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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老板很少克扣工人工资，社会治安又好，外来劳工还被尊称为新居民，这么善待外来劳工，还闹“用工荒”，那我们就不能小看“用工荒”现象了。
3月中旬，嘉兴市经贸委官员兴奋地向媒体“爆料”：2010年嘉兴市工业开门拉出了一根漂亮的“大阳线”，一二月份工业总产值达到613.4亿元，同比增长44.6％，比金融危机前的2008年同期增长25.6％，纺织、服装、皮革、造纸、化工、化纤、建材、通用设备、电气机械、电子通信十大行业全线飘红，产销率高达97.35％。
开年的红火，让嘉兴的企业主们脸上露出久违的愉悦之情，但措手不及的“用工荒”又让很多企业主面露难色，面对漂洋过海前来的外贸“大单长单”，扼腕叹息。来自嘉兴市劳动保障局的数字显示，嘉兴劳动力缺口9.5万人。对比当地拥有100多万外来劳动力这个“分母”，嘉兴市经贸委官员对记者表示：“嘉兴没有出现大范围用工荒现象。”
与东部其他沿海工业发达城市比起来，嘉兴的“用工荒”程度确属“中度”。比如广州，用工总量为683万人，缺工15万人，嘉兴比广州缺工率更高。但和佛山相比，嘉兴的情况还要好一些：佛山劳动力缺口28.3万人，劳动力供求比是1:3，而嘉兴是1:2。“嘉興老板很少克扣工人工资，社会治安又好，外来劳工还被尊称为新居民，这么善待外来劳工，还闹‘用工荒’，那我们就不能小看‘用工荒’现象了。”《嘉兴日报》一位同行如是说。
因此，透过嘉兴来解剖“用工荒”现象有其独特的样本价值。
“政府感情用事”
“人员流动有规律性，根本原因是人家不需要到这边来了，东部的房价高，人家几个月薪水买不到一平方米，没办法安家，不能老是住在城市边缘的小屋里，社会尊重也没有吧?而且西部和东部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同质化，对东部来说，这些行业可能慢慢就没有了。”费晓波，某外资集团副总经理，他是不赞成“用工荒”这种论述的，“本质上这是一个产业调整问题。”
根据嘉兴市统计局2008年的调查，嘉兴57.8％的“新居民”居住在厨卫设施不齐全的房屋，居住在工棚、简易房的有7.8％，居住在车库的有2.0％，只有28.4％的“新居民”居住在厨卫设施齐全的房屋里，“新居民”的居住条件直接影响了生活质量的提高。再加上每周平均上班6.4天，每天10小时，他们根本没有时间、精力过业余生活，76.7％的“新居民”业余时间以看电视打发，过着低质量的生活。
因此，看到嘉兴市各级政府组织上百家企业到西部去招工，费晓波直呼不妥。“这种忙政府帮不来，招来的人在工作当中出现不能被企业接受的情况以及不能完全适应公司的要求被公司方辞退时，劳动者往往会责备当时的组织者——政府。”他说，招工是企业微观管理的事情，是一种市场行为，行政干预只会帮倒忙。一方政府出于对产业空心化的担忧，或者出于维护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诉求，不甘坐视“用工荒”阻挡经济复苏，跳到第一线帮企业招工，这是“政府感情用事”。
记者拿到嘉兴市经贸委刚刚发布的一份报告——《春节后企业用工情况分析》，对于“企业招工难的原因”，这份报告给出了理性的分析——
“从大范围来看，由于全球经济逐步复苏，我国中西部地区大开发步伐的加快，各地经济都得到快速发展，企业用工量增大，使农民工就业空间的选择上更为灵活多变，劳动力资源呈多方向、多区域流动趋势，原来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集中流动的劳动力转向全国范围。2008年危机发生后，原劳动力输出大省当地政府非常重视返乡农民工安置工作，积极鼓励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吸纳了大量本地劳动力。其次，由于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相继出台取消农业税等重大政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增强了农民工在家安心务农的信心。再次，危机发生时，部分企业采用裁员减薪措施应对危机，极大挫伤了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积极性。”
