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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来日本的朋友，不论是旧知新交，大致都问我对日本的印象或感想。因为我在日本的时间很长，超过半个世纪了。但也正因为时间太久，生活上已经融化在日本社会里，印象远不如战前初来日本留学时那样鲜明，一些事象觉得都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也就留不下任何印象。
我在战前作为留学生来日本，刚满一年便发生了七·七事变，匆匆回国。战后1947年秋我在纽约时，占领着日本的盟国总司令部宣布开放贸易，邀请各同盟国在限定的名额内派遣“买主”来日本开拓贸易，协助日本的经济复兴。我受雇的广大华行上海总公司突然通知我，说中国的限额内我们公司恐怕申请不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批准，委派我立即在美国的限额内申请去日，愈早愈好。我也带着好奇的心理，愿意去看看我留学中断了的战后的日本，随同律师去华盛顿申请，终于在1947年初冬由纽约飞来东京，在这大半已成焦土的东京开始替日本办出口。想不到此行竟决定了我的大半生，从此定居在日本。
美国来日的“买主”们都是大公司的代表，胃口很大，看到战败后的日本，大失所望，要卖给日本，他们分文美元都没有。要购买，这里只有焦木断砖。我去盟总管理贸易的科学技术厅时，每次都会遇到一二位住在同一旅馆的美国贸易代表，怨声载道，向主管人员当面发牢骚。我很感谢我们公司上海的总经理卢绪章（按：卢建国后任新中国外贸部副部长——编者），他吩咐我从小生意做起。中日间的大宗，是物物交换方式，只让我把详情和可能性先详细打听好，逐步准备。当前如果有零细生意在日美之间可做，便先着手。我很幸运，在科学经济厅主管杂货的是一位老太太芬克，她和她已经过世的丈夫战前在上海做生意，战争中被逼收摊回美的。看到我这战后第一个来日的中国商人，备感亲切，多少受她的指引，我在1947年年底以前就向美国出口了2000公斤的薄荷（wentheol）和几百公斤的寒天（Agan Agan在中国叫做洋菜），多亏纽约公司各位的努力，都很有利润地卖给了糖果公司、中华菜馆和默克制药厂（寒天也是培养细菌的材料）。
1948年新年我去科学经济厅贺年，芬克老太太兴致很高，引我去见厅长麦卡脱将军，麦卡脱满面笑容和我握手说：“我们美国来的买主们胃口太大，不懂生意，只有你首先做成了十几万美元的出口，帮了我们不少忙，我早就知道了，所以叫她一定带你来见一面，望你今后更加帮忙。”(这些金额在今天看微不足道，但在当年日本出口等于零，一般公司职员月薪平均不满十美元的当时，是很受注目的）
1948年盟总的政策是放逐战犯，财阀解体。财阀的据点在东京的丸之内一带，洋楼矗立，三菱、三井、住友、安田、丰田、日产，都在那一区域或其附近。一旦解散，虽然没有取消他们的所有权，却也有很多幢洋楼人去楼空，临时交由盟总管理。其中有若干幢改装作为盟军宿舍或外商居住的旅馆，有二三幢改为租占外来贸易商的办公室。我在1948年初，租定了原是住友信托银行4楼的一室作为办公室，直到朝鲜战争发生后的1952年，才搬迁到港区的虎之门，其后1954年再搬到和宫城相近的内幸町，1955年因和美国的朋友们合作开发美国和东南亚的业务，需要有稍大的办公室，才搬到银座东部一座新建的大楼，直到这大楼已觉太旧，需要拆毁重建的1993年，恰好我们也要缩小，又再搬到与银座毗邻的筑地。
