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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波特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我国当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实际国情考量，应该把创新驱动作为供给侧改革关键战略。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出发，“供给创新”是指为了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需要相关主体在技术供给创新、管理供给创新和制度供给创新相应领域开展创新活动，从而产生新组合，实现新供给。供给侧改革创新理论中，技术供给创新更多需要以企业为主体来进行；管理供给创新需要企业家充分发挥才能来体现；而制度供给创新则是政府应该履行的职能所在。在供给侧改革的“供给创新”路径上，应特别强调政府在减税费方面需要由结构性减税转为总量减税，以实现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合理的新供给。
关键词：创新驱动；供给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供给
作者简介：段炼，男，经济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副教授，哈尔滨商业大学现代商品流通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供给侧改革的中国零售业态结构优化与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6BJY125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6-0046-06
引 言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学界开始密切关注供给侧改革，且热度不断升温。那么，为什么我国在这时候提出了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是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在哪里呢？
第一，扭转经济颓势与重聚改革共识的战略选择。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采取了扩大总需求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虽然在短期内起到了缓解危机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通貨膨胀的恶果。接踵而至的又是一系列治理通货膨胀的措施，这又使经济雪上加霜。采用这种频繁踩油门、踩刹车的经济调控措施来调节宏观经济，短期上给经济带来大幅波动，长期上并没有使经济走出困境向好发展。这样，我们就需要考虑推出中长期起作用的经济政策，并以此改革措施扭转经济形势。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呼之欲出。
第二，产业结构调整与去产能的必由之路。产业结构优化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难题。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学问，我们需要将有限的资源用到优先重点发展的产业中去，而对一些产能过剩、严重污染的产业，如钢铁、煤炭等产业，需要严格控制其发展，缩减规模与产能，以便将资源更好地集中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朝阳产业，使产品提升功能、降低成本，通过这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满足需求，并促进经济在长期上发展对路。
第三，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亟需由粗放数量扩张转为内涵质量发展，这在客观上要求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需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的供给侧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供给侧改革研究的发展脉络
古典供给学派代表人物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在19世纪初提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认为当一种产品一经产出，即为另一个产品提供了市场，特定产品的局部供需不均衡可能存在，但全社会整体的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不会发生。[1]
美国供给学派经济学代表人物拉弗提出的“拉弗曲线”证明，减税会在短期内减少财政收入，但从长期看，如果较低的税率刺激了产出，最终一定会增加企业和个人收入，并使政府税收总额在较低税率下得到回升。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欧洲经济陷入“滞胀”局面。美国的里根政府、英国的撒切尔政府所采纳的传统供给学派经济政策极大地恢复了两国的经济活力。[2]
国内对于供给管理的重视始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很多经济学者注意到，即使在崇尚自由市场的欧美等国家，危机时政府依然毫不犹豫出手干预，典型的例子是美国政府出面救助“两房”，这表明即使市场经济高度完善，但仍然不能实现自我修复，仍然需要政府干预。全球金融危机同样将我国拉入了经济下滑的窘境，尽管政府先后推出包括四万亿在内的拉动经济恢复的举措，也只是解一时之困，并产生了通货膨胀。这样，经济学者、官员开始反思已使用多年的关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理论，提出在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中应引入供给管理的政策主张。2013年1月，贾康等发表了《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一文，标志着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的诞生。同年3月，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成立，继而成立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3]
新供给经济学倡导发挥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对传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进行了整合，认为有效供给比有效需求更能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4]政府应当以推动机制创新为切入点[5]，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从供给侧入手推动中国改革，有效规避“滞胀”、“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经济质量提升。[6]
目前，我国供给侧改革方面的研究更多的是聚焦于土地和自然资源、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和制度全部五类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侧重强调政府在供给侧改革方面的主导作用，而从创新驱动角度系统研究供给侧改革的成果并不多见。本研究依据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的创新驱动理论，由于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发展驱动力应当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与当下进行的供给侧改革紧密联系。同时，结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供给创新”的概念，并论证如何将包括技术供给创新、管理供给创新和制度供给创新在内的“供给创新”作为我国当下供给侧改革的实施路径。在提出“供给创新”理论的同时，亦将为企业、企业家和政府在哪些领域、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提出建议与对策，以求从独特的视角在供给侧改革理论和应用方面独辟蹊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助推供给侧改革的深入，从而使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供给创新”与供给侧改革的创新理论基础
（一）创新驱动与供给侧改革的关系
供给侧改革与经济发展是需要驱动力的，创新驱动理论恰恰为此进行了诠释。