“从我市出现招工难的企业来看，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低的行业，如纺织服装业。这些企业招工难的原因，一是工资待遇偏低，用工缺乏吸引力。我市纺织服装企业基本月工资一般为1200～1500元，大部分企业低于1500元。我市与周边城市湖州、台州、昆山等地相比，平均月工资相差200－300元。二是劳动强度大，月收入工资超过2000元的熟练工，日平均工作时间达8至10小时。三是工作环境差，纺织企业一般噪音较大，正如一位纺织业主所言，许多员工要离开企业，是因为受不了织机的噪声。四是用工不规范，权益难以保障。这类企业由于人员流动性大，个别企业主法律意识淡薄，存在不与外来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随意延长劳动时间等行为，容易使员工产生抵触情绪。”
面对这样的“原因”，政府出头去帮企业招工，其弊端不言而喻。事实上，这份“官方答案”也间接呼应了费晓波的呼吁：让企业自己解决企业招工难问题。“企业自己考虑，要不要减少生产规模，要不要转型，行政干预只能是一种负的服务。”费晓波说。
“质”的复苏仍稀罕
嘉兴拥有一镇一品的产业格局，其下辖的桐乡县濮院镇是中国最大的羊毛衫生产基地。今年春节一过，濮院就出现了大面积“用工荒”，羊毛衫企业劳动力缺口近50％，3000多家毛衫企业为招不到足够的工人而发愁，用工短缺问题以及日益看涨的薪酬，已成为这些赚取微薄代工费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一块“心病”，但“量”的复苏依然刺激着产能扩张的冲动。
“主要缺操作工，工种重，时间长，工资待遇不太高。”濮院羊毛衫技术学校校长刘斌功介绍说，从去年末到现在，该校只培训了100来人，而往年这个数字是800～1000人，“来学的人少了”。刘斌功还发现一个新变化，现在很多男生都喜欢学习一项“套口活”技术，5年前只有12％的男生愿意学习这项技术，现在是80％，“干活轻松，月薪3000元左右”，这说明“新学员在转型”。
在刘斌功看来，濮院羊毛衫行业操作工短缺原因有三：一是企业老员工转型当电脑操作工了，由此空出一部分岗位；二是全国羊毛衫工厂遍地开花，一部分转移到其他区域去了；三是从其他行业转型来的人，需要培训才能上岗，但要交学费，他们不愿意学，没进工厂，没进培训学校，又走了。这表明，“量”的复苏面临着严峻挑战。事实上，整个嘉兴“用工荒”，以技能型岗位缺口为主，达到6.8万人。
岳姚祥是嘉兴成功企业家的代表之一，他当兵、打工、辞职、下海，也是产业转型的先行者，从传统皮衣到时装，从家私项目到高科技项目，经历过转型之痛。在金融危机前生产及销售形势大好之时，他就积极寻找新项目，高科技项目，“完全不同于目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那时他已经意识到，嘉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 “主要在于人力成本低”，但这“隐藏着危险”。
“最大的难关就是，对于劳动密集型、外向型的企业来说，今后没有那么好的环境提供给我们了。首先，人民币升值，等于去掉了企业近15％的利润。其次，国家出口退税率调低，又去掉了8％的利润。再加上新《劳动法》施行，对我们蒙努这样有着上万名劳动力的企业来说，每年仅用人成本就将增加3000万元。”可惜的是，岳姚祥这些理性的思考，对嘉兴企业主们来说仿佛天方夜谭，面对雪花飞纷一般飘来的外贸“大单长单”，大家还是乐于增加生产线，扩大产能。
面对“用工荒”这个现实壁垒，濮院羊毛衫企业兴起了技改热潮，“以高科技设备来取代传统的人工”。以浙江利仕织造有限公司为例，它一年产量接近250万件，采用传统手摇横机，“最起码得有七八百人，每天工作12小时，还得确保不请假，才能消化完。”但去年以来，这家公司投入1亿多，引进200多台电脑横机，用工一下子缩减了3／4。虽然“一台进口电脑横机就等于一辆奥迪车”，但面对“用工荒”，濮院羊毛衫企业主一个个豁出去了，今年已进口电脑横机900多台。技改的主要目的便是“保产能”。
刘斌功告诉记者，当前“用工荒”对嘉兴企业主们搞产业升级“有很大启发”：“老板们头脑很清晰了，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未来用工更加荒，越来越紧缺。想生存必须创新，打造品牌。光想着眼前，怕亏本，不给员工交保险、福利，这种企业办不下来了。3～5年内，嘉兴一定有一大部分企业靠产业升级和转型发展壮大。”在嘉兴市经贸委，记者也听到一个事实：当前，订单越来越向规模型企业集中。如此下去，“低、散、小”型企业将逐渐被淘汰出局。
这就不难理解，当地媒体会把濮院技改与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产业结构的调整相提并论。“用工荒”的背后，濮院正在上演一场洗牌大戏，那些因为人工不足无法接单的企业，或者不能满足下订单者的需求的企业，将慢慢失去客户的耐心和信任。“保产能”实际上就是保订单，保生存。因此，“用工荒”直接导致了濮院技改的热潮。问题是，紧缺的财力用于进口昂贵的设备，过分注重“保产能”，使得不少企业没有能力去创新，去做品牌，只能继续做一头任劳任怨的“代工牛”。在这些企业，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之路的时间表就这样慢下来了。
