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玉君》这部小说，不仅在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上符合和突出了时代现实，而且弥补了知识分子的形象书写“错位”现象所造成的遗憾。
关键词：知识分子；形象；《玉君》
“五四”时期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是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我们发现了“封建制度的反叛者”“现代个性的追求者”和“迷惘的孤独者”等知识分子形象类型。学界内已经发现，“五四”时期作家们没有能够塑造出先进的、精英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形象，即便出现了少数的觉醒者与抗争者，他们的形象也是苍白无力、缺乏鲜活的魅力，难以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五四”时期，作品中塑造得最为普遍的是一些世俗的、平庸的、边缘的知识分子。“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与人们观念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生活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出现了一定的反差与错位。”[1]关于出现这“错位”的原因，已经有不少专家学者作出详尽论述[2]，笔者在此不多做赘述。虽然作者们带着正视、解剖、批判、反思甚至否定的态度去观照和评判知识分子在当时是立足现实的并且不乏现实意义，但是整个“五四”时期，比起对失败的和迷惘的知识分子的塑造，较为正面的知识分子形象都甚为缺乏，不免令人觉得惋惜与遗憾。
作为“五四”运动的先锋之一，杨振声不仅以实际行动参与到新时代之中，而且也在实际的创作中传承着“五四”精神。从1919年第一篇小说《渔家》发表开始，杨振声便自觉地运用文学的手段、以笔为刀来传承“五四”思想和精神，并以一个启蒙者的自觉关注现实、关注社会，以现实问题为立足点，希求理想地处理现实问题。《玉君》便是这样一部作品。然而，尽管《玉君》作为杨振声观照现实的一部作品承载了作者及诸如胡适等大师的心力[3]，但它却备受鲁迅诟病，一直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考量。在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进行巡礼以后，笔者却发现无论是在形象塑造方面还是在弥补知识分子形象书写的“错位”现象方面，《玉君》作为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一种都具备极为重要的意义。
虽然一直以来《玉君》都饱受“脱离现实”的诟病，但是《玉君》的的确确是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也的的确确展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理想风貌：小说的女主角玉君是在“五四”运动影响下觉醒过来的富有进步思想和反抗精神的小资产阶级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小说着力塑造的林一存则是新的时代背景下为数不多的正面的、理想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的一种。
玉君是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时代新女性。小说以杜平夫出国，林一存受杜之托照顾玉君为情节开端，随着一系列跌宕起伏的情节发展，真实地展现了玉君“封建制度的反叛者”和“现代个性的追求者”形象。玉君的性格发展分为两个阶段，恰恰分别突出了这两点：首先，面对父亲的包办婚姻和封建军阀之子的逼迫，玉君从痛苦绝望中萌发出反抗的决心，终于毅然同旧家庭决裂。在这一阶段，她对封建礼教深恶痛绝，面对黑暗的现实和家庭的压迫，她觉悟到：“以后我要离开家庭，跑到社会里，自己去造生活！”[4]。至此，玉君觉醒、反抗，以自杀、逃亡等方式对抗着封建的家庭和社會的恶制度。事情到了杜平夫归国之时发生了转变：杜平夫从法国归来，听信流言，责备玉君与林一存的关系不正当，玉君大受刺激，愤而生病。此时的玉君，不仅看清了社会的实质，也看清了杜平夫伪善虚假的面目，更看清了隐藏在杜平夫新式知识分子背后的封建思想的顽固，玉君终于与之决裂。此后的玉君，作为一个新型现代知识分子而有所作为有所追求，一方面她具备了办教育的自觉性，决定在岛上办学校，另一方面也开始追求自己的新生活，最终选择出国留学。玉君冲破世俗，积极探索女性在时代大潮中的地位和价值，勇敢的追求“真爱”，追求人的尊严，也表现了一种新时代女性知识分子的新的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反映出个性解放、婚恋自主的时代意识。在成长过程中，玉君不仅在痛苦中追求着自身的解放，并且也在积极探求着许多女性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寻求着对这些问题的最终解答。她对压制个人、尤其是女性的封建礼教提出控诉，对礼教下的女性悲苦命运深刻不满，对妇女地位的低下提出质疑；她要求以自己的能力来为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并以此来证明自身的价值。玉君形象的典型性正在于她是从一个旧式的忍辱负重的妇女向有着明确的反抗意识和生活理想并积极作为的现代女性转变的形象，而这也正是“五四”时期许多先进的知识女性所具有的共同特点。
