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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家丰子恺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丰子恺身上，既有诗意盎然的艺术性，又有超尘脱俗的佛性，二者的融合使他成为中国现代艺术史的一株奇葩。
丰子恺的佛性可以说是生而有之的。从很小的时候起，丰子恺就不能吃肉，一吃会呕吐，他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丰子恺的母亲担心孩子不吃肉缺乏营养，就把肉切成小粒再用豆腐皮包起来，让他吞下去。结果丰子恺吃下去不久，就觉得胃里不舒服，而且连肉带饭都吐了出来，于是母亲不再强逼着他吃肉。从此，丰子恺成了素食主义者。
少年时代就多愁善感的丰子恺，对许多事情喜欢冥思苦想。一个不倒翁失手跌入河中，他就开始浮想联翩：它也许随了波浪流去，或者搁在岸滩上，或者被某个村童捡了，或者落入渔网，或者永远沉入幽幽的河底而从此消失……生活中的许多问题，由于它是渐渐地在变化，使人不察觉其递降的痕迹，所以一般糊涂过日子的俗人是体会不到的，但对于一直在探索世间悲苦真相的丰子恺就不同了。这种疑惑与伤感的思绪随着年龄而增多加深，丰子恺不断地从世间万物中体会到无常之恸和人生之苦，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丰子恺，成为一个解不开的心结。
直到1933年元月，丰子恺为作一册《无常画集》而向佛学家马一浮请教后，才顿悟了无常与常的辩证关系。马一浮欣然指示丰子恺多读佛经，又说：“无常就是常。无常容易画，常则不容易画。”这话把丰子恺从无常的火宅中救出，让他感到无上的清凉。可以说，对事物存在方式的哲理思考，是把丰子恺导入佛教世界的正因。而弘一法师、弘伞法师、太虚法师等佛门高僧的吸引则是其助因。
在弘一法师的启迪下，丰子恺走上了艺术道路。也正是受到弘一法师的影响，丰子恺才信仰了佛教。而最重要的，是弘一法师给了丰子恺一个艺术家的心灵。丰子恺曾说：“我崇仰弘一法师，为了他是一个十分像‘人’的人。”丰子恺所指的十分像‘人’的人，是不趋炎附势的、对理想和事业始终如一而且清高至洁的人。
丰子恺一向喜欢给自己的居所命名，有白马湖畔的“小杨柳屋”、上海陕西南路上的“日月楼”等，都与居所的环境和特点有关，而唯有“缘缘堂”有一股特别的佛教馨香。1926年9月，弘一法师云游经过上海，来到丰子恺位于江湾的寓所小住。丰子恺请弘一法师为寓所命名，弘一法师让丰子恺在小方纸上写了许多自己喜欢又可以互相搭配的字，团成小纸球后撒在释迦牟尼像前的供桌上，拿两次阄后拆开看到都是“緣”字，于是将居所命名为“缘缘堂”。
缘缘堂一直充满着浓厚的佛教气息。马一浮为缘缘堂写有一偈：“能缘所缘本一体，收入鸿蒙入双眦。”为缘缘堂解释了其中蕴含的佛理，可谓切中核心。在缘缘堂厅堂两旁，挂着弘一法师手书的《大智度论·十喻赞》，中堂两旁还有弘一法师取自《华严经》的墨宝：“欲为诸法本，心如工画师。”西前书房壁上，悬挂有弘一法师所书的《法华经·普门品》集句长联：“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在二楼佛堂墙壁上，供奉着释迦牟尼画像，落款为“三宝弟子丰子恺敬绘”，在图右侧另有一行题签：“弘一法师鉴定一百零八笔献佛”。
1927年10月，弘一法师又一次来到上海，在缘缘堂住了一个月之久。这段难得的与弘一法师朝夕相处的时间里，丰子恺每天固定在苍茫的暮色中聆听弘一法师的教诲。弘一法师的言行、思想与品格再一次深深地影响了丰子恺，于是在自己三十岁生日这一天，终于正式皈依佛门，由弘一法师取法名“婴行”，成为一名虔诚的居士。在皈依佛门当天的日记中，丰子恺写道：“真的信佛，应该理解佛陀四大皆空之义，而摒除私利；应该体会佛陀的物我一体、广大慈悲之心，而爱护群众。”
