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特色的“天人合一”思想，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并体现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仅将在中国文化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天人合一”思想理解为儒家一家之言，显然有失偏颇。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为主干的，以“道”、“佛”为两翼的三维结构。三维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也使中国人特有的整体性、适度与执中、对立与统一、直觉与体悟、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相统一的思维方式逐渐稳固并传承下来。同样，理解“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价值也不能局限于仅仅将其视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救世哲学，而还应该立足于时代，思考其对现代理性思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关联性。
关键词：
“天人合一”；三维解读；思维方式；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3）05004506
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天人合一”思想包涵着极其丰富的内涵，体现着古人追求、实现理想的价值目标，以至于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当人们面对日益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的时候，人们便开始反思这一古老命题，试图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中去寻求“救世之道” 。“当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可能直接解决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生态’问题。但是，‘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哲学命题、一种思维模式，认为不能把‘天’、‘人’分成两截，而应把‘天’、‘人’看成是相即不离的一体，‘天’和‘人’存在着内在的相通关系，无疑会对从哲学思想上为解决‘天’、‘人’关系、解决当前存在的严重‘生态’问题提供一有积极意义的合理思路。”[1]诚然，“天人合一”思想对于我们认识和解决生态危机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然而，“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特色，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文化走向、价值观念、修养境界、审美追求、伦理道德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它不仅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更体现为一种思维方式，如果把它仅仅停留在现代意义的理解上，那就远不能全面把握“天人合一”思想的精髓。因此，从思维方式角度来审视，才是其博大、传承至今的原因之所在；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探析“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更能体现其现代价值和意义。
一、“天人合一”思想的三维解读
“天人合一”思想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仅仅将“天人合一”思想理解为儒家一家之言，显然是不全面的。尽管中国传统文化的三维结构是以“儒”为主干的，但是其三维结构的两翼——“道”、“佛”也对“天人合一”思想作了不同的解释。因此，全面理解“天人合一”思想的内涵就应该联系“儒”、“道”、“佛”对它不同的解释，并赋予它新的时代意义。
“天人合一”思想可以追溯到殷周时期，《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殷人把神看成是天地一切的主宰，凡事求卜，这实际上是一种原始的蒙昧崇拜人神关系。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学派建立了各自的天人观，其中，儒家学派的天人观构成了“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脉。《孟子·尽心上》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天人合一”在孟子这里更加强调的是人性，人性是以天为本的。在这里，孟子不仅把道德赋予天，而且还以道德之天作为人伦道德的根本依据。有如《孟子》所云“尽心、养性、修身”以至“事天、立命者”；《中庸》所云“尽其性”以至“与天地参”。到了汉代，董仲舒又在前人的基础上建立了“天人感应”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如他在《春秋繁露·阳明义》中所云“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到了宋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三维结构已经基本形成，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进一步成熟，虽然宋明理学“天人合一”思想和张载“天人合一”观都源自于孟子的天人观，但是他们以及“二程”的理论都对孟子和董仲舒的“天人”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主要是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并且将博爱思想引入其中，在此基础上肯定了天道与人道的同一。朱熹又将天理、人欲发展到极端，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圣人境界。
纵观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发展，可以看出， “天人合一”思想作为儒家的核心概念和所追求的境域意蕴深远。“天人合一”的“天”可以归纳为：“一指最高主宰，二指广大自然，三指最高原理。”[2]显然，儒家的“天”具有道德的含义，也就是道德之天。“合一”也就是“统一”，是指双方相互联系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当然“合”不是简单的“天”、“人”相加，而是一种整体的概念，或者是超越这种简单相加之和。