如果说玉君的成长是一个不成熟的知识分子向成熟的知识分子的转变和过渡，那么林一存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成熟的知识分子。他的成熟不仅体现在他对封建制度的反叛和对现代个性的追求上，更重要的是，自始至终，不论是对玉君来说还是对其他人来说，他都是一个有为的“拯救者”的形象。玉君的一出场，便是由杜平夫诉说的二人的婚姻问题而始，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林一存就是处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位置之上。首先，杜平夫与玉君订婚而不得，却要远去法国留学三年，他把玉君托付给林一存照顾，是林一存在支持着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持续；其次，尚在北京的林一存却收到了玉君的求救信，因为玉君父亲把玉君许给了黄家，她反抗却无力自救，只能求救——在这里，林一存是充当了拯救者的；第三，玉君知道事情无可挽回跳海之后，渔民们救起她来还是送到了林一存的住处，林一存则给玉君找一个宁静的地方隐居；第四，当杜平夫提前回国误会玉君与林一存的关系前来兴师问罪，惹得玉君心伤不已病卧榻中，又是林一存一直陪在她身边，而玉君于梦中似睡非睡地那一句“一存，快来救救我”也是对林一存拯救者形象的肯定；到林一存最终把玉君从那不幸的恋爱中拯救出来了，拯救者对于玉君的拯救任务最终完成。
而这种林一存的拯救者形象，其实不止在玉君身上，它还扩散在林一存身边的其他人，如菱君、琴儿和兴儿甚至是岛上的居民——林一存的拯救其实是颇具广泛性与博爱性的，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状态。“五四”以后，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卷土重来，各系军阀混战，工商业萧条，农村破产，许多经受“五四”新思潮冲击、怀着美好希望觉醒过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方面对黑暗的现实极为失望，另一方面由于阶级的局限又不可能与人民大众相结合，因而陷入苦闷仿徨之中。林一存却并不甘心沉沦，依然热烈向往着光明和进步，以积极的作为去争取、去奋斗，不断追求、探索新的出路：他具有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对当时中国黑暗腐败的政治、以金钱为根本的教育极为不满；他虽然也有苦闷和颓丧，但始终坚信自己的理想，不断思索改革的途径与方法并积极作为；他坚决反对封建传统和恶势力的压迫，竭尽全力帮助玉君走向新的生活道路。这样一个较为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五四”时期理想型知识分子形象缺失的背景下，在千篇一律的颓废和迷惘的知识分子形象中，显得极为突出和可贵。虽然林一存因其太过理想化而饱受争议：他主张“人生的乐趣”“在于‘与众乐乐’”[5]，他同情帮助那些遭到不幸的人们，在帮助玉君的过程中他尊重别人的爱情，直到玉君和杜平夫决裂以后，仍然继续克制自己对玉君的感情——在这些方面，他的博爱与自我牺牲精神显得太不切实际，而且以他的人道主义和道德自我完善来解决社会问题是行不通的。但我们也应看到，他的人道主义和道德自我完善与他反对封建礼教和黑暗现实、要求社会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紧密相连。这与当时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是极为一致的，因而也是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的。 在《玉君》中，杨振声不再是单纯揭露社会的黑暗，而是开始努力探索改革社会的途径；他也不再是单纯控诉封建札教所造成的婚姻悲剧，而是把恋爱婚姻問题与妇女走向社会“反对社会的恶制度”联系起来。这是杨振声创作上的一个明显进步。正是这种反封建主题思想的深化，使《玉君》在当时的小说创作中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当时，描写处于“五四”以后低潮之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苦闷仿徨、忧郁颓废的作品，是占主导倾向的。