创新驱动理论是由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来的。他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经过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等“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依次推进。
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只是一国在其经济社会发展初期采用的发展方式。过度依赖资源消耗或依赖高储蓄、高投资固然可以获得快速增长，但如果不及时转型为创新驱动，则这种增长可能因为缺乏技术进步而难以支撑。创新驱动指的是以创新作为主要驱动力的发展方式。这种创新既包括了技术创新，也包括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创新。创新驱动表明技术、经济层面的创新与社会层面的创新是互相促进的关系。[7]创新驱动是为解决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困境而提出的，并且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有正效应。[8]
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在2010年正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但是中国并不是经济强国，更不是科技强国，迈向创新驱动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形势所迫，更是世界强国崛起的内在规律。
从国际看，创新驱动发展是大势所趋。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兴起，一些关键科学问题和核心技术已经出现重大突破，带动关键技术交叉融合，改革突破的能量蓄势待发。云计算、3D打印、新材料、新能源等前沿技术面临重大突破。重大颠覆性创新不时出现，对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对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外交等产生深刻影响。创新已经成为各国竞争的赛场，谁主导创新，谁就掌握主动权规则制定权。中国既面临赶超的历史机遇，也面临差距拉大的风险，只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才能把握发展主动权。
从国内看，创新驱动是形势所迫。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问題依然突出，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增大，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技术封锁和新兴经济体追赶比拼的双重挑战。只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关键核心技术严重依赖国外的局面，适应并引领新常态，引领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
从历史看，创新驱动是国运所系。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历程证明，谁抓住了科技革命的机遇，谁就把握了发展的主动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仅有少数经济体从低收入成功迈向高收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中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依靠科技创新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条中的地位。“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关键要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二）“供给创新”与供给侧改革的创新理论阐释
按照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发展更多需要依靠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在这里笔者提出一个核心概念：“供给创新”，即为了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需要相关主体在技术供给创新、管理供给创新和制度供给创新相应领域开展创新活动，从而产生新组合。以此构建供给侧改革的创新理论。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揭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源，提出了其创新理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具有完整的体系，主要阐述了创新内涵、创新形式、创新主体和货币信贷等问题，为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要点包括：一是现代经济增长是一种创新的经济发展，与一般增长不同。传统经济增长是一个量化的增长，不能称之为发展过程，“因为它不会产生一种新的现象”。二是创新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其中包括五种情况：使用新产品；使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料供应的新来源；实现新的工业组织。三是创新的需求往往是从生产者的角度出发，经济制度的创新一般不是消费者自发产生的。 通常是生产者启动经济革命，消费者才受到生产者的启发，消费者似乎被启发需要新的东西。四是企业家是实现“新组合”的主体。他们不仅仅是从事通常的管理，其中生产资料的新组合是一个特殊的职能，企业家的重要任务是打破旧的传统，创造新的传统。五是企业家利用信贷实现新的投资组合。创新货币信贷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特殊要素，可以创造新的需求，为企业家提供信贷，创造新的供给。[9]
创新理论揭示了现代经济发展的新道路，实现了从斯密式增长到熊彼特式增长的过渡。现代经济学创始人斯密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归功于社会分工，认为分工可以深化生产专业化程度，提高生产力。马歇尔沿着这条线分析了劳动分工的演变，并专门推动了经济增加机制研究，形成了一个新古典主义的经济框架。熊彼特提出了一套新的经济框架来解释经济变化。相信企业家创新是社会经济制度演进的直接动力。生产技术的创新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开辟利用经济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式。从分工转向创新，实质上是从传统经济增长转向现代经济增长的变化。
创新理论反映了工业时代经济增长的特点。20世纪初，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大型企业组织迅速形成。经济变革的这种做法为熊彼特分析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源提供了实践支持。他首先通过静态方法，即简单的复制过程，分析经济循环，从动态角度提出创新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熊彼特在这本书后来的《经济周期》等作品中，提出了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创新是创造性破坏的理念，提出了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
经济理论革命不仅开创了经济研究的新路子，也形成了经济分析的新范式，构建了新的经济话语体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技术革命风起云涌，熊彼特的理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在当下的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践要求技术创新，熊彼特理论越来越受到重视。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源，符合我国的科学发展观和创新驱动的战略，以创新为导向的创新理念，产品创新和组织创新政策的新组合方式的观点。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现在已经成为创新大国。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出发，制定和实施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激发和收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智慧，然后通过创新促进经济转型，我国将通过“供给创新”来推动供给侧改革，从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10] 三、供给侧改革的“供给创新”路径