说起筑地的小办公室，是我和我的秘书在1972年置定的。只有58平方米，但是设备比较新，且附有小厨房和浴室、洗手间。当时正是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GDP的上涨率每年在10％以上。银座一带的地产和房租，也以无法相信的速度上升。同时劳动者同盟的斗争也很剧烈，特别是铁道、交通方面，春斗、秋斗、罢工频发，常常下班后无法回家。我当时决心买一间分卖的新建大楼里的一室，让罢工时无法回家的职员临时住宿，筑地虽然和银座只有一河之隔，传统的成见都认为银座是全日本都市中最繁荣之区，而筑地只是鱼市、菜市的偏僻地区，没有高楼也没有大商店，地价只有银座的三分之一左右，首都的都厅为了增强市内的交通系统，决定了将那条运河填底改成高速道路，仍比陆地低五六米，使地上原有的桥梁和街路保持原状或放宽路面，高速车道在原来的河身通行。此举提高了筑地的地面价值，纷纷有不动产公司投资在那一带建造高层出卖或出租的房舍了。
我们那买定的小套房离公司的办公室步行只十几分钟，买价也是我们个人手头的资金可以办到的，就免得劳师动众去向公司的董事会报告了。待得公司真要扩充设立分室时，再租给公司，否则就留在那里准备急用。好在那一带的不动产作为投资也一定会赚钱的。这样我们除银座之外，和筑地也结上了缘。
说到筑地，我们就自然回忆到明治维新的历史。单从地名上看，也可以知道：德川家康以征夷大将军的名义在江户城设立幕府时（1603AD），这筑地还是城外海滩。江户城外的闹市是日本桥，可以建房居住的地区只到银座为止。直到18世纪，挖了运河，将沙滩填筑成地，才有所谓“筑地”的存在，当年也只指定作为各外地藩镇向幕府奉献的物资的临时堆栈。但是当时日本的锁国政策被欧美各先进国打开以后，那些外国来日本的传教士、商人、船员居住的地方为免与本国人杂处滋生麻烦，幕府便指定筑地的一部分地区，由他们建房居住。同时为了便于学习西洋式的航海技术，使新设的海军学校也坐落在筑地，布置在鱼市场和外人居住地之间。
不过日本的现代化，实际是从西到东的。在锁国时代，幕府指定的惟一可以和外国来往，特别是和中国断不了交通、商贸关系的，是最西端的长崎港，欧洲各国的传教士和商船，也都集中在长崎。从这港口不仅传进了基督教、西洋军器、商品，也传进了西洋的近代文明。西洋的科学知识，深切地感动了日本西部各藩的所谓武士（地方的知识人）。幕府无法阻止，暗中已经风行各地的“兰学”，即荷兰人带来的科学、宗教和哲学书。这中间当然也包含了现代民主思想，引入了推翻幕府封建旧制的要求，形成了维新运动。
但是以江户为中心的东部日本幕府及其附庸的集团却落在后面，还在兴起“尊皇攘夷”的风潮，他们明白了西洋科技学术远超过了东方，开始了制造枪炮、操练海军，却坚持以执政权威的保守主义，最多退让到“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中途半端，终至引发了“明治维新”的内战，归结到立宪君主的政体。这是日本近代化的端倪，完成这一任务的维新志士们确实也值得我们敬仰的。他们虚心学习，尊崇学术知识，竭力洋化，特别致力于普及教育，鼓励经济生产事业，迈进到资本主义的时代。只可惜的是这空前的经济建设的成功，使国家强盛了，经过1895年的甲午战争和1905年的日俄战争取得了预想不到的胜利以后，国政大权落入了军人手中，急于混入帝国主义的争夺战，而造成了二战的大败。
这次战败能够幸免于亡国是受惠于战后美国和苏联因争夺霸权所造成的冷战局面。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盟国计议中管理日本的初旨是相当严格的。但苏、美的对立日益尖锐，双方都为争霸世界是共产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成了最严重的冲突点。美国为了保障本国的权威和资本主义的存续，需要利用西方的战败的德国和东方被占领下的日本，便放宽了一切限制，促使他们繁荣，用来作为对付苏联和共产主义蔓延的最有力的防卫线。这样就给予了日本和西德复兴的机会。
