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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伊拉克流亡诗人萨迪·优素福在英国女诗人乔安娜和为他们出资来华访问交流的中国年轻企业家、诗人倪联斌陪同下,走进学术交流会场时,我们就注意到他敞开的半旧的西服里,黑色绒线衫紧贴着心脏的部位,那枚金灿灿的项练坠了。一般人也许不会注意到,那不是普通的项练坠,那分明是萨迪·优素福的祖国伊拉克的图形。1991年海湾战争前后,我们在伊拉克生活、工作了将近4年,办公室的墙上就挂着伊拉克地图,日日面对,能不熟悉吗?我们猜想这位有国不能回的“流亡诗人”,将祖国图形的项练坠挂在胸前紧贴着心脏的部位,定有特殊的含义……
伊拉克是神话与诗歌的王国,脍炙人口的《一千零一夜》,夜空里灿烂星座般光耀阿拉伯与世界诗坛的“悬诗”,都是在那片古老又神奇的土地上产生的。而且,每个时代都不乏著名的诗人。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在北大求学时,便听马坚、刘麟瑞教授介绍过当时享有国际盛誉的诗人白雅帖。六十年代初我们同班学友景云英从巴格达为我们带回一本《白雅帖诗选》,我们一直珍藏至今。当时同白雅帖一样载誉国际诗坛的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在为这本诗集写的《序》中,还提到费萨尔王朝覆灭后,白雅帖终于结束流亡生涯,重返伊拉克。然而八十年代末,我们去伊拉克工作时,在年年都举办的诗歌节上却见不到白雅帖的身影,听说他仍常年移居国外。有一次我们应邀出席巴比伦艺术节,遇到白雅帖的胞妹、伊拉克著名电视主持人,我们问起白雅帖,她警惕地向四周看看,放低了声调说:“他是一只自由的鸟儿,向往自由的天空……”随即又补充一句:“然而,即使身居国外,却依旧没有自由……”这是说他在国外也仍然受到监视。由此便不难想见作为一名“流亡诗人”所遭遇的艰难与无奈了。
萨迪·优素福1934年生于南部省城巴士拉,应属与白雅贴同时代稍后期的诗人。他们都曾是伊共党员,萨迪·优索福常以“最后的共产主义者”自况。1962年复兴党政变中,许多伊共党员喋血街头,直到多少年后,巴格达百姓回想起那血腥的一幕,仍心有余悸。他和白雅贴都不愿屈身“鸟笼”,为独裁者唱赞歌,自然为当局所不容。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他便流亡西亚、北非和一些欧洲国家,直至1998年定居伦敦。他自1952年出版首部诗集《海盗》起,已出版诗集40余部。另外,还创作小说、戏剧和翻译大量著作,包括翻译惠特曼、洛尔伽、卡瓦菲斯等人的诗集和十多位当代欧美作家的小说。他的诗作曾获阿联酋苏尔坦·阿维斯诗歌奖、意大利国际诗歌奖、卡瓦菲斯诗歌奖等诸多奖项,被公认与黎巴嫩的阿多尼斯、巴勒斯坦的达尔维什,同为当代阿拉伯世界最具影响的诗人。
萨迪·优素福谈及阿拉伯文化现状,他说,过去各历史时期阿拉伯文化总有一个中心,如埃及,黎巴嫩、伊拉克……而现在由于国际局势变化和随之而来的各种文化思潮相互作用、影响、渗透,以及阿拉伯事物的国际作用与影响被忽视和被边缘化,已谈不上有~个整体的阿拉伯文化,也没有哪一个阿拉伯国家可以代表整体的阿拉伯文化。当前阿拉伯国家的一些机构,包括阿盟在内,不过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并无多少实际意义。谈及伊拉克现状,他说,伊战后伊拉克实际已分裂成库尔德、什叶派、逊尼派三个宗教与政治实体。他和他的亲戚属逊尼派,过去一直生活在巴什拉,尽管那里是什叶派聚居区,却一直相安无事,伊战后教派间冲突加剧,他的亲戚不得不迁往巴格达。然而伊战后的巴格达,即使在驻伊美军严密控制的“绿区”,也动辄遭受迫击炮和汽车炸弹袭击,是伊拉克安全局势最差的地区之一。面对这种情况,他只能摊开两手,长叹一声……在我们请他为我们写一两句话谈谈他对人生的感悟时,他信笔写下两句诗:“生活就该让适者生存——如果我们曾是它的适者的话。”人的生存权是不容剥夺的,然而,当今生活在伊拉克的人,谁也躲不开那笼罩在头上的死亡的阴霭,那能算什么生活呢?!
