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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永康 字长乐，别署惠缘居士。1964年出生，江苏无锡人。曾先后就学于无锡二泉画院，江苏省国画院。现为江苏省收藏家协会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无锡徐悲鸿研究中心秘书长，无锡黄养辉艺术研究会秘书长，先后主编了《百年粱溪》《盛世和谐》《流风余韵》等大型画册。个人艺术成就被编入《当代书画百家》《江苏收藏艺术》等典籍。并入选旅游卫视《艺术人生》栏目专题介绍，并有《明清状元研究》等文章刊登于报刊。
一、明中晚期的书法
明朝中晚期主要指的是明万历至明代灭亡的这一段时间。在隆庆起，朝政的迭变导致社会思想的大变革，在书法创作上大家亦开始不对吴门旧风亦步亦趋。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士人们开始追求书法中直抒胸襟、追求自我的表达。“邢张米董”“傅王黄倪”先后竖帜，加上大量同时士人推波助澜，书法艺术在明中晚期得到空前发展。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在科举考试中，考取进士就能跻身仕途，光宗耀祖，有的读书人为此而耗费一辈子人生，如大书画家文徵明一直考到54岁仍未考上进士。能挤过科举考试的独木桥，不但要有丰富的学识和坚毅不拔的信心，更要有一手出众的书法。吏部会试以身、言、书判断择人，即先观书判，再察声言，然后比拟。如何观书？书法高古优美是最关键的一条。否则吏部绝对不会筛选为士，更不用说后来的殿试夺魁。
吴鹏先生在《明末清初的书法艺术思潮刍议》中将明末书法分为三大思潮：一是以徐渭、王铎等书家为首的表现主义书风；二是以董其昌、米万钟等为首的复古风格；三是以黄道周、倪元璐和傅山为主要代表的浪漫主义书风。但是状元们都是极理性极自律者，极少有人写表现主义或是浪漫主义书风，纵使有极浪漫者，也仍能从中窥得晋唐宗脉。在这里，我们简单得用古典主义书风和浪漫主义书风将状元书法分为两大类。前者代表有朱之蕃、申时行、文震孟等，后者代表则有赵秉忠、钱士升、刘若宰等。虽说状元们不一定是职业书法家，但由于他们文化修养比较高，有些人又身居高官显位，成为一时文坛书苑领袖也就无足为奇了。在本文中，将主要介绍申时行、朱之蕃、文震孟、钱士升4人的书法。
二、状元书法赏析——以申时行、朱之蕃、文震孟、钱士升为例
申时行（1535年-1614年），直隶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字汝默，号瑶泉，晚号休休居士。嘉靖四十一年壬戌科状元。
申时行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吏部会试时位居第三，殿试时世宗见申时行文辞、书法兼美，遂钦点状元，时年28岁。登第后，受翰林院修撰，后升任左庶子，掌院事。万历六年时，首辅张居正归葬其父，又举荐申时行以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政务。不久又进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从少傅兼太子太傅一路升迁，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直至内阁首辅。