李叔同出家后，凡遇过去的友人和学生，无不例外地要向他们灌输佛教思想，如今丰子恺皈依佛门，是弘一法师在俗时的朋友和学生中仅有的一位，这也让他欣喜万分。这一年，又正值丰子恺和裘梦痕合编的《中文名歌五十曲》一书由开明书店出版，其中选入弘一法师早年创作及填词的歌曲十三首，这些都加深了他们之间的佛缘。
也正是在1927年10月，弘一法师与丰子恺酝酿了一个弘扬佛法、提倡仁爱、劝人从善的大计划，这就是编绘《护生画集》。对于创作《护生画集》的宗旨，丰子恺说道：“护生者，护心也。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然后拿此心来待人处世，这是护生的主要目的。”
《护生画集》系列共六册，历经四十六年才告完成，是佛教界、文艺界诸位先贤、大师们绝世合作的结晶，也是丰子恺形象地阐释其佛教思想的艺术精品，其中更注入了丰子恺与广洽法师之间惊天地、泣鬼神的情谊。
1931年，经弘一法师的介绍，广洽法师阅读了丰子恺的散文集《缘缘堂随笔》，为书中深具慈悲情怀的四无量心而欢喜，从此与丰子恺开始书信往来，很快成为方外的莫逆之交。
1948年，广洽法师从新加坡回到厦门参加南普陀寺的传戒大会，恰逢丰子恺在女儿一吟的陪伴下由台湾转至厦门，冥冥之中好像是已经圆寂的弘一法师有意指引他们前来会面一般，这是两人在神交十七年后的第一次相遇。在广洽法师的引导下，丰子恺参谒了弘一法师生前居住过的禅室，又抚摩着恩师手植的杨柳肃然久立。丰子恺百感交集，随后作画一幅赠给广洽法师：“今日我来师已去，摩挲杨柳立多时。”
广洽法师回到新加坡后，一直无微不至地关心丰子恺的生活，经常给丰子恺汇寄钱物以补助。丰子恺戏称这是在“反布施”，他在给广洽法师的信中说：“所费钱财，犹在其次，可贵者乃在精神。万里外拳拳诚意，搜索购求，仔细包封付邮，情逾骨肉之亲。此厚意无法图报，唯有永铭肺腑耳。”
为《护生画集》的出版，丰子恺和广洽法师又结下了很深的缘。在绘制《护生画集》第三册时，丰子恺正为七十幅画的最后一幅素材而冥思苦想，巧的是收到了广洽法师的来信，说在元宵节那天乘车进山，有一位乘客带了五只待宰的鸡，奇怪的是这些鸡一见广洽法师就瞪着眼睛大叫不止，这分明是在救援！广洽法师不忍心再看下去，就出钱买下来带入山中寺内。丰子恺读罢来信，立刻即兴铺纸绘就一幅《幸福的鸡》，并题诗一首说明此画的原委。
在“文革”极为恶劣的处境中，丰子恺预感到自己活不到1980年，这是与弘一法师相约出版《护生画集》第六册的时间。于是，临危不惧的丰子恺毅然提前六年作画，以“地下活动”的方式将第六册一百幅画于1973年绘制成功，交与朱幼兰居士保管。1975年9月15日，丰子恺与世长辞，未能见到六册《护生画集》全套的出版。1978年秋，广洽法师再度来到上海，在跪祭丰子恺时泣不成声，在地面撒下了一摊泪水。广洽法师将《护生画集》原稿带到新加坡后筹集善款，于1979年10月由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全套《护生画集》。丰子恺与弘一法师共同制定的护生宏业也于此圆满。
丰子恺有个一生中难以实现的心愿，就是重建缘缘堂。在广洽法师的倡议和资助下，浙江桐乡石门镇的丰子恺故居——缘缘堂于1985年9月15日正式落成。被日寇炸毁近五十年的缘缘堂复活了，风格依然是高大、轩敞，精神依然是正直、和平，再现了当年的优雅风姿。落成典礼这天，广洽法师专程从新加坡赶来，与丰子恺生前好友和艺术界人士共同聚会石门湾，场面隆重而又热烈。当天，广洽法师又赶赴杭州，将四百五十幅《护生画集》原稿全部无偿捐赠给了浙江省博物馆。
