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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将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前夕,结合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代要求和世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危机挑战,成都市于2010年提出了“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发展目标。城市品牌的提出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但从这一城市品牌的内涵意义来看,要实现这一目标,其基本前提之一就是要走出一条与自然和谐的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
发展模式——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
按照传统的看法,拥有田园风光的城市是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农业社会很少有大规模的工业和居民集聚的城市,居民分散居住并以就近的田土产出为主要生计。但是,原始的自然经济状态下的社会经济活动必然是发展缓慢、停滞和处于低生产率水平的状况,它无法供养众多的人口和满足现代社会丰富的需求。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经济活动的绩效说明,城市的发展脱离了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模式,甚至极端地企图“征服”和“改造”自然,最终受到自然的惩罚,有关的经济活动也是不能可持续进行的。
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就开始意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问题。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中就系统地提出了人类未来面临的一系列严峻挑战和世界范围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反映出经济及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由罗马俱乐部的研究层面开始向政策层面的实施过渡。目前国际上提出的“低碳经济”概念,其实质是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从消除人类活动的二氧化碳过量排放的角度所提倡的自然和谐和经济可持续理念的具体经济模式的方案。成都市按照自然和谐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理念,将其未来发展模式定位为“世界现代田园城市”。
实现方式——走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从历史演变过程来看,农业社会的成都曾经是典型的与自然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早在2000多年以前,李冰对岷江水患的治理,即采取了顺应自然和与自然和谐的方式,建成了世界级的伟大水利工程——都江堰。都江堰工程使成都平原成为古代中国最发达的农业生产的区域,丰富而稳定的农产品供给也形成了成都城市经济、文化发展的物质条件。“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及四川盆地农区桑树的普遍种植、家庭养蚕、蜀锦织造和“南丝绸之路”形成了有机的“产业链”,给“锦官城”成都的城市居民带来稳定的收入和财富。都江堰的灌溉、航运、供水的综合功能发挥,使成都以及四川农业社会的经济长期保持可持续的稳定态。但是从传统工业社会的角度来看,农业社会的成都市是一个典型的休闲消费城市,餐饮美食文化誉满全球,但城市居民收入来源却具有明显的非生产性质和收入增长缓慢的特征。
成都工业化的城市发展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基于对农业消费城市进行改造的基本目标设计,成都城市发展的目标定位为综合性的产业城市。在“一五”、“二五”和“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对成都进行了大量基本建设投资,为城市引入了制造、冶金、化工、纺织等大型骨干企业,使成都市的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成都城市的生产性功能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
但是由于当时的人们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对“产业”理解的偏差,从而使当时的许多生产经济活动乃至社会活动开始背离与自然和谐的原则。例如,成都工业化的城市布局范式,使传统的宜居环境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城乡全民办工业的模式(城市发展“街道工业”、农村发展“乡镇、村组企业”),使城乡经济资源配置混乱和低效利用;以过量化肥、农药为主的“无机农业”生产方式的推行,使农村的农用土地、饮用水和空气面源性污染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对城乡商业和服务业的限制发展政策,使城市经济功能得不到充分合理的发挥。这些都长期制约了成都的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进程。即使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传统城市经济理论的限制和缺乏深入的区域发展趋势和比较优势研究,成都在工业化过程中对城市经济发展模式的定位仍然存在不准确的地方,这在前几年的“工业强市”的决策上都仍然有所体现。如将第二产业的比重规划过高,对成都发展以金融、咨询、科技服务等现代高端服务业的地位认识不足,对一些重化工业的非最佳产业选择项目仍然竭力保留和盲目引入等等。