申时行为人温和谦让，王世贞所作《内阁首辅传》称他“蕴藉不立崖异”，即是胸中富有积蓄。但是不近悬崖，不树旗帜，以高尚的道德标榜世人。承袭了儒教的中庸之道，在张居正死后，维持政局稳定的基础，在矛盾冲突中寻找制衡点，稳固了万历皇帝的统治，也稳固了自己的首辅地位，使国家无为而治。然而政治的急浪险滩，最终没有让他有机会对国家和黎民百姓作更大贡献，在万历十九年，申时行毅然辞去内阁首辅的要职，最终获得皇帝准其乘驿车还乡。
申时行在乡闲居长达二十几年，在此期间，他与苏州当地的文人交友，诗词唱和留下了著名的《赐书堂集》。黄仁宇先生在其名著《万历十五年》中对申时行的道德文章大加赞赏。明史权威毛佩绮先生在《明朝顶级文臣》中把申时行列为从明朝洪武开国至崇祯时期的15位顶级文臣之一。他政事之余，也留下了颇多著述，如：《书经讲义编》《大明世家肃皇帝实录》《大明会典》《召对录》《论扉奏章》《申文定公集》及著名的《赐闲堂遗墨》等著作传世。
后人之所以谈论申时行的政绩以及他的人生经历，是因为他的人生轨迹成为古代读书人的终极梦想——金榜题名。在取得功名后，申时行在官场上也是顺风顺水，一度入阁拜相，位极人臣。书以人贵，何况申时行的书法本来就是高古优美，功力深厚，所以自明以来，在历朝历代受人喜爱和珍藏。
余藏有申文定公红金扇面一帧，此扇得于2008年北京永乐拍卖，所写七律一首，全用行草写就。用笔丰厚圆沉，转折圆熟，法度严谨，势态开拓，极具气派而不发越，呈含蓄蕴藉之致，虽是小幅书迹，而处处能呈现大学者气象。款识时行，钤印瑶泉，文学侍从二印。从印文文学侍从推算，应是万历初年文定公入阁之前所书，时值文定公精力充沛，仕途通达之际，所以通篇喜从心出，行笔流畅。我对扇面上的藏印进行一番考证后发现，此扇曾经乾隆朝状元，金石学家毕沅收藏，后又经咸丰状元孙家鼐递藏，民国间转至广东大藏家邓苍梧之手，后由邓苍梧后人释出。
余涉收藏30余年，文定公真迹所见者仅三，而此红金扇面为第一，书写精妙且品相几近完好，明朝状元公的书扇又分别得乾隆，咸丰朝二位状元公递藏，成就了一段奇缘佳话。符合收藏最高级别，真、精、新、奇的四个最高标准，实是可赏可宝也！
朱之蕃（1561年-1626年），金陵（今南京人）世居茬平（今山东茬平）后附南京锦衣卫籍。字元介，一字元升，号蓝隅，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乙未科状元。
朱之蕃自幼工书善画，能诗能文。万历二十三年考取状元之后，授翰林院修撰，后历任左谕德庶子，少詹事，进礼部侍郎。后调吏部侍郎，为官清正廉洁。其绘画酷似米元章，竹石兼得东坡神韵，他于泰昌元年所作《君子林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余先后觅得朱状元之红金扇面二帧，其一尤佳，所书近于赵子昂，而略参文徵明，布局疏朗，字距行距宽绰闲适，用笔圆润，提按有致，在漫不经意间流露出生秀的气韵。所书是咏白燕之诗：“入听呢喃旧语哗，惊防玉质防檐牙，鸟衣国里谁同侣，白板扉中自一家，掠水影随冰尽泮，穿檐光透月初斜，上林来往住翻飞处，袅袅梨花更柳花。”因语句甚佳，此诗被康熙帝收录在御编的《佩文斋》诗集中。
朱之蕃画名既高，书名又著，论者以为“初学赵孟頫，远师颜真卿虞世南，而朱元介自辟蹊径，是具大成者，而诗、书、画三绝，尤为士林所重”万历三十年，朱之蕃以钦差正使出使朝鲜，受到隆重礼遇。“中原之人，数学士文章，只称焦竑，黄辉，朱之蕃三人”。朝鲜国王李讼亲自接待朱之蕃，甚至过问他的食宿。他邀请朱之蕃参观了当时朝鲜的最高学府成均馆，拜偈了孔子像，还请朱之蕃为重建不久的明伦堂题写了匾额。朱之蕃为此作诗一首“庙貌更新杏桧繁，跄跄多士集桥门。八条遗泽遵其范，六艺根源溯鲁论。道不远人期谐瞳，含灵成性在存存。相期愿学先时习，扶植无常壮翰藩”。至今明伦堂匾额仍悬挂在首尔成均馆。韩国1000元面值的纸币正面，即以明伦堂作背景。 朱之蕃一生勤勉，著述累累，《南还杂著》《金陵四十景图考》《莫愁旷览》《奉使朝鲜稿》等文集。传世作品有《杉禽图》《课子图》《东坡小像》等。在南京水西门附近，至今仍能找到纪念朱之蕃故居所在的朱状元巷。
