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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6年12月初，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在江苏省中小学教研室主办的名师名校系列活动中，与中小学语文老师们有一次畅谈，聊他的生活经历和对语文教育的想法。我们将其整理成文字，与读者分享。
我本人没有当过中小学语文教师，本来可以当上民办教师的，由于出身不好，后来没当上，从19岁到29岁，我学到了人生的第一专业——水稻栽培。要叫我讲水稻栽培，我很在行，但是没有地方让我去讲。今天我想讲一点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想法，我就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研究心得，和大家聊聊文学，聊聊读书。
与古代文学结缘
我到中文系学习和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有很大的关系。1968年我插队，当知青的时间长达十年。当时的物质条件很艰苦，从事的是体力劳动，最苦的还在于应该学习的时候没法学习。19岁下乡，29岁离开农村，黄金岁月除了种地，学不到什么东西，觉得没有什么贡献。我统计了一下，十年中我帮国家打了一万斤粮食，其中还有四千斤被我自己吃掉了。但也不是一点进步没有，进步就是我在农村杂七杂八读了一些书。
刚开始，我们都带了一些数理化的书下去，但我们不是牛顿，不是爱因斯坦，自学理科知识，碰到一道坎，没有人点拨，就怎么也想不通。后来，我们就开始读一些文学的书。现在回忆，我在农村十年，读的较多的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书，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会和我日后的专业搭上关系。我当时读了《唐诗三百首》《宋词选》《古文观止》《孙子兵法》等。因为书太少，在农村借不到书，加上下雨天，不出工，有漫长的时间，所以当时反复读这些书，多数内容都背下来了。我一直认为，语文教学，必要的死记硬背还是需要的。少年时代，记忆力最好的时候，让学生适当读一些书，比如古典诗词，背在心里，终身受用无穷。
我举一个例子。1977年高考，我考上了安徽大学外文系，读英文专业。第二年，考南大古代文学研究生，南大的出题和别人有点不一样。那一年南大的古代汉语卷子里分值最高的一道题，是给你几段白话文，让你翻译成文言文。我一看这个题目，第一段文字来自《左传》，第二段文字来自《孟子》，它先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再当作题面来让你做。我知道它们的出处在哪里，我能背出来，于是写上去就是标准答案，一个字也不会错。所以那一年我的古代汉语考了98分。老师会想，这个外文系的学生古汉语怎么能考到98分呢？他们不知道我背过《古文观止》。
作为一个前途茫茫的知青，民办教师、赤脚医生都没有我的份，我只有老老实实种水稻，所以我种水稻是一把好手。那段时间非常苦闷。当时国家提倡扎根農村，一辈子干革命。但是人总有精神需求，不能总是出工收工，所以我还是要读一些书，正是那个时候在接触的古典文学作品中间，我找到了力量，找到了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正能量，教导我们怎么看人生，怎么对待人生中的逆境。后来我从事古代文学研究，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在农村的生活中与她结下缘分。
现在，我最重要的任务是搞学术研究，学术研究搞到最后是一件很枯燥、很艰苦的事情，比如说我有好几个月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杜甫是死于公元770年的冬天还是夏天？这些论文写出来也令人乏味。但是这些年我的工作发生了一些转变，我开始走出大学校园，到社会上做一些普及性的工作，编一些普及性的读物，也做一些市民讲座，因为象牙塔里的学术其价值何在，意义何在，归根结底一定要普及。你说唐诗宋词那么优美，广大民众不喜欢她，那又有何用？要让大家去了解她，觉得确实优美，确实喜欢，所以要做普及工作。这几年，我开始思考这几个问题，怎么把大学里的学术研究更好地推向社会，把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古代的文学，让社会各阶层的人来共享。
语文是最重要的科目
我是钻故纸堆的人，但是这不是我自己的人生选择。我们这一代，都是命运坎坷的人。50年前，也就是1966年，我高中毕业，毕业于苏州高级中学，那时候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工程师。那一年4月，填高考志愿的草表，我前三个志愿都填清华大学，一心想学工科，当个工程师。但是，我们那一届还未走进高考考场，高考就被废除了，因为“文革”开始了，等高考再恢复时，已经是十一年后，到了1977年。
我和老伴很少看电影，几年前，我们专门去看了一场电影。拍得并不好，但是片名很吸引我：《高考1977》。假如没有1977年那个冬天，没有恢复高考，我们没有穿着厚厚的棉衣走进考场，那么至今我还在安徽当农民，我的老伴还在南京服装厂踩缝纫机，是高考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我非常赞成高考，现在我们中小学教育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认为根子是在围绕高考的指挥棒转，但是高考本身没有错，它是最公正的。如果高考废除了，农村的孩子就无法进入大学，更别想进重点大学，但是高考有待进一步完善，这是一定的，对高考的问题，我也有点亲身体会。