涨薪，这是必须的
从产业结构看，那些高耗能、低利润、员工收入低的行业，成为招工难的多发区。技改固然是应对“用工荒”的一个有效法宝，但纺织、服装、皮革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很多环节根本没有办法用机器来代替人力。
“随着用工荒现象的出现，表明我市低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正在消失，企业必然会采取提高工资待遇等方式，来增强用工吸引力，企业用工生产成本必将增加，而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纺织服装业，因其附加值低，已开始不再适应现代产业发展要求了。”嘉兴市经贸委这个判断，正如费晓波所言，一些行业会慢慢从嘉兴消失，“20年前上海也是中国纺织重镇，后来一样转移出去了。”
不过，当下大多嘉兴企业主们可无心做这些战略思考，他们着急的是，那些空缺的劳动力从哪里来?嘉兴市经贸委也给企业出了“四策”，一是提高工资待遇，增加用工吸引力，“引进外来劳动力，解决用工短缺的关键是提高职工工资待遇”；二是保障民工合法权益，“改变短期用工行为”；三是调整用工条件，适当降低在年龄、性别、技能、经验等方面要求，扩大用工范围；四是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对员工要实行人性化关爱和贴心式管理”。
记者调查发现，“涨工资”这一招已经被嘉兴企业普遍接受。而且，从4月1日开始，浙江省将最低月工资标准调整为1100元、980元、900元、800元四档，非全日制工作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调整为9.0元、8.0元、7.3元、6.5元四档。其实，江苏省率先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后，北京、上海、广东等地也相继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用工荒”直接刺激了劳动成本的上升。嘉兴企业家岳姚祥的经验是，“一个企业要做好，员工待遇要高于社会，生产成本要低于社会，质量要好于标准”，这一轮，嘉兴企业主基本上都在原有月薪上加了300元左右。
涨薪对企业压力到底有多大?从嘉兴企业家周国建公布的数字来看，最景气的2007年他的企业销售收入是20亿，利润1亿元，纯利润率是5％。不过拥有这么大产值的一家服装企业，它用工一般都是几千上万名，每人一个月涨300元，一年下来就是几千万，将吃掉企业几分之一的利润。这就是为何不到“用工荒”企业主不愿主动加薪，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利润率太薄了。代工如此辛苦，为何不走品牌路线?周国建说出了一个事实：服装品牌，这不是一个企业的问题，甚至和国家整体实力有关。换言之，只有国民整体消费水平到位，才会诞生一批国内名牌。
对于嘉兴来说，加了300元，也只是与周边城市湖州、台州、昆山等地的原有水平看齐。从薪水上来看，嘉兴并未具备排他性竞争力。这就不难理解，嘉兴很多企业节后工资一涨再涨，但前来应聘的农民工还是嫌“工资太低”，依然招不足工。记者在嘉兴采访不断碰壁，很多企业主根本不愿意谈“用工荒”这个话题，害怕自己的企业被记者提及后，更难招到人。正因为自己管理的企业不存在缺工问题，费晓波才乐于接受记者采访，对于用工成本问题，他的看法也与其他人很不一致：“工资这一块的成本是很低的，其他成本比工资成本多得多，为了赢利而压低工资，那证明这个企业不能做大，只能做小。”
刘斌功向记者透露，有不少企业主向政府抱怨，“这样加工资我们受不了了”，但刘斌功总是劝相熟的企业主：“压力是很大，但想通了就不大!否則员工流动性大，企业总是招来新手，不仅产品质量上不去，招聘、培训等费用更得不偿失。”当前，产品价格不但没有提高，而且还略有下降，加之原材料价格上扬，对企业而言，确实是一个难关。“越是这样，企业越需要有稳定的员工团队，大家爱岗敬业，把产品质量做上去，打造品牌，未来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关键是待遇，这是第一位的。”《嘉兴日报》经济部的一位同行也这样强调。此外，他还强调“企业要把工人当人看”。他向记者举了一个小例子。之前他采访过一个外来工，因为别的企业薪水高跳槽过去了，但过了几天又跑回原来的企业了，原因是原来的企业工作氛围好。“现在很多下订单的国外企业，不定期到嘉兴代工厂抽员工调查，检查员工吃、住、上班等环境，如果不好就减掉订单。”他说，不仅品牌商警惕“血汗工厂”现象，“用工荒”背景下，员工也越来越看重工作环境了。
