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60年代出生的山里人，不幸经历了主义横行、民生凋零的苦寒岁月，也有幸躬逢盛世，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一些同年人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走向了繁华都市，不少在城市扎下了根。相比父辈，我们的人生甜蜜而精彩；相比后辈，虽苦涩但更加传奇。
　　我之“古董”源于冥顽不化的乡巴佬意识，我的哀愁源于故乡，我之幸福也来源于故乡。回顾这四十多年的人生经历，每当我遇到挫折，心里苦闷之时，童年的回忆就往往成为我心灵的调节器，山野的苦寒经历总能够助我战胜困难，山野的生存哲学总能够带我走出迷惘。
　　哲人说过，故乡是每一个作家注定无法逃离的宿命。无法逃离，便更加懂得珍视。拥有故乡的人是幸福的，深层次的幸福来源于梦想与担当。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精神的故乡。五年前，我与铜仁日报社社长周洑生先生一道造访沈从文故里，肃立先生墓前，看着“一个士兵不是战死疆场，便是回到故乡”的铭文，回想着《边城》中的一些片段，顿觉真正理解了故乡之于人类心灵的深刻含义，有些宗教的宿命色彩。
　　我的故乡偏安于贵州高原乌江之一隅，人穷地少，马瘦毛长，先民们皆为躲避战乱来此垦荒定居，乡名“三道水”。
　　尽管生存条件如此恶劣，但先民们还是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自给自足，繁衍生息。如果不是饱受外来战乱或“主义”的入侵，我相信老辈们的日子会过得安逸又满足。如今，家乡瞬息万变，那种封闭自足、乡邻互助、民风古朴的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已不复存在，令我心中总涌起莫名的哀愁与忧伤。
　　“为什么我的眼里总是饱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诗人艾青的诗句，恰如其分地表达我辈游子每次回乡的感受。在喜庆祥和的正月还乡，我见到自家老屋前的桃花依旧灿烂开放，却不闻儿时欢天喜地的喧闹；在细雨纷纷的清明还乡，山野的花丛中往往又增添了一两座新坟，却依稀难记墓中人熟悉的面孔；在稻穗飘香的时节还乡，偶见得夕阳下忙碌收割的身影，却衰老佝偻得不成样；在大雪封山的寒冬还乡，我见得“杀广”的童年伙伴们穿着洋装回到了老屋，却满脸的迷茫与沧桑。
　　在异乡，我曾一遍又一遍地记述着我的小山村和我的童年。山里的岁月沉寂而苍凉，除了偶有外乡来的补锅匠、骟猪匠、算命瞎子经过，少有外来人；又盼又怕的是打疫苗的白大褂一年一度进山来，一大帮鼻涕虫被父母追得满山跑却又相当的刺激；放电影也是一年一度的盛事，我们在夜色中打着火把抬着板凳赶去，回来往往跌得鼻青脸肿。
　　记得童年的山野住着一位吹唢呐的老人，他总在夜里为山民吹奏着迷人的小夜曲。如今他去世了，山里的夜晚从此变得死一般的沉静，而山风依旧哀切地吹拂着，犹如一种亘古的诉说，诉说着千百年不变的忧伤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