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贱人”

　　《史记》写孔子，有《孔子世家》，相当详细地介绍了孔子一生。关于墨子，则只在孟子和荀子的传记后面，附了这么一句话：“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墨子的主张，司马迁只介绍了六个字，“善守御，为节用”，没有大家最熟悉的兼爱。
　　墨子出身大约比较卑微。说到孔子，有关于孔子祖上有多高贵的传说，墨子的祖宗是谁，却向来无人提起，可见没什么可夸耀的地方。《墨子·贵义》中有这么一个故事：墨子到楚国去，游说楚惠王。楚惠王表示自己年纪大了，不能实行墨子的主张。这当然是婉拒的客气话，后来楚惠王派了穆贺见墨子，倒是说了实情：您的见解诚然很高明，但我们楚王是“天下之大王”，恐怕会认为您的主张是“贱人之所为”，所以不能实行。墨子当然不服，回应说∶听取建议的时候，只看是否可行罢了。譬如服药，一把草根如果疗效好，天子也是要吃的;农民的出产，加工成丰盛的祭品，也可以用来祭祀上帝鬼神。可见即使是“贱人”，往高里比可以比作农民，往低里比可以比作草药，难道我还不如一把草根吗？
　　从这段对话看，楚惠王和穆贺都把墨子看作“贱人”，墨子也承认自己是“贱人”。贱是社会地位低下的意思。结合墨子“一草之本” 的比喻，倒真应了今天的说法，他是草根阶层。

崩坏的时代

　　墨子生活的时代，史料残缺特别严重。但可以做个大致的判断：墨子这辈子，见识了许多大新闻。战争与动乱，构成了墨子青少年时代很重要的记忆。有学者概括说，儒家代表士阶级的上层，墨家代表士阶级的下层，这是极有眼光的看法。
　　以儒者的身份，排队等官做，墨子等到公元后恐怕也轮不到;墨子选择了自己做领袖，把大批下层士人乃至庶人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拥有强大的行动力甚至武装力量的社会集团，这就可以直接引起各国国君和大贵族的重视了。应该怎样游说国君，墨子精心做了预案。《墨子·鲁问》讲到：
　　墨子到列国游历，魏越问他：“见到四方的君主，您会优先提什么建议呢？”墨子说：“我会根据这个国家具体情况，指出他的当务之急：国家昏乱，就告诉他们尚贤、尚同;国家贫穷，就告诉他们节用、节葬;国家喜好声乐，沉湎于酒，就告诉他们非乐、非命;国家荒淫、邪恶、无礼，就告诉他们尊天、事鬼;国家喜欢掠夺、侵略、凌辱别国，就告诉他们兼爱、非攻。”
　　显然，这是墨子最重要的思想，往往也被称为墨家的“十大主张”。墨子说：仁德的人的工作，就是为普天下的人谋福利，为普天下的人除祸患。这应该被看作是普世的，对人民有利的就实行，对人民不利的就停止。那么，墨子对利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民众的最基本的物质生活。可能损害到这一点的事，都不要去做。具体说，以下这些追求都是不值得的。

世间不值得

　　不值得之一，是物质享受。统治者一追求物质享受，人民负担就会加重，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事情。《辞过》等篇， 都批判这个问题。“辞过”是告别过错的意思。里面讲了宫室、衣服、饮食、舟车、蓄私五个问题。他所谓的“利人”，诉求是人作为 “物”的价值要被重视，而不是人作为“人” 的尊严要被尊重。
　　不值得之二，是死后世界。厚葬久丧的问题，也是儒家和墨家争论的焦点之一。儒家理论也是反对厚葬的，但和墨家主张的节葬是两个概念。儒家的反厚葬， 是说每个社会等级都有相应的丧葬标准，等级高标准也高，等级低标准也低，不应该超过这个标准。墨家主张的节葬，按照古人的观点，却真是俭薄到极点了 ：衣服三件， 棺木三寸厚。死者既已埋葬，活着的人就不要长久地服丧哀悼。
　　不值得之三，是文化娱乐。墨子所谓“非乐”，乐是音乐的意思，也是快乐的意思。非乐是不听音乐，也是不要娱乐。对音乐的态度，是墨家和儒家争论的另一个焦点。儒家对音乐极重视，有学者甚至认为，从文化渊源上说，儒家就出自西周的乐官。《史记·乐书》说：音乐，从个人修养说， 可以培养你的正义感 ;从调整社会关系说，可以区别人的等级。
　　墨子反对音乐，照例还是从成本-收益着眼：铸造乐器很花钱，演奏乐曲要用人，欣赏音乐要花费时间。总之，为了听音乐，不知道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
　　不值得之四，是科学探索。《墨子》书里，和工程技术有关的内容是不少的，也有些观察自然界的发现。但科学和技术是两回事。技术强调有用，能解决具体的问题;科学在于求真，关心物质世界的规律和本质，是否有用，往往暂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而墨子是特别关心有用的。
　　世上的不值得，当然不仅以上这些，但结合上面内容，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墨子的基本逻辑：他关心的一是吃饱穿暖，二是增强国防。舍此而外，一切追求都是多余的。
　　在战国时代，墨家的学说深受欢迎，以至于孟子要感叹“杨墨之言盈天下”，韩非子要说儒家和墨家是“世之显学”。
　　而墨家组织，也取得极为快速的发展。也正是因为组织的力量，墨家才有了倡导“非攻”的底气。

墨家的非攻

　　反对战争的立场，中国比西方可是鲜明多了，这简直可说是中国文化的基调——当然，这也不影响中国这片土地上，有频繁而残酷的战争。
　　所以，墨家“非攻”这个主张，本身并不算很有特色。那么，为什么只有墨家的非攻，最令人印象深刻呢？
　　《墨子·公输》讲了墨子救宋的故事，叙述很有民间故事的风味，也许更适合当寓言而不是事实看待。但作为一个寓言，它确实信息量很大，内涵也很丰富。三篇《非攻》的主要观点，都包含在这个故事里了。
　　墨子救宋的第一个环节，是去劝阻公输般，两个人讨论的核心，是发动战争是否正义的问题。
　　墨子采用的办法，是先请公输般杀一个人，公输般拒绝后，就提醒他：“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这里墨子指出了一个问题：即使是不愿意做小坏事的人，可能做大坏事却不觉得有什么道德障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距离感：对公输般而言，亲手杀一个人，那种罪恶的感觉是直击内心的;但你发明了武器在前线杀死很多人， 你也要负责任，却需要墨子提醒，公输般才无法回避。
　　墨子向公输般强调的另一个要点是：宋国是没有罪的，所以楚国攻打宋国不正义。
　　在另外一些辩论中，墨子对战争的性质作了区分：邪恶的战争叫作“攻”，正义的战争叫作“诛”，如商汤伐桀，周武王伐纣，都是“诛”。墨子只反对攻，不反对诛。
　　有人对墨子这种态度是盛赞的，认为他最早区分正义的战争和不正义的战争，是一大贡献。其实，一来墨子肯定不是最早做這种区分的人，看《左传》里的记录，各国围绕着战争所做的各种外交争论和宣传，就知道战争正义不正义，他们脑子里都是有清晰标准的;二来，支持正义的战争，对人的心态所发生的影响，是好是坏也很难说。
　　这一层，庄子看得比墨子透彻，他说：“为义偃兵，造兵之本也。”为了追求正义而想消除战争，才是战争的根源。
　　（摘自《作家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