也就是说，嘉兴市经贸委提供的“四策”之中，涨工资之外的其他三条，同样重要。现在不少嘉兴企业已经开始实践，办厂报、唱厂歌、开QQ群等，搞企业文化建设，带薪休假等福利制度出台，上马配套文体设 施的生活小区，还有生日送蛋糕等人文关怀行动……很多被称为“感情留人”的创意频频亮相，“用工主权”这类充满人权意识的新词汇也开始从嘉兴企业主嘴中蹦出来。还有企业主说，要“让员工有家的感觉”。更有嘉兴企业主，买地造房，以成本价卖给员工。
事实证明，“待遇留人”和“感情留人”都做好的嘉兴企业，用工就不荒。
政府应做什么
就目前来说，嘉兴制造业基本上处于最低端的“代工”阶段，虽然近几年引进一批所谓高科技企业，但在产业链中还是属于最低端的角色。因此，如果“用工荒”持续下去，未来若干年后将动摇嘉兴“制造基地”的地位，一旦大批企业转移出去，嘉兴将面临“产业空心化”的危险。这就不难理解，当地政府破解“用工荒”的急切心理，嘉兴市经贸委提出的应对之策中，对政府职能部门也有要求，其中第一条是，“强化政府职能，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政府相关部门要把维护农民工权益、建立和谐劳动关系、优化就业环境作为重要议事日程。”第二条是，“加强产业引导，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企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转变。”第三条是，“加强劳动就业培训，提高劳动者技能素质……只有积极实施高技能人才振兴工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高技能产业工人缺乏的问题。”
事实上，嘉兴这一轮“用工荒”，最缺的正是“高技能产业工人”，这是中国职业教育落后大环境下的产物，同时也是制造企业向来“轻培训”的必然结果。现在，这个“恶果”通过“用工荒”更激烈地暴露出来。因此，光靠嘉兴一地喊“实施高技能人才振兴工程”是不够的，必须在全国范围内重视“高技能产业工人”的教育和培训。
刘斌功告诉记者，以前嘉兴还有170多家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现在仅剩不到20家，而且很多学校不过几名员工，不像一个培训学校的样子，“政府重视力度不大”。学校开办23年了，刘斌功仅拿过政府1万元的补贴，濮院羊毛衫技术学校才仅是一所拥有30名教员的小学校(已是当地最好)，而且其中一半教员是挂靠和兼职的，但能办起这样一间像模像样的培训学校，刘斌功已经使出浑身解数，筋疲力尽了。令刘斌功欣慰的是，最近当地政府开始重视起他和他的学校了。作为制造基地，嘉兴已经尝到轻视“高技能产业人才”教育和培训的严峻恶果，如今喊“振兴”了。
不过，应对“用工荒”，嘉兴还不能仅仅是“头痛医头”。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战略选择的大方向问题。
目前的嘉兴，工业对GDP的贡献率为70％，支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是工业。在嘉兴，有人跟记者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再工业化”概念，认为嘉兴下一步的发展其实就是一个“再工业化”的过程，即继续壮大制造基地，走出一批品牌企业，从低端制造转向研发、营销等高附加值的创造性劳动。这就意味着，人力资源必须面临一个“升级”的过程。那么，决定嘉兴“第二次创业”成功与否的将是高端人才，而不是低端劳动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起组织企业去中西部省份招农民工，当地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创造更好的创业和就业环境，筑巢引凤，实施“引智工程”，让更多从事工业产品设计人才、营销人才、服装设计师等高端人才来到嘉兴。嘉兴一些有远见的企業家已经提出来，打造“总部经济”，即成为长三角一批新兴中国品牌企业的聚集地，依托靠近上海和杭州的区位优势，为长三角制造业从外贸型转向内销型，打开国内市场提供一个“桥头堡”的平台。这个跃升，对嘉兴来说，无比艰难，目前仍缺乏向心力和辐射力的嘉兴，更需魄力和智慧才能迈向成功。
“贸工时代”，嘉兴崛起，成为“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重要基地。今天，中国正在迈向“中国创造”(Made by China)时代，嘉兴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做“中国创造”的先行先试者，还是继续停留在“贸工时代”?“用工荒”只不过是长鸣警钟的第一响。