钱士升（1574年-1652年），字抑之，号御岭。浙江嘉善人，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状元。钱士升登第后。授翰林院修撰，因文才出众和钱龙锡，钱谦益，钱象坤并称为“翰林四钱”。当时阉党首领魏忠贤专权，大肆逮杀“东林党人”，钱士升荡尽家产竭力营救，受到东林党人的特别推重。
崇祯元年，钱士升应诏任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再升詹事。崇祯四年升礼部右侍郎，署理尚书事务。崇祯元年，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曾撰著名的《宽简虚平四箴》——“宽以御众，简以临下，虚以宅心，平以出政”进呈。但现实给了钱士升沉重的打击，他忠君爱国的愿望得不到实现。崇祯九年的时候他在徨惧中引罪乞休，回到了阔别的家乡。在嘉善东门外景德讲寺大悲阁西，营建放下庵。以更雨堂作祠堂。并捐祠田120亩，1644年甲申变后，与嘉兴知府钟鼎臣登举兵反清，后事败，削发为头陀，终身未仕清。纵观钱士升的一生。虽也曾仕途通达，但在明王朝风雨飘摇之际，纵使他想扭转乾坤也是有心无力了。钱士升虽不能以一个出众的政治家驰骋在历史的政治舞台上，但他的学识著述和诗词书法已足以让其百世流芳。他在为官和归乞后先后留下了《袁忠记》《易揆》《逊国逸书》《增削南宋书》《论扉奏章》《赐馀堂集》《王子近思录》《庄子四篇诠》《楞严外解》等著作。他在未登第时就和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倡导理学，精通周敦颐、朱熹学说，并践行终生。
明末士人重视修史，钱士升是当时江南史界的一大领袖，在他的周围聚集过不少布衣学者，如许重熙，淡迁等。吴镇是他极推崇的前贤，天启间，在他主持下梅花庵被修葺一新。他还在吴镇《落溪会饮图》题跋中称：“仲圭，行极高洁，贫隐忍孤。”并对此画作了“用工之笔，尤可宝也”的评解，落款：“仲圭同里人钱士升识。”钱士升题吴镇画口吻如此谦卑，足证这位前贤在他心中地位之重。
在中国书法字典里，论明末书法称：“徐文长之外，钱士升的行书风清骨峻，存隶意而得章草味，”赵宦光篆书，李流芳行书，蔡羽行书亦各自独绝。
我藏有钱状元行书自作诗红金扇面，诗曰：“法堂一丈草深深，寒月孤明到梵林。一自弥天飞钩影，即看大海漫潮音。幽泉活火供清赏，古塔晨钟养道心。莫说虎溪难再续，归兮谈老欲追寻。送扈芷懒先入东塔作。”整幅作品笔法纯熟，酣畅淋漓，当属成熟期作品。由此作可以看出钱士升对书法的追求已不再是点划的形似，模样纵使与古人不尽相同，其意却始终不离晋唐。由此可见钱状元食古以化，自成一家。另外此作乃日本国书画家下条桂谷旧藏。上世纪80年代曾编入《中国古代书画综合图录》，是研究钱士升书法的重要资料。
文震孟（1574年-1636年），生于万历二年，初名从鼎，字文起，号湘南。文徵明曾孙，文彭孙，元发长子。博通经史，尤长于《春秋》。文震孟曾祖文徵明曾十试举人，皆未中。文震孟本人虽22岁就中了举人，但会试不顺，十入秋闱皆未果。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天启二年（46岁）时状元及第。科举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文震孟为人耿介，明史称其“刚方贞介，有古大臣风”。在高中状元之后，文震孟的仕途之路并不顺畅，这与他耿直的性格分不开。天启时，魏忠贤把持朝政，禁讲学，兴党议，他上书《勤政讲学之实必君臣相对如家人父子》一折力言其弊。文震孟将矛头直指魏忠贤，因而获罪。崇祯时又上疏弹劾权臣王永光，得罪首辅温体仁，两次被罢黜。在担当翰林院侍讲时，讲到“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视帝足，帝即袖掩之，徐为引下。明史直接称他为“真讲官”。