道家在论述“天人合一”思想时更加注重天、地、人三者的统一。老庄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同于孔孟，道家思想中的“天”不像儒家包含强烈的人伦道德的色彩，它指的就是万物之自然，强调的是“无为”，即贬抑人为，强调不要以人灭天，要“无为而治”，即听任万物之自然。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是自然而然的意思，在道家看来，“道”就是最高的法则和原则，人能顺应“道”，顺应万物之自然就是无为。他要求人们放下一切私欲，做到一切皆顺其自然。《庄子·齐物论》中主张“天地与我并存，而万物与我为一”，在道家看来，人即是自然，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时，他们还强调要通过修炼的方法使人的“精气神”与宇宙的“精气神”相互沟通和融合，达到天人合一。可见道家的“天人合一”更多地在于强调人的精神境界，因此，道家的“天人合一”也同时具有了深厚的审美意蕴在其中。
中国化的佛教也讲与宇宙融通，但是，其思想与儒、道有明显不同。“佛家期于‘成佛’，儒家期于‘成己’，亦曰‘成己、成物’，亦即后世俗语所云‘作人’。”[3]儒家讲“天”的时候从不离开人，其根本的立足点和最终的归结都在人身上。而佛家则完全相反，佛教的“天”是与人的世界相对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完全没有人世间一切苦难的清净境界，佛家讲的“天”总是超越人的立场，不会归结到人自身，而是归结到成佛——脱离人世苦难的清净极乐世界。如果说儒家讲“天”是为了积极的入世，那么佛家讲“天”则完全为了要慎行于当世，是一种立足当世以求出世或者消极地入世的人生态度。由此可以看出，佛教的这种思想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生活，也否定了现实生活的积极价值。按照佛教的观点，世间皆苦，生活是痛苦，而且整个人生就是痛苦，甚至生命或存在本身就是痛苦。人生要摆脱这些痛苦，必须超越“三界”，立足于当世，在人间修行，这样才能按照功德大小进入天国，达到天人合一。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完全是与现实对立的，是一切皆空的功德大圆满的“天人合一”境界。 “天人合一”思想的内涵不是单一的，而是在一条主线的基础上，涵盖了很多方面的丰富内涵。尽管儒、道、佛对“天人合一”思想都做了不同的解释，但是，不同的时代所具有的丰富内涵长期沉淀下来成为文化的传统特色，综合儒、道、佛的思想，“天人合一”思想的思辨色彩更加浓厚，这种古人看待人与天之间关系的基本态度也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以及生活方式。
二、“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
“文化问题，体现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就是思维方式的问题。不同的文明形态，其实就是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凝结。”[4] “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和中国文化的特色，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随着文化的沉淀，形成相对稳固的思维模式。反过来，这种相对稳定的思维方式又会对民族文化的塑构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从而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也就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和基本精神的集中体现。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描述。
（一）整体性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合”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整体性思维模式。古人提出了天、地、人合为一体，不可分离的生存境域，并由此提出人的价值目标也是注重整体的。在古代社会，由于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模糊的，由模糊产生整体的印象，导致人们习惯于整体的直觉和感性的推理，所以必然从模糊的整体上来把握世界。尽管这种模糊的思维方式会导致不注重严密的逻辑推理，但是它把世界理解成相互联系和变化发展的整体，也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思想。“天人合一”就是从整体的角度来追求天与人的合一，如有学者指出：“在传统哲学中，儒道两家都主张‘天人合一’，道家倾向于把人自然化，儒家倾向于把自然人化，但他们都认为，人和自然是一气相通的。这种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观念反映在思维中就形成了整体性思维的特征。”[5]这种整体性思维看到了天地万物存在的相互联系，看到了“合”是万物存在的法则，并要求人们按照这种法则行事，由此形成“天人合一”。从宏观上看到事物的联系，把握其整体性，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事物有积极作用，这种从宏观整体角度来看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思维方式无疑也有其合理性，但是与西方的“主客二分”原则相比有其明显的缺陷，其主要表现为因片面强调整体性、全面性所导致的模糊性与笼统性，以致对事物的多样性、具体的个性差异的把握显得无能为力，这种思维方式也是导致中国自然科学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整体性思维方式有其积极的合理因素，但是，同时应该注重与“主客二分”原则合一，由此促进传统思维方式向现代思维方式转型，进而形成新的思维格局。
（二）适度、执中的思维方式
《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者也，天下之大本；和者也，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齐焉。”这里的“中”是指无所谓“过分”或“不及”，也就是适度、执中的意思，由“中”到“和”或“合”，“和”来自“中”，“中”是“和”所必需。同样，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也暗含了一种顺其自然的不超越、不违背的适度原则。而佛教的人世间皆苦，主张在世间修行逐渐“顿悟”，从而脱离苦海的消极的入世思想中也含有某种程度的“度”的原则，这里的“顿悟”就需要达到某种“度”才能实现。综合儒、道、佛天人观，它们的“天人合一”都是通过“度”来达到“合一”的，适度、执中虽然在《中庸》中得到更多的阐释，但是，“天人合一”本身也正是适度、执中的结果，适度、执中是达到“天人合一”的途径，反映在思维方式上，“天人合一”思想体现着更多的适度、执中的思维方式。
（三）对立与统一的辩证思维方式