1992年，我到教育部去参加高考命题，命题小组一共有二十多位老师，一半是大学中文系的老师，一半是高中语文老师，把我们关在北京西山总参谋部的一个基地里面，接下来两个月的时间磨两套试卷，一套A卷，一套B卷。我发现大学文学院的老师跟高中语文老师看法不一。在古典作品的阐释上，给你一首古诗，阐释中心思想是什么，表现的手段如何，大学老师认为答案是多元的、开放的，而中学老师认为应该有标准答案，答案唯一。大家争论了很长时间，最后服从命题组组长——北大附中前校长，他是中学高级语文教师。他说：大学老师的那一套不好操作，阅卷老师不好判分。
由此我就感觉到，高考是有问题的，我们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语文的高考。因为我一直认为中小学的语文教学是各门功课中最重要的。第一，语文教学一方面需要教一些关于语言文字的技巧，读写听说。同时，它也是我们学好其他学科的必要手段和工具。我记得复旦大学苏步青校长说过一句话，我很赞成。在他看来，高考第一轮就要考语文，语文不及格，下面的学科就别考了。他认为语文学不好的人其他学科也学不好，因为语文中包含着思维的逻辑，文章写得不通，逻辑思维也是不通的。 第二，中小学语文教学承担的责任、起到的作用远远超出这门课程本身。语文课本所选的范文一定有价值判断在里面，一定包含着人文素养、人文精神，所以语文老师在教学生学会语文知识的同时也在教他们怎么做人。我坚信，我们的下一代从小学中学走出来后，他将来在人格的维度上偏向崇高还是卑鄙，在审美情趣上偏向高雅还是低俗，中小学语文老师起的作用最大。所以，我对在座的中小学语文老师致以崇高的敬意，因为你们在育人方面起到其他学科所起不到的作用。
语文教师的学习主要在读书
中小学语文老师要教好你们的学生，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提高自己的素养，一个老师想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必须有一桶水。我们的学习，是需要一辈子才得以完成的，它的途径主要是读书。因此可以归结到读什么书，怎么读书的问题。因为只有当老师们明白什么书是最有价值的，应该怎么读，他才可能指点我们的学生去读书。
我回忆当年在苏州中学的时候，三年高中，碰到了很棒的语文老师。我高一的时候就立志考理工科，所以在数学、物理、化学上很用力，语文不是我的主攻方向，但是我的语文老师太棒了，讲得真好，强烈地唤起了我们的兴趣，而且也启发了我们在课外自己去找书来读的愿望和冲动。所以后来我当知青以后，自己就开始读书，因为老师教了我怎么找书，应该读哪些书。
现在书太多，我的主张是读经典，不光自己读，还要带领同学读。经典是最有价值的书，它可能和我们的工作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会使你一辈子受用无穷。
现在我们缺乏一份权威、标准的经典书单，各个学校开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但西方有，可以借鉴。在美国课堂上，有人问教授：我们读经典可以读哪些书？教授马上会开出书单，一个是耶鲁大学哈罗德·布鲁姆写的《西方正典》，里面有西方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东西，必须一本本读；还有一本社会上流行的书，写得更好，叫《伟大的书》，作者是大卫·丹比，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传媒专业。哥伦比亚大学是常春藤联盟中的一所，它比耶鲁、哈佛地位稍微低一点，但是在传媒专业上，哥伦比亚大学排名第一。大卫·丹比毕业以后就做媒体工作，后来事业非常成功。30年后他回想，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传媒专业，究竟是哪一门课对他后来的工作和人生起了最大的作用。他发现并不是那些专业课程，而是通识学科讲的经典。时隔30年，他重返哥伦比亚大学再次修这门课。美国很多传统的东西一直不变，30年后再去，原来的教授退休了，同学比他年轻30岁，但他还是很认真地去听。一年之后他写了一本《伟大的书》，他认为那些经典就是伟大的书，包括《圣经》，莎士比亚，有三分之二是文学的，三分之一是哲学、宗教。
借用他们的经验来看中国的问题，中国现在读书风气不太好，很多人都在看畅销书、网络文学，但是读经典的人太少。那我们到底读什么经典？中文系的教授能不能写一本东方版的《伟大的书》？我们写不出来，不是我们不想写，而是我们的知识结构受到了限制。我们看清华大学，在解放前，它的人文学科非常强，国学四大导师梁启超他们都是清华大学的。可是1951年后清华的文科被统统砍光，理科也砍了一半，成了一所纯工科的大学，这是学的苏联。苏联的高等教育史上甚至会出现“某某拖拉机大学”，只研究拖拉机，其他的都不研究，这样一种模式，培养出来的是专才，而不是通才，
读经典需要通才，通才才能驾驭思考，才能写出一份书单来。你问哲学系的教授，我们应该读什么书？他会给你开一系列思想理论书籍，《论语》《孟子》《礼记》；中文系的教授则会推荐你《诗经》《楚辞》，他们开的书单不一样，都没法涵盖全部。
读书重要的是读人
我认为读中国古典诗歌，有不同的层次，读到最高的层次，应该是读人，透过作品读诗人、词人，阅读他们的人生经历，倾听他们的心声，感受他们的脉搏，看看他们的人生观、人生态度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这是终极目标。鉴于这种看法，2014年我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诗意人生》，把我心目中最伟大的六位诗人介绍给大家。
第一位是屈原。屈原是中國古典诗歌史上的烈士，他是自杀殉国的，他生在楚国岌岌可危的时代，他爱祖国，又无法挽救祖国的灭亡，所以他殉国，这是一种用肉体生命的结束，来延长精神生命的一种人生态度，这是值得我们崇敬的人。
第二个人是陶渊明，他是中国古典诗词史上的隐士，他生活在东晋时代，上层社会追求财富和权势。陶渊明不跟他们同流合污，他坚决地采取一种个性化的行为，不做官，来到南山脚下，种地谋生，在艰苦质朴的生活中，亲近自然，获得人生的安详和心情的安定。
