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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记者是无冕之王，肩挑社会公义，笔挟时代风雷；为天地立心，为苍生请命。但这个职业背负的责任决不是一两句话可以概括和描述的。为了无愧称谓，许多记者在漫漫的生涯中苦苦思索，在困难与艰险中挣扎——
11月8日，是新中国的第7个记者节。与护士节、教师节等行业性节日不同，记者节对于记者这一特殊职业来说，永远是个不放假的工作节日。
在每年的这一天，千千万万的记者不曾休息，仍然紧张地工作在新闻战线的最前沿，采访、约稿、值班，迎着瑰丽的晨曦，送走灿烂的晚霞，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责任与荣光，在这一天中以特别的方式体现到极致。
人们常说：记者是无冕之王，肩挑社会公义，笔挟时代风雷；为天地立心，为苍生请命。但这个职业背负的责任决不是一两句话可以概括和描述的。为了无愧称谓，许多记者在漫漫生涯中苦苦思索，在困难与艰险中挣扎，在不断延伸的人生旅途上寻找答案。
记者节的意义，除了对这一职业的解读，解读“记者”称呼背后的意义、责任和职业精神，更多的还是对“记者”艰难与辛酸的工作和生活的理解，对他们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思索。
痛并快乐着
从“小资”报到农村报
记者生存状态的巨大变化发生在最近5年里。从上世纪90年代起，报业的激烈角逐就在很多城市展开，报业集团成立的市场化报刊吸引着年轻人跃跃欲试。
吴燕（化名），1993年开始在某大报工作。“这是一张与时代严重脱节的报纸，我早就干腻了。”吴燕说，1999年的时候，这张报纸还把“网络”当成一个新名词看待。
2000年，报社买了一个新的刊号，打算做一份市场化的周报。吴燕离开了大报，加盟这张新报纸，她很高兴有了一片新天地，“我们当时想以时政新闻和娱乐新闻为主，走小资路线”。后来上头决定这份周报为农村服务。此后，该报定位多次改变，最后终于停刊。
重回原报成为吴燕无奈的选择。她曾考虑去都市报工作，但又觉得自己年龄大了，与年轻人相比没有竞争力。吴燕现在又回到了轻松的状态中，她的新闻理想也只有蛰伏下来并一点点消失。
“这个沿海大省的机制决定了这里没有诞生名记的条件，这里的领导对省报记者很客气，对都市报记者却不放在眼里。”
“职业记者所追求的独立性在这种不对等的采访关系中毫无存在的可能。”吴燕说她看不到明确的方向，常常在设想转行。
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媒体改革时代的政策和经营都充满变数，媒体自身往往显得脆弱。经常会有这种情况：记者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不错的平台，不久以后就发现它已经摇摇欲坠。
记者于飞（化名）专做娱乐新闻，他是一个要做“自己理想中的娱乐新闻”的人，但国内娱乐新闻的现状是充满了“跑会新闻”和“红包新闻”，很多人只是到处开新闻发布会收获一些资讯，毫无新闻价值。“我希望做有价值的娱乐新闻，写真实的情况，至少应该有观点，更专业。”为了这个想法他辞去了福建某报的工作，花了很多时间寻找新的机会。
2002年11月，于飞终于找到了一份自己满意的娱乐类报纸。对于他来说，这是一段从来没有过的好日子，开放的办报态度让他有机会做一些颇具精度和深度的新闻，一些在娱乐界位高权重的人物纷纷在于飞的报道中露出了真面目，而每一次的负面报道都像一颗颗炸弹粉碎着人们对明星偶像的良好印象。
然而好日子总是短暂的，这份报纸在去年３月意外停刊，采编人员各奔前程。于飞就这样一直漂泊在北京，至今没有找到新的落脚点。他说，没有找到类似的好平台也不想将就，“我和一些娱乐媒体接触了一下，但是主编们都不赞同做原来的那种采访。”于飞就这样一个人漂在京城里，彷徨着。“现在就像没家的孩子，我也没有激情去找选题了。我已经失业7个月了。”
“找另一个很好的平台，我现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等到这一天了。生活是很现实的，也许就会随便找一个报社。拿红包也不错啊。”他忽然冒出这样一句话。
痛并快乐着
37岁的刘玉（化名）是某都市报的热线记者。干了8年的她，提起工作经历，她的心情总是很复杂。不知情的人都说做这种综合类报纸既轻松又不枯燥。可是，个中滋味，恐怕只有她自己能体会。
