼、严文井等人的提议下，捡起了中断20多年的通讯，再写《寄小读者》系列。就像她所说的：“不论我走到哪里，我要把热爱你们的心，带到哪里！”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几年间，冰心多次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前往世界各国访问。而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被她用笔记录了下来，寄给了小读者们。
夏衍在《赞颂我的“老大姐”》一文中，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记述：
“她不仅是文艺上的全才，而且是一个难得的社会活动家，特别是她在对外活动方面的成就。她博古通今，英语讲得很流利。记得1953年我和她一起参加以丁西林同志为团长的中印友好代表团访问印度，在那次活动中她这方面的才能充分显示出来。
有一次，我们访问泰戈尔的故居，在欢迎的茶会上，因为她翻译过泰戈尔的作品，所以丁老和我都推她即席讲话，她先用英语背诵了两首泰戈尔的诗，然后简洁地介绍了泰戈尔对中国的友谊和他在中国的影响;另一次是我们在尼赫鲁官邸吃午餐，席间冰心同志和尼赫鲁的女儿，现任印度总理甘地夫人的谈话，使我这个干了多年外事工作的人感到佩服。她那种不亢不卑，既有幽默，又有节制的风度， 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文艺队伍中，可以说很少有人可以和她比拟的。”
即便如此，冰心却还是没能躲过那场风暴——1966年，“文革”开始了。在这之前，吴文藻曾被划成右派，而冰心目睹丈夫以及那些熟悉朋友的相似遭遇，已经学会了坦然面对。
一直以来，许多不了解冰心的人都有过这样的误解，认为她能在“文革”中安然无恙，一定是靠了什么不可告人的手段。其实这十年，她和其他人一样，搁下了笔，靠边站，住牛棚，到乡下田间改造去了。六七十岁的老人，每天早晨风雨兼程地赶去洗厕所。干完了活，还得在寒风或烈日下接受批斗。“那时没有人性，就变成了兽性！”
经历了这一番磨难，“文革”一结束，冰心又再次拿起了笔，写文章悼念那些她所熟悉的、可爱的人们。
1980年10月29日，她在北京医院为《三寄小读者》作序时写道：“生命从八十岁开始。”
同样是在这一年，冰心以短篇小说《空巢》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她的获奖感言是这样的：“是大家照顾我老啰。不过，我也很高兴，我写了一辈子文章了，年轻时由于得文学硕士学位，得过一次金钥匙奖，但是作品得奖，这还是头一次。谢谢大家的鼓励吧。”
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当时的福建长乐县横岭乡有个贫农，因为天灾，跑到了福州城里学做裁缝。有一年春节，裁缝到客户家里去要账，偏他不识字，被人家赖了账。裁缝没办法，垂头丧气地回了家。
这家是个贫穷的家，还有个等米下锅的老婆。老婆听了裁缝的话，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含泪走了出去，半天都没进来。裁缝出去看时，才发现她在墙角上吊自缢了，忙救下了老婆。
两个苦命的人抱头痛哭了一场，发誓将来要是生了男孩，一定要叫他读书识字，帮爹爹记账、要账。可惜好事多磨，裁缝老婆生来生去，一连生了四个女儿，到了第五胎，才难产生了个男孩。
这个男孩名叫谢銮恩，后来成了教书匠，是裁缝谢家第一个读书识字的人。谢銮恩膝下三个儿子，头两个和他一样都做了教书匠，第三个儿子，被老友严复看中，招去做了军官。这军官参加过甲午中日海战，还在1900年有了个名叫谢婉莹的女儿。
1911年，谢婉莹和刚辞职的父亲回到了出生地福州，住在“南后街杨桥巷口万兴桶石店后”。这个地方，便是写下《与妻书》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的故居。
“这所房子很大，住着我们大家庭的四房人。祖父和我们这一房，就住在大厅堂的两边，我们这边的前后房，住着我们一家六口，祖父的前、后房，只有他一个人和满屋满架的书，那里成了我的乐园，我一得空就钻进去翻书看。”
大概是吃够了不识字的苦，谢家人对教育很是看重，即便是在尚还保守的20世纪初，也懂了男女平等、女孩也要读书的道理。谢婉莹七八岁时，就读起了《三国志》《水浒传》《聊斋志异》。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在10岁以前，她都是着男装的。“我整天跟在父亲的身边，参加了他的种种工作与活动，得到了连一般男子都得不到的经验！为一切方便起见，我总是男装，常着军服！父母叫我‘阿哥’，弟弟们称呼我‘哥哥’，弄得后来我自己也忘其所以了！”
回到故乡的第二年，12岁的谢婉莹考上了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第一次过起了学校生活。刚开始，她也抹过几次眼泪，不过为免家里反对女孩读书的长辈知道了要有微词，她谁也没告诉过。
一个清静的冬夜，谢銮恩对孙女谢婉莹说：“你是我们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地读呵。”
“我在这所学校只读了三个学期，‘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军部长黄钟瑛，又来了一封电报，把父亲召出去了。不久，我们全家就到了北京。”