第三是李白，李白对我们今天最大的意义在于，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他希望在自由自在的探索中，寻找人生的安放，他虽然受到唐玄宗的宠爱，但他的行为与整个宫廷格格不入，所以很快回到民间。他在王公贵人的面前从不低头，以平等的人格和他们交往，他对今人的意义就在于此。我们不能把自己当作小百姓，我们要做大布衣，每个百姓都有自己的尊严，这个民族才有自己的尊严。李白一辈子始终是意气风发，遇到艰难困苦从来不放弃，从来不灰心，一直到60多岁，人生没有希望的时候，依然是豪气冲天，所以读李白的诗，让我们精神振奋。
第六是辛弃疾，辛弃疾的意义在于，在本来偏向于温柔的宋词中，他异军突起，带着沙场风烟和北国风霜闯进词坛。他的作品对年轻人的影响特别大。我观察现在大学生的性别与举止，女同学中有“女汉子”，男同学中有的很“娘”，我不反对女汉子，女孩子有点豪放，也是可以的。男青年有点“娘”，就让人大为失望。这种样子怎么能有所担当？遇到战事，谁在战场上抛洒热血？所以读辛弃疾的诗能让我们提升雄豪之气和侠义精神。
第四、第五是杜甫和苏轼，我认为他们二人对我们的影响最大，所以要稍微详细地说一说。我希望中小学语文教师能引导学生喜欢杜甫，如此他们将终身受用。公元2012年是杜甫诞生1300周年，学术界准备了一些纪念活动，但是我们的学术活动还未开始，社会上已经关注杜甫了。那年3月，《扬子晚报》给我打电话：莫老师，听说你是研究杜甫的，请你对“杜甫很忙”这件事发表看法。我不知道什么叫“杜甫很忙”，我就反问他，杜甫是古人，什么叫“杜甫很忙”？后来我才了解到中学教材上有一幅杜甫的肖像画，线条很简洁，有一些同学给他涂鸦，画成杜甫拿着话筒在卡拉OK，杜甫骑着摩托车在飙车，我当时看了有些不高兴，就没有接受他们的采访。同年年底，国家图书馆请我去讲一讲杜甫，我就表达了我为什么不愿意接受采访。我就想，中学生在课堂上觉得无聊和对应试教育的反感，想发泄一下，对人物肖像进行涂鸦，是可以理解的。当年我上中学的时候也涂过物理书上的爱因斯坦、牛顿，加副眼镜，添些胡子，但是你涂鸦任何人都可以，唯独不能涂鸦杜甫，因为他是诗圣，我们对圣人要表示敬畏。 杜甫最大的优点在于他把儒家的精髓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他用优美的诗歌把儒家精神弘扬出来，让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杜甫关心不幸的人群，这正是儒家精神最有价值的地方。儒家主张仁政爱民，儒家所有的纲领，所有的措施都是让老百姓过得更好，更幸福，杜甫将这一点精神吃透了，在他的1400多首诗中，有一半以上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我们要带着崇敬的心情来读这些诗。
当年我听老师在课堂上讲《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没太往心里去。若干年以后，我在太仓做知青，站在江堤上看江水是茫茫一片，岸上则是一望平川的大平原。我有一间自己的茅屋，那年立冬前后，不幸降临在我的茅屋。我正在割稻，突然刮了一阵大风，我奔回去一看，我比杜甫还要不幸十倍，大风把我的茅屋顶全部掀掉了，走到屋内连蓝天白云全看到了。生产队长来一看，说问题不大，梁没有坏，过两天帮你们修。当天晚上，我就坚持在一根茅草都没有的屋顶下过夜。我比杜甫幸运的是没有下雨，但是很冷。我睡在床上抬头一看，繁星满天。我裹着一条棉被，翻来覆去睡不着。此时此刻，我听到杜甫的声音了，我仿佛听到他在我的屋里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我当时真觉得心里很温暖，1000多年前的伟大诗人，他关心不幸人群的伟大情怀穿越时空，来到我们身边，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最宝贵的正能量，关心社会，关心他人。人要有这份情怀，老师要教育我们的孩子从小有这份情怀，将来你做了大官，成为富翁，有了权力，就可以帮助很多人。有了情怀，你的人生就不一样。
杜甫的诗能提升我们的人生境界。举个例子，在杜甫的后代读者中间，有一个人读了杜诗，人生境界提高了，这个人就是南宋的文天祥。公元1279年，南宋守军在中国南海的最后一个据点崖山（今天广东江门一带），与蒙元追军展开了一场生死战。南宋最后一个宰相陆秀夫，一看无处可逃，就背着9岁的小皇帝跳海殉国。两年后，文天祥在北京就义，他写的两句诗我们都很熟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蒙古人看他不肯投降，就把他押到北京，过了两年半他才被杀，这期间蒙古人不停地让他的同事、部下去劝他投降。劝降的理由很充分，你很爱国，但是你的国家已经灭亡了，改朝换代了，由南宋改为元。但是文天祥就是不投降，为国捐躯。
现在我们来追究一个问题，一个人做出像文天祥这样壮烈的举动，一定有一种精神力量在后面支撑，到底是什么精神力量在后面支撑他，使他成为我们民族历史上的英雄呢？有两点：第一，文天祥在监狱中写了一首《正气歌》，最后两句是“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我在一个穿风透雨的屋檐下，打开书来读，意思是古人的道德照亮了我。他在传统文化与历代经典之间寻找精神力量。文天祥就义以后，他的夫人去给他收尸，在他遗体上解下一根衣带，他事先在上面写了一排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子说过“杀身成仁”的话，孟子说过“舍生取义”的话，两者是同样的意思：为了一种崇高的道德目标是可以牺牲生命的。支撑他的精神来源是孔孟之道。
第二，文天祥在监狱中天天读杜诗，他还写了两百首“集杜诗”。什么叫“集杜诗”呢？就是把杜甫的诗这里抽一句，那里抽一句，重新组装成一首新的诗。在座的老师如果喜欢写古典诗词的话，试一下写集句诗，把不同作品中的句子拼凑在一起，意思要连贯，还要押韵，这是非常难的。文天祥写的两百首“集杜诗”，一共八百句，都是从杜诗中抽出来重新组装，很费事。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文天祥交代得很清楚：我的一切遭遇、感受，杜甫都帮我写出来了。“集杜诗”的存在告诉我们，杜诗是支撑文天祥走到最后的又一个精神支柱。这样的作品对我们的人格提升会没有作用吗？假如我们直接去读《论语》《孟子》，那对我们是理论上的说服，是用逻辑来证明那些道理是对的。但我们读杜诗这样的光辉诗篇，给你的是一种审美感动，你会不知不覺地接受其中蕴含着的人格力量。这种过程就是杜甫所描绘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静悄悄地沁人心脾。