虽然“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主客合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天人合一”完全否认了“主客二分”，只不过这种“合一”是在“二分”的基础上的“合一”。无论是儒家的天、地、人，还是道家的“道”与“自然”，或是佛教的“人世”与“西方极乐世界”，很显然，它们已将人、天、地首先区分开来，只不过这种区分显得直观和浅显。由此，从认识论角度看，“主客二分”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应有之义，“天人合一”内在地包含了“主客二分”。但是这种直观和浅显的“主客二分”只是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而不是归宿，“主客合一”才是“天人合一”的最终归宿。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在对立中把握统一的思维方式也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思维因素，同样，“天人合一”思想以整体性思维方式和以运动、变化、发展的方式来观察世界和解释世界，也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思维因素，只不过由于某种缺陷的制约，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这种辩证思维没有进一步发展起来。比如《老子》中的“道”即规律之意，它既是世界统一的原理，又是世界的发展原理，同时这个最高的哲学范畴的“道”是不变的，因而是静止的，由此又引出了静生动的结论。又如《道德经》中说：“道乃久”，“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同样，大量的佛教教义，比如“三谛”中“一切种智”所强调的“既看到事物之别相，又看到事物之总相”[6]以及“三界唯心”思想中的某些理性思维都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思维方式，这为佛家思想的发展和认识“人”与“天”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尽管佛家讲的“天”往往被认为是其后世，但是达到这种解脱却要投身于世间，以在世间达到本质上的变革来使这一矛盾得到解决。由此，如果说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那么，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哲学基础和文化渊源。因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这种没有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朴素的辩证思维方式，千年以来一直昭示着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的关系，而正是由于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才在后世哲学那里产生着深远影响。
（四）直觉与体悟思维方式
直觉与体悟的思维方式贯穿于中国传统思维始终。直觉是“主体自身通过潜意识的活动，对知识经验进行加工，并跃过严格逻辑证明而产生的突发式直接把握客体对象的思维过程”[7]。中国化佛教里的“观”、“照”、“证”、“悟”就是一种直觉思维方式。体悟也是指越过逻辑思维，凭借经验和知识，领悟认知事物的思维过程。中国古代诗词所表达的意境和蕴义大多要靠直觉和体悟来体味，如果说“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是一种直觉思维景象或意境，那么“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中的“此中有真意”就是一种体悟到的结果。尽管直觉与体悟思维方式伴随着人类早期的劳动与实践而产生，但是，正是这种思维方式构成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天人合一”思想又使其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升华，以至于“天人合一”思想乃至于中国传统思维都以直觉和体悟为主要特征。古人对“天”、“人”的认识都具有直觉和体悟的因素，也就是说人们依靠经验和知识，借助于模糊性思维或非逻辑证明的直觉和体悟，从总体或整体上把握对象，领会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达到主体客体的融合，从而构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框架，反过来，“天人合一”思想的形成又使直觉、体悟思维方式进一步得到稳固，以至于千年来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并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思维的主要特征。而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直觉与体悟思维方式的发展使得它的缺陷日益暴露，而正是这些缺陷呼唤并促使理性思辨的出现与发展来弥补其缺陷和不足。 （五）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相统一的思维方式
无论儒、道、佛的天人观是怎样达到“天人合一”的，它们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在认识了天、地、人关系的基础上达到的“合一”。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这里的“天命”就是自然（即天、地、人）规律，“知天命”就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孟子·尽心上》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将对人自身的认识和对自然的认识统一在一起。《道德经》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一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从中不难看出老子认为人与自然本是同根，但是它们又各自具有各自的发展规律，也就是各行其“道”。佛教认为人世间皆苦，要达到“合一”就要在人世间修行，这种不脱离人世而最终达到的“顿悟”的境界，很明显就是一种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的统一过程。长期以来，这种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相统一的思维方式指导着中国人在面对不同的人生境遇时能正确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并作出选择。
三、“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价值
在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不仅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思想的基本模式。中国人的世界观、伦理观、价值观甚至审美观，都是建立在这种天与人的和谐的基础之上。现代人在理解“天人合一”思想的时候，大多是阐述其人与自然和谐方面的内容，并试图以此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严重的生态危机，这当然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切入点。但是，正如学者指出：“现代社会的生态文明严格意义上讲不是从‘天人合一’开始的。”[8]所以，仅从当今生态危机的角度来挖掘“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价值就好比仅从儒家一家之言来理解其涵义一样，难免具有片面性。因此，紧跟时代，结合中国实际来审视“天人合一”思想，其现代价值和意义更强。
（一）“天人合一”思想是现代理性思辨的发展源点