“我是做社会热线新闻的，不同于一般的记者，每天都需要出去跑稿子，有时候为了写一篇100来字的小稿，一天得从市里折腾几个来回。有时候为了第一时间报道突发事件，半夜里就得起床，迎着黑夜跟相关部门一起奋斗在最危险的地方。”
谈起平时的工作，刘玉感慨颇深：干这行除了要有新闻敏感，过硬的写作能力，还要有够强壮的身体。她一开始不习惯这种生活，家也离单位很远，每天奔波上五六个小时后，总是感觉筋疲力尽，无奈为了生计，坚持久了慢慢就习惯了。在这种生活状况下，她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身高1.66米的她体重还不到50公斤，脸色偏黄，让她看起来像40多岁。
“自己辛苦些倒不必说，对家人和孩子疏于照料，让我内心很歉疚。”刘记者说，由于逢年过节的值班，不定期的外出采访，赶稿子加班，她的工作时间极不稳定，儿子从小就是教书的爱人负责接送，有时候孩子生病了她也顾不上照料，只能在电话中听儿子哭着喊妈妈。讲到这里，她的眼眶湿润了。
记者工作虽然付出很多，但也得到了很多欣慰。刘记者告诉我，她是做热线的，经常以市民反映的事件做线索，为此帮过很多市民的忙，督促解决用电用水问题，帮助消费者维权，甚至，联合相关单位和企业开展一些公益活动。“看到一件件市民的烦心事被解决，听着他们的感谢，我真的很欣慰。在几年的工作中已经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当记者，痛并快乐着。”谈起当记者的感受，刘玉用一句话总结说。
谁来捍卫记者权益？
媒体走向市场和人才市场化的好处是，记者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不同媒体加盟，记者可以通过揭露社会黑暗面为那些弱势群体说话。
然而，现实却又使我们常常陷于尴尬的境地：目前，新一代新闻工作者正在陷入严重的工作和生活窘地。在趋于商业化的环境里，中国的一部分记者正在变成整天考虑如何养家糊口的人。一部分人正在变成新闻民工，连一些基本的权利都缺乏。
“新闻民工”之惑
相关媒体对百万新闻工作者进行调查发现，43％的人没有任何劳动合同，没有工资、没有工作证、没有记者证、没有社会保障。有的干了半年，也没有人发给他工钱。其生活和工作的窘境不比那些在北京打工的民工好多少。
“没有劳动合同和固定工资的记者意味着他们没有身份、没有社会保险。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一些媒体的老总吝啬支付员工福利保险的费用。”
“这些记者没有归属感，没有安全感，有一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危机感，不敢得病，更不能得大病，很多记者怕老，等老得跑不动的那一天，谁来给他发工资？因为没有劳动合同，他们连最起码的生活保障都不会有。在劳动权利保护方面，如果按照百分比统计的话，记者可能比民工好不了多少。”
媒体为了节省开支，新闻采编人手不足，老手匮乏，记者们疲于奔命，工作辛苦。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说，“媒体临时工往往是一个媒体最前线的员工，他们干的是最危险，最有挑战性的工作。但是他们享受的却是最不能接受的现实：稿费打折，生活无保障，人身不安全。”
新闻记者天天在为别人维权而呼喊，但是自己的权利却得不到维护。在自己想要“呐喊”几声的时候，还不敢用真名出现。记者是为满足公众知情权而存在的。
作为记者，如果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都只能是漠视。
当前媒体人才的高流动性使得媒体真的成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个个新闻骑士们来来往往，将自己的青春和激情挥洒在这里。一位记者痛心地在网上发问
“当我们打不动跑不动时，我们的晚年在哪里？”
“记者挨打年”风波
除了看到社会“守望者”的艰辛外，我们还看到了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某报记者到一家发生火灾事故的企业采访时，遭无理推打；某记者抓拍一车祸现场，遭肇事者殴打；某工地发生塌方事故，造成四死一伤，三名闻讯而去采访的记者却遭追打，相机也被扔到泥水中；某歌星被刺住进医院，他身边的人却殴打前来采访的女记者；某党报记者因发表批评性文章被该市交警支队队长打成重伤……