日本战后的复兴是我亲眼看到的，也可说我是参加在内的。那拼命和努力的程度，我不仅了解，也是衷心佩服的。这50余年，眼看着焦土残壁逐一改建成了高楼大厦，敞衣粗食逐年呈现出新装馔餐。技术、生产都急追欧美而且各方显示优势。因为教育普及，人才也多。因为肯干，生产性也强，官、商、教、研都相互扶持。各种产品不论粗长厚大或轻薄短小，都精研详讨，力求超过世界水平。不必提到丰田汽车、本田轿车和摩托车，索尼的收音机、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NEC和富士通的电脑硬件软件，以至NTT的手机等，即使我曾经经手出口的机厂设备等方面，进步的速度也是超越的。1960年前我要纽约公司买了美国的设计图来交给日本厂家制作，70年代以后，就完全采用日本厂家的设计，因为性能更好且价格更低。
工作者的作业态度也是世界罕见的。技师或职员有时陪着我直做到夜深才回去。在世界上恐怕很少见而在日本常会发生的“过劳死”，我也亲自遇到了三次。一位课长级的职员为了急差前去印尼和新加坡一星期，晚上七点回到东京也没休息。知道我和他的部长等几位正在某餐馆晚餐，为了急于要向部长报告，竟赶到餐馆来参加次晨从九时半就列席部内的会议，延续到傍晚五点，从八楼的会议室乘电梯下降到1楼走出电梯时竟跌倒在地，同事们慌忙扶起时，已经气绝了！过劳和过分兴奋的结果，血压陡升，经电梯的突然下降引起了急性的脑血管破裂！
日本战后从一个败亡的国家，经40年至50年的努力，升起成为世界第二个富裕的国家，虽说时代和世界局势给了它空前的好机会，我们却不能抹杀它国民的团结力和工作的努力。虽说目前因为经济的泡沫涨破，这两三年的成长率低至负数线上，却不能说它会降落到二流国家的地位去。
近现代日本有两次繁荣和兴隆，第一次是明治维新，基础在于迅速接受了西欧的科学文化，普及教育，勤奋振兴实业，虽说也是机遇好，正逢列强瓜分中国，英国要借重日本来压制俄国的向东方伸展，但日本民众的守规和努力也是不可否认的。可惜容忍了军部的嚣张，失去了控制，导至大失败。第二次的兴隆是二战败后的耐苦奋发，至于今天。依靠了美国却也受控于美国。
这里希望宽恕我插入几句没有体统的闲话中的闲话。我的历史知识不足，理解也不深入，只是个人感觉，希望不要见笑，惠予指教。日本相当一部分知识人给我的印象是爱作虚浮的自豪。他们似乎脱不了过去军部杜撰的谎言，要夸张日本人种的优秀。其实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何况世界上，除了南美非洲密林深处的土人外，已经找不到什么纯血统的民族了。
我们总觉得环境的力量远超过先天的遗传。日本这个岛国缺乏一个文化的源流，中古以来吸取了中国文化，奉为至宝，很忠实地保持着，有一些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描述的风情习俗，在中国已经消失，在日本却还保持着。西洋文化传来，他们也吸取保存着，男子的服装完全模仿英国。在上流社会中见到的一些中年男子，比英国人更为英国式，而这种人我在英国时已经不多见了。说不定再过几年，日本的年轻一辈正学着美国，可能会比美国人更带美国风气。
在这方面中国人也许比不上日本人，因为传承因习比日本深，而且传统中把“孝”看得太重。“孝”原也是一个美德。但是太夸张重视了便发生一种不肯前进的错误，子孙不能改其祖宗之道，则社会永不进步。“孝”重于“公”，则当然发生自私、轻视社会公益的现象。12亿人的期望和要求，抵不上我一家的自私。似乎也证明今天一部分自称台湾人的中国人，是比本土的中国人更为因袭守旧的中国人。
