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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桂林摩崖造像中有3铺单尊观音立像，其双足外撇、足跟相对的表现手法相当特别。通过与同时期国内其他石窟寺造像的比较研究，发现这种表现形式可能与波罗王朝时期东印度的造像艺术有关，带有一定的密教色彩。唐朝中后期在藏东、川西和青海玉树等地的摩崖造像上有所表现，之后随着吐蕃势力的壮大流传到河西地区，最后通过吐蕃与大唐间的佛教文化交流到达长安。造像主宋伯康来自于长安显赫的宦官世家，观音像的粉本极有可能是由他自长安带到桂州。从这些观音像可以窥见唐末桂州的佛教信仰以净土宗和禅宗为主。
关键词：桂林;唐代;观音像;长安
中图分类号：K8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4-0072-12
Abstract：There are 3 separate reliefs engraved on the cliffs at Guilin depicting Guanyin（Avalokitesvara） that are characterized by outward pointing toes and connected heel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hree statues and other contemporary works depicting Guanyin found in other cave temples in China suggests that this style of sculpting feet is likely related to the sculpture of the Pala Empire in eastern India， the form of which often resembled esoteric Buddhist image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this art style can be found in cliff engravings throughout the region and examples have been found in east Tibet， west Sichuan， and Yushu， Qinghai province. After the spread of Tibetan artistic influences， the style later spread to the Hexi Regions and eventually reached Chang’an after a series of Buddhis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Tibetans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Tang dynasty. Song Bokang， the patron that sponsor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liefs， came from the family of a eunuch， which may indicate that the draft of this image of Guanyin was brought by him from Chang’an to Guizhou. Furthermore， it can be seen from these images that the Pure Land Sect and Chan Sect dominated the Buddhist beliefs in Guizhou at the end of Tang dynasty.
Keywords：Guilin; Tang dynasty; Guanyin statues; Chang’an
广西桂林市不仅以“甲天下”的山水风光闻名于世，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文物古迹众多，其中包括岭南地区年代最早、数量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摩崖造像。桂林唐代摩崖造像中有为数不少的观音题材，既有单尊观音，也有二观音像，最普遍的题材当属与大势至、阿弥陀佛组成的“西方三圣”。这些观音像中，有3铺单尊立像造型较为独特，分别位于漓江西岸的伏波山千佛洞和虞山。它们龛形较大，高度均超過180厘米，属中、大型龛，表明供养人有相当的身份、地位及财富。保存情况较好，造像的细节便于观察研究，这些造像都采用一种特殊表现方式：双足外撇，足跟相对，呈“一”字形。在桂林其他区域还开凿有许多初唐、盛唐时期的造像，但都采用的是双足平行、足尖朝前的常见做法。以笔者管见，目前尚未在国内其他地区的观音摩崖造像中发现较为相似的造型。部分造像题记有明确的纪年和供养人的姓名、身份信息，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线索。
一 桂林3铺观音像概况
3铺观音像中的2铺位于伏波山千佛洞，该洞临漓江，洞口朝北，像龛开凿于西壁北口，观音像大致面朝东方，编号分别为伏波山第13、14龛。另1铺位于伏波山以北约2千米的虞山，也在漓江西岸，造像面江朝东，离地表近4米，编号为虞山第1龛，概况如下。
（一）伏波山第13龛
纵长方形单层龛，上小下大略呈梯形。龛楣较平。龛高212厘米，宽122厘米，进深10厘米。观音立像高152厘米。头部、上身略向右扭，右胯微上提，身体微呈“S”形。刻内外双重圆形头光，以两圈凸起的弦纹为边界。云脚起于左肩上方，沿外重头光向右侧伸展，止于头顶右上方，覆盖整个圆形头光周长的近三分之二。观音梳高髻，脑后长发披肩，头戴宝冠;冠底齐额为一圈带饰，正中饰一如意纹宝珠，两侧为蝴蝶状帽翅，帽翅垂下连珠坠饰于耳后。宝珠之上为葫芦形饰牌，上浮雕化佛。化佛结跏趺坐，左腿压右腿;右手下垂，左手施无畏印。化佛周围装饰密集的唐草纹。宝冠下缘发际线呈几股月牙形，粗刻发丝。头偏向右侧，呈四分之三脸;脸较清瘦，额间较窄，眉间白毫相，眉弓较短而微上翘，眼窝较低，双目微睁，眼线细长，上下眼睑清晰。鼻根与眉弓相接，鼻梁长而直挺，鼻翼较窄，人中较长与上唇接。上下嘴唇较薄，轮廓清晰，嘴微张。左侧嘴窝较深，嘴下阴刻下颌线;左耳较大而不及肩，耳垂戴一珠型耳钉。颈部较细长，圆肩，胸前璎珞细密繁复，长垂过膝;上身着天衣，左侧衣带绕前臂后飘于身体外侧，右腰外侧结多重帛巾，腹部略鼓;下着长裙，裙裾呈波浪形翻卷，腰部正中系带，腰带打结呈蝴蝶结状，带梢垂于双腿间，底部外侈较宽;双肘挽帔帛，中部于膝前垂下呈“U”形，两端自肘外垂于体侧，边缘浮雕连珠纹;左手下垂，微屈于左腿前，手腕戴手镯，亦缀珠饰;手掌上翻，食指、中指夹净瓶的颈部，净瓶撇口细颈，长腹，高圈足外侈;右臂屈曲外抬，屈无名指，中指与拇指微触，食指、小指略直;跣足，双足外撇，脚跟相对，分别立于一个仰莲瓣莲台之上。莲台呈半圆形，外饰四层仰莲瓣，各层瓣尖不外翻（图1—2）。 右侧龛外有一方题记，宽22厘米，高33厘米，字宽3厘米。隶书，右起纵书5行：
一切尘中能成于忍以是/义故我常归依雕琢岩石/胜前菩萨毫光照水永福/桂人/大中□年□□□□/。（图3）
