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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清时期张家口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居于张库商道、草原丝路的交汇点。中俄和汉蒙间的贸易，以及张家口厅等行政职能的设置，促进了张家口城市地域扩张和城市职能的演变。张家口城市职能的演变，历经张家口堡、张家口上下堡和张家口城市三个阶段的不同发展，随着张家口城市职能的增加与主要职能的转化，张家口城市的实体地域以堡子为中心向北推进，一度扩大到大境门以外的元宝山地区。张家口由堡子发展为张家口城市，是中外交流对交流沿线城市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的充分展示。
关键词： 明清时期;商道;张家口;城市职能
明清时期张家口是草原丝路沿线上的重要城市之一，关于该城市职能的演化是近年来对其研究的关注点之一。许檀、何一民等认为，清代中俄贸易、汉蒙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张家口从军城向治城、商城的功能转变和社会变迁，从而奠定了近代张家口城市发展的基础。①
李现云、陈喜波等认为，清代国家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使张家口等长城一线的许多城镇因商业贸易、政治因素而兴起，并经历了中俄地方边境贸易、官方商队贸易、口岸贸易和陆路贸易四个贸易阶段的发展。②
杨润平、张轶欣等指出：清末张家口设立了洋务局，并有巡警出现在街头来维持城市秩序，这是近代城市管理的标志;京张铁路的开通，促进了城区的不断扩大以及桥东新商业区的形成。③
孙召华则认为清代张家口的军事防御功能超过经济功能，一直作为控驭蒙古、捍卫京师的军防门户而备受重视。④
由上可知，目前已有的对张家口城市职能的研究多集中于汉蒙、中俄商道的兴起对张家口的城市发展和功能的影响等，对张家口城市职能与城市空间演变的时间节点、发展阶段的划分及特点等问题尚未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将从张家口城市发展的三个阶段，即张家口堡子时期的张家口、上下堡时期的张家口、张家口城市时期，来重点讨论其城市发展与职能的演变，以期对张家口城市问题的研究推进一步，从而加深中外交流对促进交流沿线城市发展的认识。
一、张家口堡时期
张家口堡时期大致从明宣德年间至清康熙中期。这一时期是张家口堡建堡、汉蒙互市为主的时期，是讨论张家口城市发展与职能演变的起点。
明朝建立之初，北方草原地区形成了蒙古三部。明政府为加强对蒙古诸部的管理和对北京的防御，在长城沿线设置卫所，修筑城、堡、寨、墩等，屯兵戍守。卫所的治所驻城，百户、旗驻堡、寨、墩，构成了城—堡、寨—墩层级的防御体系。堡是长城沿线的基层军事单位，张家口堡因其“为敌要冲”，是长城防线上的重要军事城堡。
（清）左承业纂修：（乾隆）《万全县志》卷一《形胜》引明翁万达《择要交守议》：“宣府张家口、洗马林诸处，为敌要冲且与大同天城接境，西垣既成，东作不举，敌将避固攻瑕，则得之大同者失之宣府矣。”（乾隆十年刻本，第 20页）张家口堡城的规模大于一般的堡寨，据嘉靖《宣府镇志》载：“张家口堡，高二丈五尺，方四里有奇，城铺十，东、南二门，宣德四年指挥张文筑，成化十六年展筑。关厢一，高二丈，方五里，嘉靖八年指挥张珍筑。”
（明）孙世芳修，（明）栾尚约辑：《宣府镇志》卷一一《城堡考》，成文出版社影印嘉靖四十年刊本，1970年，第94页。万历《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卷一载：“本堡（张家口堡）筑于宣德四年，嘉靖间展修之，万历二年始包以砖，周四里，高三丈五尺。”
（明）杨时宁编：《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万历癸卯刊本）卷一《宣府镇图说》“张家口堡”条，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42页。虽然两方志对张家口堡城的城高记载不同，但是对堡城的规模记载却是一致的，是一座“方四里”的堡城，而宣府镇所辖的其他堡寨一般都在“方一里”或“方二里”的规模之内，如西阳河堡“方一里八十二步”;新开口堡“方一里三百四十步”;膳房堡“方一里三十步”
（明）孙世芳修，（明）栾尚约辑：《宣府镇志》卷一一《城堡考》，第94、95页。等。张家口堡城的规模几乎相当于所城规模，如龙门所城“方四里九十步”;云州所城“方三里一百五十八步”;长安所城“方五里十三步”。
（明）孙世芳修，（明）栾尚约辑：《宣府镇志》卷一一《城堡考》，第92页。张家口堡不仅城的规模比一般堡城要大，而且还统辖若干堡子，“其属堡曰：高庙庄、张家屯、高家屯、沈家屯、四角屯、马家屯、水泉庄、武家庄、五家砦（寨）、鸦庄、许家屯，共十有一”。
（明）孙世芳修，（明）栾尚约辑：《宣府镇志》卷一一《城堡考》，第94页。张家口堡驻守官员初为操守，后改为守备，驻守官军1295名，马骡450匹，驻军数量是宣府诸堡中最多的，是一般堡城的两倍左右。张家口堡的防御边墙长31里有余，并且多半的边墙都用砖石包砌，还修筑有边墩58座，火路墩31座，
（明）杨时宁编：《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万历癸卯刊本）卷一《宣府镇图说》“张家口堡”条，第42页。从而增强了防御能力。张家口堡城坚兵强，据险防守，在多次抵御蒙古南下的征战中从未失守，被称为“武城”。
隆庆五年（1571）“俺答封贡”之后，明政府决定在九边设置互市11处，宣府镇管辖范围内只设一处互市，即张家口堡。互市的场所并不在堡子内，而是选在了北距张家口堡5里的边墙的内侧。
宣大地区在隆庆五年的五月至七月间进行了首次互市，汉蒙间的官方、民间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大同得胜堡的互市在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十四日间进行，官市马1370匹，私市马、驴、牛、羊等6000匹（只）;新平堡的互市在七月初二至十四日間进行，官市马726匹，私市马、牛、羊等3000匹（只）;张家口堡的互市在六月十三日至二十六日间进行，官市马1993匹，私市马、驴、牛、羊等9000匹（只）。互市有固定的地点，不得随意前往他处，规定在张家口堡进行互市的是蒙古昆都力哈、永邵卜、大成等部落。九月，宣大总督王崇古向朝廷报告“北部互市事竣”。
《明穆宗实录》卷六一，隆庆五年九月癸未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1492-1493页。万历三年（1575）确定了宣大贡市马价定例，宣府的张家口堡互市以18 000匹为率，该银价12万两;大同以1万匹为率，该银价7万两;山西以6000匹为率，该银价4万两。 《明神宗实录》卷四○，万历三年七月丁酉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919页;（清）金志节原本，黄可润增修：《口北三厅志》卷一一《世纪下》，隆庆五年条、万历三年条，成文出版社影印乾隆二十三年刊本，1968年，第182、184页。互市虽然有益于边境安定和经济发展，但是互市一直是一些官员的隐忧，如隆庆五年互市结束不久，十二月御史刘良弼上疏对封贡互市一事提出了六条建议，表达了互市可能导致“边疆弛守”“塞下虚耗”等忧虑。
（清）金志节原本，黄可润增修：《口北三厅志》卷一一《世纪下》，隆庆五年条，第183页。驻守张家口堡的地方官对互市更是高度戒备，“本堡乃全镇互市之所。堡离互市稍远，恐互市不便，乃砖垣其口，每遇开市朝往夕还，楼台高耸，关防严密，巍然一巨观焉。堡人习与虏市，远商辐辏，其间每市万虏蚁集，纷纷杂错，匿奸伏慝，窃为将来隐忧，故开市必道将往蒞焉”。
（明）杨时宁编：《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万历癸卯刊本）卷一《宣府镇图说》“张家口堡”条，第42页。万历四十一年（1613）宣府巡抚汪道亨巡视张家口堡时，见边墙“仅北面危垣半壁，而东畔则一水朝宗，半为彪池半为坦道，敌可来我亦可往，其险固与敌共之也……问其堡何以缩之内地，则曰：敌来市，即率我吏士商民裹粮北向而遇合之，蕃汉错趾，贸易有无，绵蕞野处，市罢各散去，其抚赏亦然。噫！市可恃乎！遂拆关慢藏乃尔，恐北门锁钥不如是也。”汪道亨立即上书建议在张家口堡的互市场所新筑堡城，“屯将校、表烽燧、嚴走集”，强化互市管理和边疆防御，并将新筑之城堡命名为“来远堡”。长城与来远堡北墙相距仅十二丈，来远堡城高三丈二尺，方二里十三步。门楼二，四角设戍楼，堡东建水闸一座。堡内有官署二座，营房三百间，观市厅二所、司税房二十四处、外抚赏厅三座及祠庙二座、八角亭一座，达到了“凭墉而望，匹马单兵不能匿形影”的军事目的。
（清）左承业纂修：（乾隆）《万全县志》卷二《边墙》“来远堡”条，第7 页;卷八《杂文》“张家口新筑来远堡记”，第6-8页。万历时有人作《马市图》描绘了当时来远堡互市期间的官员监管、守军严阵以待和汉蒙贸易的盛况，“城中有台翼然，朱衣危者二人，青方袍左右侍者十许人;青袍坐别幄者四，三人环城睥睨，甲楯立者可百人。曼（胡）之缨、短后之服，弓刀森植、意状闲整;台下军吏数曹长跪白事。规方壖地，百货坌集，车庐马驼羊、旃毳布缯瓨罂之属、蹋鞠跳丸、意钱蒲博之技毕具，其外穹庐千帐，隐隐展展，射生投距之伦，莫可名数，盖一时之盛也”。
（清）左承业纂修：（乾隆）《万全县志》卷八《杂文》“马市图序”，第15页。
由此可知，张家口堡的互市仅是明政府抚御边疆的措施，对其贸易经济的功能不能过高估计。虽然如此，汉蒙间的互市贸易，给张家口堡带来了经济上的兴盛，无论是“远商辐辏，其间每市万虏蚁集，纷纷杂错”，还是“百货坌集”“穹庐千帐，隐隐展展”，都可以看到互市给张家口堡带来的变化。随着汉蒙互市贸易的发展，到明末，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等山西八大家商号纷纷落户张家口，在清入关之前，满族商人到张家口时也都与此八大家贸易。
（清）左承业纂修：（乾隆）《万全县志》卷一○ 《志余》，第10页。