日本人的团结力似乎比中国人高，这也不是民族的特征，只是社会传承中有此因素。欧美的知识人都说日本是一个从上往下的直线型社会，谈不上真正的民主，我也有此模糊的感觉。中世以来，日本社会以“忠”为重，各藩的藩士（武士）必须绝对听从藩主的命令。各藩主又必须绝对听从将军的命令。无法执行将军的命令时便当“切腹”自杀。这是一种加强团结的手段，但也是容易受骗的原动力。战前军部矫用天皇名义，便可以动员全国民众，抛弃生命也不顾。幕府时代，将军代行天皇的职务，拨了重款供养天皇在京都造花园、谈恋爱、玩舞妓，做诗享乐，而将军即可指挥天下，抉择大政。
今天的日本，只有一个“象征天皇”，却没有“将军”。虽然有民选的议会，由多数党推举出“总理大臣”主持政府，但实际上总理大臣是听命于美国的。有很多不满于这种听受外来指挥状况的在野党以至民间的人，散见于行动。而日本是在美国的管制下，空想中也似乎冀求狐假虎威，试图以天皇和幕府将军的方式，为美国作为管制太平洋西岸的“将军”，无奈亚洲各国不服。“太上皇”美国也还记得珍珠港和这想当代理人的“将军”死不向人认错赔罪的本性，不能对他们放心置信。
世界进步很快，目前21世纪已进入了，美国和欧洲又推出了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信息技术的经营，世界规模的金融工学，WTO自由贸易，单靠制造技术的经营似乎也已经退居次要的地位了。如何突破这个新关口，正是最费思考的作战了。走出我现在的筑地小办公室，景色和我初买此房时的1972年已经完全改变了。从银座通过来的大路晴海通，路面放宽了，东面直通月岛和晴海，都是早先填海造成的土地，有新建的大旅馆、展览会场，再往东去有刚填海完成的大地区御台场，都是新建的高层办公楼和住宅区。我们小办公楼的斜对面，又是正在打基础建筑中的综合信息大楼。世界是在瞬息万变中。日本今后究竟向何处去呢？我这里只能暂借毛泽东的诗来作个不是结尾的结尾：
“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我在战前作为留学生来日本，刚满一年便发生了七·七事变，匆匆回国。战后1947年秋我在纽约时，占领着日本的盟国总司令部宣布开放贸易，邀请各同盟国在限定的名额内派遣“买主”来日本开拓贸易，协助日本的经济复兴。我受雇的广大华行上海总公司突然通知我，说中国的限额内我们公司恐怕申请不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批准，委派我立即在美国的限额内申请去日，愈早愈好。我也带着好奇的心理，愿意去看看我留学中断了的战后的日本，随同律师去华盛顿申请，终于在1947年初冬由纽约飞来东京，在这大半已成焦土的东京开始替日本办出口。想不到此行竟决定了我的大半生，从此定居在日本。
美国来日的“买主”们都是大公司的代表，胃口很大，看到战败后的日本，大失所望，要卖给日本，他们分文美元都没有。要购买，这里只有焦木断砖。我去盟总管理贸易的科学技术厅时，每次都会遇到一二位住在同一旅馆的美国贸易代表，怨声载道，向主管人员当面发牢骚。我很感谢我们公司上海的总经理卢绪章（按：卢建国后任新中国外贸部副部长——编者），他吩咐我从小生意做起。中日间的大宗，是物物交换方式，只让我把详情和可能性先详细打听好，逐步准备。当前如果有零细生意在日美之间可做，便先着手。我很幸运，在科学经济厅主管杂货的是一位老太太芬克，她和她已经过世的丈夫战前在上海做生意，战争中被逼收摊回美的。看到我这战后第一个来日的中国商人，备感亲切，多少受她的指引，我在1947年年底以前就向美国出口了2000公斤的薄荷（wentheol）和几百公斤的寒天（Agan Agan在中国叫做洋菜），多亏纽约公司各位的努力，都很有利润地卖给了糖果公司、中华菜馆和默克制药厂（寒天也是培养细菌的材料）。