尽管中国传统思维体现了中国特有的直觉和体悟的思维方式，但是这种具有模糊性的混沌的、对事物整体性的把握为主要形式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完全遏制或否定理性思辨的产生与发展。“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模式，表现为理论思维和生活、实践思维两个层面，两个层面相辅相成，但是，这种受制于理论思维的生活、实践思维仍然习惯于从整体角度来把握万物，而这种无序的思维强调整体性、全面性所导致的缺陷又急切呼唤着对事物的多样性、具体的个性差异的把握，从而达到“人”与“天”的融合。也就是说，“天人合一”思想这种整体性思维的深处蕴含着理性思辨的潜能，从而导致从整体性上把握世界的同时，又促使其以运动、变化、发展的方式来观察世界和解释世界，比如老子的“道”既是世界统一的原理，又是世界的发展原理，还是静生动的结论，即把世界看成一个联系、变化、发展的整体。同样，佛教教义“三谛”中认为的“事物之别相”、“万法之变化”尽管有浓厚的唯心色彩，但是都孕育着简单的思辨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人合一”思想不仅体现着中国特有的思维模式，而且也促进了理性思辨的形成和发展，并促使其与传统的整体性模糊性为特征的思维方式形成互补，共同促进现代思维方式的发展。
（二）“天人合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条件之一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根本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重要文化根基。“天人合一”思想所体现的整体性思维，在对立中把握统一，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适度、执中，直觉与体悟的传统思维方式无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浓厚的文化基础。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天人合一”思想所体现的思维方式，尤其是朴素的辩证思维成为马克思在中国发展的重要哲学基础和文化渊源，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同时，还赋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民族特色。这种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了浓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反过来，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这种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会向着科学的方向发展，并随着时代的进步拥有更科学的内涵。
（三）“天人合一”思想是和谐社会的认识之源
当今的生态环境危机往往促使人们试图从“天人合一”思想中寻求救世的理论依据。人与自然和谐，顺应自然当然是“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纵观“天人合一”思想的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人伦、道德、义理、博爱、友善的精神，正是这些精神构成了“天人合一”思想丰富深刻的内涵。千年来，这些精神以文化的形式深深沉淀、传承下来，进而稳固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之中。当今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求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都可以从“天人合一”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精神中找到渊源，从这个层面上讲，“天人合一”思想的“合一”与和谐社会的“和谐”不是简单的统一，而应该是社会的和谐广泛地包含着人伦、道德、义理、博爱、友善，甚至更多的丰富内涵，因此，“天人合一”思想是和谐社会的认识之源，并将“天人合一”的精神结合于时代，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意义。
（四）“天人合一”思想是可持续发展的指导原则
从表面看，“天人合一”思想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从深层次看，即说明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这就要求人要遵循顺应自然之道，即规律，才能达到二者“合一”。老子说的“道法自然”以及《孟子》所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等，都有“可行”、“适时”的要求，“天人合一”思想的这种不违自然之道的“合一”也就是要遵循自然规律，而不能违背规律，这样才能有所生存和发展，这种“合一”本身就包含着对适度的持久性和连续性状态的追求，而这正是可持续发展所要求和强调的。更进一步而言，如何不违自然之道，如何保持持久连续的“合一”便是当今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基于当今科学技术的水平上的一种更为主动积极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如果说“天人合一”思想是古人被动地顺应自然的一种简单的发展思想或模式，那么，可持续发展可以说是以“天人合一”思想为指导原则的、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积极的科学的发展模式。从这一层面来讲，“天人合一”的目的和归宿，也正是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可持续发展的持久性、连续性与“天人合一”思想在理论上是相通的，它们都认同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环境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础，人的生存、发展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社会各方面的协调紧密相关。可以说，“天人合一”思想至今仍对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可持续发展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参考文献：
[1]汤一介.论“天人合一”[J].中国哲学史，2005（2）：712.
[2]张岱年.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1）：18.
[3]梁漱溟.梁漱溟先生论儒佛道[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79.
[4]干春松.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五大主题[J].新东方，2010（72）：69.
[5]江东.对非逻辑思维方式的哲学反思[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1）：5761.