明朝修建的来远堡，实际上是张家口堡军事防御功能的延伸，是张家口堡的一部分。在明政权与蒙古部落对峙的时代，虽然和平时期多于战争时期，但是互市仅是作为边疆治理的一种手段而存在，所以，张家口的边防城市的军事职能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是在带有浓重政治属性的互市的带动下，增加了城市的经济贸易功能。
清朝在入关之前就与喀尔喀蒙古等部结成联盟，入主中原后，为加强与蒙古地区的联系，顺治元年（1644）于张家口附近边墙下开一门，曰“大境门”，即边境之门，为蒙古地区诸部入京孔道。清朝建立之初，加强在蒙古地区的统治仍是首要任务，顺治三年（1646）发生了喀尔喀蒙古反叛事件。占据天山南北，威胁青海、西藏和喀尔喀部的准噶尔部是清政府巩固统一的潜在阻碍。顺治三年，设钦差户部分司驻张家口堡，管理边口税务。同时为加强张家口堡的军事力量，顺治十三年（1656），将“西路分守参将”由万全右卫改驻张家口堡，称张家口路参将。康熙二十九年（1690），设张家口协副将，
（清）左承业纂修：（乾隆）《万全县志》卷五《武职》，第15-16页。副将是总兵之下的武职，秩从二品，协的领兵官，统领一协军务，张家口协副将的设置提升了张家口堡的军事地位。由此看出，张家口堡仍以军事防御功能为主，其“武城”的职能与性质尚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二、张家口上下堡时期
康熙中期至道光年间是张家口城市发展与城市职能演变的第二个时期，即上下堡时期。这一时期，清政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平定噶尔丹，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和平统一的政治局面得到强化，为互市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促进汉蒙、中俄贸易上，清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了“张家口”地名的扩大及其城市职能的多样化。
1张家口堡——来远堡
自宣府巡抚汪道亨上奏修建来远堡之后，在方二里的来远堡城内，除了一些官方建筑之外，还规划建设了街道等城市公共设施，“其余闾闬，道路井井秩秩”，迁徙到来远堡城的居民商户都非常高兴，“且徙而室家于斯者，忘其向之砂碛而莽荡也”，
（清）左承业纂修：（乾隆）《万全县志》卷八《杂文》“张家口新筑来远堡记”，第9页。从而改变了原来开市时人喧马嘶、摩肩接踵，闭市后官员、商户返回张家口堡后来远堡巷道空寂的局面，来远堡城中有了定居的商户和居民。城市建筑、定居居民的出现，使互市之所成为一个新的聚落，随之产生了一个新的地名——来远堡。
来远堡的兴建促进了张家口北部边墙地带的开发与建设。《万全县志》记载：“来远堡，钦差驻防总管署，堂房廨舍共一十二间。”
（清）左承业纂修：（乾隆）《万全县志》卷二《官署》，第13页。康熙三十二年（1693），设在来远堡的钦差驻防总管署即是张家口驻防总管的办公地点，却因来远堡集聚众多民商居户，堡城中已无空闲之地来建造办公场所，只能将民房改造后作为总管署。钦差驻防总管的职责是负责大小境门出入境贸易及安全， 无论是各部蒙古、各地商人进出大境门都需勘验印票。居住在附近的居民进入大境门买卖柴、碳、蔬菜，以及需要到大境门外种地的农民，也都需要登记备案，勘验印票。
（清）左承业纂修：（乾隆）《万全县志》卷五《秩官志》“武职张家口驻防总管”条，第42页。这些信息反映出来远堡地区的开发和建设情况，来远堡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来远堡与张家口堡成为两个功能有所区别的地区。这一趋势在《宣化府志》中有所体现，来远堡已经与张家口堡、膳房堡、新河口堡、新开口堡、洗马林堡并列，同为万全县所属诸堡。
（清）吴廷华修，（清）王者辅等纂：《宣化府志》卷八《城堡》，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179页。但是，随着清朝将一系列地方行政管理职能放置在张家口堡，张家口堡的地位不断上升，汉蒙、中俄间商贸的发展，也促进了张家口城区的扩大，呈现出来远堡与张家口堡“合”的趋势。
2行政建制的调整对张家口城市发展的推进
张家口在地方行政管理职能上的增加，拉动了张家口城市的发展。康熙三十二年（1693），万全右卫改为万全县，治德胜口堡城（即今万全城），同时在张家口堡设县丞一员管理粮务。
（清）左承业纂修：（乾隆）《万全县志》卷一《沿革》“县地”条，第18 页。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在张家口堡设张家口直隶厅，置张家口理事同知一员，管理张家口外察哈尔总管八旗东翼镶黄旗和西翼正黄半旗以及口内蔚州、怀安、万全、宣化、保安、西寧、蔚县等七州县旗民赋税、钱粮、互讼人命等事。此后，雍正六年（1728），设多伦诺尔直隶厅，雍正十二年（1734），设独石口直隶厅，合称“口北三厅”，置分守口北道一员，专管刑名、钱粮等事，并管理口外台站经费及北路一切军需钱粮发放之事。
（清）金志节原本，黄可润增修：《口北三厅志》卷四《职官》“分守口北道”条，第71页。
清代属省的厅称直隶厅，其长官同知秩正五品，制同府，故直隶厅为行省之下的一级行政区。张家口上升为府级行政建制，行政级别的提升增强了张家口的行政职能，也为张家口城区的扩大奠定了行政基础，张家口上堡、下堡之称也应该是这一时间逐步开始的。
根据乾隆《万全县志》卷九《纪事》“世宗宪皇帝雍正六年”条记载：“时准噶尔不恭，特命西北两路大军进讨，师行粮食以飞为首务，来远堡（“即张家口上堡”，六字原文作双行小字——引者注）故塞垣要冲，督饷者咸起运于此。”
（清）左承业纂修：（乾隆）《万全县志》卷九《事纪》“世宗宪皇帝雍正六年条”，第20 页。《宣化府志》所附的《万全县四境图》中，张家口堡与来远堡被称为下堡和上堡。
（清）吴廷华修，（清）王者辅等纂：《宣化府志》，第31页。《宣化府志》卷一七《驿站》载，“张家口下堡军站，为腰站，雍正八年设”。
（清）吴廷华修，（清）王者辅等纂：《宣化府志》卷一七《驿站》“张家口下堡军站”条，第323页。《口北三厅志》的“阿尔泰军台”条，在叙述二十九台站之后记载：“以上台站自张家口上堡至阿尔泰新城，共计程二千二百七十六里。”
（清）金志节原本，黄可润增修：《口北三厅志》卷六《台站》，第102页。康熙三十二年设“张家口台站总管”，总理张家口到阿尔泰新城地方二十九军台事务。
从以上三部志书来推断，大致在雍正八年（1730）以后，开始有了张家口上堡、下堡的称呼，到乾隆初年这一称呼已被世人所认可，左承业所修的乾隆《万全县志》专门在“来远堡”下面用双行小字作注“即张家口上堡”，证明此时张家口上下堡之称呼，已是习称，又怕后人不知“来远堡”是什么含义，故特别作注说明。
来远堡之所以被称为张家口上堡，应是因为大境门以内的商号、店铺日渐增多，繁荣程度已不在张家口堡之下，甚至有很多原在张家口堡里设店、开商号的晋商、直商等，又都在来远堡设立分号，来远堡经过长期的发展已成为第二个张家口堡，故而有了上下堡之称。
这里的上下之分，只是从距离大境门的地理方位而言，军事上的含义与明代相比淡了许多。这一地名称呼的出现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张家口堡与来远堡彻底地结为一体，张家口城已跨越张家口堡“方四里”的地理范围，城区已向北延伸到上堡，即来远堡，上下两堡共同组成张家口城。二是，这一称呼的出现代表着张家口由军事城市的单一职能向行政中心、经济商贸等城市职能的多样化演变。三是，“张家口”由一个堡子的名称，扩展成为一个地域的名称，成为上下堡这一特定空间位置上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张家口”地名的扩大正反映出张家口由堡子不断向北发展的历史过程。
3以张家口为枢纽的商道的形成
清朝的大一统，为汉蒙、中俄间的交流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给噶尔丹的敕书中曰：“嗣后尔处所遣贡使，有印验者，限二百名以内，准入边关，其余俱令在张家口、归化城等处贸易。”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二，康熙二十二年九月癸未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1页。康熙三十年（1691），朝廷同意开张家口、杀虎口等五口，内地商人可以到蒙古地区贸易，大批晋商、直商进入蒙古地区。中俄互市贸易始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规定俄国商人执有“路票”者，可往来贸易。雍正五年 （1727）《恰克图条约》规定：通商仍照旧例，过境买卖，定于恰克图、尼布楚两处，形成了一条由恰克图—库伦—张家口至北京的贸易路线，张家口成为俄商入京要冲。
米振波：《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由于中国在中俄贸易中不收赋税，从而极大地吸引了俄商，“18世纪的恰克图，对华毛皮贸易给俄商带来200%～300%的利润”，
孙守春：《早期恰克图贸易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中俄贸易几乎都集中在张家口买卖城（即上堡，又称“市圈”），来自俄国的呢绒、各种绒布以及全部的毛皮制品等商品都先运到张家口买卖城的货栈，与这里的中国商号进行交易，然后批发给下堡的各商号，再运到中国内地销售。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张梦玲、卢龙译：《蒙古与蒙古人》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05页。
经过张家口前往蒙古地区、俄国境内进行贸易的商贾，需得到察哈尔都统（位于今张家口市明德北街三角地）的批准并领取“部票”，张家口成为中俄、汉蒙贸易的重要枢纽。到康熙三十二年时，张家口城中布满民房商铺客栈楼阁，已无空闲之地。
（乾隆）《万全县志》卷二《营房》：“康熙三十二年戶部原题，为钦奉上谕事，该臣等议得，先准兵部具奉咨称，应拨给添设官兵房地之处，交该部议覆等因。臣部以张家口城内既无可以盖造房空闲之地，除税房外，仍将城内所有官兵以及民商房屋楼房内，酌量撤出拨给掌关防官房十二间、章京各八间、兵丁各两间，令其在城内居住。拨给房屋分晰造册，送部之日，量其所值给发价值。”（第16 页）民房商铺客栈等建筑的增加，是城中居民由以军人为主的结构向以手工业者、商人为主的结构改变的反映，也是张家口城市增加民居、商业职能的体现。