除文震孟外，在天启二年的进士群中还出了许多书法大家，如王铎、黄道周等人，皆是晚明书法史上数一数二的人物。作为天启二年进士榜的魁首，在时风影响下，文震孟也投入晚明书风嬗变的浪潮之中。他的书法挺拔健雅，秉承家学而能参以苏东坡笔意。在文震孟传世书法中，有一些隶书条幅与引首，从这些流传墨迹来看，他的隶书用笔方折，点画厚实深得汉碑苍浑之意。因此在他的行楷作品中，很自然便植入了隶书字形，自成一家。
文震孟素有诗书名，盖文氏一脉自文徵明始，便成诗书世家。有《姑苏名贤小记》《药圃诗稿》等著作传世。余幸藏有文氏扇面一帧，自书《游中峰寺》七律一首：“岗复溪回一径穿，招提楼阁暮云边。山腰正值诸峰缺，寺面平铺万顷烟。为问把茆寻石室，莫因渫井叹寒泉。道人纵鹤今何处？且纵双眸向碧天。”纵观整个扇面，其书严肃端正，极具理性，这与文震孟的品行高度契合。细观其落笔处处有晋唐遗规，转折泯其棱而多圆熟之致，将他的书法归为古典主义书风是比较『合当的。
另外，还有其他状元的书法扇面，如：赵秉忠，万历二十六年状元；杨守勤，万历三十二年状元；刘若宰，崇祯元年状元；魏藻德，崇祯十三年状元；杨廷鉴，崇祯十六年状元。
三、论红金扇面的收藏价值
下面再来谈谈红金扇面。明朝士大夫几乎都写扇面。亲友、师生、同僚之间的互赠书扇亦是当时所流行的风雅活动。明朝扇面的质地大多纸质，也有极少部分仍然沿用宋元团扇而用绢质。随着人们审美的不断提高，明代的工匠们研究出用金箔贴在纸质的扇面上，由于工艺及氧化的原因，流传于今的明代金扇面都是黄中带红，成为了明中晚期至明末清初的独有产品。红金扇面流行于明代中期士大夫阶层，因价格昂贵一般贫寒士人无力染指。现在所能见到的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等明中期的书画名家或朝中重臣，受人之索或朋友赠予，都或多或少地在红金扇面上写画作书，成为当时士大夫阶层的一种时尚。在明朝中晚期扇面书法日趋流行，而进士状元作为较富裕的文人阶层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这个时期泥金扇面消费的主力军。
扇面与书画结合后便超越其实用性，成为一件艺术品。许多收藏家将书画扇面直接裱成册页，还有人将成扇扇面揭下，装裱成册以供赏鉴流传。因此明代的扇面艺术大都不以成扇的形式存在，而是以册页的形式保存了下来。
扇面幅不盈尺，且形制固定，折扇上宽下窄，纸面高低不平，要在扇面上表现书画艺术并非易事。在扇面上作书画，既要顾及法度，也要兼及趣味性。中国传统评定收藏价值的评定大致是从艺术家成就，作品优劣，使用材质好坏，有无名家收藏，保存状况这几个方面来看的。扇面艺术其对艺术技巧要求之高，非高手很难驾驭，流传至今的扇面大都为精品之作。而后世因无法复制明代红金扇面的工艺致使红金扇面在扇画材质中已称绝响。因此，红金扇面是当之无愧的扇面之王，在所有扇画艺术中最具收藏价值。
四、尾声