到北京后的这一年，谢婉莹没有正式读书，而是在家里陪母亲和弟弟，学学女红，料理家务。闲时便翻阅《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等。到了弟弟们放了学，她就给他们讲故事，半编半凑，倒也糊弄得了人，还写起了文言长篇小说——无结局的。
闲居了半年之后，家里的大人都没提起让她再上学的事，倒是她自己按捺不住，主动和舅舅说了这事。“以后，1914年的秋天，我便进了北京贝满女中。”
这所教会学校的系统教育，不仅让谢婉莹丰富了人文知识，也让她对自然科学有了更多的了解。在贝满女中读书期间，政局动荡，袁世凯公然称帝，其后军阀割据，街市上一派乱世景象。不过“那几年我是埋头苦读，对于其他一切，几乎是不闻不问的”。
“我是从入了正式的学校起，就选了医生这个职业，主要的原因是我的母亲体弱多病，我和医生接触得较多，医生来了，我在庭前阶下迎接，进屋来我就递茶倒水，伺候他洗手，仔细地看他诊脉，看他开方。后来请到了西医，我就更感兴趣了，他用的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我虽然不敢去碰，但还是向熟悉的医生，请教这些器械的构造和用途。我觉得这些器械是很科学的，而我的母亲偏偏对听胸听背等诊病方法，很不习惯，那时的女医生又极少，我就决定长大了要学医，好为我母亲看病。”
于是，1918年秋，从贝满女中毕业后，谢婉莹便考入了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立志要当一名医生。
“我写得滑了手，就一直写下去”
造化弄人，一心要当医生的谢婉莹，却在时代的洪波中走偏了方向，投向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领域。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还在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读一年级的谢婉莹，因为在学生自治会里当文书，加入了北京女学界联合会，成了联合会宣传股之一，跟着当代表的大姐姐们去大会旁听。她白天上街宣传、募捐、开会，夜里就笔不停挥地写“问题小说”。“但是我所写的社会问题，还不是我所从未接触过的工人农民中的问题，而是我自己周围社会生活中的问题。”
与此同时，新思潮空前高涨，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学生们都争着买、争着借，贪婪地读着。看得多了，谢婉莹也手痒起来。“我觉得反正大家都在试笔，我为什么不把我的试作，拿出去发表呢。”
酝酿了一段时日后，她写了篇《两个家庭》，正式用上了“冰心”这个笔名。“用冰心为笔名，一来是因为冰心两字，笔划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意;二来是我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个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
这一年，冰心才19岁。从这篇文章开始，“我写得滑了手，就一直写下去，写作占用了我的大部时间，我的理科的功课就落后了一大截。因为白天出去作宣传，实验室的实验功课又欠了不少，那是无法补上的。在我左顾右盼之顷，在我周围的人们劝说之下，一九二一年，在理预科毕业之后，我就改入了文本科，还跳了一班。”
在写这些“问题小说”的同时，冰心还写起了《繁星》和《春水》，其实按她的意思，这两本集子算不上是诗。当时新文化漫天铺地，像冰心这样的学生们又是求知欲最旺盛的年纪，看书看得可嗨了，就是课上，也经常把书本压在课本底下偷看，遇到特别喜欢的句子，或者有了什么感想，就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写在笔记本的眉批上。
一次偶然的机会，冰心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飞鸟集》。这些短小精美的诗句，让她心里一动，觉得自己的那些三言两语，也可以整理起来。 “那时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就学那种自由的写法，随时把自己的感情和回忆，三言两语写下来。有的有背景，有的没有背景，也偶尔借以骂人。后来写得多了，我自己把它们整理成集，选了起头两个字‘繁星’作为集名。”
不过到了1980年，随着思想的改变，冰心在《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中，对自己写过的这些文字作了自我批评。“当时的我，在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时代，却只注意到描写身边琐事，个人的经历与感受，既没有表现劳动群众的情感思想，也没有用劳动人民所喜爱熟悉的语言形式，等等。”
且不论这些小诗到底是好是坏，在当时，那可是火得不得了，引来了一大堆模仿的人，苏雪林、沈从文也都曾公开赞扬过冰心的诗。
这期间，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京大学，冰心经许地山、霍世英的介绍加入了文学研究会，在茅盾和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上频繁发表小说，成了文坛知名作家。