茅盾曾说：“到‘五卅’前夜为止，苦闷仿徨的空气支配了整个文坛，即使外形上有冷观苦笑与要求享乐麻醉的分别，但内心是同一苦闷仿徨。”[6]恰在此时，杨振声却着力反映了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积极奋发的反抗与追求；恰在此时，杨振声却着力塑造了一个理想型的知识分子，积极探索着知识分子的作为和出路——虽然林一存也看到“教员为金钱而谋事，学生为文凭而混时间”“应当多讨论与切磋的机会”[7]，但他却要求自己“哪一件你做得到，哪一件你能够帮一点忙”[8]，最然在当时社会中知识分子在许多事情上的无能为力，但林一存在所能做的事情上的坚定性让他始终坚持了自己有所作为、有所担当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杨振声的《玉君》整个作品具有一种乐观的情调，喷发出一股积极向上的热情，这就使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较大的进步意义和鼓舞作用。这种理想性格的塑造，立足于作者人道主义的关怀和对知识分子以及整个社会的出路的思考和探索，是一种对于底层人民和受困之人的拯救情怀——这是东方儒家仁学仁爱的传承，也是西方宗教普世关怀的博爱系统的维系，是在面对黑暗对未来进行了美丽的憧憬，也是自己一种理想的传达。
参考文献：
[1]王卫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小说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95.
[2]参见王卫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小说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赵园：《艰难的选择》，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孔焕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精神追问》，《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3]《玉君》创作完毕后曾在邓叔存、陈通伯、胡适之的批评和建议下得到修改。
[4]杨振声：《玉君》，上海书店印行，现代社出版，1985，5.
[5]同4.
[6]茅盾：《导言》，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9.
[7]同4.
[8]同4.
关键词：知识分子；形象；《玉君》
“五四”时期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是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我们发现了“封建制度的反叛者”“现代个性的追求者”和“迷惘的孤独者”等知识分子形象类型。学界内已经发现，“五四”时期作家们没有能够塑造出先进的、精英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形象，即便出现了少数的觉醒者与抗争者，他们的形象也是苍白无力、缺乏鲜活的魅力，难以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五四”时期，作品中塑造得最为普遍的是一些世俗的、平庸的、边缘的知识分子。“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与人们观念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生活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出现了一定的反差与错位。”[1]关于出现这“错位”的原因，已经有不少专家学者作出详尽论述[2]，笔者在此不多做赘述。虽然作者们带着正视、解剖、批判、反思甚至否定的态度去观照和评判知识分子在当时是立足现实的并且不乏现实意义，但是整个“五四”时期，比起对失败的和迷惘的知识分子的塑造，较为正面的知识分子形象都甚为缺乏，不免令人觉得惋惜与遗憾。
作为“五四”运动的先锋之一，杨振声不仅以实际行动参与到新时代之中，而且也在实际的创作中传承着“五四”精神。从1919年第一篇小说《渔家》发表开始，杨振声便自觉地运用文学的手段、以笔为刀来传承“五四”思想和精神，并以一个启蒙者的自觉关注现实、关注社会，以现实问题为立足点，希求理想地处理现实问题。《玉君》便是这样一部作品。然而，尽管《玉君》作为杨振声观照现实的一部作品承载了作者及诸如胡适等大师的心力[3]，但它却备受鲁迅诟病，一直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考量。在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进行巡礼以后，笔者却发现无论是在形象塑造方面还是在弥补知识分子形象书写的“错位”现象方面，《玉君》作为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一种都具备极为重要的意义。