朝代更替，江山易主，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的辉煌也早已趋于平淡，一切都成了故事。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图书馆中至今仍保存着他们的片缣尺素。他们留下的翰墨文章，或多或少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点点滴滴。每当与墨迹潜神对弈之时，这些往昔才子的形象一一跃然纸上，引领我探究着书法的殿堂。这也是我至今研究，鉴赏明清状元书画的重要原因。
一、明中晚期的书法
明朝中晚期主要指的是明万历至明代灭亡的这一段时间。在隆庆起，朝政的迭变导致社会思想的大变革，在书法创作上大家亦开始不对吴门旧风亦步亦趋。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士人们开始追求书法中直抒胸襟、追求自我的表达。“邢张米董”“傅王黄倪”先后竖帜，加上大量同时士人推波助澜，书法艺术在明中晚期得到空前发展。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在科举考试中，考取进士就能跻身仕途，光宗耀祖，有的读书人为此而耗费一辈子人生，如大书画家文徵明一直考到54岁仍未考上进士。能挤过科举考试的独木桥，不但要有丰富的学识和坚毅不拔的信心，更要有一手出众的书法。吏部会试以身、言、书判断择人，即先观书判，再察声言，然后比拟。如何观书？书法高古优美是最关键的一条。否则吏部绝对不会筛选为士，更不用说后来的殿试夺魁。
吴鹏先生在《明末清初的书法艺术思潮刍议》中将明末书法分为三大思潮：一是以徐渭、王铎等书家为首的表现主义书风；二是以董其昌、米万钟等为首的复古风格；三是以黄道周、倪元璐和傅山为主要代表的浪漫主义书风。但是状元们都是极理性极自律者，极少有人写表现主义或是浪漫主义书风，纵使有极浪漫者，也仍能从中窥得晋唐宗脉。在这里，我们简单得用古典主义书风和浪漫主义书风将状元书法分为两大类。前者代表有朱之蕃、申时行、文震孟等，后者代表则有赵秉忠、钱士升、刘若宰等。虽说状元们不一定是职业书法家，但由于他们文化修养比较高，有些人又身居高官显位，成为一时文坛书苑领袖也就无足为奇了。在本文中，将主要介绍申时行、朱之蕃、文震孟、钱士升4人的书法。
二、状元书法赏析——以申时行、朱之蕃、文震孟、钱士升为例
申时行（1535年-1614年），直隶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字汝默，号瑶泉，晚号休休居士。嘉靖四十一年壬戌科状元。
申时行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吏部会试时位居第三，殿试时世宗见申时行文辞、书法兼美，遂钦点状元，时年28岁。登第后，受翰林院修撰，后升任左庶子，掌院事。万历六年时，首辅张居正归葬其父，又举荐申时行以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政务。不久又进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从少傅兼太子太傅一路升迁，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直至内阁首辅。
申时行为人温和谦让，王世贞所作《内阁首辅传》称他“蕴藉不立崖异”，即是胸中富有积蓄。但是不近悬崖，不树旗帜，以高尚的道德标榜世人。承袭了儒教的中庸之道，在张居正死后，维持政局稳定的基础，在矛盾冲突中寻找制衡点，稳固了万历皇帝的统治，也稳固了自己的首辅地位，使国家无为而治。然而政治的急浪险滩，最终没有让他有机会对国家和黎民百姓作更大贡献，在万历十九年，申时行毅然辞去内阁首辅的要职，最终获得皇帝准其乘驿车还乡。