（二）伏波山第14龛
纵长方形单层龛，尖拱形龛楣。龛高240厘米，宽114厘米，进深17厘米。观音立像高185厘米。浮雕内外两重头光，内层为圆形，外层为桃形。观音梳高髻，头戴宝冠，底缘中部饰5粒珠饰，两侧伸出蝴蝶状帽翅，珠饰之上的葫芦形饰牌浮雕化佛，化佛结跏趺坐，双手似合拢于腹前施禅定印。牌饰周围满饰唐草纹。观音脸较清瘦，发际线平，额间窄，眉弓弧平起棱，尾部上翘近太阳穴，与上眼睑的距离较宽，眉弓间距极近，几乎相连，与鼻根接;鼻梁高直，上下眼睑轮廓清晰，嘴唇与鼻翼等宽，人中短，上唇较薄，下唇较厚，嘴窝微陷;脖子较长，圆肩;身着短袖天衣，长垂至腰，上身璎珞珠饰较繁密，垂至膝前，络腋遮部分腹部;下着长裙，腰间系带，于腰部正中结蝴蝶结后垂于双腿间，长裙裙脚较宽，边缘呈横“S”状，较富于动感;帔帛绕双臂垂于膝前，于体前呈“U”形，两端于肘外略撒开，飘于体侧;左臂屈肘外举，手掌外撇，掌心向上，五指微曲，掌上似有托物，右手下垂于体侧，腕上戴珠链，掌心朝外，食指、中指夹净瓶的颈部，净瓶圆腹矮圈足;跣足，左足五趾分明，右足略残;双足分立，脚尖外撇，脚跟相对，各立于一个仰莲台之上。两个莲台相连，莲台呈圆柱形，表面浮雕三层仰莲瓣（图4—5）。
观音像头部右侧有一题记框，高35厘米，宽18厘米，字约2.5厘米见方。真书，右起纵书两行（图6）：
桂管监军使赐绯鱼袋宋伯康/大中六年九月廿六日隽（镌）。
（三）虞山第1龛
纵长方形单层龛，龛楣平。龛高188厘米，宽80厘米，进深10厘米。观音像高135厘米，右胯略提，身体微呈“S”形。内外双重头光均为圆形，以两圈凸起的弦纹为边界，头光外浮雕卷云纹，云脚起于头光左侧，沿外侧头光向右侧伸展，止于头顶右上方，覆盖整个圆形头光周长近半。观音梳高髻，脑后长发披肩，头戴宝冠，冠底齐额为一圈带饰，带饰上方似装饰宝珠、牌饰等物，周围装饰唐草纹，两端为蝴蝶状帽翅;宝冠下缘发际线呈3股月牙形，粗刻发丝，脸微侧向右侧，眉弓弧平，双目微睁，眼线细长，鼻根与眉弓相接，鼻梁窄长挺，鼻翼下刻鼻孔，人中较长与上唇接，嘴小，下唇厚，下颌较圆。右耳不见，左耳位置较靠下，耳廓、耳蜗清晰，耳垂及肩，戴一珠型耳钉。颈部较短，圆肩。胸前璎珞装饰较为繁复，长垂及膝。肩披天衣，长及座下，束带自双肩垂下，右腰外侧堆叠多层帛巾，末端较短，垂于体侧，腹部略鼓。下着长裙，裙裾呈波浪形翻卷，腰部正中系带并系花结，带梢垂于双腿间。左手下垂，腕戴圆形手钏，上缘缀一圈珠饰，微屈于左腿前，食指、中指夹净瓶颈部，净瓶细颈，长腹，圈足略外侈;右臂屈肘外举，戴手钏，竖食指、屈无名指，中指与拇指微触，拈一柳枝。跣足，脚趾分明，双足脚尖外撇，脚跟相对，分别立于莲台之上。莲台呈半圆形，浮雕2—3层仰莲瓣（图7—8）。
二 桂林观音像双足外撇表现手法考察
3铺造像高度都在150厘米以上，头部、身上的璎珞等装饰品非常繁复，体现出较高的雕凿技巧。其足部皆雕凿成足尖外撇、足跟相对的形式，呈较为别扭的“一”字形。造像的雕凿年代在晚唐的大中年间。这种做法在桂林其他造像中未见，在国内其他各大石窟的造像中也极为少见。而在西藏东部芒康、察雅等地摩崖造像中，却常可以看到脚跟相对外撇站立的立佛和菩萨，年代在8世纪末9世纪初，这与当时统治者大力扶植佛教、传播显密教法，并重视密教的作用有着紧密的联系[1]。另外在四川（图9）、青海（图10）等吐蕃王朝势力范围内也多见这种密教题材的观音及其他菩萨像，双足跟相对，呈近乎“一”字形。这类造像带有浓郁的东印度波罗艺术风格，与尼泊尔同时期的佛教造像风格相似，时代也与藏东地区相仿[2-3]。
但是，这些石刻图像与桂林这几铺造像存在较大的差距，如果说他们之间存在着传承关系的话，必然需要有图像上更为接近两者的中间环节存在。目前在中原地区的造像中没有发现相似的石刻作品，而在金铜造像中却有头冠、璎珞、披帛略同的样本，但是脚部并非呈现出脚跟相对的“一”字形（图11）。
这种做法的出现，或与中晚唐时期吐蕃与大唐之间的政治形势有关。安史之乱后，吐蕃乘乱夺取河西地区，瓜州遂为吐蕃所占。此时无论大唐还是吐蕃，都流行密教，故而吐蕃的佛教艺术迅速传播到瓜州的榆林窟。据段文杰先生研究，榆林窟第25窟代表了吐蕃占领时期的最高艺术水平，甚至超过同期的敦煌石窟。该窟正壁毗卢遮那与八大菩萨曼陀罗与藏东、玉树等地的石刻像一脉相承，其年代大致相当于吐蕃占领初期的776—781年之间或稍晚[4]。南壁所绘观无量寿经变中的观音菩萨（图12），双足外撇，足跟相对。另外第15窟前室北壁的菩萨（图13）、东壁的地藏也是如此，与川西北、藏东、玉树地区石刻像的做法一致。唐末五代时期，双足外撇的角度更甚。相比上述地区的石刻图像，桂林的观音像与榆林窟的观音壁画更为相似。
大中五年（851），沙州刺史张议潮降唐，随后发兵将周围的瓜州、廓州等十州从吐蕃手中抢回，置归义军于沙州，以张议潮为节度使[5]。在此之前吐蕃、大唐多年兵戎相见，互有胜负导致双方地盘上的进退，因为当时彼此都热衷于密教的缘故，双方可能存在着佛教艺术的交流。吐蕃占领期间，敦煌虽然政治上与中原隔绝，但与长安僧人间的佛事往来并未中断[6]。沙州的莫高窟与瓜州的榆林窟相距较近，号称姊妹窟。榆林窟的情况与莫高窟大致相同，佛事交流将这种双足外撇的艺术品也传入了长安，但是并未引起太多的仿制，随后可能被从长安到桂州为官的宋伯康将粉本带到桂州并造像，遂使尼泊尔、吐蕃风格的这种艺术表现手法经长安流传到了岭南地区。
三 桂林观音像功德主考察
从风格上来看，3尊观音像的风格较为一致，特别是伏波山第13龛与虞山第1龛，几乎可以确定采用的是同一个粉本。伏波山的两龛均开凿于大中年间，虞山的虽然没有题记，認为三者同时应无大错。 3铺观音像龛的高度在188—240厘米之间，所在位置较高且险峻，特别是伏波山，绝壁距水面近20米。开凿中、大型造像高昂的费用显然不是寻常百姓所能承担的，因此功德主非富即贵。造像题材和风格的一致性也说明三者的粉本来源一致，功德主如果不是来自一个家族的话，关系也会相当亲近。
伏波山第14龛有纪年、功德主及其职务的题记，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线索。纪年为大中六年九月廿六日，功德主名宋伯康，职务是桂管监军使，勋衔为赐绯鱼袋。从时间上看，宋伯康至少经历了令狐定与张文规两任桂州观察使[7]。史籍中不见关于宋伯康的记载，但是，1982年西安长安县郭杜镇出土了《唐朝请大夫行内侍省掖庭局宫教博士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绯鱼袋宋伯康墓志》（图14）[8]，其名字、绯鱼袋之衔与桂林题记一致。先录墓志文如下：
唐朝请大夫行内侍省掖庭局宫教博士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赐绯鱼袋宋伯康墓志/。
朝议郎试荐事府司直上柱国徐环撰/
大夫其先，则殷汤之裔孙也。周武封微子于宋，以国为氏焉。后徙家于广/平郡。曾大父讳逸，高尚避世，适志云岩。皇大父讳崇望，内侍省/给事，赠常侍。皇父讳守义，赠骠骑大将军。艺苞文武，定难除凶。盖代/之功，标于国史。孝理仁让，著于谱牒。大夫讳伯康，字安耆，则□/骠骑之长子也。性禀天资，形质嘉彦。德敏恭俭，孝悌信让。忠贞奉/国，竭节于公。慕道精修，阴骘冲素。门传密仅，君恩屡沾。监莅抚戎，/恩重将卒。昭宣帝命，则战士轻生。申五令之/恩波，感役英杰。享/年六十，名德无双。大运遽钟，药石亡效。疾殛之日，乃戒其后昆曰：予毕命/之后，简葬素蒸，衣布瓦棺，是予素志。存亡粗济，无费 浮华，斯可谓志道始/终，敩古前哲。呜呼！大中太岁庚辰孟夏十有四日，薨于修德里私第。松摧/瑶毁，珠殁星沉。班友泣怛，闾里伤怀。九戚哀号，三宾恸叹。男六人：长曰彦/章、次曰彦曋、仲曰彦环、汉男敖、彦瑜、彦牟等，气蕴良能，学敩深邃。号天叩/地，触叙哀摧。孀妇擗踊刍凷，泣血临丧感动衢路。奉遗教，情过孟氏;尊/结发，礼甚齐眉。可谓梁氏之妻，陶家之母矣。追斋铸象，温清如存。礼法有/仪，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明年辛巳律应太族二十一日，葬于京兆郡长/安县义阳乡，其村曰邓，其原曰高阳。俯于先君骠骑之坟艮隅/十步。烈树松槚，礼合宪章。恐年移世改，海竭松枯，命予为文，将纪年祀，乃/为讼（颂）焉。/