3月中旬，嘉兴市经贸委官员兴奋地向媒体“爆料”：2010年嘉兴市工业开门拉出了一根漂亮的“大阳线”，一二月份工业总产值达到613.4亿元，同比增长44.6％，比金融危机前的2008年同期增长25.6％，纺织、服装、皮革、造纸、化工、化纤、建材、通用设备、电气机械、电子通信十大行业全线飘红，产销率高达97.35％。
开年的红火，让嘉兴的企业主们脸上露出久违的愉悦之情，但措手不及的“用工荒”又让很多企业主面露难色，面对漂洋过海前来的外贸“大单长单”，扼腕叹息。来自嘉兴市劳动保障局的数字显示，嘉兴劳动力缺口9.5万人。对比当地拥有100多万外来劳动力这个“分母”，嘉兴市经贸委官员对记者表示：“嘉兴没有出现大范围用工荒现象。”
与东部其他沿海工业发达城市比起来，嘉兴的“用工荒”程度确属“中度”。比如广州，用工总量为683万人，缺工15万人，嘉兴比广州缺工率更高。但和佛山相比，嘉兴的情况还要好一些：佛山劳动力缺口28.3万人，劳动力供求比是1:3，而嘉兴是1:2。“嘉興老板很少克扣工人工资，社会治安又好，外来劳工还被尊称为新居民，这么善待外来劳工，还闹‘用工荒’，那我们就不能小看‘用工荒’现象了。”《嘉兴日报》一位同行如是说。
因此，透过嘉兴来解剖“用工荒”现象有其独特的样本价值。
“政府感情用事”
“人员流动有规律性，根本原因是人家不需要到这边来了，东部的房价高，人家几个月薪水买不到一平方米，没办法安家，不能老是住在城市边缘的小屋里，社会尊重也没有吧?而且西部和东部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同质化，对东部来说，这些行业可能慢慢就没有了。”费晓波，某外资集团副总经理，他是不赞成“用工荒”这种论述的，“本质上这是一个产业调整问题。”
根据嘉兴市统计局2008年的调查，嘉兴57.8％的“新居民”居住在厨卫设施不齐全的房屋，居住在工棚、简易房的有7.8％，居住在车库的有2.0％，只有28.4％的“新居民”居住在厨卫设施齐全的房屋里，“新居民”的居住条件直接影响了生活质量的提高。再加上每周平均上班6.4天，每天10小时，他们根本没有时间、精力过业余生活，76.7％的“新居民”业余时间以看电视打发，过着低质量的生活。
因此，看到嘉兴市各级政府组织上百家企业到西部去招工，费晓波直呼不妥。“这种忙政府帮不来，招来的人在工作当中出现不能被企业接受的情况以及不能完全适应公司的要求被公司方辞退时，劳动者往往会责备当时的组织者——政府。”他说，招工是企业微观管理的事情，是一种市场行为，行政干预只会帮倒忙。一方政府出于对产业空心化的担忧，或者出于维护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诉求，不甘坐视“用工荒”阻挡经济复苏，跳到第一线帮企业招工，这是“政府感情用事”。
记者拿到嘉兴市经贸委刚刚发布的一份报告——《春节后企业用工情况分析》，对于“企业招工难的原因”，这份报告给出了理性的分析——
“从大范围来看，由于全球经济逐步复苏，我国中西部地区大开发步伐的加快，各地经济都得到快速发展，企业用工量增大，使农民工就业空间的选择上更为灵活多变，劳动力资源呈多方向、多区域流动趋势，原来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集中流动的劳动力转向全国范围。2008年危机发生后，原劳动力输出大省当地政府非常重视返乡农民工安置工作，积极鼓励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吸纳了大量本地劳动力。其次，由于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相继出台取消农业税等重大政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增强了农民工在家安心务农的信心。再次，危机发生时，部分企业采用裁员减薪措施应对危机，极大挫伤了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积极性。”
“从我市出现招工难的企业来看，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低的行业，如纺织服装业。这些企业招工难的原因，一是工资待遇偏低，用工缺乏吸引力。我市纺织服装企业基本月工资一般为1200～1500元，大部分企业低于1500元。我市与周边城市湖州、台州、昆山等地相比，平均月工资相差200－300元。二是劳动强度大，月收入工资超过2000元的熟练工，日平均工作时间达8至10小时。三是工作环境差，纺织企业一般噪音较大，正如一位纺织业主所言，许多员工要离开企业，是因为受不了织机的噪声。四是用工不规范，权益难以保障。这类企业由于人员流动性大，个别企业主法律意识淡薄，存在不与外来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随意延长劳动时间等行为，容易使员工产生抵触情绪。”