1923年，带着一身名气，冰心从燕京大学提前毕业，拿到了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成了宋美龄的学妹。在前往美国的路上，她还偶遇了后来和她结成终身伴侣的吴文藻。
而在这之前，冰心已经开始尝试用通讯体裁来写文字，后来的《寄小读者》系列，便是代表。“因为我觉得用通讯体裁来写文字，有个对象，情感比较容易着实。同时通讯也最自由，可以在一段文字中，说许多零碎有趣的事，结果在美三年中，写成了二十九封寄小读者的信，我原来是想用小孩子口气，说天真话的，不想越写越不像！”
虽然冰心这么否定自己，这些通讯却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先后再版了几十次，甚至还有人背诵了其中的段落。此外，在留学期间，冰心还写了一些小说和诗，又翻译李清照的《漱玉集》，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圆满完成了学业。
1926年回国后，冰心便任教于燕京大学文学系，并在清华大学兼课。随着她回来的，还有继续留美学习的吴文藻手写的一封长信和他的一张照片。这时候，两人已经做好了终身厮守的心理准备了。
鱼雁传书的日子过了两年有余，期间冰心由于工作在北京，而家在上海，往返波折，写作便渐渐少了。这一点，让她感到颇为遗憾。
1929年6月15日，是冰心和吴文藻结婚的日子。一段全新的生活，摆在了冰心面前。
女作家结婚后
对于一个女作家来说，婚姻通常是写作路上的一大阻碍。生儿育女、家庭琐事，会把绝大多数时间占用。单从数量上来说，冰心结婚后，作品就明显少了许多，就连教职工作，都只能兼任了。
不过在这期间的1933年9月，冰心完成了一篇特别的短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之所以说这篇小说特别，倒不在于文章的形式或叙述手法，而是这其中的内容。
顾名思义，这篇小说的主角自然便是“我们的太太”，而“我们的太太”身边，还围绕一群“当时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他们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张口闭口就是哈代、叔本华。
作为作家的冰心，对这些知识分子，自然熟悉得很，过去她也在文章中描写过他们有涵养、有礼貌的形象。不过这次，冰心却一反常态，把他们写成了一副矫揉造作、无聊肤浅的样子。尤其是文章的主角、这些个知识分子围绕的女主人——“我们的太太”，是个虚伪自恋、就知道满世界调情的交际花。
文章的讽刺意味，隔着纸面都能闻到。坊间流传，《我们太太的客厅》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第二天，同是福州人的知名才女林徽因，就托人送了两瓶上好的山西老醋到冰心府上。
这醋到底送没送，我们无从考证，不过从《我们太太的客厅》发表以来，关于这篇文章矛头指向有着相似经历的林徽因的说法，就一直没断过。虽然冰心晚年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过，这篇文章其实讽刺的是陆小曼。不过看过文章的人，联想当时林徽因家热闹的沙龙景象，总是无法信服。
这里不妨插播几句题外话。文学大师钱钟书也写过一篇类似题材的小说，题目就一个“猫”字，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看看。虽然钱钟书和冰心一样，对文章讽刺林徽因的这个说法矢口否认，不过读者们总有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心理，“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的。”
就事论事，除了《我们太太的客厅》这篇文章外，冰心的创作主题，基本还是以爱为主的。不仅如此，她还培养了许多学生，如诗人林庚教授、戏剧家焦菊隐、历史学家翁独健、教育家关瑞悟等。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机遇同时意味着挑战。1937年，就在冰心随同丈夫吴文藻游历欧美一年回国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了。之后伴随冰心的，便是颠沛流离。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物价飞涨，即使身为知名作家的她，也仍旧要为了生计而笔耕不辍。
从1940年到1943年期间，她以“男士”为笔名，陆续发表了16篇散文《关于女人》。按照冰心本人的说法，“我初到重庆，《星期评论》向我索稿，我一时高兴，写了一篇《关于女人》来对付朋友，后来写滑了手，便连续写了下去，到了《星期评论》停刊，就没有再写。”而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经济上的确有些困难，有卖稿的必要（我们就是拿《关于女人》的第一篇稿酬，在重庆市上‘三六九’点心店吃的1940年的年夜饭的）”。
而她之所以舍弃“冰心”，用了“男士”这个笔名，则有着特殊的原因。
1940年8月底，日军把炮火对准了冰心所在的昆明。当时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宋美龄以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校友的名义，给冰心寄去了一封信，希望她能够到重庆，参加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工作，支持抗战活动。