“我是来自伊拉克的阿拉伯人/我是巴士拉,我的家,我是椰枣树/我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河流/真主的沙子是我的路,我的帐篷/苍白的沙柳是我的屋顶,我玩耍的空地/还有珍珠般晶莹的海湾的承诺/属于我,大海和天空……/我是幼发拉底河/它聚合起一个族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每一掬水/都是永恒乐园的一个约定……”(《国籍证明》)。他虽远离祖国,但魂牵梦绕、无法割舍的,依旧是他的祖国。初读他的诗,就像听一个饱经忧患的老人喋喋不休地述说生活中并不为人看重的事物。譬如:“屋里的花草在沉闷的空气中垂下身子/桌上满满的烟灰缸和一包烟之间/是煤气票与电费单,/船在墙上航行/鸟喙啄着歌手的头(一张CD的封面)。/我的房间因我而厌倦/变得狭窄……”(《凝固的生活》);再如:“细小的水珠开始使玻璃窗发亮/空气里有种土壤和水掺和的芳香/雷在远方轰响……/我看见蚂蚁在人行道的缝隙构筑防御工事/花园寂静,没有鸟飞/没有树叶摇曳。/最后一片天空也消失在云层里/雷声近了/顷刻间,就下起了雨!”(《不列颠之夏》)。他的诗没有伊拉克传统诗风:穆太奈比的豪放、矜持;阿布,努瓦斯的奢华、婉约;阿卜杜·加尼·贾米勒壮烈情怀、鲁萨菲的嘲弄讥讽;甚至也没有他同时代的自雅帕创作时,忽而用传统的格律诗,忽而用现代的自由体,畅达、婉约,直白、朦胧,情才毕露,色彩纷呈。他很少写宏大的主题,也不用华丽词藻去刻意营造“诗”的意境。然而,这恰恰是他的诗的特质。以前面引的两首短诗为例,可以明显看出,唯有他这样的流亡诗人,才能用如此冷峻又无奈的目光,朴素又平实的语言,来看待、描述他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自然,这样的诗,是高官显贵或天真烂漫、生活无忧的少年男女所不屑一顾的。萨迪·优素福始终把自己看作一介平民,他说:“也许我真正的贡献,在于实现了阿拉伯诗歌文本的平民化。我试图让诗歌少一些精英色彩,把它从修辞中解放出来,用诗歌叙事、书写普通人的生活。”研讨会上,萨迪·优素福、乔安娜女士、倪联斌和仲跻昆教授分别用阿拉伯语、英语和中文朗诵的《柏林,五一节之夜》《一个推手推车的人》《邻居》和《最后的共产主义者》,都体现了他的平民化诗歌的特质。
然而在平淡的叙事中,也会有奇峰突起的警句,像炸雷一样令人警醒。如《邻居》:“那位退休军人/(他几乎瘫痪了)/每天早晨,坐在家门口的椅子上/为了闻闻从果园里散发的淡淡的芳香/也为了享受阳光……/他的妻子也坐在旁边,翻开了岁月/杂志,还有账单……/那位退休军人/(他几乎瘫痪了)/他的眼睛缓缓闭上/为了告别这把椅子/这个家,还有他的妻子……/为了前往印度支那的丛林/穿越埋有地雷阵的原野。/下一颗地雷,最终会猛然炸响/在岁月的某一天……”这
伊拉克是神话与诗歌的王国,脍炙人口的《一千零一夜》,夜空里灿烂星座般光耀阿拉伯与世界诗坛的“悬诗”,都是在那片古老又神奇的土地上产生的。而且,每个时代都不乏著名的诗人。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在北大求学时,便听马坚、刘麟瑞教授介绍过当时享有国际盛誉的诗人白雅帖。六十年代初我们同班学友景云英从巴格达为我们带回一本《白雅帖诗选》,我们一直珍藏至今。当时同白雅帖一样载誉国际诗坛的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在为这本诗集写的《序》中,还提到费萨尔王朝覆灭后,白雅帖终于结束流亡生涯,重返伊拉克。然而八十年代末,我们去伊拉克工作时,在年年都举办的诗歌节上却见不到白雅帖的身影,听说他仍常年移居国外。有一次我们应邀出席巴比伦艺术节,遇到白雅帖的胞妹、伊拉克著名电视主持人,我们问起白雅帖,她警惕地向四周看看,放低了声调说:“他是一只自由的鸟儿,向往自由的天空……”随即又补充一句:“然而,即使身居国外,却依旧没有自由……”这是说他在国外也仍然受到监视。由此便不难想见作为一名“流亡诗人”所遭遇的艰难与无奈了。
萨迪·优素福1934年生于南部省城巴士拉,应属与白雅贴同时代稍后期的诗人。他们都曾是伊共党员,萨迪·优索福常以“最后的共产主义者”自况。1962年复兴党政变中,许多伊共党员喋血街头,直到多少年后,巴格达百姓回想起那血腥的一幕,仍心有余悸。他和白雅贴都不愿屈身“鸟笼”,为独裁者唱赞歌,自然为当局所不容。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他便流亡西亚、北非和一些欧洲国家,直至1998年定居伦敦。他自1952年出版首部诗集《海盗》起,已出版诗集40余部。另外,还创作小说、戏剧和翻译大量著作,包括翻译惠特曼、洛尔伽、卡瓦菲斯等人的诗集和十多位当代欧美作家的小说。他的诗作曾获阿联酋苏尔坦·阿维斯诗歌奖、意大利国际诗歌奖、卡瓦菲斯诗歌奖等诸多奖项,被公认与黎巴嫩的阿多尼斯、巴勒斯坦的达尔维什,同为当代阿拉伯世界最具影响的诗人。