我国当下的供给侧改革亟需从技术供给创新、管理供给创新与制度供给创新三个方面的“供给创新”路径来开展。技术创新更多需要以企业为主体来进行；管理创新需要企业家充分发挥才能来体现；而制度创新则是政府应该履行的职能所在。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从企业与企业家、政府两个层面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完善供给侧环境机制。
（一）企业与企业家层面
1.突出大型骨干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大型骨干企业普遍设有研发中心，科研实力强，推进其应用型技术研发机构市场化改革。以健全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为机制，以增强企业在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为目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加强创新与市场对接，推进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构建技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新特”发展道路。
企业自身应该不断加大创新投入，努力通过发展动力创新、发展路径创新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等，在市场中不断做强做大。促进资本、土地、劳动、管理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激发科技人员活力。
2.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加强技术创新、商业业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提升企业科技创新综合实力。企业可与大学、科研院所等合作建设研发机构，成果共享。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由重引进向重消化吸收的转变，走出“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推动企业实现更高层次的创新。
3.推进开放式创新
目前，世界创新元素开放性流动增强，为我国有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提供了有利条件。我国企业必须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学会整合全球资源，提高我国创新能力。
4.提升事业发展和科研激励，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和科技人员创新能力
企业通过股权激励、提升职级、重奖研发等具有重大激励力量的措施，营造科研光荣、创新有发展的企业工作环境，使企业在其相关生产经营领域充分调动企业家和科技人员的创新积极性，以便使他们心甘情愿、凝心聚力于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不断推出功能强大、成本合理的创新产品和服务，促进供给侧改革。
（二）政府层面
政府在当下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需要简政放权，解放生产力，推动政府职能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
创新的源泉在市场、科技人员和企业家身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完善创新治理与转变政府职能不可或缺。
1.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关系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实施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政府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首要的一点是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将政府职能定位在国防、产权确认、法律规范等方面，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事项，最大限度激发企业活力。建立公平的市场准入规则，促进公平竞争。凡是市场和企业能做的都交给市场和企业，进而激励创新。总之，要通过深化供给侧改革，打通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通道，让市场真正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性力量。[11]
在政府推动的制度供给创新方面，也就是我国政府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已经走过了帕累托改进状态，进入深水区，改革会触及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和官员的利益，亟需简政放权，砍掉政府干扰微观主体释放市场活力的权力与职能；与此相对应，大部制改革亟需精简政府部门，精简人员，削减人员支出。[12]在减税费方面，我国已经进行了“营改增”结构性减税，从目前我们进行的原缴纳营业税的相关行业税负变动调研情况看，效果并不明显。据2014年上半年测算，我国企业的平均税负为36.24%，同期美国企业平均税负不到30%，应该说我国企业综合税负不低了，在此提出总量减税的建议。同时，总量减税按照拉弗曲线的反映看，短期会减少财政收入，长期看会提高税基以增加财政收入，此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成效。那么短期财政收入缺口问题如何解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解决：一是优化财政支出方向，将财政支出优先投放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并做好时间安排；二是精兵简政，与简政放权相对应的是国家机关公务员的缩减，如果改革成功，是可以减少一部分人员经费支出的；三是财政赤字可以适当扩大，超出财政赤字率3%的红线一点，对经济发展不构成威胁；四是可以发行国债。
2.发挥政府的创新服务职能
科学技术具有较强的外部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普遍存在科技创新失灵的问题。因此在创新驱动发展中，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政府应在企业不愿意投入或無力投入的领域发挥其功能，在体现国家意志的战略领域和市场失灵的公共领域有所作为，起到对市场的引导和补充作用。[13]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政府要从注重管理转向创新服务，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支持前沿技术等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科技产品与服务，促进科技创新政策和产业政策融合，为科技创新提供动力与源泉。[14]
3.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
创新是有规律的，支持创新必须尊重创新规律。创新不同于发明、创造，它是一个新技术转化成为新产品、新产业的实现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创新活动是由一系列环节组成的创新链，包括孵化器、公共研发平台、风险投资、围绕创新形成的产业链、产权交易、法律服务、物流平台等。政府的重要职责是围绕创新链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通过消除创新链条中的障碍，激发科技人员的内生动力，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提升企业的创新效益。
结 论
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关键需要从包括企业为主体提供的技术供给创新、企业家提供的管理供给创新和政府提供的制度供给创新在内的三个方面“供给创新”入手，从企业与企业家、政府两个层面采取相应的供给侧改革措施完善供给侧环境机制，从供给侧入手重点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潜力与活力，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和科技人员的创造力，使这种“供给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组合与新动力。
参 考 文 献
[1] 贾康：《供给侧改革十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
[2] 滕泰、范必等：《供给侧改革》，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
[3] 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等：《解码“供给侧改革”》，北京：群言出版社，2016.