我最喜欢的词人是苏东坡。苏东坡这个人一生的成就太多、太大，我们是说不清楚的。我最感动的一点是遭到人生逆境的时候，他的坚韧、旷达、潇洒、从容的态度，支撑着他从人生逆境中走出来，走向人生的辉煌，这一点是最了不起的。苏东坡活到66岁，在他人生的倒数第二个月，他走到了镇江的金山寺。金山寺的和尚让他在一副肖像画上题一首诗，苏东坡拿起笔写了一首六言诗，最后两句是这样写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就是问你这个人一生有什么建树，我这一辈子就到了这三个地方。黄州，在长江中游；惠州，在南海边上；儋州，已经到了海南岛。这是苏东坡的三个流放之地，这三个地方的流放时间是9年11个月，他的从政生涯一共是33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被流放，三次流放一次比一次远。他的人生可谓坎坷。
苏东坡德才兼备，正直耿言，敢说话，不管是新党还是旧党执政，他都直言不讳，他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苏东坡爱百姓，在当地方官时一心为地方谋长远利益，到处都留下了他的政绩佳话。我们老师一般不用“天才”去夸学生，但心里是承认有天才的，苏东坡就是天才。他不仅从政，而且在古文、诗词、书画上都登峰造极。北宋有这样的传说，相传他出生的那天晚上，一夜之间附近的彭老山上草木全部枯死，古人认为一个特别灵秀的人降生以后，天地、山川的灵气都凝聚在他的身上，所以草木就枯死了。66年以后，苏东坡在常州去世，他去世的那天晚上，彭老山上的草木又返青了，因为他的灵气又返还了山川草木。总而言之，他就是一个德才兼备的人。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人生却非常坎坷，44岁被朝廷判为“政治犯”，有人想置他于死地，后来有人把他救出来，还是被流放。当时他的人生落差非常大，委屈感、失落感非常重。
不要相信有些学者的话，说苏东坡在逆境中一切都无所谓，很旷达。他刚到黄州的时候，半年不出来见人，白天躲在寺庙里，黄昏时才到江边散散步。苏东坡对于我们后代读者，最有意义的就是他在逆境中写的作品。他到黄州以后经济上很拮据。黄州官府借给他一块地，他在那边开了荒，盖了房子，自己取了一个号叫“东坡居士”。他虽然出生农家，但从小没有种过地，所以他种这块地很吃力，第一年种大麦，第二年改种水稻，种的粮食不够全家人吃。我是苏东坡的异代粉丝，我每次读东坡的作品，都感到深深的遗憾。我想我要是会穿越到北宋就好了，就可以奔赴黄州当志愿者，因为我的人生第一专业就是“水稻栽培”。我可以去帮他种水稻，可惜我没有穿越成功。 东坡47岁那年，朋友好心劝他，你靠这块荒地是不行的，不如把家里的东西变卖了，去买一块肥沃的地来种，东坡一听觉得很有道理，欣然同意。两个朋友陪东坡到沙湖去看地、去相田。我拼命找材料想研究苏东坡为什么没有买成那块地，但是史料不够，没有研究成功。但是，此行催生了一首诗，就是我们都熟悉的《定风波》。写作背景是东坡47岁那年的三月初七，天气阴沉，苏东坡担心可能会刮风下雨，让家里的书童带着雨具在路上等，但小伙子跑得太快，一下子不知道跑哪里去了，苏东坡和他的两个朋友，年近半百，本来想走到半路会有人在那里等，没想到刚出家门没多远，就刮风下雨了，斜风细雨把衣服淋湿了，两个朋友都焦慮不安。只有东坡，尽管衣服也潮湿了，尽管地上也泥泞湿滑，但是他不忧不虑，坚定沉着地慢慢往前走。
路上滑，苏东坡找来一根竹竿当拐杖，边走边吟诗：“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当东坡写下这首词的时候，他心里多半在想，我政治上的大风大雨都经历过了，自然界的斜风细雨又能奈我何？请问这首词是写苏东坡47岁那年去相田时遇到的风雨吗？当然是，但仅仅是写自然界的斜风细雨吗？当然不是！他写的是人生途中的风风雨雨。我们常常把人生中的坎坷、逆境比作风雨，多坎坷的人生就是风雨人生，我坚定地认为，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又不是命运的宠儿，或迟或早，在人生中总会遇到一些逆境和坎坷。
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说，莫老师，我这一生都是一帆风顺。我说你小心哦，你的坎坷还在后面呢，迟来的不如早来的好哦。关键是当我们碰到这些坎坷的时候，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是最重要的。我很遗憾地看到，现在的一些年轻朋友，稍不如意，稍稍碰到一些坎坷，就沮丧了，消极了，放弃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习苏东坡，他一辈子碰到那么多的坎坷，也走过来了，儋州的流放，对东坡的生理上也是严重的摧残。从海南岛回来的时候，他面如土色，头发也很稀少，但是他心理上的健康是永远无法摧毁的，他依然从容、潇洒、坚定。这样一个人物对我们后代有巨大的贡献。我本人当了十年知青，没有放弃，是因为我比较早读到了这些古典诗词，你再委屈，再失落，能比得上苏东坡吗？德才兼备的人都有这样多的坎坷，你一个普通人有一点坎坷有什么了不起呢？
所以我坚定地认为，古典诗词最大的价值在于提升人的境界，在处世待人，判断幸福感、美感上多了一个范本，读了之后让我们更加从容、坚定、宽容，经得住风雨。“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希望在座的老师们能启发引导学生多读课外书，只读课本只能成为考试的机器。我强调读经典，并非指不读其他书，“开卷有益”嘛，但经典是最有价值的，它蕴含着宝贵的人生观，一代代读者已经证明了这个道理，所以老师们一定要引导学生读经典。