虽然一直以来《玉君》都饱受“脱离现实”的诟病，但是《玉君》的的确确是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也的的确确展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理想风貌：小说的女主角玉君是在“五四”运动影响下觉醒过来的富有进步思想和反抗精神的小资产阶级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小说着力塑造的林一存则是新的时代背景下为数不多的正面的、理想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的一种。
玉君是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时代新女性。小说以杜平夫出国，林一存受杜之托照顾玉君为情节开端，随着一系列跌宕起伏的情节发展，真实地展现了玉君“封建制度的反叛者”和“现代个性的追求者”形象。玉君的性格发展分为两个阶段，恰恰分别突出了这两点：首先，面对父亲的包办婚姻和封建军阀之子的逼迫，玉君从痛苦绝望中萌发出反抗的决心，终于毅然同旧家庭决裂。在这一阶段，她对封建礼教深恶痛绝，面对黑暗的现实和家庭的压迫，她觉悟到：“以后我要离开家庭，跑到社会里，自己去造生活！”[4]。至此，玉君觉醒、反抗，以自杀、逃亡等方式对抗着封建的家庭和社會的恶制度。事情到了杜平夫归国之时发生了转变：杜平夫从法国归来，听信流言，责备玉君与林一存的关系不正当，玉君大受刺激，愤而生病。此时的玉君，不仅看清了社会的实质，也看清了杜平夫伪善虚假的面目，更看清了隐藏在杜平夫新式知识分子背后的封建思想的顽固，玉君终于与之决裂。此后的玉君，作为一个新型现代知识分子而有所作为有所追求，一方面她具备了办教育的自觉性，决定在岛上办学校，另一方面也开始追求自己的新生活，最终选择出国留学。玉君冲破世俗，积极探索女性在时代大潮中的地位和价值，勇敢的追求“真爱”，追求人的尊严，也表现了一种新时代女性知识分子的新的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反映出个性解放、婚恋自主的时代意识。在成长过程中，玉君不仅在痛苦中追求着自身的解放，并且也在积极探求着许多女性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寻求着对这些问题的最终解答。她对压制个人、尤其是女性的封建礼教提出控诉，对礼教下的女性悲苦命运深刻不满，对妇女地位的低下提出质疑；她要求以自己的能力来为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并以此来证明自身的价值。玉君形象的典型性正在于她是从一个旧式的忍辱负重的妇女向有着明确的反抗意识和生活理想并积极作为的现代女性转变的形象，而这也正是“五四”时期许多先进的知识女性所具有的共同特点。
如果说玉君的成长是一个不成熟的知识分子向成熟的知识分子的转变和过渡，那么林一存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成熟的知识分子。他的成熟不仅体现在他对封建制度的反叛和对现代个性的追求上，更重要的是，自始至终，不论是对玉君来说还是对其他人来说，他都是一个有为的“拯救者”的形象。玉君的一出场，便是由杜平夫诉说的二人的婚姻问题而始，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林一存就是处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位置之上。首先，杜平夫与玉君订婚而不得，却要远去法国留学三年，他把玉君托付给林一存照顾，是林一存在支持着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持续；其次，尚在北京的林一存却收到了玉君的求救信，因为玉君父亲把玉君许给了黄家，她反抗却无力自救，只能求救——在这里，林一存是充当了拯救者的；第三，玉君知道事情无可挽回跳海之后，渔民们救起她来还是送到了林一存的住处，林一存则给玉君找一个宁静的地方隐居；第四，当杜平夫提前回国误会玉君与林一存的关系前来兴师问罪，惹得玉君心伤不已病卧榻中，又是林一存一直陪在她身边，而玉君于梦中似睡非睡地那一句“一存，快来救救我”也是对林一存拯救者形象的肯定；到林一存最终把玉君从那不幸的恋爱中拯救出来了，拯救者对于玉君的拯救任务最终完成。