如今，每年来到缘缘堂参观的全世界“丰迷”络绎不绝，在这里追思丰子恺的生活情景，深情体味丰子恺的艺术，无不感慨万千。
丰子恺的佛性可以说是生而有之的。从很小的时候起，丰子恺就不能吃肉，一吃会呕吐，他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丰子恺的母亲担心孩子不吃肉缺乏营养，就把肉切成小粒再用豆腐皮包起来，让他吞下去。结果丰子恺吃下去不久，就觉得胃里不舒服，而且连肉带饭都吐了出来，于是母亲不再强逼着他吃肉。从此，丰子恺成了素食主义者。
少年时代就多愁善感的丰子恺，对许多事情喜欢冥思苦想。一个不倒翁失手跌入河中，他就开始浮想联翩：它也许随了波浪流去，或者搁在岸滩上，或者被某个村童捡了，或者落入渔网，或者永远沉入幽幽的河底而从此消失……生活中的许多问题，由于它是渐渐地在变化，使人不察觉其递降的痕迹，所以一般糊涂过日子的俗人是体会不到的，但对于一直在探索世间悲苦真相的丰子恺就不同了。这种疑惑与伤感的思绪随着年龄而增多加深，丰子恺不断地从世间万物中体会到无常之恸和人生之苦，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丰子恺，成为一个解不开的心结。
直到1933年元月，丰子恺为作一册《无常画集》而向佛学家马一浮请教后，才顿悟了无常与常的辩证关系。马一浮欣然指示丰子恺多读佛经，又说：“无常就是常。无常容易画，常则不容易画。”这话把丰子恺从无常的火宅中救出，让他感到无上的清凉。可以说，对事物存在方式的哲理思考，是把丰子恺导入佛教世界的正因。而弘一法师、弘伞法师、太虚法师等佛门高僧的吸引则是其助因。
在弘一法师的启迪下，丰子恺走上了艺术道路。也正是受到弘一法师的影响，丰子恺才信仰了佛教。而最重要的，是弘一法师给了丰子恺一个艺术家的心灵。丰子恺曾说：“我崇仰弘一法师，为了他是一个十分像‘人’的人。”丰子恺所指的十分像‘人’的人，是不趋炎附势的、对理想和事业始终如一而且清高至洁的人。
丰子恺一向喜欢给自己的居所命名，有白马湖畔的“小杨柳屋”、上海陕西南路上的“日月楼”等，都与居所的环境和特点有关，而唯有“缘缘堂”有一股特别的佛教馨香。1926年9月，弘一法师云游经过上海，来到丰子恺位于江湾的寓所小住。丰子恺请弘一法师为寓所命名，弘一法师让丰子恺在小方纸上写了许多自己喜欢又可以互相搭配的字，团成小纸球后撒在释迦牟尼像前的供桌上，拿两次阄后拆开看到都是“緣”字，于是将居所命名为“缘缘堂”。
缘缘堂一直充满着浓厚的佛教气息。马一浮为缘缘堂写有一偈：“能缘所缘本一体，收入鸿蒙入双眦。”为缘缘堂解释了其中蕴含的佛理，可谓切中核心。在缘缘堂厅堂两旁，挂着弘一法师手书的《大智度论·十喻赞》，中堂两旁还有弘一法师取自《华严经》的墨宝：“欲为诸法本，心如工画师。”西前书房壁上，悬挂有弘一法师所书的《法华经·普门品》集句长联：“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在二楼佛堂墙壁上，供奉着释迦牟尼画像，落款为“三宝弟子丰子恺敬绘”，在图右侧另有一行题签：“弘一法师鉴定一百零八笔献佛”。
1927年10月，弘一法师又一次来到上海，在缘缘堂住了一个月之久。这段难得的与弘一法师朝夕相处的时间里，丰子恺每天固定在苍茫的暮色中聆听弘一法师的教诲。弘一法师的言行、思想与品格再一次深深地影响了丰子恺，于是在自己三十岁生日这一天，终于正式皈依佛门，由弘一法师取法名“婴行”，成为一名虔诚的居士。在皈依佛门当天的日记中，丰子恺写道：“真的信佛，应该理解佛陀四大皆空之义，而摒除私利；应该体会佛陀的物我一体、广大慈悲之心，而爱护群众。”