申时行在乡闲居长达二十几年，在此期间，他与苏州当地的文人交友，诗词唱和留下了著名的《赐书堂集》。黄仁宇先生在其名著《万历十五年》中对申时行的道德文章大加赞赏。明史权威毛佩绮先生在《明朝顶级文臣》中把申时行列为从明朝洪武开国至崇祯时期的15位顶级文臣之一。他政事之余，也留下了颇多著述，如：《书经讲义编》《大明世家肃皇帝实录》《大明会典》《召对录》《论扉奏章》《申文定公集》及著名的《赐闲堂遗墨》等著作传世。
后人之所以谈论申时行的政绩以及他的人生经历，是因为他的人生轨迹成为古代读书人的终极梦想——金榜题名。在取得功名后，申时行在官场上也是顺风顺水，一度入阁拜相，位极人臣。书以人贵，何况申时行的书法本来就是高古优美，功力深厚，所以自明以来，在历朝历代受人喜爱和珍藏。
余藏有申文定公红金扇面一帧，此扇得于2008年北京永乐拍卖，所写七律一首，全用行草写就。用笔丰厚圆沉，转折圆熟，法度严谨，势态开拓，极具气派而不发越，呈含蓄蕴藉之致，虽是小幅书迹，而处处能呈现大学者气象。款识时行，钤印瑶泉，文学侍从二印。从印文文学侍从推算，应是万历初年文定公入阁之前所书，时值文定公精力充沛，仕途通达之际，所以通篇喜从心出，行笔流畅。我对扇面上的藏印进行一番考证后发现，此扇曾经乾隆朝状元，金石学家毕沅收藏，后又经咸丰状元孙家鼐递藏，民国间转至广东大藏家邓苍梧之手，后由邓苍梧后人释出。
余涉收藏30余年，文定公真迹所见者仅三，而此红金扇面为第一，书写精妙且品相几近完好，明朝状元公的书扇又分别得乾隆，咸丰朝二位状元公递藏，成就了一段奇缘佳话。符合收藏最高级别，真、精、新、奇的四个最高标准，实是可赏可宝也！
朱之蕃（1561年-1626年），金陵（今南京人）世居茬平（今山东茬平）后附南京锦衣卫籍。字元介，一字元升，号蓝隅，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乙未科状元。
朱之蕃自幼工书善画，能诗能文。万历二十三年考取状元之后，授翰林院修撰，后历任左谕德庶子，少詹事，进礼部侍郎。后调吏部侍郎，为官清正廉洁。其绘画酷似米元章，竹石兼得东坡神韵，他于泰昌元年所作《君子林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余先后觅得朱状元之红金扇面二帧，其一尤佳，所书近于赵子昂，而略参文徵明，布局疏朗，字距行距宽绰闲适，用笔圆润，提按有致，在漫不经意间流露出生秀的气韵。所书是咏白燕之诗：“入听呢喃旧语哗，惊防玉质防檐牙，鸟衣国里谁同侣，白板扉中自一家，掠水影随冰尽泮，穿檐光透月初斜，上林来往住翻飞处，袅袅梨花更柳花。”因语句甚佳，此诗被康熙帝收录在御编的《佩文斋》诗集中。
朱之蕃画名既高，书名又著，论者以为“初学赵孟頫，远师颜真卿虞世南，而朱元介自辟蹊径，是具大成者，而诗、书、画三绝，尤为士林所重”万历三十年，朱之蕃以钦差正使出使朝鲜，受到隆重礼遇。“中原之人，数学士文章，只称焦竑，黄辉，朱之蕃三人”。朝鲜国王李讼亲自接待朱之蕃，甚至过问他的食宿。他邀请朱之蕃参观了当时朝鲜的最高学府成均馆，拜偈了孔子像，还请朱之蕃为重建不久的明伦堂题写了匾额。朱之蕃为此作诗一首“庙貌更新杏桧繁，跄跄多士集桥门。八条遗泽遵其范，六艺根源溯鲁论。道不远人期谐瞳，含灵成性在存存。相期愿学先时习，扶植无常壮翰藩”。至今明伦堂匾额仍悬挂在首尔成均馆。韩国1000元面值的纸币正面，即以明伦堂作背景。 朱之蕃一生勤勉，著述累累，《南还杂著》《金陵四十景图考》《莫愁旷览》《奉使朝鲜稿》等文集。传世作品有《杉禽图》《课子图》《东坡小像》等。在南京水西门附近，至今仍能找到纪念朱之蕃故居所在的朱状元巷。
钱士升（1574年-1652年），字抑之，号御岭。浙江嘉善人，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状元。钱士升登第后。授翰林院修撰，因文才出众和钱龙锡，钱谦益，钱象坤并称为“翰林四钱”。当时阉党首领魏忠贤专权，大肆逮杀“东林党人”，钱士升荡尽家产竭力营救，受到东林党人的特别推重。
