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岁以前，我外婆长得像极了上官云珠。概因家乡都在姑苏一带的关系，细白的肌肤、玲珑的身段，更兼外婆七八岁开始学评弹，所以连两张脸上的神情都一如彼此的翻版——眉眼飞扬、活灵活现。
　　还有婚姻。上官的第一任丈夫是地主家的公子，却是个善良的人，当他还是十几岁的少年时，就经常抱着穷邻人女儿的她出去玩儿，给她买家里很少买给她的糖果。后来，他出门游学去，期间她默默长大，出落成娇美少女，于是二人心中那胜似兄妹的浓情蜜意和着江南水乡的温软，缓缓融到了一起，在某个公子回乡的假期里，他们结婚了，然后一起搬去了更有前途的大上海。
　　
　　这也简直就是我外婆外公的罗曼史，以兹区分的是这次结合乃外婆终身唯一的婚姻。而众所周知，初登银幕的上官很快便结束了她的头婚，像她日后的数次“结束”那样，每一次都能做到绝决。这个同外婆一般美丽但更为现实与刚强的女人，她要用暂时的疼痛来换取出人头地，来换取那种有自尊、有色彩、有名誉的生活，要做个真正的上海女人，做个比上海女人活得还要好的上海女演员。
　　所有的女演员都爱照相。在外婆那一五斗橱的相册里，18岁的她或一身软缎碎花短旗袍，或一身薄呢垫肩长大衣，扶着绸伞、吊着坤包，巧笑嫣然，妩媚标致，衬托在大上海照相馆景片上的是画出来的虎丘塔、寒山寺——故乡的风景一如岁月般渐行渐远。小时候，我常常惊讶于她很少在照片里抱着琵琶或弦子——这些她职业生涯中用来吃饭的家什。我日后揣测，她大概从未把评弹当作事业，女演员的身份是她从被她父亲，我的太爷作为临时搭档逼上书台去的那一天就渴望要摆脱的东西。她就只满足于要做个相夫教子、持家谨严的女人。
　　在那些1949年以后的照片上，外婆的相貌开始与同样流逝了青春美貌的上官产生明显差异，发展成另一类女人的典型——脸庞发福、平静慈祥，她甚至不太笑。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赡养一家老少九口的主妇，评弹团里挂不到头牌的演员，安稳地过她复兴路弄堂底的小生活。
　　与之相反，上官在她那个时期的每张照片上都是笑容可掬的模样，你甚至很少能在她年轻时代的照片里捕捉到数量如此可观的“笑”，年轻时候的她是娇媚矜持、含而不露的花魁。今天回头来看这个女人，我不明白为什么后世对她的描绘总猜测她是不快乐的，当然笑着并不意味着就是快乐着。但在从1949年到谢世前的17年里，尽管有不适应、有彷徨，但她对新境遇的态度从来就不是避世旁观的自舔伤口，相反的，她却以一种积极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姿态投身于激流之中，虚心得像个小学生，拼命上进、坚决改正，异常主动。那一代人，包括赵丹、白杨等皆发自内心地拥护火红的年代，新政府给的荣誉是至高无上的，因而为之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据说当时上官一个月的工资比总理还高，出访国外，部长都到机场亲自送机，她实在无法那么哀伤或者悲观，她甚至有了朦胧的信念。那是同外婆希冀着安享太平福截然不同的信念。
　　无论是外婆还是上官这样的女人皆不是弱者，从来都不是。当然强者的命运各有不同，命运由性格决定，外婆不是上官，但上官也不是阮玲玉，不是周璇，我甚至不同意黄宗英的看法，她曾将上官比作李香君。李香君的故事是大时代里的小悲剧，尽人事而知天命，该做的都做了，就算是神仙也逃不出去。上官的结局是小时代里的大悲剧，很难说完全没有个人的因素掺杂其中。
　　她选择上海、选择电影、选择出名、选择……每一个选择都像是一座陡峭美丽的悬崖，她曾义无反顾、不惜一切攀登上去采摘来的奇珍异宝现在又要她一个人背负下“地狱”去了——女演员上官从四层楼上纵身一跳，楼下自由市场里农民卖菜的竹筐毛刺迎上去，扎穿了华丽疲惫的身体。那一刻，在距事发地点高安路建国西路口以东一公里的地方，外婆38岁，正努力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操持一家温饱。
　　我知道会有人奇怪我为什么要在这中国人最乔装喜乐的日子里念叨起一个旧伶人的往事。因为外公和外婆结婚六十年纪念恰巧就在刚刚过去这一年的岁末，他们照了张合影，照片上的她让我难以遏制地又想起了她。
　　2006年12月31日我在西安参加一个新年演出，抽空去参观了碑林。离开碑林的时候，古城阴霾的天空开始飘起雪来。在博物馆的出口处，设有条案和笔墨供游人留言，我提着笔，心想着应该是写柳体好还是颜体好呢，心头突然间就淌过一股暖流，想到也许能平安活过一生、尽到对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的职责才是件最奢侈和最体面的事吧，于是写下“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词句，并在落款处写下外婆和外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