显然,当前成都提出的“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发展模式不是回归到原始的自然经济状态,而是代表成都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理念的转变,是对自然和谐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认识深化的结果。这种城市发展理念的转变,从上世纪90年代成都开展府南河改造工程等城市人居环境整治开始,到提出“三个集中”(人口向城镇和乡村居民点集中;工业向工业集中区集中;土地向产业化经营集中)以及“城乡一体化”时都有所体现。2007年以来,成都市成为全国城乡统筹发展的综合试验区后,对城市发展理念又进一步有所升华。由于有了“建设田园城市”的现代发展理念,对耕地和绿地、水系等环境资源的保护,自然就成为田园城市发展的理性选择和自觉行动。
思路设计——发展低碳产业,实现城乡统筹
成都在城市发展的思路设计上要建立“后工业时代”的超前意识,不要为了眼前的GDP增长而牺牲长远的利益。其中城市布局的优化和传统产业结构和布局的调整是目前的当务之急。要在区域分工和优势发挥上从四川、西部、全国和世界的整体上前瞻思考,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跨越式发展。
首先,成都要通过一流的人文、自然一体的田园化的宜居环境的打造,吸引国内一流、世界级的人才,打造人才智力密集型的高科技產业,金融、科技咨询、信息服务、教育等现代服务业的集聚。高端第三产业具有低碳、低污染、高效益和高收入特征,可以大大提升城市的品质和产出效益。成都的生态宜居环境得天独厚在国内处于一流层次,在西部更有绝对的优势和吸引力。因此要按照世界500强的高标准来引进智力密集型企业,同时积极提升成都、四川和西部在成都的本土企业的经营层次,发挥品牌效应。
其次,要积极做到对传统第二产业进行调整和转移,建立低碳、低耗能和环境友好、循环利用的高端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高新材料产业等第二产业。要加大力度进一步将全市的第二产业向二、三圈层的开发区和工业集中区转移,进一步完善有关产业园区的综合功能,提高产出能力。要充分利用成都丰富的自然历史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休闲、旅游、餐饮等为一体的最终消费服务产业。其中尤其要突出成都的旅游业的发展,使成都成为四川、西部的自然、人文、文化精品旅游产业的中心城市。在成都中心城区打造多极高端商贸服务业的CBD和高档生活小区。要密切注意对水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克服成都未来城市发展的水资源“瓶颈”制约因素。发展有特色的房地产业和花卉、水果、苗木、无公害农产品和庭院结合的现代农业。进一步提升成都特色“农家乐”的经营层次和环境质量。
另外,要通过便捷快速的高铁、地铁、城际轻轨等现代化的公共交通系统,实现成都市的人居环境优雅的分散居住模式,形成中心城区、次中心卫星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布局的城市空间布局结构。进一步推进农村居民点的适度集中和新农村建设。按照灾后重建的高标准规划乡村居民点。成都未来的城市发展空间布局规划要切实避免“摊大饼”的模式,也要避免建筑群沿交通干线布局的“章鱼爪”结构的产生。要注意合理布局城市公共绿地和实现城市园林化。要通过耕地、林地、水域的积极保护和空间调整置换方式,按照城乡统筹的模式,为田园城市发展提供资源环境条件。(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发展模式——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
按照传统的看法,拥有田园风光的城市是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农业社会很少有大规模的工业和居民集聚的城市,居民分散居住并以就近的田土产出为主要生计。但是,原始的自然经济状态下的社会经济活动必然是发展缓慢、停滞和处于低生产率水平的状况,它无法供养众多的人口和满足现代社会丰富的需求。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经济活动的绩效说明,城市的发展脱离了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模式,甚至极端地企图“征服”和“改造”自然,最终受到自然的惩罚,有关的经济活动也是不能可持续进行的。
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就开始意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问题。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中就系统地提出了人类未来面临的一系列严峻挑战和世界范围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反映出经济及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由罗马俱乐部的研究层面开始向政策层面的实施过渡。目前国际上提出的“低碳经济”概念,其实质是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从消除人类活动的二氧化碳过量排放的角度所提倡的自然和谐和经济可持续理念的具体经济模式的方案。成都市按照自然和谐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理念,将其未来发展模式定位为“世界现代田园城市”。
实现方式——走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从历史演变过程来看,农业社会的成都曾经是典型的与自然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早在2000多年以前,李冰对岷江水患的治理,即采取了顺应自然和与自然和谐的方式,建成了世界级的伟大水利工程——都江堰。都江堰工程使成都平原成为古代中国最发达的农业生产的区域,丰富而稳定的农产品供给也形成了成都城市经济、文化发展的物质条件。“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及四川盆地农区桑树的普遍种植、家庭养蚕、蜀锦织造和“南丝绸之路”形成了有机的“产业链”,给“锦官城”成都的城市居民带来稳定的收入和财富。都江堰的灌溉、航运、供水的综合功能发挥,使成都以及四川农业社会的经济长期保持可持续的稳定态。但是从传统工业社会的角度来看,农业社会的成都市是一个典型的休闲消费城市,餐饮美食文化誉满全球,但城市居民收入来源却具有明显的非生产性质和收入增长缓慢的特征。