乾隆十七年（1752）规定：前往恰克图贸易的内地商人必须到张家口、库伦等地纳税。张家口成为汉蒙、中俄贸易办理所需手续的集中点，于是，众多商人纷纷在张家口或来远堡建立商号总号或商号的分号。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军平定新疆，设置伊犁将军，统一天山南北，张家口的旅蒙商又将商路延伸到了新疆地区。道光初年，方士淦在其日记中记载了新疆地区重要的商贸之地古城（今新疆奇台县）的状况：“（古城）地方极大，极热闹，北路通蒙古台站，由张家口出京者，从此直北去。蒙古食路，全仗此间。口内人商贾聚集，与蒙古人交易，利极厚。口外茶商，自归化城出来，到此销售，即将米、面各物贩回北路，以济乌里雅苏台等处，关系最重。茶叶又运至南路回疆八城，获利尤重”，
（清）方士淦：《东归日记》，（清）方希孟著，李正宇、王志鹏点校：《西征续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可见古城商业的繁盛。张家口此时已建立起了北通恰克图，西经甘、新到西亚，南达北京的商道，成为北方丝路的枢纽。
陈新海：《张家口：清代中俄与中亚商道的枢纽》，《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商贸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张家口经济职能的增强和城市景观的变化。
4张家口城市建筑景观的变化
这一时期的商号和客栈成为上下堡子里最为显著的建筑景观，这些建筑景观成为张家口城市职能转化的重要体现。
张家口堡的棋盘街、鼓楼东街、武城街一带成为晋商、直商等商人设立商号、客栈和钱庄最为集中的地区，著名的有大新德、大亨玉、大德公、天太德、复兴隆、永兴隆等。如祥永发账局，位于下堡鼓楼东街3号，由山西汾阳商人王庭荣创建于乾隆元年（1736），当时注金四万两白银，是张家口最老的账局。大玉川茶庄（后称康熙茶楼），位于东门大街36号，由清初皇商范永斗开设，后转让给旅蒙巨商大盛魁。常家老宅，位于鼓楼东街5号，康熙四十年（1701）常氏到张家口经商，雍正六年（1728），常威父子在此创立了“大德玉”商号，后又新立了一个商号“大德常”，成为张家口的重要商家。
账局、票号等资料为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李现云提供。
下堡大街上除了商铺票号之外，还有许多小铺子，人行道和路边几乎摆满了小商贩的摊子和木箱，出售新旧铁钉、锁、烛台、灯笼之类家用杂物，也有修鞋、裁衣、锔碗的，摆吃食摊的就更多了，有煎薄饼的、卖馒头的和卖熟肉的。“下堡街上行人车马拥挤不堪，从人群中穿过去是很费劲的”。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张梦玲、卢龙译：《蒙古及蒙古人》第一卷，第717页。波兹德涅耶夫是光绪年间才到张家口考察的，但上下堡的这种情况在同治以前就已存在。
出下堡城向北不远即是张家口几大盐商和他们的盐栈和盐行。向政府领有盐引正式从事盐类熬制和销售的盐商有10家，分别为德懋碱店、合成碱店、德恒碱店、元隆碱店、全成碱店、德元碱店、天合碱店、元盛碱店、泰成碱店、裕源碱店，他们为蒙古、张家口地区，甚至北京地区提供食盐。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张梦玲、卢龙译：《蒙古及蒙古人》第一卷，第711页。
张家口上堡城，又称“买卖城”，城内东西两侧是两层楼的商行和货栈;南边有一幢大石头房子，全是货栈。堡城内有大金裕、屠正、裕源永、祥发永、匡全泰、恒隆广、大盛裕、裕庆成、兴隆永、万庆泰、公和全等有名的商行。在上堡城外通往大境门的街道称“大门街”，为主要街道，从大境门起沿着买卖城的整个城墙，都是小商铺，由汉族手艺人经营。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张梦玲、卢龙译：《蒙古及蒙古人》第一卷，第704、705页。
三、张家口时期
咸丰到宣统年间是张家口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北洋三口开埠，使中国北方被迫进入国际贸易市场，德、英、法、日等国加入张家口的经济贸易中，使张家口的商业贸易市场呈现外向化和开放化特征。张家口城市经济职能得到进一步强化，城市实体地域进一步扩张，并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地名——张家口，完成了由军事堡子向商贸城市的转变。
1多国进入张家口商业贸易市场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英、中俄等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咸丰十年（1860）九月，中英签订的《中英续增条约》（即《中英北京条约》）第四款规定，自《条约》签订之日起，“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之埠”，准英人“至此居住贸易”。十二月十日，清政府在天津设立三口通商衙门，天津正式开埠。同年十一月，中俄签订的《北京续增条约》第五款规定：“俄国商人，除在恰克图贸易外，其由恰克图照旧到京，经过库伦、张家口地方，如有零星货物，亦准行销售”，并在库伦设立了领事馆。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50页。同治元年（1862），中俄签订的《陆路通商章程》第四款规定：“俄商路经张家口，按照运津之货总数，酌留十分之二于口销售。限三日内禀明监督官，于原照内注明验发准单，方准销售。该口不得设立行栈。” 田涛主编：《清朝条约全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317 页。该《章程》虽然不许俄商设立行栈等，却使俄商到张家口的贸易合法化。光绪七年（1881），中俄签订的《中俄改订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俄国应设领事官各处及张家口，准俄民建造铺房行栈……”，“俄商自俄国贩货由陆路运入中国内地者，可照旧经过张家口、通州，前赴天津，或由天津运往别口及中国内地，并准在以上各处销售，俄商在以上各城各口及内地置买货物，运送回国者，亦由此路行走，并准俄商前往肃州贸易，货帮至关而止，应得利益，照天津一律办理”，
田涛主编：《清朝条约全集》，第 661 页。俄国依此条约在库伦、张家口开设铺店、行栈。
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俄国商人可以直接进入内地贸易，并不受数额的限制，大大刺激了中俄以茶叶为主的商业贸易，作为贸易枢纽的张家口更加繁忙。英、法、德、日等国商人看到张家口的商机也纷纷在张家口设立商行，收购羊毛、皮张等。如俄国立昌洋行，位于东门大街13号，清朝末年开办。该院落门楼至今依然保持着鲜明的欧式建筑风格，其顶部有沙俄国徽三头鹰图案。英国平和洋行，旧址位于张家口堡二道巷1号院，设于清代末期。法国立兴洋行，位于张家口堡安仁里3号，清末民初设立，该建筑为中西合璧的楼阁式建筑，带有明显的欧式风格。美国德泰洋行，位于张家口堡二道巷2号院，清末民初设立。日本三井洋行，位于张家口堡鼓楼东街4号，清末设立。日本三菱洋行，位于张家口堡鼓楼西30号院，清末民初设立，临街墙面和门楼的水刷石有明显的东洋建筑风格。俄国华俄道胜银行，位于张家口堡东门大街23号，光绪二十一年（1895）设立，宣统二年（1910）与俄法合资的北方银行合并，改称俄亚银行。
俄日英法在张家口所设商号的资料由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李现云提供。
2张家口城市实体地域的扩张
大境门以北不远处是元宝山，沿元宝山南麓西沟可直达坝上，这是从张家口前往蒙古、俄国的主要通道，这里虽然地势不够开阔，却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成为旅蒙商和俄国商人看重的商业区。
起初，汉蒙间的茶马贸易都是在大境门外进行，蒙古诸部用马牛羊以及皮毛等换取茶叶、粮食等物品，元宝山和大境门之间的坝岗子渐渐形成牲畜、皮毛贸易市场。“输入的畜产品都在大境门外集中。因为税务机关设在大境门，货物进门才纳税，所以皮毛栈都在西沟。每年从农历八月到年底，是畜产品高度集中的时期，沟滩内的皮毛货垛堆积如山，中间只留一条车道。各皮毛栈派有专人看管，夜间灯火齐明，从高处望去，整个河滩内灯火辉煌，真是一片物富財丰的景象”。
孙荫樊：《张家口的旅蒙商》，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河北文史集粹》（工商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4页。以皮货为主的商号诸如公义和、通兴和、裕兴公、德玉恒等，在元宝山西沟一带建有许多皮毛栈房。
申玉光：《张家口的皮毛行》，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河北文史集粹》（经济卷），第111页。据《光绪二十四年张家口布施碑》，元宝山的商行还有天聚和、谦益盛等。
许檀编：《清代河南山东等省商人会馆碑刻资料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39页。俄国商人的住宅和货栈设在大境门外元宝山一带，“在元宝山谷地的崖坡上鳞比栉次地排列着货品充盈的店铺，它们的老板都是主要和到张家口来的蒙古人做买卖的北京商人和老西儿商人;在张家口经商的俄国人的住宅以及他们的茶叶堆栈也都集中在这里;最后，这个城市的很大一部分市场也开设在元宝山，供应全体张家口人所需要的日用品和食品，如肉类、面粉、燃料等等”。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张梦玲、卢龙译：《蒙古及蒙古人》第一卷，第695页。大境门外元宝山村东侧和西北侧半山腰处发现了4块清中后期俄国商人的墓碑，证明元宝山一带是俄商的聚集地。