近年来，记者被打事件屡屡发生，以致有些网友戏称近几年是“记者挨打年”。为此，中国记协多次呼吁，新闻工作者的正当采访权益应该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支持和保护，全社会都要为记者正常采访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相关部门对某省600多名媒体从业人员进行了一次随机问卷调查。100%的被调查者表示记者是一种高风险的工作，并在采访中遇到过不同程度的阻挠，40%多的被调查者表示经常会受到威胁，其中绝大部分为采写监督类社会新闻的从业人员。
接受调查的记者中20%有过被打骂、抢夺采访器材的经历。这其中，摄像和摄影记者占了九成。有35%的被调查者认为受到过威胁和打骂时心里很平静，因为工作存在危险。45%的被调查者则感到气愤，认为不可理喻。20%的被调查者则感到害怕。
在被问及目前记者屡屡被威胁和殴打的原因时，80%的被调查者表示目前没有一部专门保护记者采访权利的法律，导致现行法律法规对向记者施暴的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够。15%的被调查者认为是相关执法部门惩罚力度不够。4%的被调查者认为是不法分子气焰嚣张。有1%的被调查者表示有时是因为记者本身采访态度所导致。
为什么记者挨打事件屡屡发生呢？
从外部环境来讲，随着社会一些矛盾的激化，加上一些制度和法律的不完善，让记者在这场矛盾中承担的任务过重、监督舆论报道过多，从而加重了记者的采访风险。
其次，新闻法律缺位，记者职务性质没有明确的界别，致使记者在采访中没有明确的法律保护。从内部方面讲，目前从业人员普遍年轻化，沟通能力、现场控制能力、应变能力、防范能力较差，也是导致现场矛盾升级的原因之一
这些年来，舆论监督逐渐加强，广大新闻工作者伸张正义、抨击时弊，为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打击走私犯罪、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以及扫黄打非等斗争中，新闻工作者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也要看到，如果记者挨打事件继续恶化只会打击新闻工作者的信心和工作热情，维护记者的权益迫在眉睫。
记者维权之策
无论是社会保障也好，还是人身安全也好，记者的权益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伤害。怎样维护记者的权益，也成为记者节里我们都应该思索的首要问题。
记者大多数时候应该在路上、在基层、在一线，应该积极而主动地记录、批评、反映时代的真实情况；应该承认，记者本身确实应该保持一定的紧迫感和痛感，这样才能真正关心社会民生。
如果对于记者的待遇，对于记者各方面权利的保障，始终没有一个相对清晰的制度安排，始终没有一个相对对称的回报，这种现实当中的窘境，必然会逐渐削弱诸多新闻记者对新闻工作的“忠诚感和自豪感”，必然会使越来越多的记者变成一个整天考虑如何养家糊口的人，必然使得新闻报道的质量日益下降和恶俗化。
对于新闻记者，尤其是那些深入、扎实调查社会情况的记者，有关方面确实有必要在政策、法律、财政上加以全面、有效地保护和支持。
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对于如今一些媒体在商业化、市场化改革当中出现的某些侵害新闻采编人员权益的倾向，也应引起高度警惕。
正如有些记者呼吁的：“对于记者身上可能发生的暴力，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更加积极地支持舆论监督工作，依法保护新闻工作者的合法权益。希望新闻媒体的相关部门，比如记协、中国新闻联合会等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
针对此问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展江教授说，保护记者权益的应该是司法部门和记者职业组织，前者运用法律后者运用行业的力量，来给有关方面传递信息，施加压力，同时，也可以通过媒体形成一种舆论。