崇祯元年，钱士升应诏任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再升詹事。崇祯四年升礼部右侍郎，署理尚书事务。崇祯元年，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曾撰著名的《宽简虚平四箴》——“宽以御众，简以临下，虚以宅心，平以出政”进呈。但现实给了钱士升沉重的打击，他忠君爱国的愿望得不到实现。崇祯九年的时候他在徨惧中引罪乞休，回到了阔别的家乡。在嘉善东门外景德讲寺大悲阁西，营建放下庵。以更雨堂作祠堂。并捐祠田120亩，1644年甲申变后，与嘉兴知府钟鼎臣登举兵反清，后事败，削发为头陀，终身未仕清。纵观钱士升的一生。虽也曾仕途通达，但在明王朝风雨飘摇之际，纵使他想扭转乾坤也是有心无力了。钱士升虽不能以一个出众的政治家驰骋在历史的政治舞台上，但他的学识著述和诗词书法已足以让其百世流芳。他在为官和归乞后先后留下了《袁忠记》《易揆》《逊国逸书》《增削南宋书》《论扉奏章》《赐馀堂集》《王子近思录》《庄子四篇诠》《楞严外解》等著作。他在未登第时就和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倡导理学，精通周敦颐、朱熹学说，并践行终生。
明末士人重视修史，钱士升是当时江南史界的一大领袖，在他的周围聚集过不少布衣学者，如许重熙，淡迁等。吴镇是他极推崇的前贤，天启间，在他主持下梅花庵被修葺一新。他还在吴镇《落溪会饮图》题跋中称：“仲圭，行极高洁，贫隐忍孤。”并对此画作了“用工之笔，尤可宝也”的评解，落款：“仲圭同里人钱士升识。”钱士升题吴镇画口吻如此谦卑，足证这位前贤在他心中地位之重。
在中国书法字典里，论明末书法称：“徐文长之外，钱士升的行书风清骨峻，存隶意而得章草味，”赵宦光篆书，李流芳行书，蔡羽行书亦各自独绝。
我藏有钱状元行书自作诗红金扇面，诗曰：“法堂一丈草深深，寒月孤明到梵林。一自弥天飞钩影，即看大海漫潮音。幽泉活火供清赏，古塔晨钟养道心。莫说虎溪难再续，归兮谈老欲追寻。送扈芷懒先入东塔作。”整幅作品笔法纯熟，酣畅淋漓，当属成熟期作品。由此作可以看出钱士升对书法的追求已不再是点划的形似，模样纵使与古人不尽相同，其意却始终不离晋唐。由此可见钱状元食古以化，自成一家。另外此作乃日本国书画家下条桂谷旧藏。上世纪80年代曾编入《中国古代书画综合图录》，是研究钱士升书法的重要资料。
文震孟（1574年-1636年），生于万历二年，初名从鼎，字文起，号湘南。文徵明曾孙，文彭孙，元发长子。博通经史，尤长于《春秋》。文震孟曾祖文徵明曾十试举人，皆未中。文震孟本人虽22岁就中了举人，但会试不顺，十入秋闱皆未果。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天启二年（46岁）时状元及第。科举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文震孟为人耿介，明史称其“刚方贞介，有古大臣风”。在高中状元之后，文震孟的仕途之路并不顺畅，这与他耿直的性格分不开。天启时，魏忠贤把持朝政，禁讲学，兴党议，他上书《勤政讲学之实必君臣相对如家人父子》一折力言其弊。文震孟将矛头直指魏忠贤，因而获罪。崇祯时又上疏弹劾权臣王永光，得罪首辅温体仁，两次被罢黜。在担当翰林院侍讲时，讲到“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视帝足，帝即袖掩之，徐为引下。明史直接称他为“真讲官”。
