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杂谈
　　
　　 《蝶》是一群音乐剧人的梦。
　　对于关山，这是死不改悔的一个诗人的梦，一个混合着强烈的反讽并沾染了一点后现代色彩的梦，一个拼贴着古典主义情结和浪漫主义的梦，一个披着贪婪、阴谋、凶杀、狂热、纯洁与梦幻的面纱而骨子里决不妥协的梦。
　　对于三宝，这是一个梦寐以求倾注全部音乐的梦，一个徘徊于古典大歌剧、交响合唱和现代音乐剧之间的梦，一个构建迷宫般的宏伟的音乐和音响殿堂的梦，一个在斑驳光影中巍然耸立的风雅颂交织的梦。
　　对于李盾，这是一个不断追求宏伟的梦，一个试图音乐剧大成的梦，一个剧不惊人死不休的梦，一个狂热理想和理性运营相伴的梦。
　　对于导演，这是一个在东西方文化中对撞的梦，一个在匠人和艺术家之间左右冲突的梦，一个商业目的和艺术梦想纠缠不休的梦。
　　当然，对于灯光舞美音响、对于服装化妆道具，对于每个演员，《蝶》注定都是一个纷纷杂杂的梦中之梦。
　　于是，我们看到《蝶》实际上是对《梁祝》故事的借尸还魂，是对传统的颠覆，也是对现实的解构。生为“蝶人”而追求成为“人”，与其说是庄生梦蝶的招魂，毋宁说是对今日芸芸众生的无情嘲讽。
　　于是，我们在梁山伯的身上一会儿能看到放荡不羁的唐璜，一会儿能看到野心勃勃的于连·索黑尔，一会儿能看到冷嘲热讽的牛虻，甚至也能看到——一个本来的书呆子气十足的“梁山伯”。
　　于是，我们在音乐中能够听到民谣的质朴——寻找妈妈的小女孩的主题唱段无疑是最动听的一首，我们也能听到欧陆音乐剧中无穷动式的上行转调攀升，我们也能感受到些许瓦格纳式的宏大繁复的乐队交响，甚至也能感受到巴洛克式精心雕琢的复调竞行。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部音乐剧是在同一个梦想然而参与者目的各异的奇特组合中产生的。编剧的执著使得它不可能遵循“灰姑娘”这一典型的故事模式，从而仍然会在剧场空间把思考留给敏感的人，而把困惑留给寻求娱乐的人。作曲家的执著使得它不可能成为歌曲剧或歌舞剧，音乐与音响的庞大结构在剧场空间把领会留给赏乐的人，而把期待一曲《菊花台》的心情交付给阵阵茫然。制作人的执著也使得它容易让方方面面的观赏者找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和遗憾。
　　但“中国音乐剧”概念的打出其实隐含着种种不同声音之后的一个共识——中国音乐剧到底应该是怎样的？没有一定之规。我们以往对音乐剧的认识无非是来自我们较为熟悉的西方音乐剧，但即使是这些音乐剧彼此之间也是非常的不同。在这个意义上，《蝶》剧只是中国音乐剧探索之路中的一种，不过是具备了自身强烈性格的一种。如果说，现在的剧情仍然不能构成一个悬念十足、冲突激烈的时空的话，流露在其中的创作者们的性格冲突倒是显而易见。假如让这些冲突来一个颠覆，可能这部剧会显现出更好的剧场效果吧？
　　假如我们非要制定音乐剧的大众化标准，第一，肯定要有一个“灰姑娘”的命运母题，第二，肯定要有在两个小时之内扣人心弦的情节演进，第三，肯定要有走出剧院观众就能哼哼的唱段。
　　就这三个标准而言，《蝶》剧具备了第一条，至少对比《金沙》而言，三个主人公最终的“化蝶”完成了古典和现代共有的一个结局：打不死的吴清华我不在人间也在天堂！同样，也具备了第二条，除了一开始情节演进仍嫌有点慢，后半部的情节推进也足够吸引人。问题只在于时不时插在其中的哲理质问会使观众产生游离之感，对此我建议关山可以把哲理质问化为更感性化的诗句。第三条也具备，三宝设定的几大主题都不乏动听入耳的元素。但从比例上说，恐怕器乐部分的分量重了点，这也是一般听众会在诸多音乐元素中难以把握核心唱段的原因。我的建议则是给主要唱段更多的呈现。
　　舞美让我想起了多年前一批年轻人制作的《保尔·柯察金》，金属质感的基础舞台装置有很深的用意，其结构也与近日《八一军旗红》的舞美好有一比，惜乎变化还没用足，与剧情的演进结合得还大有切磋的余地。灯光则整体偏暗了，虽说可能是有意为之，给点阳光就灿烂的比例还是小了点。
　　演员们的演唱整体是比较舒服的，水准也不差，但表演上显然还需要多场次演出后才能磨合得更为到位。
　　《蝶》剧是否成功当然还有赖于今后巡演的实践检验，但现在可以肯定它的初步成功。也许在这个时候重要的不是谈论它的成功与否，而在于剧组能否下决心、花气力进入不断修改磨练的过程。音乐剧作品不同于影视作品，它需要在实地演出中才能真正完成，当然也就可能避免影视作品不容修改的遗憾。什么时候中国的音乐剧能够在有效的演出运营中不断完善，它就真正开始进入了成长的过程。如果中国音乐剧也和不少大型歌剧那样演上几场就束之高阁，它就永远是长不大的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