1948年新年我去科学经济厅贺年，芬克老太太兴致很高，引我去见厅长麦卡脱将军，麦卡脱满面笑容和我握手说：“我们美国来的买主们胃口太大，不懂生意，只有你首先做成了十几万美元的出口，帮了我们不少忙，我早就知道了，所以叫她一定带你来见一面，望你今后更加帮忙。”(这些金额在今天看微不足道，但在当年日本出口等于零，一般公司职员月薪平均不满十美元的当时，是很受注目的）
1948年盟总的政策是放逐战犯，财阀解体。财阀的据点在东京的丸之内一带，洋楼矗立，三菱、三井、住友、安田、丰田、日产，都在那一区域或其附近。一旦解散，虽然没有取消他们的所有权，却也有很多幢洋楼人去楼空，临时交由盟总管理。其中有若干幢改装作为盟军宿舍或外商居住的旅馆，有二三幢改为租占外来贸易商的办公室。我在1948年初，租定了原是住友信托银行4楼的一室作为办公室，直到朝鲜战争发生后的1952年，才搬迁到港区的虎之门，其后1954年再搬到和宫城相近的内幸町，1955年因和美国的朋友们合作开发美国和东南亚的业务，需要有稍大的办公室，才搬到银座东部一座新建的大楼，直到这大楼已觉太旧，需要拆毁重建的1993年，恰好我们也要缩小，又再搬到与银座毗邻的筑地。
说起筑地的小办公室，是我和我的秘书在1972年置定的。只有58平方米，但是设备比较新，且附有小厨房和浴室、洗手间。当时正是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GDP的上涨率每年在10％以上。银座一带的地产和房租，也以无法相信的速度上升。同时劳动者同盟的斗争也很剧烈，特别是铁道、交通方面，春斗、秋斗、罢工频发，常常下班后无法回家。我当时决心买一间分卖的新建大楼里的一室，让罢工时无法回家的职员临时住宿，筑地虽然和银座只有一河之隔，传统的成见都认为银座是全日本都市中最繁荣之区，而筑地只是鱼市、菜市的偏僻地区，没有高楼也没有大商店，地价只有银座的三分之一左右，首都的都厅为了增强市内的交通系统，决定了将那条运河填底改成高速道路，仍比陆地低五六米，使地上原有的桥梁和街路保持原状或放宽路面，高速车道在原来的河身通行。此举提高了筑地的地面价值，纷纷有不动产公司投资在那一带建造高层出卖或出租的房舍了。
我们那买定的小套房离公司的办公室步行只十几分钟，买价也是我们个人手头的资金可以办到的，就免得劳师动众去向公司的董事会报告了。待得公司真要扩充设立分室时，再租给公司，否则就留在那里准备急用。好在那一带的不动产作为投资也一定会赚钱的。这样我们除银座之外，和筑地也结上了缘。
说到筑地，我们就自然回忆到明治维新的历史。单从地名上看，也可以知道：德川家康以征夷大将军的名义在江户城设立幕府时（1603AD），这筑地还是城外海滩。江户城外的闹市是日本桥，可以建房居住的地区只到银座为止。直到18世纪，挖了运河，将沙滩填筑成地，才有所谓“筑地”的存在，当年也只指定作为各外地藩镇向幕府奉献的物资的临时堆栈。但是当时日本的锁国政策被欧美各先进国打开以后，那些外国来日本的传教士、商人、船员居住的地方为免与本国人杂处滋生麻烦，幕府便指定筑地的一部分地区，由他们建房居住。同时为了便于学习西洋式的航海技术，使新设的海军学校也坐落在筑地，布置在鱼市场和外人居住地之间。
不过日本的现代化，实际是从西到东的。在锁国时代，幕府指定的惟一可以和外国来往，特别是和中国断不了交通、商贸关系的，是最西端的长崎港，欧洲各国的传教士和商船，也都集中在长崎。从这港口不仅传进了基督教、西洋军器、商品，也传进了西洋的近代文明。西洋的科学知识，深切地感动了日本西部各藩的所谓武士（地方的知识人）。幕府无法阻止，暗中已经风行各地的“兰学”，即荷兰人带来的科学、宗教和哲学书。这中间当然也包含了现代民主思想，引入了推翻幕府封建旧制的要求，形成了维新运动。