除文震孟外，在天启二年的进士群中还出了许多书法大家，如王铎、黄道周等人，皆是晚明书法史上数一数二的人物。作为天启二年进士榜的魁首，在时风影响下，文震孟也投入晚明书风嬗变的浪潮之中。他的书法挺拔健雅，秉承家学而能参以苏东坡笔意。在文震孟传世书法中，有一些隶书条幅与引首，从这些流传墨迹来看，他的隶书用笔方折，点画厚实深得汉碑苍浑之意。因此在他的行楷作品中，很自然便植入了隶书字形，自成一家。
文震孟素有诗书名，盖文氏一脉自文徵明始，便成诗书世家。有《姑苏名贤小记》《药圃诗稿》等著作传世。余幸藏有文氏扇面一帧，自书《游中峰寺》七律一首：“岗复溪回一径穿，招提楼阁暮云边。山腰正值诸峰缺，寺面平铺万顷烟。为问把茆寻石室，莫因渫井叹寒泉。道人纵鹤今何处？且纵双眸向碧天。”纵观整个扇面，其书严肃端正，极具理性，这与文震孟的品行高度契合。细观其落笔处处有晋唐遗规，转折泯其棱而多圆熟之致，将他的书法归为古典主义书风是比较『合当的。
另外，还有其他状元的书法扇面，如：赵秉忠，万历二十六年状元；杨守勤，万历三十二年状元；刘若宰，崇祯元年状元；魏藻德，崇祯十三年状元；杨廷鉴，崇祯十六年状元。
三、论红金扇面的收藏价值
下面再来谈谈红金扇面。明朝士大夫几乎都写扇面。亲友、师生、同僚之间的互赠书扇亦是当时所流行的风雅活动。明朝扇面的质地大多纸质，也有极少部分仍然沿用宋元团扇而用绢质。随着人们审美的不断提高，明代的工匠们研究出用金箔贴在纸质的扇面上，由于工艺及氧化的原因，流传于今的明代金扇面都是黄中带红，成为了明中晚期至明末清初的独有产品。红金扇面流行于明代中期士大夫阶层，因价格昂贵一般贫寒士人无力染指。现在所能见到的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等明中期的书画名家或朝中重臣，受人之索或朋友赠予，都或多或少地在红金扇面上写画作书，成为当时士大夫阶层的一种时尚。在明朝中晚期扇面书法日趋流行，而进士状元作为较富裕的文人阶层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这个时期泥金扇面消费的主力军。
扇面与书画结合后便超越其实用性，成为一件艺术品。许多收藏家将书画扇面直接裱成册页，还有人将成扇扇面揭下，装裱成册以供赏鉴流传。因此明代的扇面艺术大都不以成扇的形式存在，而是以册页的形式保存了下来。
扇面幅不盈尺，且形制固定，折扇上宽下窄，纸面高低不平，要在扇面上表现书画艺术并非易事。在扇面上作书画，既要顾及法度，也要兼及趣味性。中国传统评定收藏价值的评定大致是从艺术家成就，作品优劣，使用材质好坏，有无名家收藏，保存状况这几个方面来看的。扇面艺术其对艺术技巧要求之高，非高手很难驾驭，流传至今的扇面大都为精品之作。而后世因无法复制明代红金扇面的工艺致使红金扇面在扇画材质中已称绝响。因此，红金扇面是当之无愧的扇面之王，在所有扇画艺术中最具收藏价值。
四、尾声
朝代更替，江山易主，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的辉煌也早已趋于平淡，一切都成了故事。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图书馆中至今仍保存着他们的片缣尺素。他们留下的翰墨文章，或多或少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点点滴滴。每当与墨迹潜神对弈之时，这些往昔才子的形象一一跃然纸上，引领我探究着书法的殿堂。这也是我至今研究，鉴赏明清状元书画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