（根据录音整理，经作者审阅后刊发）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栏目责编：周 彦）
我本人没有当过中小学语文教师，本来可以当上民办教师的，由于出身不好，后来没当上，从19岁到29岁，我学到了人生的第一专业——水稻栽培。要叫我讲水稻栽培，我很在行，但是没有地方让我去讲。今天我想讲一点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想法，我就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研究心得，和大家聊聊文学，聊聊读书。
与古代文学结缘
我到中文系学习和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有很大的关系。1968年我插队，当知青的时间长达十年。当时的物质条件很艰苦，从事的是体力劳动，最苦的还在于应该学习的时候没法学习。19岁下乡，29岁离开农村，黄金岁月除了种地，学不到什么东西，觉得没有什么贡献。我统计了一下，十年中我帮国家打了一万斤粮食，其中还有四千斤被我自己吃掉了。但也不是一点进步没有，进步就是我在农村杂七杂八读了一些书。
刚开始，我们都带了一些数理化的书下去，但我们不是牛顿，不是爱因斯坦，自学理科知识，碰到一道坎，没有人点拨，就怎么也想不通。后来，我们就开始读一些文学的书。现在回忆，我在农村十年，读的较多的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书，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会和我日后的专业搭上关系。我当时读了《唐诗三百首》《宋词选》《古文观止》《孙子兵法》等。因为书太少，在农村借不到书，加上下雨天，不出工，有漫长的时间，所以当时反复读这些书，多数内容都背下来了。我一直认为，语文教学，必要的死记硬背还是需要的。少年时代，记忆力最好的时候，让学生适当读一些书，比如古典诗词，背在心里，终身受用无穷。
我举一个例子。1977年高考，我考上了安徽大学外文系，读英文专业。第二年，考南大古代文学研究生，南大的出题和别人有点不一样。那一年南大的古代汉语卷子里分值最高的一道题，是给你几段白话文，让你翻译成文言文。我一看这个题目，第一段文字来自《左传》，第二段文字来自《孟子》，它先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再当作题面来让你做。我知道它们的出处在哪里，我能背出来，于是写上去就是标准答案，一个字也不会错。所以那一年我的古代汉语考了98分。老师会想，这个外文系的学生古汉语怎么能考到98分呢？他们不知道我背过《古文观止》。
作为一个前途茫茫的知青，民办教师、赤脚医生都没有我的份，我只有老老实实种水稻，所以我种水稻是一把好手。那段时间非常苦闷。当时国家提倡扎根農村，一辈子干革命。但是人总有精神需求，不能总是出工收工，所以我还是要读一些书，正是那个时候在接触的古典文学作品中间，我找到了力量，找到了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正能量，教导我们怎么看人生，怎么对待人生中的逆境。后来我从事古代文学研究，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在农村的生活中与她结下缘分。
现在，我最重要的任务是搞学术研究，学术研究搞到最后是一件很枯燥、很艰苦的事情，比如说我有好几个月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杜甫是死于公元770年的冬天还是夏天？这些论文写出来也令人乏味。但是这些年我的工作发生了一些转变，我开始走出大学校园，到社会上做一些普及性的工作，编一些普及性的读物，也做一些市民讲座，因为象牙塔里的学术其价值何在，意义何在，归根结底一定要普及。你说唐诗宋词那么优美，广大民众不喜欢她，那又有何用？要让大家去了解她，觉得确实优美，确实喜欢，所以要做普及工作。这几年，我开始思考这几个问题，怎么把大学里的学术研究更好地推向社会，把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古代的文学，让社会各阶层的人来共享。
语文是最重要的科目
我是钻故纸堆的人，但是这不是我自己的人生选择。我们这一代，都是命运坎坷的人。50年前，也就是1966年，我高中毕业，毕业于苏州高级中学，那时候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工程师。那一年4月，填高考志愿的草表，我前三个志愿都填清华大学，一心想学工科，当个工程师。但是，我们那一届还未走进高考考场，高考就被废除了，因为“文革”开始了，等高考再恢复时，已经是十一年后，到了1977年。
我和老伴很少看电影，几年前，我们专门去看了一场电影。拍得并不好，但是片名很吸引我：《高考1977》。假如没有1977年那个冬天，没有恢复高考，我们没有穿着厚厚的棉衣走进考场，那么至今我还在安徽当农民，我的老伴还在南京服装厂踩缝纫机，是高考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我非常赞成高考，现在我们中小学教育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认为根子是在围绕高考的指挥棒转，但是高考本身没有错，它是最公正的。如果高考废除了，农村的孩子就无法进入大学，更别想进重点大学，但是高考有待进一步完善，这是一定的，对高考的问题，我也有点亲身体会。
1992年，我到教育部去参加高考命题，命题小组一共有二十多位老师，一半是大学中文系的老师，一半是高中语文老师，把我们关在北京西山总参谋部的一个基地里面，接下来两个月的时间磨两套试卷，一套A卷，一套B卷。我发现大学文学院的老师跟高中语文老师看法不一。在古典作品的阐释上，给你一首古诗，阐释中心思想是什么，表现的手段如何，大学老师认为答案是多元的、开放的，而中学老师认为应该有标准答案，答案唯一。大家争论了很长时间，最后服从命题组组长——北大附中前校长，他是中学高级语文教师。他说：大学老师的那一套不好操作，阅卷老师不好判分。