俄商墓碑材料由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李现云提供。据《察哈尔省通志》载，“清末张库通商日繁，每年进出口约合口平银12000万两……自平绥路修至张垣，复经边防军建设张库汽车公路，运输捷便，商务遂盛，贸易额达15000万两。是为张垣商务鼎盛”。又《附记》载“张垣商业向以俄蒙贸易为大宗，每年输出货物约在一万万元以上”。
宋哲元监修，梁建章总纂：《察哈尔省通志》卷二三《执业编·商业》，民国二十四年刻本，第20页。张家口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旱码头”，号称“华北第二商埠”。
到了清末，大境门以外的元宝山一带在商机的刺激下，商人们在这里不断开发建设，使元宝山一带也成为张家口城市的一部分。清末到张家口考察的俄国学者波兹德涅耶夫指出：“这里既可说是城市的一部分，也可说是郊区的一部分，当地汉人把它叫做‘坝岗子’，蒙古人则把这一大片空地称之为‘达坂’。”[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张梦玲、卢龙译：《蒙古及蒙古人》第一卷，第700页。由大境门内上下堡与大境门外的元宝山一带共同组成的张家口发展成为“陆路大商阜之一”。张家口城市的实体地域扩张到大境门外元宝山一带，城区进一步扩大。
经过清咸丰至清末的发展，张家口城与第二个时期相比有两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欧亚各国在张家口设立商号、银行等机构，使张家口被动参与到国际市场的贸易之中，也使张家口城市的经济职能强度进一步强化。同时也有了一个广泛认可的、国际性的英文名“KALGAN”（卡拉根），
“蒙古人把张家口叫做喀勒干”。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张梦玲、卢龙译：《蒙古及蒙古人》第一卷，第694页。美国学者艾梅霞指出：在茶叶之路的年代，贸易很快跨过了边境城市张家口。Kalgan，是由蒙古名字Chuulalt Haalga（意思是“聚集之门”）发展而来，这个地名的发展可以代表当地历史的演变。
艾梅霞：《茶叶之路》，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二是，张家口城市的实体地域扩大，城区有了功能划分。大境门是张家口的城市行政区的界线，但是此时大境门外的西沟已集聚了大量的商号、客栈、市场，成为张家口新建的城区，它突破了城墙的限制，共同组成张家口城市的实体地域。上堡、下堡是商号、票号、官署集中区，是金融、管理中心区;大境门外的西沟成为蒙古、俄国商人的居住区和货栈的集中地。民国年间对张家口城市的经济状况调查也是按这三个区进行的，“本口市场，大抵可分三区，即上堡（玉带桥以北至大境门及市圈内属之），下堡（玉带桥以南，与铁桥东西两岸一带及堡里属之），及三沟（大境门外一带属之）是也。上堡为半商半工业区，因有皮行、碱行杂其间。下堡与三沟，则纯为商业区。洋商多位于市圈内，国人殷富商号，则均在堡里。极盛时代，银行界如中国、交通、西北、金城、边业，均有分行，苏俄之远东银行，亦设分行，并有苏俄商务分局。洋商四十余家，以美籍占多数，英俄日次之，德法意又次之。大境门内外及上下堡各地，市廛林立，比肩相望，每号资本，数十百万者，比比皆是，铺夥家百数十人，库伦且设有分号”。
李延墀、杨实：《察哈尔经济调查录》，新中国建设学会出版社1933年版，第109-110页。
结 语
城市具有多种职能，但每种职能的强度和影响范围各不相同。张家口城的军事职能和行政中心职能一直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张家口成为汉蒙、中俄贸易的枢纽之后，其经济职能获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被融入国际贸易的市场之后，张家口的经济职能更加突出。张家口城市的实体地域也随之不断向北扩张，最终完成了张家口作为一个特定空间的地理实体名称被中外广泛认可的过程。
张家口在明清时期的城市形成、发展及其职能的演变，反映了这一时期我国长城以北地区与内地的关系，在此前超过千年的相互交往关系日益密切的基础上，又走上了空前紧密、更加不可分割的新阶段，是这一时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空前发展的缩影。研究张家口在明清时期形成与演变的历史，对深入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伟大意义，具有一定的启发和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孙久龙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al Evolution of
Zhangjiakou（张家口） along the Grasslands Silk Road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HEN Xinhai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Langfang Normal University， Langfang， Hebei， 065000， China
）Abstrac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Zhangjiakou（张家口）was locate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Zhangku（张库）trade road and grassland silk road because of its unique geographical location.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and between Han people and Mongolians， the establishment of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such as Zhangjiakou Department， were all the key factors to promote the Zhangjiakous geographic expans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its city function， which went through three stages， namely the period of Zhangjiakou fortress， the period of Zhangjiakou upper and lower fortress， and the period of Zhangjiakou city. With the increase of city func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se main functions， the territory of Zhangjiakou city extended northward with the fort as the center， and once extended its boundary to Yuanbaoshao（元寶山）di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Zhangjiakou from fortress to city reflected fully the active role of the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which were benefi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along the exchange routes.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trade roads; Zhangjiakou（张家口）; city function
DOI：10.19832/j.cnki.0559-8095.2021.0028
收稿日期：2020-06-12
基金项目：本文为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一般项目“辽朝在中国古史谱系中的历史贡献”（19GZGX1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高福顺，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辽金史、北方民族史与疆域史;郝艾利，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引言》，杨家骆主编：《辽史汇编》第五册，鼎文书局影印本，1973年，第38篇第2页。
② 陈晓伟：《捺钵与行国政治中心论：辽初“四楼”问题真相发覆》，《历史研究》，2016年第6期，第16-33页。
③ 津田左右吉：「達盧古考」、『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第2冊、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1916年，后收入津田左右吉：『津田左右吉全集』第12巻、東京：岩波書店、1964年、114-149頁;池内宏：「遼代春水考」、『東洋学報』6巻2號、1919年，后收入池内宏：『滿鮮史研究』（中世第1冊）、東京：吉川弘文館、1979年、255-291頁;Karl AWittfogel and Fêng ChiaShê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New Series，Vol36（1946），pp508-517