面对这样的“原因”，政府出头去帮企业招工，其弊端不言而喻。事实上，这份“官方答案”也间接呼应了费晓波的呼吁：让企业自己解决企业招工难问题。“企业自己考虑，要不要减少生产规模，要不要转型，行政干预只能是一种负的服务。”费晓波说。
“质”的复苏仍稀罕
嘉兴拥有一镇一品的产业格局，其下辖的桐乡县濮院镇是中国最大的羊毛衫生产基地。今年春节一过，濮院就出现了大面积“用工荒”，羊毛衫企业劳动力缺口近50％，3000多家毛衫企业为招不到足够的工人而发愁，用工短缺问题以及日益看涨的薪酬，已成为这些赚取微薄代工费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一块“心病”，但“量”的复苏依然刺激着产能扩张的冲动。
“主要缺操作工，工种重，时间长，工资待遇不太高。”濮院羊毛衫技术学校校长刘斌功介绍说，从去年末到现在，该校只培训了100来人，而往年这个数字是800～1000人，“来学的人少了”。刘斌功还发现一个新变化，现在很多男生都喜欢学习一项“套口活”技术，5年前只有12％的男生愿意学习这项技术，现在是80％，“干活轻松，月薪3000元左右”，这说明“新学员在转型”。
在刘斌功看来，濮院羊毛衫行业操作工短缺原因有三：一是企业老员工转型当电脑操作工了，由此空出一部分岗位；二是全国羊毛衫工厂遍地开花，一部分转移到其他区域去了；三是从其他行业转型来的人，需要培训才能上岗，但要交学费，他们不愿意学，没进工厂，没进培训学校，又走了。这表明，“量”的复苏面临着严峻挑战。事实上，整个嘉兴“用工荒”，以技能型岗位缺口为主，达到6.8万人。
岳姚祥是嘉兴成功企业家的代表之一，他当兵、打工、辞职、下海，也是产业转型的先行者，从传统皮衣到时装，从家私项目到高科技项目，经历过转型之痛。在金融危机前生产及销售形势大好之时，他就积极寻找新项目，高科技项目，“完全不同于目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那时他已经意识到，嘉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 “主要在于人力成本低”，但这“隐藏着危险”。
“最大的难关就是，对于劳动密集型、外向型的企业来说，今后没有那么好的环境提供给我们了。首先，人民币升值，等于去掉了企业近15％的利润。其次，国家出口退税率调低，又去掉了8％的利润。再加上新《劳动法》施行，对我们蒙努这样有着上万名劳动力的企业来说，每年仅用人成本就将增加3000万元。”可惜的是，岳姚祥这些理性的思考，对嘉兴企业主们来说仿佛天方夜谭，面对雪花飞纷一般飘来的外贸“大单长单”，大家还是乐于增加生产线，扩大产能。
面对“用工荒”这个现实壁垒，濮院羊毛衫企业兴起了技改热潮，“以高科技设备来取代传统的人工”。以浙江利仕织造有限公司为例，它一年产量接近250万件，采用传统手摇横机，“最起码得有七八百人，每天工作12小时，还得确保不请假，才能消化完。”但去年以来，这家公司投入1亿多，引进200多台电脑横机，用工一下子缩减了3／4。虽然“一台进口电脑横机就等于一辆奥迪车”，但面对“用工荒”，濮院羊毛衫企业主一个个豁出去了，今年已进口电脑横机900多台。技改的主要目的便是“保产能”。
刘斌功告诉记者，当前“用工荒”对嘉兴企业主们搞产业升级“有很大启发”：“老板们头脑很清晰了，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未来用工更加荒，越来越紧缺。想生存必须创新，打造品牌。光想着眼前，怕亏本，不给员工交保险、福利，这种企业办不下来了。3～5年内，嘉兴一定有一大部分企业靠产业升级和转型发展壮大。”在嘉兴市经贸委，记者也听到一个事实：当前，订单越来越向规模型企业集中。如此下去，“低、散、小”型企业将逐渐被淘汰出局。
这就不难理解，当地媒体会把濮院技改与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产业结构的调整相提并论。“用工荒”的背后，濮院正在上演一场洗牌大戏，那些因为人工不足无法接单的企业，或者不能满足下订单者的需求的企业，将慢慢失去客户的耐心和信任。“保产能”实际上就是保订单，保生存。因此，“用工荒”直接导致了濮院技改的热潮。问题是，紧缺的财力用于进口昂贵的设备，过分注重“保产能”，使得不少企业没有能力去创新，去做品牌，只能继续做一头任劳任怨的“代工牛”。在这些企业，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之路的时间表就这样慢下来了。
涨薪，这是必须的