由此我就感觉到，高考是有问题的，我们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语文的高考。因为我一直认为中小学的语文教学是各门功课中最重要的。第一，语文教学一方面需要教一些关于语言文字的技巧，读写听说。同时，它也是我们学好其他学科的必要手段和工具。我记得复旦大学苏步青校长说过一句话，我很赞成。在他看来，高考第一轮就要考语文，语文不及格，下面的学科就别考了。他认为语文学不好的人其他学科也学不好，因为语文中包含着思维的逻辑，文章写得不通，逻辑思维也是不通的。 第二，中小学语文教学承担的责任、起到的作用远远超出这门课程本身。语文课本所选的范文一定有价值判断在里面，一定包含着人文素养、人文精神，所以语文老师在教学生学会语文知识的同时也在教他们怎么做人。我坚信，我们的下一代从小学中学走出来后，他将来在人格的维度上偏向崇高还是卑鄙，在审美情趣上偏向高雅还是低俗，中小学语文老师起的作用最大。所以，我对在座的中小学语文老师致以崇高的敬意，因为你们在育人方面起到其他学科所起不到的作用。
语文教师的学习主要在读书
中小学语文老师要教好你们的学生，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提高自己的素养，一个老师想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必须有一桶水。我们的学习，是需要一辈子才得以完成的，它的途径主要是读书。因此可以归结到读什么书，怎么读书的问题。因为只有当老师们明白什么书是最有价值的，应该怎么读，他才可能指点我们的学生去读书。
我回忆当年在苏州中学的时候，三年高中，碰到了很棒的语文老师。我高一的时候就立志考理工科，所以在数学、物理、化学上很用力，语文不是我的主攻方向，但是我的语文老师太棒了，讲得真好，强烈地唤起了我们的兴趣，而且也启发了我们在课外自己去找书来读的愿望和冲动。所以后来我当知青以后，自己就开始读书，因为老师教了我怎么找书，应该读哪些书。
现在书太多，我的主张是读经典，不光自己读，还要带领同学读。经典是最有价值的书，它可能和我们的工作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会使你一辈子受用无穷。
现在我们缺乏一份权威、标准的经典书单，各个学校开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但西方有，可以借鉴。在美国课堂上，有人问教授：我们读经典可以读哪些书？教授马上会开出书单，一个是耶鲁大学哈罗德·布鲁姆写的《西方正典》，里面有西方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东西，必须一本本读；还有一本社会上流行的书，写得更好，叫《伟大的书》，作者是大卫·丹比，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传媒专业。哥伦比亚大学是常春藤联盟中的一所，它比耶鲁、哈佛地位稍微低一点，但是在传媒专业上，哥伦比亚大学排名第一。大卫·丹比毕业以后就做媒体工作，后来事业非常成功。30年后他回想，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传媒专业，究竟是哪一门课对他后来的工作和人生起了最大的作用。他发现并不是那些专业课程，而是通识学科讲的经典。时隔30年，他重返哥伦比亚大学再次修这门课。美国很多传统的东西一直不变，30年后再去，原来的教授退休了，同学比他年轻30岁，但他还是很认真地去听。一年之后他写了一本《伟大的书》，他认为那些经典就是伟大的书，包括《圣经》，莎士比亚，有三分之二是文学的，三分之一是哲学、宗教。
借用他们的经验来看中国的问题，中国现在读书风气不太好，很多人都在看畅销书、网络文学，但是读经典的人太少。那我们到底读什么经典？中文系的教授能不能写一本东方版的《伟大的书》？我们写不出来，不是我们不想写，而是我们的知识结构受到了限制。我们看清华大学，在解放前，它的人文学科非常强，国学四大导师梁启超他们都是清华大学的。可是1951年后清华的文科被统统砍光，理科也砍了一半，成了一所纯工科的大学，这是学的苏联。苏联的高等教育史上甚至会出现“某某拖拉机大学”，只研究拖拉机，其他的都不研究，这样一种模式，培养出来的是专才，而不是通才，
读经典需要通才，通才才能驾驭思考，才能写出一份书单来。你问哲学系的教授，我们应该读什么书？他会给你开一系列思想理论书籍，《论语》《孟子》《礼记》；中文系的教授则会推荐你《诗经》《楚辞》，他们开的书单不一样，都没法涵盖全部。
读书重要的是读人
我认为读中国古典诗歌，有不同的层次，读到最高的层次，应该是读人，透过作品读诗人、词人，阅读他们的人生经历，倾听他们的心声，感受他们的脉搏，看看他们的人生观、人生态度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这是终极目标。鉴于这种看法，2014年我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诗意人生》，把我心目中最伟大的六位诗人介绍给大家。
第一位是屈原。屈原是中國古典诗歌史上的烈士，他是自杀殉国的，他生在楚国岌岌可危的时代，他爱祖国，又无法挽救祖国的灭亡，所以他殉国，这是一种用肉体生命的结束，来延长精神生命的一种人生态度，这是值得我们崇敬的人。
第二个人是陶渊明，他是中国古典诗词史上的隐士，他生活在东晋时代，上层社会追求财富和权势。陶渊明不跟他们同流合污，他坚决地采取一种个性化的行为，不做官，来到南山脚下，种地谋生，在艰苦质朴的生活中，亲近自然，获得人生的安详和心情的安定。
第三是李白，李白对我们今天最大的意义在于，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他希望在自由自在的探索中，寻找人生的安放，他虽然受到唐玄宗的宠爱，但他的行为与整个宫廷格格不入，所以很快回到民间。他在王公贵人的面前从不低头，以平等的人格和他们交往，他对今人的意义就在于此。我们不能把自己当作小百姓，我们要做大布衣，每个百姓都有自己的尊严，这个民族才有自己的尊严。李白一辈子始终是意气风发，遇到艰难困苦从来不放弃，从来不灰心，一直到60多岁，人生没有希望的时候，依然是豪气冲天，所以读李白的诗，让我们精神振奋。