④ 此五篇分别为《春水秋山考》《广平淀考》《四时捺钵总论》《辽史游幸表证补》《论辽史天祚帝纪来源》，初刊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第二分，1948年，第223-347页，后收入杨家骆主编：《辽史汇编》第五册，第38篇第1-125页;傅乐焕：《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172页;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宋辽金元卷第一册），中华书局影印本，2009年，第769-893页。
关键词： 明清时期;商道;张家口;城市职能
明清时期张家口是草原丝路沿线上的重要城市之一，关于该城市职能的演化是近年来对其研究的关注点之一。许檀、何一民等认为，清代中俄贸易、汉蒙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张家口从军城向治城、商城的功能转变和社会变迁，从而奠定了近代张家口城市发展的基础。①
李现云、陈喜波等认为，清代国家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使张家口等长城一线的许多城镇因商业贸易、政治因素而兴起，并经历了中俄地方边境贸易、官方商队贸易、口岸贸易和陆路贸易四个贸易阶段的发展。②
杨润平、张轶欣等指出：清末张家口设立了洋务局，并有巡警出现在街头来维持城市秩序，这是近代城市管理的标志;京张铁路的开通，促进了城区的不断扩大以及桥东新商业区的形成。③
孙召华则认为清代张家口的军事防御功能超过经济功能，一直作为控驭蒙古、捍卫京师的军防门户而备受重视。④
由上可知，目前已有的对张家口城市职能的研究多集中于汉蒙、中俄商道的兴起对张家口的城市发展和功能的影响等，对张家口城市职能与城市空间演变的时间节点、发展阶段的划分及特点等问题尚未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将从张家口城市发展的三个阶段，即张家口堡子时期的张家口、上下堡时期的张家口、张家口城市时期，来重点讨论其城市发展与职能的演变，以期对张家口城市问题的研究推进一步，从而加深中外交流对促进交流沿线城市发展的认识。
一、张家口堡时期
张家口堡时期大致从明宣德年间至清康熙中期。这一时期是张家口堡建堡、汉蒙互市为主的时期，是讨论张家口城市发展与职能演变的起点。
明朝建立之初，北方草原地区形成了蒙古三部。明政府为加强对蒙古诸部的管理和对北京的防御，在长城沿线设置卫所，修筑城、堡、寨、墩等，屯兵戍守。卫所的治所驻城，百户、旗驻堡、寨、墩，构成了城—堡、寨—墩层级的防御体系。堡是长城沿线的基层军事单位，张家口堡因其“为敌要冲”，是长城防线上的重要军事城堡。
（清）左承业纂修：（乾隆）《万全县志》卷一《形胜》引明翁万达《择要交守议》：“宣府张家口、洗马林诸处，为敌要冲且与大同天城接境，西垣既成，东作不举，敌将避固攻瑕，则得之大同者失之宣府矣。”（乾隆十年刻本，第 20页）张家口堡城的规模大于一般的堡寨，据嘉靖《宣府镇志》载：“张家口堡，高二丈五尺，方四里有奇，城铺十，东、南二门，宣德四年指挥张文筑，成化十六年展筑。关厢一，高二丈，方五里，嘉靖八年指挥张珍筑。”
（明）孙世芳修，（明）栾尚约辑：《宣府镇志》卷一一《城堡考》，成文出版社影印嘉靖四十年刊本，1970年，第94页。万历《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卷一载：“本堡（张家口堡）筑于宣德四年，嘉靖间展修之，万历二年始包以砖，周四里，高三丈五尺。”
（明）杨时宁编：《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万历癸卯刊本）卷一《宣府镇图说》“张家口堡”条，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42页。虽然两方志对张家口堡城的城高记载不同，但是对堡城的规模记载却是一致的，是一座“方四里”的堡城，而宣府镇所辖的其他堡寨一般都在“方一里”或“方二里”的规模之内，如西阳河堡“方一里八十二步”;新开口堡“方一里三百四十步”;膳房堡“方一里三十步”
（明）孙世芳修，（明）栾尚约辑：《宣府镇志》卷一一《城堡考》，第94、95页。等。张家口堡城的规模几乎相当于所城规模，如龙门所城“方四里九十步”;云州所城“方三里一百五十八步”;长安所城“方五里十三步”。
（明）孙世芳修，（明）栾尚约辑：《宣府镇志》卷一一《城堡考》，第92页。张家口堡不仅城的规模比一般堡城要大，而且还统辖若干堡子，“其属堡曰：高庙庄、张家屯、高家屯、沈家屯、四角屯、马家屯、水泉庄、武家庄、五家砦（寨）、鸦庄、许家屯，共十有一”。
（明）孙世芳修，（明）栾尚约辑：《宣府镇志》卷一一《城堡考》，第94页。张家口堡驻守官员初为操守，后改为守备，驻守官军1295名，马骡450匹，驻军数量是宣府诸堡中最多的，是一般堡城的两倍左右。张家口堡的防御边墙长31里有余，并且多半的边墙都用砖石包砌，还修筑有边墩58座，火路墩31座，
（明）杨时宁编：《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万历癸卯刊本）卷一《宣府镇图说》“张家口堡”条，第42页。从而增强了防御能力。张家口堡城坚兵强，据险防守，在多次抵御蒙古南下的征战中从未失守，被称为“武城”。
隆庆五年（1571）“俺答封贡”之后，明政府决定在九边设置互市11处，宣府镇管辖范围内只设一处互市，即张家口堡。互市的场所并不在堡子内，而是选在了北距张家口堡5里的边墙的内侧。
宣大地区在隆庆五年的五月至七月间进行了首次互市，汉蒙间的官方、民间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大同得胜堡的互市在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十四日间进行，官市马1370匹，私市马、驴、牛、羊等6000匹（只）;新平堡的互市在七月初二至十四日間进行，官市马726匹，私市马、牛、羊等3000匹（只）;张家口堡的互市在六月十三日至二十六日间进行，官市马1993匹，私市马、驴、牛、羊等9000匹（只）。互市有固定的地点，不得随意前往他处，规定在张家口堡进行互市的是蒙古昆都力哈、永邵卜、大成等部落。九月，宣大总督王崇古向朝廷报告“北部互市事竣”。
《明穆宗实录》卷六一，隆庆五年九月癸未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1492-1493页。万历三年（1575）确定了宣大贡市马价定例，宣府的张家口堡互市以18 000匹为率，该银价12万两;大同以1万匹为率，该银价7万两;山西以6000匹为率，该银价4万两。 《明神宗实录》卷四○，万历三年七月丁酉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919页;（清）金志节原本，黄可润增修：《口北三厅志》卷一一《世纪下》，隆庆五年条、万历三年条，成文出版社影印乾隆二十三年刊本，1968年，第182、184页。互市虽然有益于边境安定和经济发展，但是互市一直是一些官员的隐忧，如隆庆五年互市结束不久，十二月御史刘良弼上疏对封贡互市一事提出了六条建议，表达了互市可能导致“边疆弛守”“塞下虚耗”等忧虑。
（清）金志节原本，黄可润增修：《口北三厅志》卷一一《世纪下》，隆庆五年条，第183页。驻守张家口堡的地方官对互市更是高度戒备，“本堡乃全镇互市之所。堡离互市稍远，恐互市不便，乃砖垣其口，每遇开市朝往夕还，楼台高耸，关防严密，巍然一巨观焉。堡人习与虏市，远商辐辏，其间每市万虏蚁集，纷纷杂错，匿奸伏慝，窃为将来隐忧，故开市必道将往蒞焉”。
（明）杨时宁编：《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万历癸卯刊本）卷一《宣府镇图说》“张家口堡”条，第42页。万历四十一年（1613）宣府巡抚汪道亨巡视张家口堡时，见边墙“仅北面危垣半壁，而东畔则一水朝宗，半为彪池半为坦道，敌可来我亦可往，其险固与敌共之也……问其堡何以缩之内地，则曰：敌来市，即率我吏士商民裹粮北向而遇合之，蕃汉错趾，贸易有无，绵蕞野处，市罢各散去，其抚赏亦然。噫！市可恃乎！遂拆关慢藏乃尔，恐北门锁钥不如是也。”汪道亨立即上书建议在张家口堡的互市场所新筑堡城，“屯将校、表烽燧、嚴走集”，强化互市管理和边疆防御，并将新筑之城堡命名为“来远堡”。长城与来远堡北墙相距仅十二丈，来远堡城高三丈二尺，方二里十三步。门楼二，四角设戍楼，堡东建水闸一座。堡内有官署二座，营房三百间，观市厅二所、司税房二十四处、外抚赏厅三座及祠庙二座、八角亭一座，达到了“凭墉而望，匹马单兵不能匿形影”的军事目的。
（清）左承业纂修：（乾隆）《万全县志》卷二《边墙》“来远堡”条，第7 页;卷八《杂文》“张家口新筑来远堡记”，第6-8页。万历时有人作《马市图》描绘了当时来远堡互市期间的官员监管、守军严阵以待和汉蒙贸易的盛况，“城中有台翼然，朱衣危者二人，青方袍左右侍者十许人;青袍坐别幄者四，三人环城睥睨，甲楯立者可百人。曼（胡）之缨、短后之服，弓刀森植、意状闲整;台下军吏数曹长跪白事。规方壖地，百货坌集，车庐马驼羊、旃毳布缯瓨罂之属、蹋鞠跳丸、意钱蒲博之技毕具，其外穹庐千帐，隐隐展展，射生投距之伦，莫可名数，盖一时之盛也”。
（清）左承业纂修：（乾隆）《万全县志》卷八《杂文》“马市图序”，第15页。
由此可知，张家口堡的互市仅是明政府抚御边疆的措施，对其贸易经济的功能不能过高估计。虽然如此，汉蒙间的互市贸易，给张家口堡带来了经济上的兴盛，无论是“远商辐辏，其间每市万虏蚁集，纷纷杂错”，还是“百货坌集”“穹庐千帐，隐隐展展”，都可以看到互市给张家口堡带来的变化。随着汉蒙互市贸易的发展，到明末，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等山西八大家商号纷纷落户张家口，在清入关之前，满族商人到张家口时也都与此八大家贸易。
（清）左承业纂修：（乾隆）《万全县志》卷一○ 《志余》，第10页。
明朝修建的来远堡，实际上是张家口堡军事防御功能的延伸，是张家口堡的一部分。在明政权与蒙古部落对峙的时代，虽然和平时期多于战争时期，但是互市仅是作为边疆治理的一种手段而存在，所以，张家口的边防城市的军事职能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是在带有浓重政治属性的互市的带动下，增加了城市的经济贸易功能。