从产业结构看，那些高耗能、低利润、员工收入低的行业，成为招工难的多发区。技改固然是应对“用工荒”的一个有效法宝，但纺织、服装、皮革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很多环节根本没有办法用机器来代替人力。
“随着用工荒现象的出现，表明我市低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正在消失，企业必然会采取提高工资待遇等方式，来增强用工吸引力，企业用工生产成本必将增加，而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纺织服装业，因其附加值低，已开始不再适应现代产业发展要求了。”嘉兴市经贸委这个判断，正如费晓波所言，一些行业会慢慢从嘉兴消失，“20年前上海也是中国纺织重镇，后来一样转移出去了。”
不过，当下大多嘉兴企业主们可无心做这些战略思考，他们着急的是，那些空缺的劳动力从哪里来?嘉兴市经贸委也给企业出了“四策”，一是提高工资待遇，增加用工吸引力，“引进外来劳动力，解决用工短缺的关键是提高职工工资待遇”；二是保障民工合法权益，“改变短期用工行为”；三是调整用工条件，适当降低在年龄、性别、技能、经验等方面要求，扩大用工范围；四是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对员工要实行人性化关爱和贴心式管理”。
记者调查发现，“涨工资”这一招已经被嘉兴企业普遍接受。而且，从4月1日开始，浙江省将最低月工资标准调整为1100元、980元、900元、800元四档，非全日制工作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调整为9.0元、8.0元、7.3元、6.5元四档。其实，江苏省率先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后，北京、上海、广东等地也相继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用工荒”直接刺激了劳动成本的上升。嘉兴企业家岳姚祥的经验是，“一个企业要做好，员工待遇要高于社会，生产成本要低于社会，质量要好于标准”，这一轮，嘉兴企业主基本上都在原有月薪上加了300元左右。
涨薪对企业压力到底有多大?从嘉兴企业家周国建公布的数字来看，最景气的2007年他的企业销售收入是20亿，利润1亿元，纯利润率是5％。不过拥有这么大产值的一家服装企业，它用工一般都是几千上万名，每人一个月涨300元，一年下来就是几千万，将吃掉企业几分之一的利润。这就是为何不到“用工荒”企业主不愿主动加薪，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利润率太薄了。代工如此辛苦，为何不走品牌路线?周国建说出了一个事实：服装品牌，这不是一个企业的问题，甚至和国家整体实力有关。换言之，只有国民整体消费水平到位，才会诞生一批国内名牌。
对于嘉兴来说，加了300元，也只是与周边城市湖州、台州、昆山等地的原有水平看齐。从薪水上来看，嘉兴并未具备排他性竞争力。这就不难理解，嘉兴很多企业节后工资一涨再涨，但前来应聘的农民工还是嫌“工资太低”，依然招不足工。记者在嘉兴采访不断碰壁，很多企业主根本不愿意谈“用工荒”这个话题，害怕自己的企业被记者提及后，更难招到人。正因为自己管理的企业不存在缺工问题，费晓波才乐于接受记者采访，对于用工成本问题，他的看法也与其他人很不一致：“工资这一块的成本是很低的，其他成本比工资成本多得多，为了赢利而压低工资，那证明这个企业不能做大，只能做小。”
刘斌功向记者透露，有不少企业主向政府抱怨，“这样加工资我们受不了了”，但刘斌功总是劝相熟的企业主：“压力是很大，但想通了就不大!否則员工流动性大，企业总是招来新手，不仅产品质量上不去，招聘、培训等费用更得不偿失。”当前，产品价格不但没有提高，而且还略有下降，加之原材料价格上扬，对企业而言，确实是一个难关。“越是这样，企业越需要有稳定的员工团队，大家爱岗敬业，把产品质量做上去，打造品牌，未来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关键是待遇，这是第一位的。”《嘉兴日报》经济部的一位同行也这样强调。此外，他还强调“企业要把工人当人看”。他向记者举了一个小例子。之前他采访过一个外来工，因为别的企业薪水高跳槽过去了，但过了几天又跑回原来的企业了，原因是原来的企业工作氛围好。“现在很多下订单的国外企业，不定期到嘉兴代工厂抽员工调查，检查员工吃、住、上班等环境，如果不好就减掉订单。”他说，不仅品牌商警惕“血汗工厂”现象，“用工荒”背景下，员工也越来越看重工作环境了。