“依法治国，落实宪法，我觉得也应该体现在我们的新闻法制更加健全，新闻道德准则更有可操作性，新闻职业组织更有力量，这几个环节共同构筑了一条维护记者权益的链条。”展江说。
11月8日，是新中国的第7个记者节。与护士节、教师节等行业性节日不同，记者节对于记者这一特殊职业来说，永远是个不放假的工作节日。
在每年的这一天，千千万万的记者不曾休息，仍然紧张地工作在新闻战线的最前沿，采访、约稿、值班，迎着瑰丽的晨曦，送走灿烂的晚霞，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责任与荣光，在这一天中以特别的方式体现到极致。
人们常说：记者是无冕之王，肩挑社会公义，笔挟时代风雷；为天地立心，为苍生请命。但这个职业背负的责任决不是一两句话可以概括和描述的。为了无愧称谓，许多记者在漫漫生涯中苦苦思索，在困难与艰险中挣扎，在不断延伸的人生旅途上寻找答案。
记者节的意义，除了对这一职业的解读，解读“记者”称呼背后的意义、责任和职业精神，更多的还是对“记者”艰难与辛酸的工作和生活的理解，对他们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思索。
痛并快乐着
从“小资”报到农村报
记者生存状态的巨大变化发生在最近5年里。从上世纪90年代起，报业的激烈角逐就在很多城市展开，报业集团成立的市场化报刊吸引着年轻人跃跃欲试。
吴燕（化名），1993年开始在某大报工作。“这是一张与时代严重脱节的报纸，我早就干腻了。”吴燕说，1999年的时候，这张报纸还把“网络”当成一个新名词看待。
2000年，报社买了一个新的刊号，打算做一份市场化的周报。吴燕离开了大报，加盟这张新报纸，她很高兴有了一片新天地，“我们当时想以时政新闻和娱乐新闻为主，走小资路线”。后来上头决定这份周报为农村服务。此后，该报定位多次改变，最后终于停刊。
重回原报成为吴燕无奈的选择。她曾考虑去都市报工作，但又觉得自己年龄大了，与年轻人相比没有竞争力。吴燕现在又回到了轻松的状态中，她的新闻理想也只有蛰伏下来并一点点消失。
“这个沿海大省的机制决定了这里没有诞生名记的条件，这里的领导对省报记者很客气，对都市报记者却不放在眼里。”
“职业记者所追求的独立性在这种不对等的采访关系中毫无存在的可能。”吴燕说她看不到明确的方向，常常在设想转行。
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媒体改革时代的政策和经营都充满变数，媒体自身往往显得脆弱。经常会有这种情况：记者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不错的平台，不久以后就发现它已经摇摇欲坠。
记者于飞（化名）专做娱乐新闻，他是一个要做“自己理想中的娱乐新闻”的人，但国内娱乐新闻的现状是充满了“跑会新闻”和“红包新闻”，很多人只是到处开新闻发布会收获一些资讯，毫无新闻价值。“我希望做有价值的娱乐新闻，写真实的情况，至少应该有观点，更专业。”为了这个想法他辞去了福建某报的工作，花了很多时间寻找新的机会。
2002年11月，于飞终于找到了一份自己满意的娱乐类报纸。对于他来说，这是一段从来没有过的好日子，开放的办报态度让他有机会做一些颇具精度和深度的新闻，一些在娱乐界位高权重的人物纷纷在于飞的报道中露出了真面目，而每一次的负面报道都像一颗颗炸弹粉碎着人们对明星偶像的良好印象。
然而好日子总是短暂的，这份报纸在去年３月意外停刊，采编人员各奔前程。于飞就这样一直漂泊在北京，至今没有找到新的落脚点。他说，没有找到类似的好平台也不想将就，“我和一些娱乐媒体接触了一下，但是主编们都不赞同做原来的那种采访。”于飞就这样一个人漂在京城里，彷徨着。“现在就像没家的孩子，我也没有激情去找选题了。我已经失业7个月了。”
“找另一个很好的平台，我现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等到这一天了。生活是很现实的，也许就会随便找一个报社。拿红包也不错啊。”他忽然冒出这样一句话。
痛并快乐着
37岁的刘玉（化名）是某都市报的热线记者。干了8年的她，提起工作经历，她的心情总是很复杂。不知情的人都说做这种综合类报纸既轻松又不枯燥。可是，个中滋味，恐怕只有她自己能体会。
“我是做社会热线新闻的，不同于一般的记者，每天都需要出去跑稿子，有时候为了写一篇100来字的小稿，一天得从市里折腾几个来回。有时候为了第一时间报道突发事件，半夜里就得起床，迎着黑夜跟相关部门一起奋斗在最危险的地方。”