李叔同出家后，凡遇过去的友人和学生，无不例外地要向他们灌输佛教思想，如今丰子恺皈依佛门，是弘一法师在俗时的朋友和学生中仅有的一位，这也让他欣喜万分。这一年，又正值丰子恺和裘梦痕合编的《中文名歌五十曲》一书由开明书店出版，其中选入弘一法师早年创作及填词的歌曲十三首，这些都加深了他们之间的佛缘。
也正是在1927年10月，弘一法师与丰子恺酝酿了一个弘扬佛法、提倡仁爱、劝人从善的大计划，这就是编绘《护生画集》。对于创作《护生画集》的宗旨，丰子恺说道：“护生者，护心也。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然后拿此心来待人处世，这是护生的主要目的。”
《护生画集》系列共六册，历经四十六年才告完成，是佛教界、文艺界诸位先贤、大师们绝世合作的结晶，也是丰子恺形象地阐释其佛教思想的艺术精品，其中更注入了丰子恺与广洽法师之间惊天地、泣鬼神的情谊。
1931年，经弘一法师的介绍，广洽法师阅读了丰子恺的散文集《缘缘堂随笔》，为书中深具慈悲情怀的四无量心而欢喜，从此与丰子恺开始书信往来，很快成为方外的莫逆之交。
1948年，广洽法师从新加坡回到厦门参加南普陀寺的传戒大会，恰逢丰子恺在女儿一吟的陪伴下由台湾转至厦门，冥冥之中好像是已经圆寂的弘一法师有意指引他们前来会面一般，这是两人在神交十七年后的第一次相遇。在广洽法师的引导下，丰子恺参谒了弘一法师生前居住过的禅室，又抚摩着恩师手植的杨柳肃然久立。丰子恺百感交集，随后作画一幅赠给广洽法师：“今日我来师已去，摩挲杨柳立多时。”
广洽法师回到新加坡后，一直无微不至地关心丰子恺的生活，经常给丰子恺汇寄钱物以补助。丰子恺戏称这是在“反布施”，他在给广洽法师的信中说：“所费钱财，犹在其次，可贵者乃在精神。万里外拳拳诚意，搜索购求，仔细包封付邮，情逾骨肉之亲。此厚意无法图报，唯有永铭肺腑耳。”
为《护生画集》的出版，丰子恺和广洽法师又结下了很深的缘。在绘制《护生画集》第三册时，丰子恺正为七十幅画的最后一幅素材而冥思苦想，巧的是收到了广洽法师的来信，说在元宵节那天乘车进山，有一位乘客带了五只待宰的鸡，奇怪的是这些鸡一见广洽法师就瞪着眼睛大叫不止，这分明是在救援！广洽法师不忍心再看下去，就出钱买下来带入山中寺内。丰子恺读罢来信，立刻即兴铺纸绘就一幅《幸福的鸡》，并题诗一首说明此画的原委。
在“文革”极为恶劣的处境中，丰子恺预感到自己活不到1980年，这是与弘一法师相约出版《护生画集》第六册的时间。于是，临危不惧的丰子恺毅然提前六年作画，以“地下活动”的方式将第六册一百幅画于1973年绘制成功，交与朱幼兰居士保管。1975年9月15日，丰子恺与世长辞，未能见到六册《护生画集》全套的出版。1978年秋，广洽法师再度来到上海，在跪祭丰子恺时泣不成声，在地面撒下了一摊泪水。广洽法师将《护生画集》原稿带到新加坡后筹集善款，于1979年10月由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全套《护生画集》。丰子恺与弘一法师共同制定的护生宏业也于此圆满。
丰子恺有个一生中难以实现的心愿，就是重建缘缘堂。在广洽法师的倡议和资助下，浙江桐乡石门镇的丰子恺故居——缘缘堂于1985年9月15日正式落成。被日寇炸毁近五十年的缘缘堂复活了，风格依然是高大、轩敞，精神依然是正直、和平，再现了当年的优雅风姿。落成典礼这天，广洽法师专程从新加坡赶来，与丰子恺生前好友和艺术界人士共同聚会石门湾，场面隆重而又热烈。当天，广洽法师又赶赴杭州，将四百五十幅《护生画集》原稿全部无偿捐赠给了浙江省博物馆。
如今，每年来到缘缘堂参观的全世界“丰迷”络绎不绝，在这里追思丰子恺的生活情景，深情体味丰子恺的艺术，无不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