[6]聂琴.天人之际——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112.
[7]陈江风.天人合一：观念与华夏文化传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214215.
[8]张辉，侯翠瑛.现代视角下“天人合一”哲学思想[J].前沿，2010（12）：4749.
（编辑：刘仲秋）
关键词：
“天人合一”；三维解读；思维方式；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3）05004506
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天人合一”思想包涵着极其丰富的内涵，体现着古人追求、实现理想的价值目标，以至于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当人们面对日益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的时候，人们便开始反思这一古老命题，试图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中去寻求“救世之道” 。“当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可能直接解决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生态’问题。但是，‘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哲学命题、一种思维模式，认为不能把‘天’、‘人’分成两截，而应把‘天’、‘人’看成是相即不离的一体，‘天’和‘人’存在着内在的相通关系，无疑会对从哲学思想上为解决‘天’、‘人’关系、解决当前存在的严重‘生态’问题提供一有积极意义的合理思路。”[1]诚然，“天人合一”思想对于我们认识和解决生态危机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然而，“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特色，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文化走向、价值观念、修养境界、审美追求、伦理道德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它不仅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更体现为一种思维方式，如果把它仅仅停留在现代意义的理解上，那就远不能全面把握“天人合一”思想的精髓。因此，从思维方式角度来审视，才是其博大、传承至今的原因之所在；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探析“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更能体现其现代价值和意义。
一、“天人合一”思想的三维解读
“天人合一”思想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仅仅将“天人合一”思想理解为儒家一家之言，显然是不全面的。尽管中国传统文化的三维结构是以“儒”为主干的，但是其三维结构的两翼——“道”、“佛”也对“天人合一”思想作了不同的解释。因此，全面理解“天人合一”思想的内涵就应该联系“儒”、“道”、“佛”对它不同的解释，并赋予它新的时代意义。
“天人合一”思想可以追溯到殷周时期，《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殷人把神看成是天地一切的主宰，凡事求卜，这实际上是一种原始的蒙昧崇拜人神关系。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学派建立了各自的天人观，其中，儒家学派的天人观构成了“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脉。《孟子·尽心上》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天人合一”在孟子这里更加强调的是人性，人性是以天为本的。在这里，孟子不仅把道德赋予天，而且还以道德之天作为人伦道德的根本依据。有如《孟子》所云“尽心、养性、修身”以至“事天、立命者”；《中庸》所云“尽其性”以至“与天地参”。到了汉代，董仲舒又在前人的基础上建立了“天人感应”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如他在《春秋繁露·阳明义》中所云“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到了宋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三维结构已经基本形成，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进一步成熟，虽然宋明理学“天人合一”思想和张载“天人合一”观都源自于孟子的天人观，但是他们以及“二程”的理论都对孟子和董仲舒的“天人”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主要是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并且将博爱思想引入其中，在此基础上肯定了天道与人道的同一。朱熹又将天理、人欲发展到极端，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圣人境界。
纵观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发展，可以看出， “天人合一”思想作为儒家的核心概念和所追求的境域意蕴深远。“天人合一”的“天”可以归纳为：“一指最高主宰，二指广大自然，三指最高原理。”[2]显然，儒家的“天”具有道德的含义，也就是道德之天。“合一”也就是“统一”，是指双方相互联系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当然“合”不是简单的“天”、“人”相加，而是一种整体的概念，或者是超越这种简单相加之和。
道家在论述“天人合一”思想时更加注重天、地、人三者的统一。老庄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同于孔孟，道家思想中的“天”不像儒家包含强烈的人伦道德的色彩，它指的就是万物之自然，强调的是“无为”，即贬抑人为，强调不要以人灭天，要“无为而治”，即听任万物之自然。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是自然而然的意思，在道家看来，“道”就是最高的法则和原则，人能顺应“道”，顺应万物之自然就是无为。他要求人们放下一切私欲，做到一切皆顺其自然。《庄子·齐物论》中主张“天地与我并存，而万物与我为一”，在道家看来，人即是自然，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时，他们还强调要通过修炼的方法使人的“精气神”与宇宙的“精气神”相互沟通和融合，达到天人合一。可见道家的“天人合一”更多地在于强调人的精神境界，因此，道家的“天人合一”也同时具有了深厚的审美意蕴在其中。