讼（颂）曰：/
门传密辅，世効忠贞。崑山玉润，汉水珠明。/慕道精修，居家理治。/松摧岩表， 荆璞斯坏。隙驷西驰，逝川东迈。/龙泉独逝， 镜昧鸾孤。荆门罢肆，哀挽盈途。/哲人斯殁。良木其摧。寂寂玄寝，冥冥夜台。/神仪谔谔，垅树萧萧。窀窀杳杳，千古迢迢。/
该墓志记载宋伯康为广平郡人，但未曾提及宋伯康曾任桂管监军使，而有其他诸多的头衔：朝请大夫、行内侍省掖庭局宫教博士、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等。这些头衔则不见于桂州宋伯康的题记。仔细分析墓志的内容后，可知二者极有可能为同一人。
首先，二者年代吻合。墓志记载宋伯康卒于“大中庚辰孟夏十有四日”，即公元860年四月十四日，年60岁，正值本命年，是以志文说他犯“太岁”，则其生年为贞元十七年（801）。桂林造像纪年大中六年，如果二者是同一人，是年他52岁。这个年纪作为桂管监军使，并无矛盾之处。
其次，二者身份契合。墓志中宋伯康虽然没有“监军使”的头衔，也未记录曾经在桂州为官，但是有“君恩屡沾、监莅抚戎”之语，契合其监军使的身份。说明他有到帝国边疆的蛮夷之地进行监督、安抚的经历，起到了“恩重将卒”“昭宣帝命”的作用。
第三，二者均是佛教徒。在桂林开龛造像自然是虔诚的佛教徒，而墓志中提到宋伯康“慕道精修”，死后要“志道始终”，所以要求“简葬素蒸，布衣瓦棺”丧葬从简。这与很多中古时期佛教信徒死后的薄葬要求相一致。
第四，题记和墓志的文字无论从字体还是从间架结构上看都非常接近，细微的差距可以认为是桂州、长安两地不同的刻工所致（图15）。二者当是与宋伯康关系极为密切的同一人所书，即“朝议郎试荐事府司直上柱国徐环”。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二者均是宦官。桂林题记虽然除了“监军使”外没有其他任何的身份信息，但是中晚唐出任地方节镇监军使的人选，皆由内侍省宦官担任，这是中唐时期监军制度与玄宗之前为战时临时设置的最大差异。玄宗时期就开始重用宦官，“隋末，或以御史监军事，大唐亦然。时有其职，非常官也。开元二十年后，并以中官为之，谓之监军使”[9]。安史之乱以后，地方节镇脱离中央管辖的离心力不断增强，派遣常驻的监军使成为常制。德宗贞元十二年（796），“立左右神策护军中尉二员，中护军二员（……两中尉皆分领左右街功德使……）。时天下军镇节度诸使，皆以内臣一人监之，谓之监军使”[10]。而墓志中的宋伯康，宦官身份更为明显。内侍省掖庭局宫教博士只能是阉人，《唐会要·内侍省》：“唐制，内侍省，其官有内侍四人，内常侍六人，……别有五局：掖庭局掌宫人簿籍;……五局有令丞，皆内官为之。”[11]内侍省掖庭局“置宫教博士二人，从九品下。掌教习宫人书、算、众艺（……开元末……以内教博士以下隶内侍省，中官为之）”[12]。
因此，在较短的时间范围、人数较少的特殊群体内，同名同姓者，基本可以认为墓志与题记中的宋伯康当为同一人。
唐代官员的章服是根据个人的品级来决定的。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青。宋伯康掖庭局宫教博士官衔为从九品下，朝请大夫为文散官，品级从五品上，上柱国却是正二品，如果按照上柱国的勋衔，应该是赐紫金鱼袋，而不是绯鱼袋。唐置上柱国至武骑尉共十二阶，自正二品至从七品，皆无职掌，称为勋官，可以通过战功获得“转数”，从低到高提升勋衔[13]。宋伯康有上柱国的勋官衔，这已是十二转勋官中的最高等级，这并不能表明他立过很多战功，而应与唐后期对太监滥授勋衔有关。故其赐绯鱼袋应该来自于他五品的朝請大夫。 有唐一代，宦官监军使作为皇帝的代表，行“监视刑赏，奏察违谬”之职责[14]。维护的是皇权意志，职位并不受地方节镇的任命和辖制，因此地位与地方行政、军事首脑可以并驾齐驱。桂管兵力薄弱，节镇与河朔等地的节度使地位差距极大，实力远不足以威胁中央，因此监军的势力有时甚至比防御使更大。例如僖宗年间，“桂管监军李维周骄横，瓒曲奉之，浸不能治。桂管有兵八百人，防御使才得百人，余皆属监军。又预于逐师之谋，强取两使印，擅捕知州官，夺昭州送使钱”[15]。
有意思的是，从杜牧起草的一份诏书中，我们发现了宋伯康兄弟的踪迹。这份诏书名为《宋叔康妻封邑号制》：
敕。诗称鹊巢，礼荣翟茀，既彰爪牙之效，宜齐伉俪之荣。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特进、左领军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上柱国、广平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宋叔康妻清河县君房氏，懿慈柔淑，作配忠勋，能洁苹蘩，克叶姻族。成此内则，慕其壸风，称为令人，实光妇道。爰疏封爵，用举典章，可服宠荣，勉于辅佐。可封清河郡夫人[16-17]。
唐代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与上下枢密院枢密使合称“四贵”，是宦官集团的最高首领，位高权重。护军中尉始设于德宗，在泾阳之变中，由于得到宦官的拥护，“贼平之后，不欲武臣典重兵，其左右神策、天威等军，欲委宦者主之，乃置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分掌禁兵，以（窦）文场、（霍）仙鸣为两中尉，自是神策亲军之权，全归于宦者矣。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兰■将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18]。而左右街功德使的职能是管辖长安地区宗教事务。杜牧在大中五年（851）知制诰，六年迁中书舍人并卒于是年。故知宋叔康至少在851—852年间是权势熏天的宦官首领。
从宋伯康、宋叔康名字的关联性，郡望同为广平郡，都是宦官，他俩极有可能是兄弟关系，这也非常符合唐代宦官家族的特征。其祖宋崇望，内侍省给事赠常侍，显然这是宦官的职务。其父宋守义为赠骠骑大将军，为武散官里极高的品级——从一品，无其他实职，这也是中晚唐时期皇帝给予亲信太监的常用勋衔。考察其祖、其父及伯康、叔康的官职后，我们可以确定，这是一个至少三代为官的阉人家族。在此之前，该家族并不为学界所了解。其族世系如下：
太监领养义子，是唐代宦官政治的一大特色，国家层面也颁布允许政策：“贞元七年三月十三日敕：内侍省五品以上，许养子一人，仍以同姓者，初养不得过十岁”[11]1133。高品级宦官的义子极多，并不理会上律之限。宦官世家宋氏家族中，守义是崇望的养子，伯康、叔康是守义的养子，伯康又蓄养子六人。从勋衔上看，三代人都极受皇帝的宠信。从时间上看，宋伯康大中六年在桂州监军、开凿观音像不久后就回到长安，因其弟叔康的权势，他的品级在大中十四年去世之前得到较多的提升。
四 造像所反映的宗教思想考察