清朝在入关之前就与喀尔喀蒙古等部结成联盟，入主中原后，为加强与蒙古地区的联系，顺治元年（1644）于张家口附近边墙下开一门，曰“大境门”，即边境之门，为蒙古地区诸部入京孔道。清朝建立之初，加强在蒙古地区的统治仍是首要任务，顺治三年（1646）发生了喀尔喀蒙古反叛事件。占据天山南北，威胁青海、西藏和喀尔喀部的准噶尔部是清政府巩固统一的潜在阻碍。顺治三年，设钦差户部分司驻张家口堡，管理边口税务。同时为加强张家口堡的军事力量，顺治十三年（1656），将“西路分守参将”由万全右卫改驻张家口堡，称张家口路参将。康熙二十九年（1690），设张家口协副将，
（清）左承业纂修：（乾隆）《万全县志》卷五《武职》，第15-16页。副将是总兵之下的武职，秩从二品，协的领兵官，统领一协军务，张家口协副将的设置提升了张家口堡的军事地位。由此看出，张家口堡仍以军事防御功能为主，其“武城”的职能与性质尚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二、张家口上下堡时期
康熙中期至道光年间是张家口城市发展与城市职能演变的第二个时期，即上下堡时期。这一时期，清政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平定噶尔丹，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和平统一的政治局面得到强化，为互市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促进汉蒙、中俄贸易上，清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了“张家口”地名的扩大及其城市职能的多样化。
1张家口堡——来远堡
自宣府巡抚汪道亨上奏修建来远堡之后，在方二里的来远堡城内，除了一些官方建筑之外，还规划建设了街道等城市公共设施，“其余闾闬，道路井井秩秩”，迁徙到来远堡城的居民商户都非常高兴，“且徙而室家于斯者，忘其向之砂碛而莽荡也”，
（清）左承业纂修：（乾隆）《万全县志》卷八《杂文》“张家口新筑来远堡记”，第9页。从而改变了原来开市时人喧马嘶、摩肩接踵，闭市后官员、商户返回张家口堡后来远堡巷道空寂的局面，来远堡城中有了定居的商户和居民。城市建筑、定居居民的出现，使互市之所成为一个新的聚落，随之产生了一个新的地名——来远堡。
来远堡的兴建促进了张家口北部边墙地带的开发与建设。《万全县志》记载：“来远堡，钦差驻防总管署，堂房廨舍共一十二间。”
（清）左承业纂修：（乾隆）《万全县志》卷二《官署》，第13页。康熙三十二年（1693），设在来远堡的钦差驻防总管署即是张家口驻防总管的办公地点，却因来远堡集聚众多民商居户，堡城中已无空闲之地来建造办公场所，只能将民房改造后作为总管署。钦差驻防总管的职责是负责大小境门出入境贸易及安全， 无论是各部蒙古、各地商人进出大境门都需勘验印票。居住在附近的居民进入大境门买卖柴、碳、蔬菜，以及需要到大境门外种地的农民，也都需要登记备案，勘验印票。
（清）左承业纂修：（乾隆）《万全县志》卷五《秩官志》“武职张家口驻防总管”条，第42页。这些信息反映出来远堡地区的开发和建设情况，来远堡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来远堡与张家口堡成为两个功能有所区别的地区。这一趋势在《宣化府志》中有所体现，来远堡已经与张家口堡、膳房堡、新河口堡、新开口堡、洗马林堡并列，同为万全县所属诸堡。
（清）吴廷华修，（清）王者辅等纂：《宣化府志》卷八《城堡》，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179页。但是，随着清朝将一系列地方行政管理职能放置在张家口堡，张家口堡的地位不断上升，汉蒙、中俄间商贸的发展，也促进了张家口城区的扩大，呈现出来远堡与张家口堡“合”的趋势。
2行政建制的调整对张家口城市发展的推进
张家口在地方行政管理职能上的增加，拉动了张家口城市的发展。康熙三十二年（1693），万全右卫改为万全县，治德胜口堡城（即今万全城），同时在张家口堡设县丞一员管理粮务。
（清）左承业纂修：（乾隆）《万全县志》卷一《沿革》“县地”条，第18 页。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在张家口堡设张家口直隶厅，置张家口理事同知一员，管理张家口外察哈尔总管八旗东翼镶黄旗和西翼正黄半旗以及口内蔚州、怀安、万全、宣化、保安、西寧、蔚县等七州县旗民赋税、钱粮、互讼人命等事。此后，雍正六年（1728），设多伦诺尔直隶厅，雍正十二年（1734），设独石口直隶厅，合称“口北三厅”，置分守口北道一员，专管刑名、钱粮等事，并管理口外台站经费及北路一切军需钱粮发放之事。
（清）金志节原本，黄可润增修：《口北三厅志》卷四《职官》“分守口北道”条，第71页。
清代属省的厅称直隶厅，其长官同知秩正五品，制同府，故直隶厅为行省之下的一级行政区。张家口上升为府级行政建制，行政级别的提升增强了张家口的行政职能，也为张家口城区的扩大奠定了行政基础，张家口上堡、下堡之称也应该是这一时间逐步开始的。
根据乾隆《万全县志》卷九《纪事》“世宗宪皇帝雍正六年”条记载：“时准噶尔不恭，特命西北两路大军进讨，师行粮食以飞为首务，来远堡（“即张家口上堡”，六字原文作双行小字——引者注）故塞垣要冲，督饷者咸起运于此。”
（清）左承业纂修：（乾隆）《万全县志》卷九《事纪》“世宗宪皇帝雍正六年条”，第20 页。《宣化府志》所附的《万全县四境图》中，张家口堡与来远堡被称为下堡和上堡。
（清）吴廷华修，（清）王者辅等纂：《宣化府志》，第31页。《宣化府志》卷一七《驿站》载，“张家口下堡军站，为腰站，雍正八年设”。
（清）吴廷华修，（清）王者辅等纂：《宣化府志》卷一七《驿站》“张家口下堡军站”条，第323页。《口北三厅志》的“阿尔泰军台”条，在叙述二十九台站之后记载：“以上台站自张家口上堡至阿尔泰新城，共计程二千二百七十六里。”
（清）金志节原本，黄可润增修：《口北三厅志》卷六《台站》，第102页。康熙三十二年设“张家口台站总管”，总理张家口到阿尔泰新城地方二十九军台事务。
从以上三部志书来推断，大致在雍正八年（1730）以后，开始有了张家口上堡、下堡的称呼，到乾隆初年这一称呼已被世人所认可，左承业所修的乾隆《万全县志》专门在“来远堡”下面用双行小字作注“即张家口上堡”，证明此时张家口上下堡之称呼，已是习称，又怕后人不知“来远堡”是什么含义，故特别作注说明。
来远堡之所以被称为张家口上堡，应是因为大境门以内的商号、店铺日渐增多，繁荣程度已不在张家口堡之下，甚至有很多原在张家口堡里设店、开商号的晋商、直商等，又都在来远堡设立分号，来远堡经过长期的发展已成为第二个张家口堡，故而有了上下堡之称。
这里的上下之分，只是从距离大境门的地理方位而言，军事上的含义与明代相比淡了许多。这一地名称呼的出现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张家口堡与来远堡彻底地结为一体，张家口城已跨越张家口堡“方四里”的地理范围，城区已向北延伸到上堡，即来远堡，上下两堡共同组成张家口城。二是，这一称呼的出现代表着张家口由军事城市的单一职能向行政中心、经济商贸等城市职能的多样化演变。三是，“张家口”由一个堡子的名称，扩展成为一个地域的名称，成为上下堡这一特定空间位置上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张家口”地名的扩大正反映出张家口由堡子不断向北发展的历史过程。
3以张家口为枢纽的商道的形成
清朝的大一统，为汉蒙、中俄间的交流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给噶尔丹的敕书中曰：“嗣后尔处所遣贡使，有印验者，限二百名以内，准入边关，其余俱令在张家口、归化城等处贸易。”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二，康熙二十二年九月癸未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1页。康熙三十年（1691），朝廷同意开张家口、杀虎口等五口，内地商人可以到蒙古地区贸易，大批晋商、直商进入蒙古地区。中俄互市贸易始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规定俄国商人执有“路票”者，可往来贸易。雍正五年 （1727）《恰克图条约》规定：通商仍照旧例，过境买卖，定于恰克图、尼布楚两处，形成了一条由恰克图—库伦—张家口至北京的贸易路线，张家口成为俄商入京要冲。
米振波：《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由于中国在中俄贸易中不收赋税，从而极大地吸引了俄商，“18世纪的恰克图，对华毛皮贸易给俄商带来200%～300%的利润”，
孙守春：《早期恰克图贸易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中俄贸易几乎都集中在张家口买卖城（即上堡，又称“市圈”），来自俄国的呢绒、各种绒布以及全部的毛皮制品等商品都先运到张家口买卖城的货栈，与这里的中国商号进行交易，然后批发给下堡的各商号，再运到中国内地销售。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张梦玲、卢龙译：《蒙古与蒙古人》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05页。
经过张家口前往蒙古地区、俄国境内进行贸易的商贾，需得到察哈尔都统（位于今张家口市明德北街三角地）的批准并领取“部票”，张家口成为中俄、汉蒙贸易的重要枢纽。到康熙三十二年时，张家口城中布满民房商铺客栈楼阁，已无空闲之地。
（乾隆）《万全县志》卷二《营房》：“康熙三十二年戶部原题，为钦奉上谕事，该臣等议得，先准兵部具奉咨称，应拨给添设官兵房地之处，交该部议覆等因。臣部以张家口城内既无可以盖造房空闲之地，除税房外，仍将城内所有官兵以及民商房屋楼房内，酌量撤出拨给掌关防官房十二间、章京各八间、兵丁各两间，令其在城内居住。拨给房屋分晰造册，送部之日，量其所值给发价值。”（第16 页）民房商铺客栈等建筑的增加，是城中居民由以军人为主的结构向以手工业者、商人为主的结构改变的反映，也是张家口城市增加民居、商业职能的体现。