第六是辛弃疾，辛弃疾的意义在于，在本来偏向于温柔的宋词中，他异军突起，带着沙场风烟和北国风霜闯进词坛。他的作品对年轻人的影响特别大。我观察现在大学生的性别与举止，女同学中有“女汉子”，男同学中有的很“娘”，我不反对女汉子，女孩子有点豪放，也是可以的。男青年有点“娘”，就让人大为失望。这种样子怎么能有所担当？遇到战事，谁在战场上抛洒热血？所以读辛弃疾的诗能让我们提升雄豪之气和侠义精神。
第四、第五是杜甫和苏轼，我认为他们二人对我们的影响最大，所以要稍微详细地说一说。我希望中小学语文教师能引导学生喜欢杜甫，如此他们将终身受用。公元2012年是杜甫诞生1300周年，学术界准备了一些纪念活动，但是我们的学术活动还未开始，社会上已经关注杜甫了。那年3月，《扬子晚报》给我打电话：莫老师，听说你是研究杜甫的，请你对“杜甫很忙”这件事发表看法。我不知道什么叫“杜甫很忙”，我就反问他，杜甫是古人，什么叫“杜甫很忙”？后来我才了解到中学教材上有一幅杜甫的肖像画，线条很简洁，有一些同学给他涂鸦，画成杜甫拿着话筒在卡拉OK，杜甫骑着摩托车在飙车，我当时看了有些不高兴，就没有接受他们的采访。同年年底，国家图书馆请我去讲一讲杜甫，我就表达了我为什么不愿意接受采访。我就想，中学生在课堂上觉得无聊和对应试教育的反感，想发泄一下，对人物肖像进行涂鸦，是可以理解的。当年我上中学的时候也涂过物理书上的爱因斯坦、牛顿，加副眼镜，添些胡子，但是你涂鸦任何人都可以，唯独不能涂鸦杜甫，因为他是诗圣，我们对圣人要表示敬畏。 杜甫最大的优点在于他把儒家的精髓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他用优美的诗歌把儒家精神弘扬出来，让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杜甫关心不幸的人群，这正是儒家精神最有价值的地方。儒家主张仁政爱民，儒家所有的纲领，所有的措施都是让老百姓过得更好，更幸福，杜甫将这一点精神吃透了，在他的1400多首诗中，有一半以上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我们要带着崇敬的心情来读这些诗。
当年我听老师在课堂上讲《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没太往心里去。若干年以后，我在太仓做知青，站在江堤上看江水是茫茫一片，岸上则是一望平川的大平原。我有一间自己的茅屋，那年立冬前后，不幸降临在我的茅屋。我正在割稻，突然刮了一阵大风，我奔回去一看，我比杜甫还要不幸十倍，大风把我的茅屋顶全部掀掉了，走到屋内连蓝天白云全看到了。生产队长来一看，说问题不大，梁没有坏，过两天帮你们修。当天晚上，我就坚持在一根茅草都没有的屋顶下过夜。我比杜甫幸运的是没有下雨，但是很冷。我睡在床上抬头一看，繁星满天。我裹着一条棉被，翻来覆去睡不着。此时此刻，我听到杜甫的声音了，我仿佛听到他在我的屋里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我当时真觉得心里很温暖，1000多年前的伟大诗人，他关心不幸人群的伟大情怀穿越时空，来到我们身边，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最宝贵的正能量，关心社会，关心他人。人要有这份情怀，老师要教育我们的孩子从小有这份情怀，将来你做了大官，成为富翁，有了权力，就可以帮助很多人。有了情怀，你的人生就不一样。
杜甫的诗能提升我们的人生境界。举个例子，在杜甫的后代读者中间，有一个人读了杜诗，人生境界提高了，这个人就是南宋的文天祥。公元1279年，南宋守军在中国南海的最后一个据点崖山（今天广东江门一带），与蒙元追军展开了一场生死战。南宋最后一个宰相陆秀夫，一看无处可逃，就背着9岁的小皇帝跳海殉国。两年后，文天祥在北京就义，他写的两句诗我们都很熟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蒙古人看他不肯投降，就把他押到北京，过了两年半他才被杀，这期间蒙古人不停地让他的同事、部下去劝他投降。劝降的理由很充分，你很爱国，但是你的国家已经灭亡了，改朝换代了，由南宋改为元。但是文天祥就是不投降，为国捐躯。
现在我们来追究一个问题，一个人做出像文天祥这样壮烈的举动，一定有一种精神力量在后面支撑，到底是什么精神力量在后面支撑他，使他成为我们民族历史上的英雄呢？有两点：第一，文天祥在监狱中写了一首《正气歌》，最后两句是“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我在一个穿风透雨的屋檐下，打开书来读，意思是古人的道德照亮了我。他在传统文化与历代经典之间寻找精神力量。文天祥就义以后，他的夫人去给他收尸，在他遗体上解下一根衣带，他事先在上面写了一排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子说过“杀身成仁”的话，孟子说过“舍生取义”的话，两者是同样的意思：为了一种崇高的道德目标是可以牺牲生命的。支撑他的精神来源是孔孟之道。
第二，文天祥在监狱中天天读杜诗，他还写了两百首“集杜诗”。什么叫“集杜诗”呢？就是把杜甫的诗这里抽一句，那里抽一句，重新组装成一首新的诗。在座的老师如果喜欢写古典诗词的话，试一下写集句诗，把不同作品中的句子拼凑在一起，意思要连贯，还要押韵，这是非常难的。文天祥写的两百首“集杜诗”，一共八百句，都是从杜诗中抽出来重新组装，很费事。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文天祥交代得很清楚：我的一切遭遇、感受，杜甫都帮我写出来了。“集杜诗”的存在告诉我们，杜诗是支撑文天祥走到最后的又一个精神支柱。这样的作品对我们的人格提升会没有作用吗？假如我们直接去读《论语》《孟子》，那对我们是理论上的说服，是用逻辑来证明那些道理是对的。但我们读杜诗这样的光辉诗篇，给你的是一种审美感动，你会不知不覺地接受其中蕴含着的人格力量。这种过程就是杜甫所描绘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静悄悄地沁人心脾。