伏波山第13龛的观音造像右侧有一方题记：“一切尘中能成于忍以是/义故我常归依雕琢岩石/胜前菩萨毫光照水永福/桂人。”造像的纪年、整体风格与第14龛基本一致，但是没有功德主的题名。造像者没有关于自身愿望的诉求，而是希望“永福桂人”，即为整个桂州的老百姓祈福，推测他也是桂州最高行政、军事官员一类的身份，地位与宋伯康相当。题记中“能成于忍”“胜前菩萨”等语句，考诸佛经，应是根据《金刚经》的部分内容略作改写。《金刚经》也与军人关系密切，这在《酉阳杂俎》《太平广记》等文献中有大量的记载[19-20]，可作为旁证。
众所周知，鸠摩罗什最早翻译《金刚经般若波罗蜜经》，其后又经历了五译：北魏的菩提流支译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南朝陈真谛译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隋达摩笈多译为《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多经》，唐玄奘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义净译《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为了解该题记采用的是何译本，将相关部分的内容对比如下（表1）。
比较后可知，该题记应该来自于鸠摩罗什所译的《金刚经》。这与唐代流行《金刚经》以鸠摩罗什本最为普及的情况吻合。现今敦煌文献中的《金刚经》总数在两千号以上（包括流失域外的），以鸠摩罗什译本占绝大部分，另有少量菩提流支、真谛和玄奘的译本[21]。
很多学者注意到《金刚经》在唐代的广泛流行与禅宗南宗有着密切的联系[22-23]，而岭南地区又与禅宗六祖惠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惠能得五祖弘忍的衣钵之后，奉师命在岭南藏匿，《六祖能禅师碑铭并序》记载他“怀宝迷邦，销声异域。众生为净土，杂居止于编人。世事是度门，混农商于劳侣。如此积十六载”[24]。桂林所辖的永福县就有关于惠能踪迹的传说，据清雍正十一年（1733）刊印的《广西通志》记载：“双瑞岩在州南八十里。乃六祖修炼之所”[25]。在此背景下，桂州出现《金刚经》的题刻，反映禅宗南宗在此地的流行，似也合乎情理。况且禅宗南宗所尊崇的《金刚经》正是鸠摩罗什的译本[26]。
由此看来，桂林这几铺观音造像所反映的宗教信仰似乎相当的驳杂。观音信仰也是唐代流行的宗教信仰，“人人阿弥陀，户户观世音”就是最好的寫照。净土和禅宗思想同时在一龛造像上有所体现，正是在唐代后期，法相、天台、三阶等几宗势力消退，净土与禅宗渐占据绝对地位的背景下产生。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铺造像反映了民间对净土和禅宗两种思想的合流，用于表达对福报胜前、有求必应、兼济众生等现世利益的期盼。
五 结 语
通过将桂林观音造像与国内其他地区同类造像题材或类似作法进行对比分析，可知桂林观音像双足外撇的做法极有可能来自于长安地区，而其最初的源头应该是东印度地区的波罗王朝，经吐蕃控制区辗转传来。观音像的造像主之一来自长安宋氏宦官世家，造像的粉本推测也来自于长安地区。观音像的流行反映了唐末桂州的佛教信仰以禅宗和净土宗占据主要地位。从初唐流行的“菩提树像”（也称“菩提瑞像”）[27]，到唐末观音像的独特表现方式，桂州造像的渊源一直与中原两京地区密切相关，而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来自于海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央王朝权力中枢“宦官监军”等政治形态、京城造像流行趋势在岭南桂州的投射。
附记：在桂林摩崖造像调查过程中得到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特聘教授张建林先生、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于春副教授指导，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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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桂林;唐代;观音像;长安
中图分类号：K8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4-0072-12
Abstract：There are 3 separate reliefs engraved on the cliffs at Guilin depicting Guanyin（Avalokitesvara） that are characterized by outward pointing toes and connected heel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hree statues and other contemporary works depicting Guanyin found in other cave temples in China suggests that this style of sculpting feet is likely related to the sculpture of the Pala Empire in eastern India， the form of which often resembled esoteric Buddhist image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this art style can be found in cliff engravings throughout the region and examples have been found in east Tibet， west Sichuan， and Yushu， Qinghai province. After the spread of Tibetan artistic influences， the style later spread to the Hexi Regions and eventually reached Chang’an after a series of Buddhis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Tibetans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Tang dynasty. Song Bokang， the patron that sponsor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liefs， came from the family of a eunuch， which may indicate that the draft of this image of Guanyin was brought by him from Chang’an to Guizhou. Furthermore， it can be seen from these images that the Pure Land Sect and Chan Sect dominated the Buddhist beliefs in Guizhou at the end of Tang dynasty.