乾隆十七年（1752）规定：前往恰克图贸易的内地商人必须到张家口、库伦等地纳税。张家口成为汉蒙、中俄贸易办理所需手续的集中点，于是，众多商人纷纷在张家口或来远堡建立商号总号或商号的分号。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军平定新疆，设置伊犁将军，统一天山南北，张家口的旅蒙商又将商路延伸到了新疆地区。道光初年，方士淦在其日记中记载了新疆地区重要的商贸之地古城（今新疆奇台县）的状况：“（古城）地方极大，极热闹，北路通蒙古台站，由张家口出京者，从此直北去。蒙古食路，全仗此间。口内人商贾聚集，与蒙古人交易，利极厚。口外茶商，自归化城出来，到此销售，即将米、面各物贩回北路，以济乌里雅苏台等处，关系最重。茶叶又运至南路回疆八城，获利尤重”，
（清）方士淦：《东归日记》，（清）方希孟著，李正宇、王志鹏点校：《西征续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可见古城商业的繁盛。张家口此时已建立起了北通恰克图，西经甘、新到西亚，南达北京的商道，成为北方丝路的枢纽。
陈新海：《张家口：清代中俄与中亚商道的枢纽》，《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商贸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张家口经济职能的增强和城市景观的变化。
4张家口城市建筑景观的变化
这一时期的商号和客栈成为上下堡子里最为显著的建筑景观，这些建筑景观成为张家口城市职能转化的重要体现。
张家口堡的棋盘街、鼓楼东街、武城街一带成为晋商、直商等商人设立商号、客栈和钱庄最为集中的地区，著名的有大新德、大亨玉、大德公、天太德、复兴隆、永兴隆等。如祥永发账局，位于下堡鼓楼东街3号，由山西汾阳商人王庭荣创建于乾隆元年（1736），当时注金四万两白银，是张家口最老的账局。大玉川茶庄（后称康熙茶楼），位于东门大街36号，由清初皇商范永斗开设，后转让给旅蒙巨商大盛魁。常家老宅，位于鼓楼东街5号，康熙四十年（1701）常氏到张家口经商，雍正六年（1728），常威父子在此创立了“大德玉”商号，后又新立了一个商号“大德常”，成为张家口的重要商家。
账局、票号等资料为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李现云提供。
下堡大街上除了商铺票号之外，还有许多小铺子，人行道和路边几乎摆满了小商贩的摊子和木箱，出售新旧铁钉、锁、烛台、灯笼之类家用杂物，也有修鞋、裁衣、锔碗的，摆吃食摊的就更多了，有煎薄饼的、卖馒头的和卖熟肉的。“下堡街上行人车马拥挤不堪，从人群中穿过去是很费劲的”。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张梦玲、卢龙译：《蒙古及蒙古人》第一卷，第717页。波兹德涅耶夫是光绪年间才到张家口考察的，但上下堡的这种情况在同治以前就已存在。
出下堡城向北不远即是张家口几大盐商和他们的盐栈和盐行。向政府领有盐引正式从事盐类熬制和销售的盐商有10家，分别为德懋碱店、合成碱店、德恒碱店、元隆碱店、全成碱店、德元碱店、天合碱店、元盛碱店、泰成碱店、裕源碱店，他们为蒙古、张家口地区，甚至北京地区提供食盐。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张梦玲、卢龙译：《蒙古及蒙古人》第一卷，第711页。
张家口上堡城，又称“买卖城”，城内东西两侧是两层楼的商行和货栈;南边有一幢大石头房子，全是货栈。堡城内有大金裕、屠正、裕源永、祥发永、匡全泰、恒隆广、大盛裕、裕庆成、兴隆永、万庆泰、公和全等有名的商行。在上堡城外通往大境门的街道称“大门街”，为主要街道，从大境门起沿着买卖城的整个城墙，都是小商铺，由汉族手艺人经营。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张梦玲、卢龙译：《蒙古及蒙古人》第一卷，第704、705页。
三、张家口时期
咸丰到宣统年间是张家口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北洋三口开埠，使中国北方被迫进入国际贸易市场，德、英、法、日等国加入张家口的经济贸易中，使张家口的商业贸易市场呈现外向化和开放化特征。张家口城市经济职能得到进一步强化，城市实体地域进一步扩张，并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地名——张家口，完成了由军事堡子向商贸城市的转变。
1多国进入张家口商业贸易市场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英、中俄等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咸丰十年（1860）九月，中英签订的《中英续增条约》（即《中英北京条约》）第四款规定，自《条约》签订之日起，“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之埠”，准英人“至此居住贸易”。十二月十日，清政府在天津设立三口通商衙门，天津正式开埠。同年十一月，中俄签订的《北京续增条约》第五款规定：“俄国商人，除在恰克图贸易外，其由恰克图照旧到京，经过库伦、张家口地方，如有零星货物，亦准行销售”，并在库伦设立了领事馆。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50页。同治元年（1862），中俄签订的《陆路通商章程》第四款规定：“俄商路经张家口，按照运津之货总数，酌留十分之二于口销售。限三日内禀明监督官，于原照内注明验发准单，方准销售。该口不得设立行栈。” 田涛主编：《清朝条约全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317 页。该《章程》虽然不许俄商设立行栈等，却使俄商到张家口的贸易合法化。光绪七年（1881），中俄签订的《中俄改订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俄国应设领事官各处及张家口，准俄民建造铺房行栈……”，“俄商自俄国贩货由陆路运入中国内地者，可照旧经过张家口、通州，前赴天津，或由天津运往别口及中国内地，并准在以上各处销售，俄商在以上各城各口及内地置买货物，运送回国者，亦由此路行走，并准俄商前往肃州贸易，货帮至关而止，应得利益，照天津一律办理”，
田涛主编：《清朝条约全集》，第 661 页。俄国依此条约在库伦、张家口开设铺店、行栈。
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俄国商人可以直接进入内地贸易，并不受数额的限制，大大刺激了中俄以茶叶为主的商业贸易，作为贸易枢纽的张家口更加繁忙。英、法、德、日等国商人看到张家口的商机也纷纷在张家口设立商行，收购羊毛、皮张等。如俄国立昌洋行，位于东门大街13号，清朝末年开办。该院落门楼至今依然保持着鲜明的欧式建筑风格，其顶部有沙俄国徽三头鹰图案。英国平和洋行，旧址位于张家口堡二道巷1号院，设于清代末期。法国立兴洋行，位于张家口堡安仁里3号，清末民初设立，该建筑为中西合璧的楼阁式建筑，带有明显的欧式风格。美国德泰洋行，位于张家口堡二道巷2号院，清末民初设立。日本三井洋行，位于张家口堡鼓楼东街4号，清末设立。日本三菱洋行，位于张家口堡鼓楼西30号院，清末民初设立，临街墙面和门楼的水刷石有明显的东洋建筑风格。俄国华俄道胜银行，位于张家口堡东门大街23号，光绪二十一年（1895）设立，宣统二年（1910）与俄法合资的北方银行合并，改称俄亚银行。
俄日英法在张家口所设商号的资料由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李现云提供。
2张家口城市实体地域的扩张
大境门以北不远处是元宝山，沿元宝山南麓西沟可直达坝上，这是从张家口前往蒙古、俄国的主要通道，这里虽然地势不够开阔，却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成为旅蒙商和俄国商人看重的商业区。
起初，汉蒙间的茶马贸易都是在大境门外进行，蒙古诸部用马牛羊以及皮毛等换取茶叶、粮食等物品，元宝山和大境门之间的坝岗子渐渐形成牲畜、皮毛贸易市场。“输入的畜产品都在大境门外集中。因为税务机关设在大境门，货物进门才纳税，所以皮毛栈都在西沟。每年从农历八月到年底，是畜产品高度集中的时期，沟滩内的皮毛货垛堆积如山，中间只留一条车道。各皮毛栈派有专人看管，夜间灯火齐明，从高处望去，整个河滩内灯火辉煌，真是一片物富財丰的景象”。
孙荫樊：《张家口的旅蒙商》，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河北文史集粹》（工商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4页。以皮货为主的商号诸如公义和、通兴和、裕兴公、德玉恒等，在元宝山西沟一带建有许多皮毛栈房。
申玉光：《张家口的皮毛行》，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河北文史集粹》（经济卷），第111页。据《光绪二十四年张家口布施碑》，元宝山的商行还有天聚和、谦益盛等。
许檀编：《清代河南山东等省商人会馆碑刻资料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39页。俄国商人的住宅和货栈设在大境门外元宝山一带，“在元宝山谷地的崖坡上鳞比栉次地排列着货品充盈的店铺，它们的老板都是主要和到张家口来的蒙古人做买卖的北京商人和老西儿商人;在张家口经商的俄国人的住宅以及他们的茶叶堆栈也都集中在这里;最后，这个城市的很大一部分市场也开设在元宝山，供应全体张家口人所需要的日用品和食品，如肉类、面粉、燃料等等”。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张梦玲、卢龙译：《蒙古及蒙古人》第一卷，第695页。大境门外元宝山村东侧和西北侧半山腰处发现了4块清中后期俄国商人的墓碑，证明元宝山一带是俄商的聚集地。
俄商墓碑材料由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李现云提供。据《察哈尔省通志》载，“清末张库通商日繁，每年进出口约合口平银12000万两……自平绥路修至张垣，复经边防军建设张库汽车公路，运输捷便，商务遂盛，贸易额达15000万两。是为张垣商务鼎盛”。又《附记》载“张垣商业向以俄蒙贸易为大宗，每年输出货物约在一万万元以上”。
宋哲元监修，梁建章总纂：《察哈尔省通志》卷二三《执业编·商业》，民国二十四年刻本，第20页。张家口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旱码头”，号称“华北第二商埠”。