[4] 贾康、苏京春等：《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建言》，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
[5] 贾康、苏京春：《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6]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7] 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8] 李科瑾：《全要素生产率、创新及金融发展的关系研究》，载《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9]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10] 贾康：《供给侧供给与中国经济发展》，载《求是学刊》2016年第6期.
[11] 刘伟、蔡志洲：《经济增长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载《求是学刊》2016年第1期.
[12] 宋冬林：《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考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1月30日.
[13] 杨朝晖：《通用电气公司创新驱动战略的历史借鉴》，载《商业研究》2016年第5期.
[14] 张万强：《新常态下东北老工业基地供给侧矛盾及改革路径研究》，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年第4期.
[责任编辑 国胜铁]
关键词：创新驱动；供给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供给
作者简介：段炼，男，经济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副教授，哈尔滨商业大学现代商品流通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供给侧改革的中国零售业态结构优化与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6BJY125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6-0046-06
引 言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学界开始密切关注供给侧改革，且热度不断升温。那么，为什么我国在这时候提出了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是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在哪里呢？
第一，扭转经济颓势与重聚改革共识的战略选择。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采取了扩大总需求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虽然在短期内起到了缓解危机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通貨膨胀的恶果。接踵而至的又是一系列治理通货膨胀的措施，这又使经济雪上加霜。采用这种频繁踩油门、踩刹车的经济调控措施来调节宏观经济，短期上给经济带来大幅波动，长期上并没有使经济走出困境向好发展。这样，我们就需要考虑推出中长期起作用的经济政策，并以此改革措施扭转经济形势。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呼之欲出。
第二，产业结构调整与去产能的必由之路。产业结构优化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难题。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学问，我们需要将有限的资源用到优先重点发展的产业中去，而对一些产能过剩、严重污染的产业，如钢铁、煤炭等产业，需要严格控制其发展，缩减规模与产能，以便将资源更好地集中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朝阳产业，使产品提升功能、降低成本，通过这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满足需求，并促进经济在长期上发展对路。
第三，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亟需由粗放数量扩张转为内涵质量发展，这在客观上要求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需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的供给侧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供给侧改革研究的发展脉络
古典供给学派代表人物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在19世纪初提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认为当一种产品一经产出，即为另一个产品提供了市场，特定产品的局部供需不均衡可能存在，但全社会整体的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不会发生。[1]
美国供给学派经济学代表人物拉弗提出的“拉弗曲线”证明，减税会在短期内减少财政收入，但从长期看，如果较低的税率刺激了产出，最终一定会增加企业和个人收入，并使政府税收总额在较低税率下得到回升。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欧洲经济陷入“滞胀”局面。美国的里根政府、英国的撒切尔政府所采纳的传统供给学派经济政策极大地恢复了两国的经济活力。[2]
国内对于供给管理的重视始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很多经济学者注意到，即使在崇尚自由市场的欧美等国家，危机时政府依然毫不犹豫出手干预，典型的例子是美国政府出面救助“两房”，这表明即使市场经济高度完善，但仍然不能实现自我修复，仍然需要政府干预。全球金融危机同样将我国拉入了经济下滑的窘境，尽管政府先后推出包括四万亿在内的拉动经济恢复的举措，也只是解一时之困，并产生了通货膨胀。这样，经济学者、官员开始反思已使用多年的关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理论，提出在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中应引入供给管理的政策主张。2013年1月，贾康等发表了《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一文，标志着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的诞生。同年3月，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成立，继而成立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3]
新供给经济学倡导发挥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对传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进行了整合，认为有效供给比有效需求更能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4]政府应当以推动机制创新为切入点[5]，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从供给侧入手推动中国改革，有效规避“滞胀”、“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经济质量提升。[6]
