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国企需要系统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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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维迎教授在《国有企业的外部性》一文中写到:“政府部门和国企领导人在谈论国企重要性的时候,都会强调创造了多少产值和就业。经济学家谈国企的时候,希望比较国企和私营企业之间的效率。我觉得这些说法都是就国企本身而言,有意义,但是告诉我们的很多信息是不对的。”
  笔者认为,信息本身是反映事实的,没有对错之说。只是不同的人会根据自己的偏好来选用部分信息,有意无意地忽略其他信息,以支持自己的观点。张教授在文章中罗列了一大堆事实信息,来证明国企严重抑制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国企造成了严重的道德危机,其实就是依从了这样的逻辑,因此有失偏颇。
  德鲁克说过,企业是一个社会器官,其存在的价值在于创造性地满足客户的需求。因此,我们需要从企业这个器官的社会功能展开,站在合作的立场、运用发展的眼光把握因果逻辑,来系统认识国有企业,而不是只看它的某个方面。
  站在合作的立场认识国企
  合作的立场是说世间万物皆为一个系统,其中首要的关系是和谐统一,而不是对立冲突,否则系统就会崩溃。
  站在合作的立场认识国企,一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国企,使之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而不是要打倒它;二是既要看局部、还要看全局,不能孤立地看国企在一个点上的表现;三是要有客观的态度、全局的视角,不能选边站、故意过滤国企的正面影响。
  外部性是一个中性概念,要谈外部性,一定有正有负。看待国企的外部性,不能像张教授那样,只看负面、不看正面;只看经济、不看政治。我们还要看到国企的正外部性,必须看到民生之本,有效保障生活必需品和环境等各个方面。
  在荒无人烟的青藏公路上完备的保障,应该感谢中国石油;在成品油价上调不及时以致成本倒挂的时候享受加油服务,应该感谢中国石化;看到包括偏僻山寨在内的村村都通电时,应该感谢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看到舰载机在航空母舰上的成功起降,全国流行“航母STYLE”的时候,应该感谢中航工业。
  这些事情,只有国企才会去做。如果没有完备的保障,青藏公路可能很难有效发挥作用;如果发生油品供应短缺,社会可能就会发生混乱甚至动荡;如果现代化的光明照不到偏僻的山寨,就会滋生不公平感,形成冲突和对抗;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实力,再多的经济价值也留不住。如果真到这时候,社会和谐与人民幸福,都只能是一句空话。
  运用发展的眼光认识国企
  发展的眼光是说要相信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的,它要求我们既要看短期,还要看长远;不能静止地、僵化地看眼前的状态。
  运用发展的眼光认识国企,我们要充分认识国企的前世今生。首先要从历史渊源来认识,国企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带有官僚的习气,受体制影响较大,承担了较多企业办社会的责任;其次要从未来的改革来认识,国企的前途一定是政企进一步分开,放松管制,走向市场,成为自主经营的实体;第三要从涉及的诸多利益关系来认识,国企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人员观念、社会影响等等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需要稳步推进,否则就会引发激烈的矛盾冲突,甚至出现严重社会问题。
  确实,现在有很多国企存在资源垄断、效率低下的情况,也有一些领导致力于谋求政治上的成就,以致部分国企更像政治组织,而不像经济组织,这是事实。对此,我们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做一剖析。众所周知,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都是脱胎于原来的中央部委,首任总经理很可能就是之前的部长,各个成员单位的领导都是原来的厂长。尤其是作为实体的成员单位,当年是被体制捆得死死的,几乎没有一点自主权,连给员工改善一下伙食、吃点荤菜,都需要向上级请示。在这种背景下,要求国企在很短的时间内转变为一个市场化经营的主体,显然是违背事物发展内在规律的。
  十五大之后,通过实施政企分开、公司制、股份制改造等措施,政府对企业的约束逐步减少,国企正在逐步退出一些传统领域,经营管理已经越来越与市场接轨,有很多国企走上了资本化运作的道路。通过上市,很多国企实现了治理方式的根本转变,市场监管走向了台前,行政命令退到了幕后,运营效率得到了较大提升。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具体以中航工业下属的中航光电为例。起初,中航光电是在河南洛阳的一个山沟里,一年的营业收入大概几十万元。后来,全体员工齐心协力、自筹资金,整体搬迁到了洛阳市区,为企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平台。再后来,通过改制上市,获得了腾飞的翅膀,企业2012年度营业收入已经达到了22亿元,利润3亿元,近些年平均增长率大约在30%。
  把握因果的逻辑认识国企
  因果的逻辑是说凡事皆有因果,它要求我们既看最终的表面结果,也要思考原始的深层动因,这样才能有效认识和利用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
  把握因果的逻辑认识国企,就要深入分析国企外部性产生的原始深层的动因。在张教授看来,国企的外部性有两个:一是严重抑制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二是造成了严重的道德危机,并把症结归于垄断地位和产权集中。笔者认为,这个结论似乎不是根本。国企改革进行到今天这个程度,已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了,根本的症结在于政治体制。
  首先,国企的相对低效是先天性的。一方面是因为其从事的行业往往具有公益性,回报比较低,比如北京自来水集团公司,总资产145亿元,年收入26亿元,姑且不说利润多少,就算10%的纯利润,也得数十年才能收回投资。另一方面是因为其承担了许多社会道义责任,无形中增加了成本。有些居住比较偏远、相对分散的用户,所交电费可能不足以支付电网公司建设和维护供电线路的成本。这是国家政策决定的,企业没法选择。
  其次,国企领导官员化有政策性安排的因素。据笔者所知,政府和国企之间的干部交流是双向的。站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高度看,为政府官员增加企业经历,让有企业经历的人才成为政府官员,是有利于国民经济宏观管理工作的。对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来说,让不懂经济的人管经济才是灾难。
  第三,根本出路在于市场机制。张教授所说的道德危机,根本在于有些国企靠的是上级拨款,只要搞定一个或者几个人,就可以拿到大笔的财政拨款,这为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利用市场机制,就是要让国企通过市场挣钱养活自己,就算拿国家的钱,也要依据公开的市场规则来实现,而不是等、靠、要。
  总而言之,认识国企,需要全面了解它的外部性,从历史演变和发展方向着眼,深入剖析和把握其内在的因果规律,方能做出较为公允的评价。更重要的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找到合适的改革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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