Keywords：Guilin; Tang dynasty; Guanyin statues; Chang’an
广西桂林市不仅以“甲天下”的山水风光闻名于世，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文物古迹众多，其中包括岭南地区年代最早、数量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摩崖造像。桂林唐代摩崖造像中有为数不少的观音题材，既有单尊观音，也有二观音像，最普遍的题材当属与大势至、阿弥陀佛组成的“西方三圣”。这些观音像中，有3铺单尊立像造型较为独特，分别位于漓江西岸的伏波山千佛洞和虞山。它们龛形较大，高度均超過180厘米，属中、大型龛，表明供养人有相当的身份、地位及财富。保存情况较好，造像的细节便于观察研究，这些造像都采用一种特殊表现方式：双足外撇，足跟相对，呈“一”字形。在桂林其他区域还开凿有许多初唐、盛唐时期的造像，但都采用的是双足平行、足尖朝前的常见做法。以笔者管见，目前尚未在国内其他地区的观音摩崖造像中发现较为相似的造型。部分造像题记有明确的纪年和供养人的姓名、身份信息，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线索。
一 桂林3铺观音像概况
3铺观音像中的2铺位于伏波山千佛洞，该洞临漓江，洞口朝北，像龛开凿于西壁北口，观音像大致面朝东方，编号分别为伏波山第13、14龛。另1铺位于伏波山以北约2千米的虞山，也在漓江西岸，造像面江朝东，离地表近4米，编号为虞山第1龛，概况如下。
（一）伏波山第13龛
纵长方形单层龛，上小下大略呈梯形。龛楣较平。龛高212厘米，宽122厘米，进深10厘米。观音立像高152厘米。头部、上身略向右扭，右胯微上提，身体微呈“S”形。刻内外双重圆形头光，以两圈凸起的弦纹为边界。云脚起于左肩上方，沿外重头光向右侧伸展，止于头顶右上方，覆盖整个圆形头光周长的近三分之二。观音梳高髻，脑后长发披肩，头戴宝冠;冠底齐额为一圈带饰，正中饰一如意纹宝珠，两侧为蝴蝶状帽翅，帽翅垂下连珠坠饰于耳后。宝珠之上为葫芦形饰牌，上浮雕化佛。化佛结跏趺坐，左腿压右腿;右手下垂，左手施无畏印。化佛周围装饰密集的唐草纹。宝冠下缘发际线呈几股月牙形，粗刻发丝。头偏向右侧，呈四分之三脸;脸较清瘦，额间较窄，眉间白毫相，眉弓较短而微上翘，眼窝较低，双目微睁，眼线细长，上下眼睑清晰。鼻根与眉弓相接，鼻梁长而直挺，鼻翼较窄，人中较长与上唇接。上下嘴唇较薄，轮廓清晰，嘴微张。左侧嘴窝较深，嘴下阴刻下颌线;左耳较大而不及肩，耳垂戴一珠型耳钉。颈部较细长，圆肩，胸前璎珞细密繁复，长垂过膝;上身着天衣，左侧衣带绕前臂后飘于身体外侧，右腰外侧结多重帛巾，腹部略鼓;下着长裙，裙裾呈波浪形翻卷，腰部正中系带，腰带打结呈蝴蝶结状，带梢垂于双腿间，底部外侈较宽;双肘挽帔帛，中部于膝前垂下呈“U”形，两端自肘外垂于体侧，边缘浮雕连珠纹;左手下垂，微屈于左腿前，手腕戴手镯，亦缀珠饰;手掌上翻，食指、中指夹净瓶的颈部，净瓶撇口细颈，长腹，高圈足外侈;右臂屈曲外抬，屈无名指，中指与拇指微触，食指、小指略直;跣足，双足外撇，脚跟相对，分别立于一个仰莲瓣莲台之上。莲台呈半圆形，外饰四层仰莲瓣，各层瓣尖不外翻（图1—2）。 右侧龛外有一方题记，宽22厘米，高33厘米，字宽3厘米。隶书，右起纵书5行：
一切尘中能成于忍以是/义故我常归依雕琢岩石/胜前菩萨毫光照水永福/桂人/大中□年□□□□/。（图3）
（二）伏波山第14龛
纵长方形单层龛，尖拱形龛楣。龛高240厘米，宽114厘米，进深17厘米。观音立像高185厘米。浮雕内外两重头光，内层为圆形，外层为桃形。观音梳高髻，头戴宝冠，底缘中部饰5粒珠饰，两侧伸出蝴蝶状帽翅，珠饰之上的葫芦形饰牌浮雕化佛，化佛结跏趺坐，双手似合拢于腹前施禅定印。牌饰周围满饰唐草纹。观音脸较清瘦，发际线平，额间窄，眉弓弧平起棱，尾部上翘近太阳穴，与上眼睑的距离较宽，眉弓间距极近，几乎相连，与鼻根接;鼻梁高直，上下眼睑轮廓清晰，嘴唇与鼻翼等宽，人中短，上唇较薄，下唇较厚，嘴窝微陷;脖子较长，圆肩;身着短袖天衣，长垂至腰，上身璎珞珠饰较繁密，垂至膝前，络腋遮部分腹部;下着长裙，腰间系带，于腰部正中结蝴蝶结后垂于双腿间，长裙裙脚较宽，边缘呈横“S”状，较富于动感;帔帛绕双臂垂于膝前，于体前呈“U”形，两端于肘外略撒开，飘于体侧;左臂屈肘外举，手掌外撇，掌心向上，五指微曲，掌上似有托物，右手下垂于体侧，腕上戴珠链，掌心朝外，食指、中指夹净瓶的颈部，净瓶圆腹矮圈足;跣足，左足五趾分明，右足略残;双足分立，脚尖外撇，脚跟相对，各立于一个仰莲台之上。两个莲台相连，莲台呈圆柱形，表面浮雕三层仰莲瓣（图4—5）。
观音像头部右侧有一题记框，高35厘米，宽18厘米，字约2.5厘米见方。真书，右起纵书两行（图6）：
桂管监军使赐绯鱼袋宋伯康/大中六年九月廿六日隽（镌）。
（三）虞山第1龛
纵长方形单层龛，龛楣平。龛高188厘米，宽80厘米，进深10厘米。观音像高135厘米，右胯略提，身体微呈“S”形。内外双重头光均为圆形，以两圈凸起的弦纹为边界，头光外浮雕卷云纹，云脚起于头光左侧，沿外侧头光向右侧伸展，止于头顶右上方，覆盖整个圆形头光周长近半。观音梳高髻，脑后长发披肩，头戴宝冠，冠底齐额为一圈带饰，带饰上方似装饰宝珠、牌饰等物，周围装饰唐草纹，两端为蝴蝶状帽翅;宝冠下缘发际线呈3股月牙形，粗刻发丝，脸微侧向右侧，眉弓弧平，双目微睁，眼线细长，鼻根与眉弓相接，鼻梁窄长挺，鼻翼下刻鼻孔，人中较长与上唇接，嘴小，下唇厚，下颌较圆。右耳不见，左耳位置较靠下，耳廓、耳蜗清晰，耳垂及肩，戴一珠型耳钉。颈部较短，圆肩。胸前璎珞装饰较为繁复，长垂及膝。肩披天衣，长及座下，束带自双肩垂下，右腰外侧堆叠多层帛巾，末端较短，垂于体侧，腹部略鼓。下着长裙，裙裾呈波浪形翻卷，腰部正中系带并系花结，带梢垂于双腿间。左手下垂，腕戴圆形手钏，上缘缀一圈珠饰，微屈于左腿前，食指、中指夹净瓶颈部，净瓶细颈，长腹，圈足略外侈;右臂屈肘外举，戴手钏，竖食指、屈无名指，中指与拇指微触，拈一柳枝。跣足，脚趾分明，双足脚尖外撇，脚跟相对，分别立于莲台之上。莲台呈半圆形，浮雕2—3层仰莲瓣（图7—8）。