到了清末，大境门以外的元宝山一带在商机的刺激下，商人们在这里不断开发建设，使元宝山一带也成为张家口城市的一部分。清末到张家口考察的俄国学者波兹德涅耶夫指出：“这里既可说是城市的一部分，也可说是郊区的一部分，当地汉人把它叫做‘坝岗子’，蒙古人则把这一大片空地称之为‘达坂’。”[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张梦玲、卢龙译：《蒙古及蒙古人》第一卷，第700页。由大境门内上下堡与大境门外的元宝山一带共同组成的张家口发展成为“陆路大商阜之一”。张家口城市的实体地域扩张到大境门外元宝山一带，城区进一步扩大。
经过清咸丰至清末的发展，张家口城与第二个时期相比有两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欧亚各国在张家口设立商号、银行等机构，使张家口被动参与到国际市场的贸易之中，也使张家口城市的经济职能强度进一步强化。同时也有了一个广泛认可的、国际性的英文名“KALGAN”（卡拉根），
“蒙古人把张家口叫做喀勒干”。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张梦玲、卢龙译：《蒙古及蒙古人》第一卷，第694页。美国学者艾梅霞指出：在茶叶之路的年代，贸易很快跨过了边境城市张家口。Kalgan，是由蒙古名字Chuulalt Haalga（意思是“聚集之门”）发展而来，这个地名的发展可以代表当地历史的演变。
艾梅霞：《茶叶之路》，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二是，张家口城市的实体地域扩大，城区有了功能划分。大境门是张家口的城市行政区的界线，但是此时大境门外的西沟已集聚了大量的商号、客栈、市场，成为张家口新建的城区，它突破了城墙的限制，共同组成张家口城市的实体地域。上堡、下堡是商号、票号、官署集中区，是金融、管理中心区;大境门外的西沟成为蒙古、俄国商人的居住区和货栈的集中地。民国年间对张家口城市的经济状况调查也是按这三个区进行的，“本口市场，大抵可分三区，即上堡（玉带桥以北至大境门及市圈内属之），下堡（玉带桥以南，与铁桥东西两岸一带及堡里属之），及三沟（大境门外一带属之）是也。上堡为半商半工业区，因有皮行、碱行杂其间。下堡与三沟，则纯为商业区。洋商多位于市圈内，国人殷富商号，则均在堡里。极盛时代，银行界如中国、交通、西北、金城、边业，均有分行，苏俄之远东银行，亦设分行，并有苏俄商务分局。洋商四十余家，以美籍占多数，英俄日次之，德法意又次之。大境门内外及上下堡各地，市廛林立，比肩相望，每号资本，数十百万者，比比皆是，铺夥家百数十人，库伦且设有分号”。
李延墀、杨实：《察哈尔经济调查录》，新中国建设学会出版社1933年版，第109-110页。
结 语
城市具有多种职能，但每种职能的强度和影响范围各不相同。张家口城的军事职能和行政中心职能一直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张家口成为汉蒙、中俄贸易的枢纽之后，其经济职能获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被融入国际贸易的市场之后，张家口的经济职能更加突出。张家口城市的实体地域也随之不断向北扩张，最终完成了张家口作为一个特定空间的地理实体名称被中外广泛认可的过程。
张家口在明清时期的城市形成、发展及其职能的演变，反映了这一时期我国长城以北地区与内地的关系，在此前超过千年的相互交往关系日益密切的基础上，又走上了空前紧密、更加不可分割的新阶段，是这一时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空前发展的缩影。研究张家口在明清时期形成与演变的历史，对深入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伟大意义，具有一定的启发和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孙久龙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al Evolution of
Zhangjiakou（张家口） along the Grasslands Silk Road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HEN Xinhai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Langfang Normal University， Langfang， Hebei， 065000， China
）Abstrac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Zhangjiakou（张家口）was locate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Zhangku（张库）trade road and grassland silk road because of its unique geographical location.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and between Han people and Mongolians， the establishment of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such as Zhangjiakou Department， were all the key factors to promote the Zhangjiakous geographic expans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its city function， which went through three stages， namely the period of Zhangjiakou fortress， the period of Zhangjiakou upper and lower fortress， and the period of Zhangjiakou city. With the increase of city func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se main functions， the territory of Zhangjiakou city extended northward with the fort as the center， and once extended its boundary to Yuanbaoshao（元寶山）di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Zhangjiakou from fortress to city reflected fully the active role of the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which were benefi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along the exchange routes.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trade roads; Zhangjiakou（张家口）; city function
DOI：10.19832/j.cnki.0559-8095.2021.0028
收稿日期：2020-06-12
基金项目：本文为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一般项目“辽朝在中国古史谱系中的历史贡献”（19GZGX1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高福顺，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辽金史、北方民族史与疆域史;郝艾利，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引言》，杨家骆主编：《辽史汇编》第五册，鼎文书局影印本，1973年，第38篇第2页。
② 陈晓伟：《捺钵与行国政治中心论：辽初“四楼”问题真相发覆》，《历史研究》，2016年第6期，第16-33页。
③ 津田左右吉：「達盧古考」、『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第2冊、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1916年，后收入津田左右吉：『津田左右吉全集』第12巻、東京：岩波書店、1964年、114-149頁;池内宏：「遼代春水考」、『東洋学報』6巻2號、1919年，后收入池内宏：『滿鮮史研究』（中世第1冊）、東京：吉川弘文館、1979年、255-291頁;Karl AWittfogel and Fêng ChiaShê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New Series，Vol36（1946），pp508-517
④ 此五篇分别为《春水秋山考》《广平淀考》《四时捺钵总论》《辽史游幸表证补》《论辽史天祚帝纪来源》，初刊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第二分，1948年，第223-347页，后收入杨家骆主编：《辽史汇编》第五册，第38篇第1-125页;傅乐焕：《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172页;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宋辽金元卷第一册），中华书局影印本，2009年，第769-8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