谈起平时的工作，刘玉感慨颇深：干这行除了要有新闻敏感，过硬的写作能力，还要有够强壮的身体。她一开始不习惯这种生活，家也离单位很远，每天奔波上五六个小时后，总是感觉筋疲力尽，无奈为了生计，坚持久了慢慢就习惯了。在这种生活状况下，她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身高1.66米的她体重还不到50公斤，脸色偏黄，让她看起来像40多岁。
“自己辛苦些倒不必说，对家人和孩子疏于照料，让我内心很歉疚。”刘记者说，由于逢年过节的值班，不定期的外出采访，赶稿子加班，她的工作时间极不稳定，儿子从小就是教书的爱人负责接送，有时候孩子生病了她也顾不上照料，只能在电话中听儿子哭着喊妈妈。讲到这里，她的眼眶湿润了。
记者工作虽然付出很多，但也得到了很多欣慰。刘记者告诉我，她是做热线的，经常以市民反映的事件做线索，为此帮过很多市民的忙，督促解决用电用水问题，帮助消费者维权，甚至，联合相关单位和企业开展一些公益活动。“看到一件件市民的烦心事被解决，听着他们的感谢，我真的很欣慰。在几年的工作中已经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当记者，痛并快乐着。”谈起当记者的感受，刘玉用一句话总结说。
谁来捍卫记者权益？
媒体走向市场和人才市场化的好处是，记者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不同媒体加盟，记者可以通过揭露社会黑暗面为那些弱势群体说话。
然而，现实却又使我们常常陷于尴尬的境地：目前，新一代新闻工作者正在陷入严重的工作和生活窘地。在趋于商业化的环境里，中国的一部分记者正在变成整天考虑如何养家糊口的人。一部分人正在变成新闻民工，连一些基本的权利都缺乏。
“新闻民工”之惑
相关媒体对百万新闻工作者进行调查发现，43％的人没有任何劳动合同，没有工资、没有工作证、没有记者证、没有社会保障。有的干了半年，也没有人发给他工钱。其生活和工作的窘境不比那些在北京打工的民工好多少。
“没有劳动合同和固定工资的记者意味着他们没有身份、没有社会保险。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一些媒体的老总吝啬支付员工福利保险的费用。”
“这些记者没有归属感，没有安全感，有一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危机感，不敢得病，更不能得大病，很多记者怕老，等老得跑不动的那一天，谁来给他发工资？因为没有劳动合同，他们连最起码的生活保障都不会有。在劳动权利保护方面，如果按照百分比统计的话，记者可能比民工好不了多少。”
媒体为了节省开支，新闻采编人手不足，老手匮乏，记者们疲于奔命，工作辛苦。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说，“媒体临时工往往是一个媒体最前线的员工，他们干的是最危险，最有挑战性的工作。但是他们享受的却是最不能接受的现实：稿费打折，生活无保障，人身不安全。”
新闻记者天天在为别人维权而呼喊，但是自己的权利却得不到维护。在自己想要“呐喊”几声的时候，还不敢用真名出现。记者是为满足公众知情权而存在的。
作为记者，如果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都只能是漠视。
当前媒体人才的高流动性使得媒体真的成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个个新闻骑士们来来往往，将自己的青春和激情挥洒在这里。一位记者痛心地在网上发问
“当我们打不动跑不动时，我们的晚年在哪里？”
“记者挨打年”风波
除了看到社会“守望者”的艰辛外，我们还看到了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某报记者到一家发生火灾事故的企业采访时，遭无理推打；某记者抓拍一车祸现场，遭肇事者殴打；某工地发生塌方事故，造成四死一伤，三名闻讯而去采访的记者却遭追打，相机也被扔到泥水中；某歌星被刺住进医院，他身边的人却殴打前来采访的女记者；某党报记者因发表批评性文章被该市交警支队队长打成重伤……