我最喜欢的词人是苏东坡。苏东坡这个人一生的成就太多、太大，我们是说不清楚的。我最感动的一点是遭到人生逆境的时候，他的坚韧、旷达、潇洒、从容的态度，支撑着他从人生逆境中走出来，走向人生的辉煌，这一点是最了不起的。苏东坡活到66岁，在他人生的倒数第二个月，他走到了镇江的金山寺。金山寺的和尚让他在一副肖像画上题一首诗，苏东坡拿起笔写了一首六言诗，最后两句是这样写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就是问你这个人一生有什么建树，我这一辈子就到了这三个地方。黄州，在长江中游；惠州，在南海边上；儋州，已经到了海南岛。这是苏东坡的三个流放之地，这三个地方的流放时间是9年11个月，他的从政生涯一共是33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被流放，三次流放一次比一次远。他的人生可谓坎坷。
苏东坡德才兼备，正直耿言，敢说话，不管是新党还是旧党执政，他都直言不讳，他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苏东坡爱百姓，在当地方官时一心为地方谋长远利益，到处都留下了他的政绩佳话。我们老师一般不用“天才”去夸学生，但心里是承认有天才的，苏东坡就是天才。他不仅从政，而且在古文、诗词、书画上都登峰造极。北宋有这样的传说，相传他出生的那天晚上，一夜之间附近的彭老山上草木全部枯死，古人认为一个特别灵秀的人降生以后，天地、山川的灵气都凝聚在他的身上，所以草木就枯死了。66年以后，苏东坡在常州去世，他去世的那天晚上，彭老山上的草木又返青了，因为他的灵气又返还了山川草木。总而言之，他就是一个德才兼备的人。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人生却非常坎坷，44岁被朝廷判为“政治犯”，有人想置他于死地，后来有人把他救出来，还是被流放。当时他的人生落差非常大，委屈感、失落感非常重。
不要相信有些学者的话，说苏东坡在逆境中一切都无所谓，很旷达。他刚到黄州的时候，半年不出来见人，白天躲在寺庙里，黄昏时才到江边散散步。苏东坡对于我们后代读者，最有意义的就是他在逆境中写的作品。他到黄州以后经济上很拮据。黄州官府借给他一块地，他在那边开了荒，盖了房子，自己取了一个号叫“东坡居士”。他虽然出生农家，但从小没有种过地，所以他种这块地很吃力，第一年种大麦，第二年改种水稻，种的粮食不够全家人吃。我是苏东坡的异代粉丝，我每次读东坡的作品，都感到深深的遗憾。我想我要是会穿越到北宋就好了，就可以奔赴黄州当志愿者，因为我的人生第一专业就是“水稻栽培”。我可以去帮他种水稻，可惜我没有穿越成功。 东坡47岁那年，朋友好心劝他，你靠这块荒地是不行的，不如把家里的东西变卖了，去买一块肥沃的地来种，东坡一听觉得很有道理，欣然同意。两个朋友陪东坡到沙湖去看地、去相田。我拼命找材料想研究苏东坡为什么没有买成那块地，但是史料不够，没有研究成功。但是，此行催生了一首诗，就是我们都熟悉的《定风波》。写作背景是东坡47岁那年的三月初七，天气阴沉，苏东坡担心可能会刮风下雨，让家里的书童带着雨具在路上等，但小伙子跑得太快，一下子不知道跑哪里去了，苏东坡和他的两个朋友，年近半百，本来想走到半路会有人在那里等，没想到刚出家门没多远，就刮风下雨了，斜风细雨把衣服淋湿了，两个朋友都焦慮不安。只有东坡，尽管衣服也潮湿了，尽管地上也泥泞湿滑，但是他不忧不虑，坚定沉着地慢慢往前走。
路上滑，苏东坡找来一根竹竿当拐杖，边走边吟诗：“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当东坡写下这首词的时候，他心里多半在想，我政治上的大风大雨都经历过了，自然界的斜风细雨又能奈我何？请问这首词是写苏东坡47岁那年去相田时遇到的风雨吗？当然是，但仅仅是写自然界的斜风细雨吗？当然不是！他写的是人生途中的风风雨雨。我们常常把人生中的坎坷、逆境比作风雨，多坎坷的人生就是风雨人生，我坚定地认为，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又不是命运的宠儿，或迟或早，在人生中总会遇到一些逆境和坎坷。
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说，莫老师，我这一生都是一帆风顺。我说你小心哦，你的坎坷还在后面呢，迟来的不如早来的好哦。关键是当我们碰到这些坎坷的时候，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是最重要的。我很遗憾地看到，现在的一些年轻朋友，稍不如意，稍稍碰到一些坎坷，就沮丧了，消极了，放弃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习苏东坡，他一辈子碰到那么多的坎坷，也走过来了，儋州的流放，对东坡的生理上也是严重的摧残。从海南岛回来的时候，他面如土色，头发也很稀少，但是他心理上的健康是永远无法摧毁的，他依然从容、潇洒、坚定。这样一个人物对我们后代有巨大的贡献。我本人当了十年知青，没有放弃，是因为我比较早读到了这些古典诗词，你再委屈，再失落，能比得上苏东坡吗？德才兼备的人都有这样多的坎坷，你一个普通人有一点坎坷有什么了不起呢？
所以我坚定地认为，古典诗词最大的价值在于提升人的境界，在处世待人，判断幸福感、美感上多了一个范本，读了之后让我们更加从容、坚定、宽容，经得住风雨。“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希望在座的老师们能启发引导学生多读课外书，只读课本只能成为考试的机器。我强调读经典，并非指不读其他书，“开卷有益”嘛，但经典是最有价值的，它蕴含着宝贵的人生观，一代代读者已经证明了这个道理，所以老师们一定要引导学生读经典。
（根据录音整理，经作者审阅后刊发）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栏目责编：周 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