二 桂林观音像双足外撇表现手法考察
3铺造像高度都在150厘米以上，头部、身上的璎珞等装饰品非常繁复，体现出较高的雕凿技巧。其足部皆雕凿成足尖外撇、足跟相对的形式，呈较为别扭的“一”字形。造像的雕凿年代在晚唐的大中年间。这种做法在桂林其他造像中未见，在国内其他各大石窟的造像中也极为少见。而在西藏东部芒康、察雅等地摩崖造像中，却常可以看到脚跟相对外撇站立的立佛和菩萨，年代在8世纪末9世纪初，这与当时统治者大力扶植佛教、传播显密教法，并重视密教的作用有着紧密的联系[1]。另外在四川（图9）、青海（图10）等吐蕃王朝势力范围内也多见这种密教题材的观音及其他菩萨像，双足跟相对，呈近乎“一”字形。这类造像带有浓郁的东印度波罗艺术风格，与尼泊尔同时期的佛教造像风格相似，时代也与藏东地区相仿[2-3]。
但是，这些石刻图像与桂林这几铺造像存在较大的差距，如果说他们之间存在着传承关系的话，必然需要有图像上更为接近两者的中间环节存在。目前在中原地区的造像中没有发现相似的石刻作品，而在金铜造像中却有头冠、璎珞、披帛略同的样本，但是脚部并非呈现出脚跟相对的“一”字形（图11）。
这种做法的出现，或与中晚唐时期吐蕃与大唐之间的政治形势有关。安史之乱后，吐蕃乘乱夺取河西地区，瓜州遂为吐蕃所占。此时无论大唐还是吐蕃，都流行密教，故而吐蕃的佛教艺术迅速传播到瓜州的榆林窟。据段文杰先生研究，榆林窟第25窟代表了吐蕃占领时期的最高艺术水平，甚至超过同期的敦煌石窟。该窟正壁毗卢遮那与八大菩萨曼陀罗与藏东、玉树等地的石刻像一脉相承，其年代大致相当于吐蕃占领初期的776—781年之间或稍晚[4]。南壁所绘观无量寿经变中的观音菩萨（图12），双足外撇，足跟相对。另外第15窟前室北壁的菩萨（图13）、东壁的地藏也是如此，与川西北、藏东、玉树地区石刻像的做法一致。唐末五代时期，双足外撇的角度更甚。相比上述地区的石刻图像，桂林的观音像与榆林窟的观音壁画更为相似。
大中五年（851），沙州刺史张议潮降唐，随后发兵将周围的瓜州、廓州等十州从吐蕃手中抢回，置归义军于沙州，以张议潮为节度使[5]。在此之前吐蕃、大唐多年兵戎相见，互有胜负导致双方地盘上的进退，因为当时彼此都热衷于密教的缘故，双方可能存在着佛教艺术的交流。吐蕃占领期间，敦煌虽然政治上与中原隔绝，但与长安僧人间的佛事往来并未中断[6]。沙州的莫高窟与瓜州的榆林窟相距较近，号称姊妹窟。榆林窟的情况与莫高窟大致相同，佛事交流将这种双足外撇的艺术品也传入了长安，但是并未引起太多的仿制，随后可能被从长安到桂州为官的宋伯康将粉本带到桂州并造像，遂使尼泊尔、吐蕃风格的这种艺术表现手法经长安流传到了岭南地区。
三 桂林观音像功德主考察
从风格上来看，3尊观音像的风格较为一致，特别是伏波山第13龛与虞山第1龛，几乎可以确定采用的是同一个粉本。伏波山的两龛均开凿于大中年间，虞山的虽然没有题记，認为三者同时应无大错。 3铺观音像龛的高度在188—240厘米之间，所在位置较高且险峻，特别是伏波山，绝壁距水面近20米。开凿中、大型造像高昂的费用显然不是寻常百姓所能承担的，因此功德主非富即贵。造像题材和风格的一致性也说明三者的粉本来源一致，功德主如果不是来自一个家族的话，关系也会相当亲近。
伏波山第14龛有纪年、功德主及其职务的题记，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线索。纪年为大中六年九月廿六日，功德主名宋伯康，职务是桂管监军使，勋衔为赐绯鱼袋。从时间上看，宋伯康至少经历了令狐定与张文规两任桂州观察使[7]。史籍中不见关于宋伯康的记载，但是，1982年西安长安县郭杜镇出土了《唐朝请大夫行内侍省掖庭局宫教博士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绯鱼袋宋伯康墓志》（图14）[8]，其名字、绯鱼袋之衔与桂林题记一致。先录墓志文如下：
唐朝请大夫行内侍省掖庭局宫教博士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赐绯鱼袋宋伯康墓志/。
朝议郎试荐事府司直上柱国徐环撰/
大夫其先，则殷汤之裔孙也。周武封微子于宋，以国为氏焉。后徙家于广/平郡。曾大父讳逸，高尚避世，适志云岩。皇大父讳崇望，内侍省/给事，赠常侍。皇父讳守义，赠骠骑大将军。艺苞文武，定难除凶。盖代/之功，标于国史。孝理仁让，著于谱牒。大夫讳伯康，字安耆，则□/骠骑之长子也。性禀天资，形质嘉彦。德敏恭俭，孝悌信让。忠贞奉/国，竭节于公。慕道精修，阴骘冲素。门传密仅，君恩屡沾。监莅抚戎，/恩重将卒。昭宣帝命，则战士轻生。申五令之/恩波，感役英杰。享/年六十，名德无双。大运遽钟，药石亡效。疾殛之日，乃戒其后昆曰：予毕命/之后，简葬素蒸，衣布瓦棺，是予素志。存亡粗济，无费 浮华，斯可谓志道始/终，敩古前哲。呜呼！大中太岁庚辰孟夏十有四日，薨于修德里私第。松摧/瑶毁，珠殁星沉。班友泣怛，闾里伤怀。九戚哀号，三宾恸叹。男六人：长曰彦/章、次曰彦曋、仲曰彦环、汉男敖、彦瑜、彦牟等，气蕴良能，学敩深邃。号天叩/地，触叙哀摧。孀妇擗踊刍凷，泣血临丧感动衢路。奉遗教，情过孟氏;尊/结发，礼甚齐眉。可谓梁氏之妻，陶家之母矣。追斋铸象，温清如存。礼法有/仪，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明年辛巳律应太族二十一日，葬于京兆郡长/安县义阳乡，其村曰邓，其原曰高阳。俯于先君骠骑之坟艮隅/十步。烈树松槚，礼合宪章。恐年移世改，海竭松枯，命予为文，将纪年祀，乃/为讼（颂）焉。/