中国化的佛教也讲与宇宙融通，但是，其思想与儒、道有明显不同。“佛家期于‘成佛’，儒家期于‘成己’，亦曰‘成己、成物’，亦即后世俗语所云‘作人’。”[3]儒家讲“天”的时候从不离开人，其根本的立足点和最终的归结都在人身上。而佛家则完全相反，佛教的“天”是与人的世界相对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完全没有人世间一切苦难的清净境界，佛家讲的“天”总是超越人的立场，不会归结到人自身，而是归结到成佛——脱离人世苦难的清净极乐世界。如果说儒家讲“天”是为了积极的入世，那么佛家讲“天”则完全为了要慎行于当世，是一种立足当世以求出世或者消极地入世的人生态度。由此可以看出，佛教的这种思想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生活，也否定了现实生活的积极价值。按照佛教的观点，世间皆苦，生活是痛苦，而且整个人生就是痛苦，甚至生命或存在本身就是痛苦。人生要摆脱这些痛苦，必须超越“三界”，立足于当世，在人间修行，这样才能按照功德大小进入天国，达到天人合一。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完全是与现实对立的，是一切皆空的功德大圆满的“天人合一”境界。 “天人合一”思想的内涵不是单一的，而是在一条主线的基础上，涵盖了很多方面的丰富内涵。尽管儒、道、佛对“天人合一”思想都做了不同的解释，但是，不同的时代所具有的丰富内涵长期沉淀下来成为文化的传统特色，综合儒、道、佛的思想，“天人合一”思想的思辨色彩更加浓厚，这种古人看待人与天之间关系的基本态度也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以及生活方式。
二、“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
“文化问题，体现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就是思维方式的问题。不同的文明形态，其实就是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凝结。”[4] “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和中国文化的特色，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随着文化的沉淀，形成相对稳固的思维模式。反过来，这种相对稳定的思维方式又会对民族文化的塑构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从而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也就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和基本精神的集中体现。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描述。
（一）整体性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合”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整体性思维模式。古人提出了天、地、人合为一体，不可分离的生存境域，并由此提出人的价值目标也是注重整体的。在古代社会，由于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模糊的，由模糊产生整体的印象，导致人们习惯于整体的直觉和感性的推理，所以必然从模糊的整体上来把握世界。尽管这种模糊的思维方式会导致不注重严密的逻辑推理，但是它把世界理解成相互联系和变化发展的整体，也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思想。“天人合一”就是从整体的角度来追求天与人的合一，如有学者指出：“在传统哲学中，儒道两家都主张‘天人合一’，道家倾向于把人自然化，儒家倾向于把自然人化，但他们都认为，人和自然是一气相通的。这种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观念反映在思维中就形成了整体性思维的特征。”[5]这种整体性思维看到了天地万物存在的相互联系，看到了“合”是万物存在的法则，并要求人们按照这种法则行事，由此形成“天人合一”。从宏观上看到事物的联系，把握其整体性，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事物有积极作用，这种从宏观整体角度来看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思维方式无疑也有其合理性，但是与西方的“主客二分”原则相比有其明显的缺陷，其主要表现为因片面强调整体性、全面性所导致的模糊性与笼统性，以致对事物的多样性、具体的个性差异的把握显得无能为力，这种思维方式也是导致中国自然科学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整体性思维方式有其积极的合理因素，但是，同时应该注重与“主客二分”原则合一，由此促进传统思维方式向现代思维方式转型，进而形成新的思维格局。
（二）适度、执中的思维方式
《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者也，天下之大本；和者也，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齐焉。”这里的“中”是指无所谓“过分”或“不及”，也就是适度、执中的意思，由“中”到“和”或“合”，“和”来自“中”，“中”是“和”所必需。同样，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也暗含了一种顺其自然的不超越、不违背的适度原则。而佛教的人世间皆苦，主张在世间修行逐渐“顿悟”，从而脱离苦海的消极的入世思想中也含有某种程度的“度”的原则，这里的“顿悟”就需要达到某种“度”才能实现。综合儒、道、佛天人观，它们的“天人合一”都是通过“度”来达到“合一”的，适度、执中虽然在《中庸》中得到更多的阐释，但是，“天人合一”本身也正是适度、执中的结果，适度、执中是达到“天人合一”的途径，反映在思维方式上，“天人合一”思想体现着更多的适度、执中的思维方式。
（三）对立与统一的辩证思维方式
虽然“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主客合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天人合一”完全否认了“主客二分”，只不过这种“合一”是在“二分”的基础上的“合一”。无论是儒家的天、地、人，还是道家的“道”与“自然”，或是佛教的“人世”与“西方极乐世界”，很显然，它们已将人、天、地首先区分开来，只不过这种区分显得直观和浅显。由此，从认识论角度看，“主客二分”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应有之义，“天人合一”内在地包含了“主客二分”。但是这种直观和浅显的“主客二分”只是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而不是归宿，“主客合一”才是“天人合一”的最终归宿。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在对立中把握统一的思维方式也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思维因素，同样，“天人合一”思想以整体性思维方式和以运动、变化、发展的方式来观察世界和解释世界，也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思维因素，只不过由于某种缺陷的制约，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这种辩证思维没有进一步发展起来。