而这种林一存的拯救者形象，其实不止在玉君身上，它还扩散在林一存身边的其他人，如菱君、琴儿和兴儿甚至是岛上的居民——林一存的拯救其实是颇具广泛性与博爱性的，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状态。“五四”以后，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卷土重来，各系军阀混战，工商业萧条，农村破产，许多经受“五四”新思潮冲击、怀着美好希望觉醒过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方面对黑暗的现实极为失望，另一方面由于阶级的局限又不可能与人民大众相结合，因而陷入苦闷仿徨之中。林一存却并不甘心沉沦，依然热烈向往着光明和进步，以积极的作为去争取、去奋斗，不断追求、探索新的出路：他具有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对当时中国黑暗腐败的政治、以金钱为根本的教育极为不满；他虽然也有苦闷和颓丧，但始终坚信自己的理想，不断思索改革的途径与方法并积极作为；他坚决反对封建传统和恶势力的压迫，竭尽全力帮助玉君走向新的生活道路。这样一个较为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五四”时期理想型知识分子形象缺失的背景下，在千篇一律的颓废和迷惘的知识分子形象中，显得极为突出和可贵。虽然林一存因其太过理想化而饱受争议：他主张“人生的乐趣”“在于‘与众乐乐’”[5]，他同情帮助那些遭到不幸的人们，在帮助玉君的过程中他尊重别人的爱情，直到玉君和杜平夫决裂以后，仍然继续克制自己对玉君的感情——在这些方面，他的博爱与自我牺牲精神显得太不切实际，而且以他的人道主义和道德自我完善来解决社会问题是行不通的。但我们也应看到，他的人道主义和道德自我完善与他反对封建礼教和黑暗现实、要求社会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紧密相连。这与当时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是极为一致的，因而也是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的。 在《玉君》中，杨振声不再是单纯揭露社会的黑暗，而是开始努力探索改革社会的途径；他也不再是单纯控诉封建札教所造成的婚姻悲剧，而是把恋爱婚姻問题与妇女走向社会“反对社会的恶制度”联系起来。这是杨振声创作上的一个明显进步。正是这种反封建主题思想的深化，使《玉君》在当时的小说创作中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当时，描写处于“五四”以后低潮之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苦闷仿徨、忧郁颓废的作品，是占主导倾向的。茅盾曾说：“到‘五卅’前夜为止，苦闷仿徨的空气支配了整个文坛，即使外形上有冷观苦笑与要求享乐麻醉的分别，但内心是同一苦闷仿徨。”[6]恰在此时，杨振声却着力反映了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积极奋发的反抗与追求；恰在此时，杨振声却着力塑造了一个理想型的知识分子，积极探索着知识分子的作为和出路——虽然林一存也看到“教员为金钱而谋事，学生为文凭而混时间”“应当多讨论与切磋的机会”[7]，但他却要求自己“哪一件你做得到，哪一件你能够帮一点忙”[8]，最然在当时社会中知识分子在许多事情上的无能为力，但林一存在所能做的事情上的坚定性让他始终坚持了自己有所作为、有所担当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杨振声的《玉君》整个作品具有一种乐观的情调，喷发出一股积极向上的热情，这就使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较大的进步意义和鼓舞作用。这种理想性格的塑造，立足于作者人道主义的关怀和对知识分子以及整个社会的出路的思考和探索，是一种对于底层人民和受困之人的拯救情怀——这是东方儒家仁学仁爱的传承，也是西方宗教普世关怀的博爱系统的维系，是在面对黑暗对未来进行了美丽的憧憬，也是自己一种理想的传达。
参考文献：
[1]王卫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小说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95.
[2]参见王卫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小说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赵园：《艰难的选择》，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孔焕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精神追问》，《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3]《玉君》创作完毕后曾在邓叔存、陈通伯、胡适之的批评和建议下得到修改。
[4]杨振声：《玉君》，上海书店印行，现代社出版，1985，5.
[5]同4.
[6]茅盾：《导言》，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9.
[7]同4.
[8]同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