也就是说，嘉兴市经贸委提供的“四策”之中，涨工资之外的其他三条，同样重要。现在不少嘉兴企业已经开始实践，办厂报、唱厂歌、开QQ群等，搞企业文化建设，带薪休假等福利制度出台，上马配套文体设 施的生活小区，还有生日送蛋糕等人文关怀行动……很多被称为“感情留人”的创意频频亮相，“用工主权”这类充满人权意识的新词汇也开始从嘉兴企业主嘴中蹦出来。还有企业主说，要“让员工有家的感觉”。更有嘉兴企业主，买地造房，以成本价卖给员工。
事实证明，“待遇留人”和“感情留人”都做好的嘉兴企业，用工就不荒。
政府应做什么
就目前来说，嘉兴制造业基本上处于最低端的“代工”阶段，虽然近几年引进一批所谓高科技企业，但在产业链中还是属于最低端的角色。因此，如果“用工荒”持续下去，未来若干年后将动摇嘉兴“制造基地”的地位，一旦大批企业转移出去，嘉兴将面临“产业空心化”的危险。这就不难理解，当地政府破解“用工荒”的急切心理，嘉兴市经贸委提出的应对之策中，对政府职能部门也有要求，其中第一条是，“强化政府职能，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政府相关部门要把维护农民工权益、建立和谐劳动关系、优化就业环境作为重要议事日程。”第二条是，“加强产业引导，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企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转变。”第三条是，“加强劳动就业培训，提高劳动者技能素质……只有积极实施高技能人才振兴工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高技能产业工人缺乏的问题。”
事实上，嘉兴这一轮“用工荒”，最缺的正是“高技能产业工人”，这是中国职业教育落后大环境下的产物，同时也是制造企业向来“轻培训”的必然结果。现在，这个“恶果”通过“用工荒”更激烈地暴露出来。因此，光靠嘉兴一地喊“实施高技能人才振兴工程”是不够的，必须在全国范围内重视“高技能产业工人”的教育和培训。
刘斌功告诉记者，以前嘉兴还有170多家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现在仅剩不到20家，而且很多学校不过几名员工，不像一个培训学校的样子，“政府重视力度不大”。学校开办23年了，刘斌功仅拿过政府1万元的补贴，濮院羊毛衫技术学校才仅是一所拥有30名教员的小学校(已是当地最好)，而且其中一半教员是挂靠和兼职的，但能办起这样一间像模像样的培训学校，刘斌功已经使出浑身解数，筋疲力尽了。令刘斌功欣慰的是，最近当地政府开始重视起他和他的学校了。作为制造基地，嘉兴已经尝到轻视“高技能产业人才”教育和培训的严峻恶果，如今喊“振兴”了。
不过，应对“用工荒”，嘉兴还不能仅仅是“头痛医头”。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战略选择的大方向问题。
目前的嘉兴，工业对GDP的贡献率为70％，支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是工业。在嘉兴，有人跟记者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再工业化”概念，认为嘉兴下一步的发展其实就是一个“再工业化”的过程，即继续壮大制造基地，走出一批品牌企业，从低端制造转向研发、营销等高附加值的创造性劳动。这就意味着，人力资源必须面临一个“升级”的过程。那么，决定嘉兴“第二次创业”成功与否的将是高端人才，而不是低端劳动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起组织企业去中西部省份招农民工，当地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创造更好的创业和就业环境，筑巢引凤，实施“引智工程”，让更多从事工业产品设计人才、营销人才、服装设计师等高端人才来到嘉兴。嘉兴一些有远见的企業家已经提出来，打造“总部经济”，即成为长三角一批新兴中国品牌企业的聚集地，依托靠近上海和杭州的区位优势，为长三角制造业从外贸型转向内销型，打开国内市场提供一个“桥头堡”的平台。这个跃升，对嘉兴来说，无比艰难，目前仍缺乏向心力和辐射力的嘉兴，更需魄力和智慧才能迈向成功。
“贸工时代”，嘉兴崛起，成为“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重要基地。今天，中国正在迈向“中国创造”(Made by China)时代，嘉兴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做“中国创造”的先行先试者，还是继续停留在“贸工时代”?“用工荒”只不过是长鸣警钟的第一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