比如《老子》中的“道”即规律之意，它既是世界统一的原理，又是世界的发展原理，同时这个最高的哲学范畴的“道”是不变的，因而是静止的，由此又引出了静生动的结论。又如《道德经》中说：“道乃久”，“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同样，大量的佛教教义，比如“三谛”中“一切种智”所强调的“既看到事物之别相，又看到事物之总相”[6]以及“三界唯心”思想中的某些理性思维都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思维方式，这为佛家思想的发展和认识“人”与“天”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尽管佛家讲的“天”往往被认为是其后世，但是达到这种解脱却要投身于世间，以在世间达到本质上的变革来使这一矛盾得到解决。由此，如果说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那么，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哲学基础和文化渊源。因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这种没有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朴素的辩证思维方式，千年以来一直昭示着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的关系，而正是由于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才在后世哲学那里产生着深远影响。
（四）直觉与体悟思维方式
直觉与体悟的思维方式贯穿于中国传统思维始终。直觉是“主体自身通过潜意识的活动，对知识经验进行加工，并跃过严格逻辑证明而产生的突发式直接把握客体对象的思维过程”[7]。中国化佛教里的“观”、“照”、“证”、“悟”就是一种直觉思维方式。体悟也是指越过逻辑思维，凭借经验和知识，领悟认知事物的思维过程。中国古代诗词所表达的意境和蕴义大多要靠直觉和体悟来体味，如果说“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是一种直觉思维景象或意境，那么“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中的“此中有真意”就是一种体悟到的结果。尽管直觉与体悟思维方式伴随着人类早期的劳动与实践而产生，但是，正是这种思维方式构成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天人合一”思想又使其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升华，以至于“天人合一”思想乃至于中国传统思维都以直觉和体悟为主要特征。古人对“天”、“人”的认识都具有直觉和体悟的因素，也就是说人们依靠经验和知识，借助于模糊性思维或非逻辑证明的直觉和体悟，从总体或整体上把握对象，领会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达到主体客体的融合，从而构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框架，反过来，“天人合一”思想的形成又使直觉、体悟思维方式进一步得到稳固，以至于千年来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并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思维的主要特征。而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直觉与体悟思维方式的发展使得它的缺陷日益暴露，而正是这些缺陷呼唤并促使理性思辨的出现与发展来弥补其缺陷和不足。 （五）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相统一的思维方式
无论儒、道、佛的天人观是怎样达到“天人合一”的，它们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在认识了天、地、人关系的基础上达到的“合一”。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这里的“天命”就是自然（即天、地、人）规律，“知天命”就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孟子·尽心上》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将对人自身的认识和对自然的认识统一在一起。《道德经》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一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从中不难看出老子认为人与自然本是同根，但是它们又各自具有各自的发展规律，也就是各行其“道”。佛教认为人世间皆苦，要达到“合一”就要在人世间修行，这种不脱离人世而最终达到的“顿悟”的境界，很明显就是一种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的统一过程。长期以来，这种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相统一的思维方式指导着中国人在面对不同的人生境遇时能正确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并作出选择。
三、“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价值
在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不仅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思想的基本模式。中国人的世界观、伦理观、价值观甚至审美观，都是建立在这种天与人的和谐的基础之上。现代人在理解“天人合一”思想的时候，大多是阐述其人与自然和谐方面的内容，并试图以此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严重的生态危机，这当然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切入点。但是，正如学者指出：“现代社会的生态文明严格意义上讲不是从‘天人合一’开始的。”[8]所以，仅从当今生态危机的角度来挖掘“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价值就好比仅从儒家一家之言来理解其涵义一样，难免具有片面性。因此，紧跟时代，结合中国实际来审视“天人合一”思想，其现代价值和意义更强。
（一）“天人合一”思想是现代理性思辨的发展源点