萨迪·优素福谈及阿拉伯文化现状,他说,过去各历史时期阿拉伯文化总有一个中心,如埃及,黎巴嫩、伊拉克……而现在由于国际局势变化和随之而来的各种文化思潮相互作用、影响、渗透,以及阿拉伯事物的国际作用与影响被忽视和被边缘化,已谈不上有~个整体的阿拉伯文化,也没有哪一个阿拉伯国家可以代表整体的阿拉伯文化。当前阿拉伯国家的一些机构,包括阿盟在内,不过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并无多少实际意义。谈及伊拉克现状,他说,伊战后伊拉克实际已分裂成库尔德、什叶派、逊尼派三个宗教与政治实体。他和他的亲戚属逊尼派,过去一直生活在巴什拉,尽管那里是什叶派聚居区,却一直相安无事,伊战后教派间冲突加剧,他的亲戚不得不迁往巴格达。然而伊战后的巴格达,即使在驻伊美军严密控制的“绿区”,也动辄遭受迫击炮和汽车炸弹袭击,是伊拉克安全局势最差的地区之一。面对这种情况,他只能摊开两手,长叹一声……在我们请他为我们写一两句话谈谈他对人生的感悟时,他信笔写下两句诗:“生活就该让适者生存——如果我们曾是它的适者的话。”人的生存权是不容剥夺的,然而,当今生活在伊拉克的人,谁也躲不开那笼罩在头上的死亡的阴霭,那能算什么生活呢?!
“我是来自伊拉克的阿拉伯人/我是巴士拉,我的家,我是椰枣树/我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河流/真主的沙子是我的路,我的帐篷/苍白的沙柳是我的屋顶,我玩耍的空地/还有珍珠般晶莹的海湾的承诺/属于我,大海和天空……/我是幼发拉底河/它聚合起一个族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每一掬水/都是永恒乐园的一个约定……”(《国籍证明》)。他虽远离祖国,但魂牵梦绕、无法割舍的,依旧是他的祖国。初读他的诗,就像听一个饱经忧患的老人喋喋不休地述说生活中并不为人看重的事物。譬如:“屋里的花草在沉闷的空气中垂下身子/桌上满满的烟灰缸和一包烟之间/是煤气票与电费单,/船在墙上航行/鸟喙啄着歌手的头(一张CD的封面)。/我的房间因我而厌倦/变得狭窄……”(《凝固的生活》);再如:“细小的水珠开始使玻璃窗发亮/空气里有种土壤和水掺和的芳香/雷在远方轰响……/我看见蚂蚁在人行道的缝隙构筑防御工事/花园寂静,没有鸟飞/没有树叶摇曳。/最后一片天空也消失在云层里/雷声近了/顷刻间,就下起了雨!”(《不列颠之夏》)。他的诗没有伊拉克传统诗风:穆太奈比的豪放、矜持;阿布,努瓦斯的奢华、婉约;阿卜杜·加尼·贾米勒壮烈情怀、鲁萨菲的嘲弄讥讽;甚至也没有他同时代的自雅帕创作时,忽而用传统的格律诗,忽而用现代的自由体,畅达、婉约,直白、朦胧,情才毕露,色彩纷呈。他很少写宏大的主题,也不用华丽词藻去刻意营造“诗”的意境。然而,这恰恰是他的诗的特质。以前面引的两首短诗为例,可以明显看出,唯有他这样的流亡诗人,才能用如此冷峻又无奈的目光,朴素又平实的语言,来看待、描述他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自然,这样的诗,是高官显贵或天真烂漫、生活无忧的少年男女所不屑一顾的。萨迪·优素福始终把自己看作一介平民,他说:“也许我真正的贡献,在于实现了阿拉伯诗歌文本的平民化。我试图让诗歌少一些精英色彩,把它从修辞中解放出来,用诗歌叙事、书写普通人的生活。”研讨会上,萨迪·优素福、乔安娜女士、倪联斌和仲跻昆教授分别用阿拉伯语、英语和中文朗诵的《柏林,五一节之夜》《一个推手推车的人》《邻居》和《最后的共产主义者》,都体现了他的平民化诗歌的特质。
然而在平淡的叙事中,也会有奇峰突起的警句,像炸雷一样令人警醒。如《邻居》:“那位退休军人/(他几乎瘫痪了)/每天早晨,坐在家门口的椅子上/为了闻闻从果园里散发的淡淡的芳香/也为了享受阳光……/他的妻子也坐在旁边,翻开了岁月/杂志,还有账单……/那位退休军人/(他几乎瘫痪了)/他的眼睛缓缓闭上/为了告别这把椅子/这个家,还有他的妻子……/为了前往印度支那的丛林/穿越埋有地雷阵的原野。/下一颗地雷,最终会猛然炸响/在岁月的某一天……”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