这样的理由让冰心无法拒绝，加上吴文藻工作上的调动，她便随他来到了重庆。而在了解了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复杂内幕后，冰心退回了她的薪金和聘书，参加了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而这时候，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已经可以用拮据来形容了。
终于到了要“卖稿”的地步。于是便有了以“男士”为笔名写女人这事，一方面是为着没了“冰心”的名头，“我可以‘不负责任’，开点玩笑时也可以自由一些”。一方面也是为了在当时当地，免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郭沫若后来的《斥反动文艺》中写道：“记得在重庆时蒋宋美龄曾与谢冰心作过一番谈话。蒋宋美龄问：‘中国国民党为什么没有一位女作家？’谢冰心回问：‘中国国民党又有哪一位男作家？’这是在文艺圈子里面传播得很广的一段插话。”
彼时，冰心的政治倾向，已经很明确了。“在重庆，我看到了蒋介石政府不但腐朽反动而且奸险凶残，中国的希望是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真正抗战的中国工农大众身上的。”
于是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初冬，吴文藻前往日本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冰心随同时，“我通过在香港的朋友给我秘密地寄来几本毛主席著作，自己研读，我也偷偷地收听解放区的广播。一九四九年十月，祖国解放的消息传来，我感到了毕生未曾有过的欢乐。”
不过离开容易回去难，冰心在回国这件事上，颇费了一番周折。当时他们是拿着国民党政府的护照去的日本，到了1950年，吴文藻身份敏感，只得辞去了中国驻日代表团的工作，但这时华人能在日本居留的，只有记者和商人。冰心通过关系，拿到了《星槟日报》记者的身份，在东京停留了一年。
不久后，美国耶鲁大学聘请吴文藻前去任教，吴谢夫妇俩便把赴美的申请书寄到台湾，终于获得了批准。
就在别人都以为他们要去美国的时候，吴谢夫妇却取道前往香港，在那里退回了耶鲁大学的聘书和路费，经广州回到了北京。这其中的一片心意，大概也只能用“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来形容了。
老骥伏枥
回国后，冰心把主要的创作精力放在了儿童文学的写作上，并在张天翼、严文井等人的提议下，捡起了中断20多年的通讯，再写《寄小读者》系列。就像她所说的：“不论我走到哪里，我要把热爱你们的心，带到哪里！”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几年间，冰心多次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前往世界各国访问。而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被她用笔记录了下来，寄给了小读者们。
夏衍在《赞颂我的“老大姐”》一文中，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记述：
“她不仅是文艺上的全才，而且是一个难得的社会活动家，特别是她在对外活动方面的成就。她博古通今，英语讲得很流利。记得1953年我和她一起参加以丁西林同志为团长的中印友好代表团访问印度，在那次活动中她这方面的才能充分显示出来。
有一次，我们访问泰戈尔的故居，在欢迎的茶会上，因为她翻译过泰戈尔的作品，所以丁老和我都推她即席讲话，她先用英语背诵了两首泰戈尔的诗，然后简洁地介绍了泰戈尔对中国的友谊和他在中国的影响;另一次是我们在尼赫鲁官邸吃午餐，席间冰心同志和尼赫鲁的女儿，现任印度总理甘地夫人的谈话，使我这个干了多年外事工作的人感到佩服。她那种不亢不卑，既有幽默，又有节制的风度， 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文艺队伍中，可以说很少有人可以和她比拟的。”
即便如此，冰心却还是没能躲过那场风暴——1966年，“文革”开始了。在这之前，吴文藻曾被划成右派，而冰心目睹丈夫以及那些熟悉朋友的相似遭遇，已经学会了坦然面对。
一直以来，许多不了解冰心的人都有过这样的误解，认为她能在“文革”中安然无恙，一定是靠了什么不可告人的手段。其实这十年，她和其他人一样，搁下了笔，靠边站，住牛棚，到乡下田间改造去了。六七十岁的老人，每天早晨风雨兼程地赶去洗厕所。干完了活，还得在寒风或烈日下接受批斗。“那时没有人性，就变成了兽性！”
经历了这一番磨难，“文革”一结束，冰心又再次拿起了笔，写文章悼念那些她所熟悉的、可爱的人们。
1980年10月29日，她在北京医院为《三寄小读者》作序时写道：“生命从八十岁开始。”
同样是在这一年，冰心以短篇小说《空巢》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她的获奖感言是这样的：“是大家照顾我老啰。不过，我也很高兴，我写了一辈子文章了，年轻时由于得文学硕士学位，得过一次金钥匙奖，但是作品得奖，这还是头一次。谢谢大家的鼓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