讼（颂）曰：/
门传密辅，世効忠贞。崑山玉润，汉水珠明。/慕道精修，居家理治。/松摧岩表， 荆璞斯坏。隙驷西驰，逝川东迈。/龙泉独逝， 镜昧鸾孤。荆门罢肆，哀挽盈途。/哲人斯殁。良木其摧。寂寂玄寝，冥冥夜台。/神仪谔谔，垅树萧萧。窀窀杳杳，千古迢迢。/
该墓志记载宋伯康为广平郡人，但未曾提及宋伯康曾任桂管监军使，而有其他诸多的头衔：朝请大夫、行内侍省掖庭局宫教博士、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等。这些头衔则不见于桂州宋伯康的题记。仔细分析墓志的内容后，可知二者极有可能为同一人。
首先，二者年代吻合。墓志记载宋伯康卒于“大中庚辰孟夏十有四日”，即公元860年四月十四日，年60岁，正值本命年，是以志文说他犯“太岁”，则其生年为贞元十七年（801）。桂林造像纪年大中六年，如果二者是同一人，是年他52岁。这个年纪作为桂管监军使，并无矛盾之处。
其次，二者身份契合。墓志中宋伯康虽然没有“监军使”的头衔，也未记录曾经在桂州为官，但是有“君恩屡沾、监莅抚戎”之语，契合其监军使的身份。说明他有到帝国边疆的蛮夷之地进行监督、安抚的经历，起到了“恩重将卒”“昭宣帝命”的作用。
第三，二者均是佛教徒。在桂林开龛造像自然是虔诚的佛教徒，而墓志中提到宋伯康“慕道精修”，死后要“志道始终”，所以要求“简葬素蒸，布衣瓦棺”丧葬从简。这与很多中古时期佛教信徒死后的薄葬要求相一致。
第四，题记和墓志的文字无论从字体还是从间架结构上看都非常接近，细微的差距可以认为是桂州、长安两地不同的刻工所致（图15）。二者当是与宋伯康关系极为密切的同一人所书，即“朝议郎试荐事府司直上柱国徐环”。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二者均是宦官。桂林题记虽然除了“监军使”外没有其他任何的身份信息，但是中晚唐出任地方节镇监军使的人选，皆由内侍省宦官担任，这是中唐时期监军制度与玄宗之前为战时临时设置的最大差异。玄宗时期就开始重用宦官，“隋末，或以御史监军事，大唐亦然。时有其职，非常官也。开元二十年后，并以中官为之，谓之监军使”[9]。安史之乱以后，地方节镇脱离中央管辖的离心力不断增强，派遣常驻的监军使成为常制。德宗贞元十二年（796），“立左右神策护军中尉二员，中护军二员（……两中尉皆分领左右街功德使……）。时天下军镇节度诸使，皆以内臣一人监之，谓之监军使”[10]。而墓志中的宋伯康，宦官身份更为明显。内侍省掖庭局宫教博士只能是阉人，《唐会要·内侍省》：“唐制，内侍省，其官有内侍四人，内常侍六人，……别有五局：掖庭局掌宫人簿籍;……五局有令丞，皆内官为之。”[11]内侍省掖庭局“置宫教博士二人，从九品下。掌教习宫人书、算、众艺（……开元末……以内教博士以下隶内侍省，中官为之）”[12]。
因此，在较短的时间范围、人数较少的特殊群体内，同名同姓者，基本可以认为墓志与题记中的宋伯康当为同一人。
唐代官员的章服是根据个人的品级来决定的。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青。宋伯康掖庭局宫教博士官衔为从九品下，朝请大夫为文散官，品级从五品上，上柱国却是正二品，如果按照上柱国的勋衔，应该是赐紫金鱼袋，而不是绯鱼袋。唐置上柱国至武骑尉共十二阶，自正二品至从七品，皆无职掌，称为勋官，可以通过战功获得“转数”，从低到高提升勋衔[13]。宋伯康有上柱国的勋官衔，这已是十二转勋官中的最高等级，这并不能表明他立过很多战功，而应与唐后期对太监滥授勋衔有关。故其赐绯鱼袋应该来自于他五品的朝請大夫。 有唐一代，宦官监军使作为皇帝的代表，行“监视刑赏，奏察违谬”之职责[14]。维护的是皇权意志，职位并不受地方节镇的任命和辖制，因此地位与地方行政、军事首脑可以并驾齐驱。桂管兵力薄弱，节镇与河朔等地的节度使地位差距极大，实力远不足以威胁中央，因此监军的势力有时甚至比防御使更大。例如僖宗年间，“桂管监军李维周骄横，瓒曲奉之，浸不能治。桂管有兵八百人，防御使才得百人，余皆属监军。又预于逐师之谋，强取两使印，擅捕知州官，夺昭州送使钱”[15]。
有意思的是，从杜牧起草的一份诏书中，我们发现了宋伯康兄弟的踪迹。这份诏书名为《宋叔康妻封邑号制》：
敕。诗称鹊巢，礼荣翟茀，既彰爪牙之效，宜齐伉俪之荣。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特进、左领军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上柱国、广平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宋叔康妻清河县君房氏，懿慈柔淑，作配忠勋，能洁苹蘩，克叶姻族。成此内则，慕其壸风，称为令人，实光妇道。爰疏封爵，用举典章，可服宠荣，勉于辅佐。可封清河郡夫人[16-17]。
唐代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与上下枢密院枢密使合称“四贵”，是宦官集团的最高首领，位高权重。护军中尉始设于德宗，在泾阳之变中，由于得到宦官的拥护，“贼平之后，不欲武臣典重兵，其左右神策、天威等军，欲委宦者主之，乃置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分掌禁兵，以（窦）文场、（霍）仙鸣为两中尉，自是神策亲军之权，全归于宦者矣。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兰■将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18]。而左右街功德使的职能是管辖长安地区宗教事务。杜牧在大中五年（851）知制诰，六年迁中书舍人并卒于是年。故知宋叔康至少在851—852年间是权势熏天的宦官首领。