但是以江户为中心的东部日本幕府及其附庸的集团却落在后面，还在兴起“尊皇攘夷”的风潮，他们明白了西洋科技学术远超过了东方，开始了制造枪炮、操练海军，却坚持以执政权威的保守主义，最多退让到“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中途半端，终至引发了“明治维新”的内战，归结到立宪君主的政体。这是日本近代化的端倪，完成这一任务的维新志士们确实也值得我们敬仰的。他们虚心学习，尊崇学术知识，竭力洋化，特别致力于普及教育，鼓励经济生产事业，迈进到资本主义的时代。只可惜的是这空前的经济建设的成功，使国家强盛了，经过1895年的甲午战争和1905年的日俄战争取得了预想不到的胜利以后，国政大权落入了军人手中，急于混入帝国主义的争夺战，而造成了二战的大败。
这次战败能够幸免于亡国是受惠于战后美国和苏联因争夺霸权所造成的冷战局面。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盟国计议中管理日本的初旨是相当严格的。但苏、美的对立日益尖锐，双方都为争霸世界是共产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成了最严重的冲突点。美国为了保障本国的权威和资本主义的存续，需要利用西方的战败的德国和东方被占领下的日本，便放宽了一切限制，促使他们繁荣，用来作为对付苏联和共产主义蔓延的最有力的防卫线。这样就给予了日本和西德复兴的机会。
日本战后的复兴是我亲眼看到的，也可说我是参加在内的。那拼命和努力的程度，我不仅了解，也是衷心佩服的。这50余年，眼看着焦土残壁逐一改建成了高楼大厦，敞衣粗食逐年呈现出新装馔餐。技术、生产都急追欧美而且各方显示优势。因为教育普及，人才也多。因为肯干，生产性也强，官、商、教、研都相互扶持。各种产品不论粗长厚大或轻薄短小，都精研详讨，力求超过世界水平。不必提到丰田汽车、本田轿车和摩托车，索尼的收音机、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NEC和富士通的电脑硬件软件，以至NTT的手机等，即使我曾经经手出口的机厂设备等方面，进步的速度也是超越的。1960年前我要纽约公司买了美国的设计图来交给日本厂家制作，70年代以后，就完全采用日本厂家的设计，因为性能更好且价格更低。
工作者的作业态度也是世界罕见的。技师或职员有时陪着我直做到夜深才回去。在世界上恐怕很少见而在日本常会发生的“过劳死”，我也亲自遇到了三次。一位课长级的职员为了急差前去印尼和新加坡一星期，晚上七点回到东京也没休息。知道我和他的部长等几位正在某餐馆晚餐，为了急于要向部长报告，竟赶到餐馆来参加次晨从九时半就列席部内的会议，延续到傍晚五点，从八楼的会议室乘电梯下降到1楼走出电梯时竟跌倒在地，同事们慌忙扶起时，已经气绝了！过劳和过分兴奋的结果，血压陡升，经电梯的突然下降引起了急性的脑血管破裂！
日本战后从一个败亡的国家，经40年至50年的努力，升起成为世界第二个富裕的国家，虽说时代和世界局势给了它空前的好机会，我们却不能抹杀它国民的团结力和工作的努力。虽说目前因为经济的泡沫涨破，这两三年的成长率低至负数线上，却不能说它会降落到二流国家的地位去。
近现代日本有两次繁荣和兴隆，第一次是明治维新，基础在于迅速接受了西欧的科学文化，普及教育，勤奋振兴实业，虽说也是机遇好，正逢列强瓜分中国，英国要借重日本来压制俄国的向东方伸展，但日本民众的守规和努力也是不可否认的。可惜容忍了军部的嚣张，失去了控制，导至大失败。第二次的兴隆是二战败后的耐苦奋发，至于今天。依靠了美国却也受控于美国。