成都工业化的城市发展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基于对农业消费城市进行改造的基本目标设计,成都城市发展的目标定位为综合性的产业城市。在“一五”、“二五”和“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对成都进行了大量基本建设投资,为城市引入了制造、冶金、化工、纺织等大型骨干企业,使成都市的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成都城市的生产性功能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
但是由于当时的人们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对“产业”理解的偏差,从而使当时的许多生产经济活动乃至社会活动开始背离与自然和谐的原则。例如,成都工业化的城市布局范式,使传统的宜居环境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城乡全民办工业的模式(城市发展“街道工业”、农村发展“乡镇、村组企业”),使城乡经济资源配置混乱和低效利用;以过量化肥、农药为主的“无机农业”生产方式的推行,使农村的农用土地、饮用水和空气面源性污染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对城乡商业和服务业的限制发展政策,使城市经济功能得不到充分合理的发挥。这些都长期制约了成都的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进程。即使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传统城市经济理论的限制和缺乏深入的区域发展趋势和比较优势研究,成都在工业化过程中对城市经济发展模式的定位仍然存在不准确的地方,这在前几年的“工业强市”的决策上都仍然有所体现。如将第二产业的比重规划过高,对成都发展以金融、咨询、科技服务等现代高端服务业的地位认识不足,对一些重化工业的非最佳产业选择项目仍然竭力保留和盲目引入等等。
显然,当前成都提出的“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发展模式不是回归到原始的自然经济状态,而是代表成都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理念的转变,是对自然和谐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认识深化的结果。这种城市发展理念的转变,从上世纪90年代成都开展府南河改造工程等城市人居环境整治开始,到提出“三个集中”(人口向城镇和乡村居民点集中;工业向工业集中区集中;土地向产业化经营集中)以及“城乡一体化”时都有所体现。2007年以来,成都市成为全国城乡统筹发展的综合试验区后,对城市发展理念又进一步有所升华。由于有了“建设田园城市”的现代发展理念,对耕地和绿地、水系等环境资源的保护,自然就成为田园城市发展的理性选择和自觉行动。
思路设计——发展低碳产业,实现城乡统筹
成都在城市发展的思路设计上要建立“后工业时代”的超前意识,不要为了眼前的GDP增长而牺牲长远的利益。其中城市布局的优化和传统产业结构和布局的调整是目前的当务之急。要在区域分工和优势发挥上从四川、西部、全国和世界的整体上前瞻思考,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跨越式发展。
首先,成都要通过一流的人文、自然一体的田园化的宜居环境的打造,吸引国内一流、世界级的人才,打造人才智力密集型的高科技產业,金融、科技咨询、信息服务、教育等现代服务业的集聚。高端第三产业具有低碳、低污染、高效益和高收入特征,可以大大提升城市的品质和产出效益。成都的生态宜居环境得天独厚在国内处于一流层次,在西部更有绝对的优势和吸引力。因此要按照世界500强的高标准来引进智力密集型企业,同时积极提升成都、四川和西部在成都的本土企业的经营层次,发挥品牌效应。
其次,要积极做到对传统第二产业进行调整和转移,建立低碳、低耗能和环境友好、循环利用的高端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高新材料产业等第二产业。要加大力度进一步将全市的第二产业向二、三圈层的开发区和工业集中区转移,进一步完善有关产业园区的综合功能,提高产出能力。要充分利用成都丰富的自然历史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休闲、旅游、餐饮等为一体的最终消费服务产业。其中尤其要突出成都的旅游业的发展,使成都成为四川、西部的自然、人文、文化精品旅游产业的中心城市。在成都中心城区打造多极高端商贸服务业的CBD和高档生活小区。要密切注意对水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克服成都未来城市发展的水资源“瓶颈”制约因素。发展有特色的房地产业和花卉、水果、苗木、无公害农产品和庭院结合的现代农业。进一步提升成都特色“农家乐”的经营层次和环境质量。
另外,要通过便捷快速的高铁、地铁、城际轻轨等现代化的公共交通系统,实现成都市的人居环境优雅的分散居住模式,形成中心城区、次中心卫星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布局的城市空间布局结构。进一步推进农村居民点的适度集中和新农村建设。按照灾后重建的高标准规划乡村居民点。成都未来的城市发展空间布局规划要切实避免“摊大饼”的模式,也要避免建筑群沿交通干线布局的“章鱼爪”结构的产生。要注意合理布局城市公共绿地和实现城市园林化。要通过耕地、林地、水域的积极保护和空间调整置换方式,按照城乡统筹的模式,为田园城市发展提供资源环境条件。(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