从宋伯康、宋叔康名字的关联性，郡望同为广平郡，都是宦官，他俩极有可能是兄弟关系，这也非常符合唐代宦官家族的特征。其祖宋崇望，内侍省给事赠常侍，显然这是宦官的职务。其父宋守义为赠骠骑大将军，为武散官里极高的品级——从一品，无其他实职，这也是中晚唐时期皇帝给予亲信太监的常用勋衔。考察其祖、其父及伯康、叔康的官职后，我们可以确定，这是一个至少三代为官的阉人家族。在此之前，该家族并不为学界所了解。其族世系如下：
太监领养义子，是唐代宦官政治的一大特色，国家层面也颁布允许政策：“贞元七年三月十三日敕：内侍省五品以上，许养子一人，仍以同姓者，初养不得过十岁”[11]1133。高品级宦官的义子极多，并不理会上律之限。宦官世家宋氏家族中，守义是崇望的养子，伯康、叔康是守义的养子，伯康又蓄养子六人。从勋衔上看，三代人都极受皇帝的宠信。从时间上看，宋伯康大中六年在桂州监军、开凿观音像不久后就回到长安，因其弟叔康的权势，他的品级在大中十四年去世之前得到较多的提升。
四 造像所反映的宗教思想考察
伏波山第13龛的观音造像右侧有一方题记：“一切尘中能成于忍以是/义故我常归依雕琢岩石/胜前菩萨毫光照水永福/桂人。”造像的纪年、整体风格与第14龛基本一致，但是没有功德主的题名。造像者没有关于自身愿望的诉求，而是希望“永福桂人”，即为整个桂州的老百姓祈福，推测他也是桂州最高行政、军事官员一类的身份，地位与宋伯康相当。题记中“能成于忍”“胜前菩萨”等语句，考诸佛经，应是根据《金刚经》的部分内容略作改写。《金刚经》也与军人关系密切，这在《酉阳杂俎》《太平广记》等文献中有大量的记载[19-20]，可作为旁证。
众所周知，鸠摩罗什最早翻译《金刚经般若波罗蜜经》，其后又经历了五译：北魏的菩提流支译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南朝陈真谛译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隋达摩笈多译为《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多经》，唐玄奘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义净译《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为了解该题记采用的是何译本，将相关部分的内容对比如下（表1）。
比较后可知，该题记应该来自于鸠摩罗什所译的《金刚经》。这与唐代流行《金刚经》以鸠摩罗什本最为普及的情况吻合。现今敦煌文献中的《金刚经》总数在两千号以上（包括流失域外的），以鸠摩罗什译本占绝大部分，另有少量菩提流支、真谛和玄奘的译本[21]。
很多学者注意到《金刚经》在唐代的广泛流行与禅宗南宗有着密切的联系[22-23]，而岭南地区又与禅宗六祖惠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惠能得五祖弘忍的衣钵之后，奉师命在岭南藏匿，《六祖能禅师碑铭并序》记载他“怀宝迷邦，销声异域。众生为净土，杂居止于编人。世事是度门，混农商于劳侣。如此积十六载”[24]。桂林所辖的永福县就有关于惠能踪迹的传说，据清雍正十一年（1733）刊印的《广西通志》记载：“双瑞岩在州南八十里。乃六祖修炼之所”[25]。在此背景下，桂州出现《金刚经》的题刻，反映禅宗南宗在此地的流行，似也合乎情理。况且禅宗南宗所尊崇的《金刚经》正是鸠摩罗什的译本[26]。
由此看来，桂林这几铺观音造像所反映的宗教信仰似乎相当的驳杂。观音信仰也是唐代流行的宗教信仰，“人人阿弥陀，户户观世音”就是最好的寫照。净土和禅宗思想同时在一龛造像上有所体现，正是在唐代后期，法相、天台、三阶等几宗势力消退，净土与禅宗渐占据绝对地位的背景下产生。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铺造像反映了民间对净土和禅宗两种思想的合流，用于表达对福报胜前、有求必应、兼济众生等现世利益的期盼。
五 结 语
通过将桂林观音造像与国内其他地区同类造像题材或类似作法进行对比分析，可知桂林观音像双足外撇的做法极有可能来自于长安地区，而其最初的源头应该是东印度地区的波罗王朝，经吐蕃控制区辗转传来。观音像的造像主之一来自长安宋氏宦官世家，造像的粉本推测也来自于长安地区。观音像的流行反映了唐末桂州的佛教信仰以禅宗和净土宗占据主要地位。从初唐流行的“菩提树像”（也称“菩提瑞像”）[27]，到唐末观音像的独特表现方式，桂州造像的渊源一直与中原两京地区密切相关，而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来自于海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央王朝权力中枢“宦官监军”等政治形态、京城造像流行趋势在岭南桂州的投射。
附记：在桂林摩崖造像调查过程中得到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特聘教授张建林先生、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于春副教授指导，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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