近年来，记者被打事件屡屡发生，以致有些网友戏称近几年是“记者挨打年”。为此，中国记协多次呼吁，新闻工作者的正当采访权益应该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支持和保护，全社会都要为记者正常采访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相关部门对某省600多名媒体从业人员进行了一次随机问卷调查。100%的被调查者表示记者是一种高风险的工作，并在采访中遇到过不同程度的阻挠，40%多的被调查者表示经常会受到威胁，其中绝大部分为采写监督类社会新闻的从业人员。
接受调查的记者中20%有过被打骂、抢夺采访器材的经历。这其中，摄像和摄影记者占了九成。有35%的被调查者认为受到过威胁和打骂时心里很平静，因为工作存在危险。45%的被调查者则感到气愤，认为不可理喻。20%的被调查者则感到害怕。
在被问及目前记者屡屡被威胁和殴打的原因时，80%的被调查者表示目前没有一部专门保护记者采访权利的法律，导致现行法律法规对向记者施暴的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够。15%的被调查者认为是相关执法部门惩罚力度不够。4%的被调查者认为是不法分子气焰嚣张。有1%的被调查者表示有时是因为记者本身采访态度所导致。
为什么记者挨打事件屡屡发生呢？
从外部环境来讲，随着社会一些矛盾的激化，加上一些制度和法律的不完善，让记者在这场矛盾中承担的任务过重、监督舆论报道过多，从而加重了记者的采访风险。
其次，新闻法律缺位，记者职务性质没有明确的界别，致使记者在采访中没有明确的法律保护。从内部方面讲，目前从业人员普遍年轻化，沟通能力、现场控制能力、应变能力、防范能力较差，也是导致现场矛盾升级的原因之一
这些年来，舆论监督逐渐加强，广大新闻工作者伸张正义、抨击时弊，为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打击走私犯罪、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以及扫黄打非等斗争中，新闻工作者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也要看到，如果记者挨打事件继续恶化只会打击新闻工作者的信心和工作热情，维护记者的权益迫在眉睫。
记者维权之策
无论是社会保障也好，还是人身安全也好，记者的权益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伤害。怎样维护记者的权益，也成为记者节里我们都应该思索的首要问题。
记者大多数时候应该在路上、在基层、在一线，应该积极而主动地记录、批评、反映时代的真实情况；应该承认，记者本身确实应该保持一定的紧迫感和痛感，这样才能真正关心社会民生。
如果对于记者的待遇，对于记者各方面权利的保障，始终没有一个相对清晰的制度安排，始终没有一个相对对称的回报，这种现实当中的窘境，必然会逐渐削弱诸多新闻记者对新闻工作的“忠诚感和自豪感”，必然会使越来越多的记者变成一个整天考虑如何养家糊口的人，必然使得新闻报道的质量日益下降和恶俗化。
对于新闻记者，尤其是那些深入、扎实调查社会情况的记者，有关方面确实有必要在政策、法律、财政上加以全面、有效地保护和支持。
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对于如今一些媒体在商业化、市场化改革当中出现的某些侵害新闻采编人员权益的倾向，也应引起高度警惕。
正如有些记者呼吁的：“对于记者身上可能发生的暴力，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更加积极地支持舆论监督工作，依法保护新闻工作者的合法权益。希望新闻媒体的相关部门，比如记协、中国新闻联合会等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
针对此问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展江教授说，保护记者权益的应该是司法部门和记者职业组织，前者运用法律后者运用行业的力量，来给有关方面传递信息，施加压力，同时，也可以通过媒体形成一种舆论。
“依法治国，落实宪法，我觉得也应该体现在我们的新闻法制更加健全，新闻道德准则更有可操作性，新闻职业组织更有力量，这几个环节共同构筑了一条维护记者权益的链条。”展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