这里希望宽恕我插入几句没有体统的闲话中的闲话。我的历史知识不足，理解也不深入，只是个人感觉，希望不要见笑，惠予指教。日本相当一部分知识人给我的印象是爱作虚浮的自豪。他们似乎脱不了过去军部杜撰的谎言，要夸张日本人种的优秀。其实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何况世界上，除了南美非洲密林深处的土人外，已经找不到什么纯血统的民族了。
我们总觉得环境的力量远超过先天的遗传。日本这个岛国缺乏一个文化的源流，中古以来吸取了中国文化，奉为至宝，很忠实地保持着，有一些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描述的风情习俗，在中国已经消失，在日本却还保持着。西洋文化传来，他们也吸取保存着，男子的服装完全模仿英国。在上流社会中见到的一些中年男子，比英国人更为英国式，而这种人我在英国时已经不多见了。说不定再过几年，日本的年轻一辈正学着美国，可能会比美国人更带美国风气。
在这方面中国人也许比不上日本人，因为传承因习比日本深，而且传统中把“孝”看得太重。“孝”原也是一个美德。但是太夸张重视了便发生一种不肯前进的错误，子孙不能改其祖宗之道，则社会永不进步。“孝”重于“公”，则当然发生自私、轻视社会公益的现象。12亿人的期望和要求，抵不上我一家的自私。似乎也证明今天一部分自称台湾人的中国人，是比本土的中国人更为因袭守旧的中国人。
日本人的团结力似乎比中国人高，这也不是民族的特征，只是社会传承中有此因素。欧美的知识人都说日本是一个从上往下的直线型社会，谈不上真正的民主，我也有此模糊的感觉。中世以来，日本社会以“忠”为重，各藩的藩士（武士）必须绝对听从藩主的命令。各藩主又必须绝对听从将军的命令。无法执行将军的命令时便当“切腹”自杀。这是一种加强团结的手段，但也是容易受骗的原动力。战前军部矫用天皇名义，便可以动员全国民众，抛弃生命也不顾。幕府时代，将军代行天皇的职务，拨了重款供养天皇在京都造花园、谈恋爱、玩舞妓，做诗享乐，而将军即可指挥天下，抉择大政。
今天的日本，只有一个“象征天皇”，却没有“将军”。虽然有民选的议会，由多数党推举出“总理大臣”主持政府，但实际上总理大臣是听命于美国的。有很多不满于这种听受外来指挥状况的在野党以至民间的人，散见于行动。而日本是在美国的管制下，空想中也似乎冀求狐假虎威，试图以天皇和幕府将军的方式，为美国作为管制太平洋西岸的“将军”，无奈亚洲各国不服。“太上皇”美国也还记得珍珠港和这想当代理人的“将军”死不向人认错赔罪的本性，不能对他们放心置信。
世界进步很快，目前21世纪已进入了，美国和欧洲又推出了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信息技术的经营，世界规模的金融工学，WTO自由贸易，单靠制造技术的经营似乎也已经退居次要的地位了。如何突破这个新关口，正是最费思考的作战了。走出我现在的筑地小办公室，景色和我初买此房时的1972年已经完全改变了。从银座通过来的大路晴海通，路面放宽了，东面直通月岛和晴海，都是早先填海造成的土地，有新建的大旅馆、展览会场，再往东去有刚填海完成的大地区御台场，都是新建的高层办公楼和住宅区。我们小办公楼的斜对面，又是正在打基础建筑中的综合信息大楼。世界是在瞬息万变中。日本今后究竟向何处去呢？我这里只能暂借毛泽东的诗来作个不是结尾的结尾：
“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