尽管中国传统思维体现了中国特有的直觉和体悟的思维方式，但是这种具有模糊性的混沌的、对事物整体性的把握为主要形式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完全遏制或否定理性思辨的产生与发展。“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模式，表现为理论思维和生活、实践思维两个层面，两个层面相辅相成，但是，这种受制于理论思维的生活、实践思维仍然习惯于从整体角度来把握万物，而这种无序的思维强调整体性、全面性所导致的缺陷又急切呼唤着对事物的多样性、具体的个性差异的把握，从而达到“人”与“天”的融合。也就是说，“天人合一”思想这种整体性思维的深处蕴含着理性思辨的潜能，从而导致从整体性上把握世界的同时，又促使其以运动、变化、发展的方式来观察世界和解释世界，比如老子的“道”既是世界统一的原理，又是世界的发展原理，还是静生动的结论，即把世界看成一个联系、变化、发展的整体。同样，佛教教义“三谛”中认为的“事物之别相”、“万法之变化”尽管有浓厚的唯心色彩，但是都孕育着简单的思辨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人合一”思想不仅体现着中国特有的思维模式，而且也促进了理性思辨的形成和发展，并促使其与传统的整体性模糊性为特征的思维方式形成互补，共同促进现代思维方式的发展。
（二）“天人合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条件之一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根本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重要文化根基。“天人合一”思想所体现的整体性思维，在对立中把握统一，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适度、执中，直觉与体悟的传统思维方式无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浓厚的文化基础。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天人合一”思想所体现的思维方式，尤其是朴素的辩证思维成为马克思在中国发展的重要哲学基础和文化渊源，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同时，还赋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民族特色。这种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了浓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反过来，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这种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会向着科学的方向发展，并随着时代的进步拥有更科学的内涵。
（三）“天人合一”思想是和谐社会的认识之源
当今的生态环境危机往往促使人们试图从“天人合一”思想中寻求救世的理论依据。人与自然和谐，顺应自然当然是“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纵观“天人合一”思想的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人伦、道德、义理、博爱、友善的精神，正是这些精神构成了“天人合一”思想丰富深刻的内涵。千年来，这些精神以文化的形式深深沉淀、传承下来，进而稳固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之中。当今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求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都可以从“天人合一”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精神中找到渊源，从这个层面上讲，“天人合一”思想的“合一”与和谐社会的“和谐”不是简单的统一，而应该是社会的和谐广泛地包含着人伦、道德、义理、博爱、友善，甚至更多的丰富内涵，因此，“天人合一”思想是和谐社会的认识之源，并将“天人合一”的精神结合于时代，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意义。
（四）“天人合一”思想是可持续发展的指导原则
从表面看，“天人合一”思想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从深层次看，即说明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这就要求人要遵循顺应自然之道，即规律，才能达到二者“合一”。老子说的“道法自然”以及《孟子》所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等，都有“可行”、“适时”的要求，“天人合一”思想的这种不违自然之道的“合一”也就是要遵循自然规律，而不能违背规律，这样才能有所生存和发展，这种“合一”本身就包含着对适度的持久性和连续性状态的追求，而这正是可持续发展所要求和强调的。更进一步而言，如何不违自然之道，如何保持持久连续的“合一”便是当今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基于当今科学技术的水平上的一种更为主动积极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如果说“天人合一”思想是古人被动地顺应自然的一种简单的发展思想或模式，那么，可持续发展可以说是以“天人合一”思想为指导原则的、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积极的科学的发展模式。从这一层面来讲，“天人合一”的目的和归宿，也正是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可持续发展的持久性、连续性与“天人合一”思想在理论上是相通的，它们都认同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环境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础，人的生存、发展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社会各方面的协调紧密相关。可以说，“天人合一”思想至今仍对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可持续发展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参考文献：
[1]汤一介.论“天人合一”[J].中国哲学史，2005（2）：712.
[2]张岱年.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1）：18.
[3]梁漱溟.梁漱溟先生论儒佛道[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79.
[4]干春松.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五大主题[J].新东方，2010（72）：69.
[5]江东.对非逻辑思维方式的哲学反思[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1）：5761.
[6]聂琴.天人之际——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112.
[7]陈江风.天人合一：观念与华夏文化传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214215.
[8]张辉，侯翠瑛.现代视角下“天人合一”哲学思想[J].前沿，2010（12）：4749.
（编辑：刘仲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