目前，我国供给侧改革方面的研究更多的是聚焦于土地和自然资源、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和制度全部五类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侧重强调政府在供给侧改革方面的主导作用，而从创新驱动角度系统研究供给侧改革的成果并不多见。本研究依据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的创新驱动理论，由于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发展驱动力应当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与当下进行的供给侧改革紧密联系。同时，结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供给创新”的概念，并论证如何将包括技术供给创新、管理供给创新和制度供给创新在内的“供给创新”作为我国当下供给侧改革的实施路径。在提出“供给创新”理论的同时，亦将为企业、企业家和政府在哪些领域、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提出建议与对策，以求从独特的视角在供给侧改革理论和应用方面独辟蹊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助推供给侧改革的深入，从而使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供给创新”与供给侧改革的创新理论基础
（一）创新驱动与供给侧改革的关系
供给侧改革与经济发展是需要驱动力的，创新驱动理论恰恰为此进行了诠释。
创新驱动理论是由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来的。他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经过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等“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依次推进。
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只是一国在其经济社会发展初期采用的发展方式。过度依赖资源消耗或依赖高储蓄、高投资固然可以获得快速增长，但如果不及时转型为创新驱动，则这种增长可能因为缺乏技术进步而难以支撑。创新驱动指的是以创新作为主要驱动力的发展方式。这种创新既包括了技术创新，也包括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创新。创新驱动表明技术、经济层面的创新与社会层面的创新是互相促进的关系。[7]创新驱动是为解决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困境而提出的，并且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有正效应。[8]
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在2010年正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但是中国并不是经济强国，更不是科技强国，迈向创新驱动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形势所迫，更是世界强国崛起的内在规律。
从国际看，创新驱动发展是大势所趋。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兴起，一些关键科学问题和核心技术已经出现重大突破，带动关键技术交叉融合，改革突破的能量蓄势待发。云计算、3D打印、新材料、新能源等前沿技术面临重大突破。重大颠覆性创新不时出现，对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对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外交等产生深刻影响。创新已经成为各国竞争的赛场，谁主导创新，谁就掌握主动权规则制定权。中国既面临赶超的历史机遇，也面临差距拉大的风险，只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才能把握发展主动权。
从国内看，创新驱动是形势所迫。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问題依然突出，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增大，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技术封锁和新兴经济体追赶比拼的双重挑战。只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关键核心技术严重依赖国外的局面，适应并引领新常态，引领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
从历史看，创新驱动是国运所系。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历程证明，谁抓住了科技革命的机遇，谁就把握了发展的主动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仅有少数经济体从低收入成功迈向高收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中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依靠科技创新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条中的地位。“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关键要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二）“供给创新”与供给侧改革的创新理论阐释
按照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发展更多需要依靠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在这里笔者提出一个核心概念：“供给创新”，即为了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需要相关主体在技术供给创新、管理供给创新和制度供给创新相应领域开展创新活动，从而产生新组合。以此构建供给侧改革的创新理论。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揭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源，提出了其创新理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具有完整的体系，主要阐述了创新内涵、创新形式、创新主体和货币信贷等问题，为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要点包括：一是现代经济增长是一种创新的经济发展，与一般增长不同。传统经济增长是一个量化的增长，不能称之为发展过程，“因为它不会产生一种新的现象”。二是创新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其中包括五种情况：使用新产品；使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料供应的新来源；实现新的工业组织。三是创新的需求往往是从生产者的角度出发，经济制度的创新一般不是消费者自发产生的。 通常是生产者启动经济革命，消费者才受到生产者的启发，消费者似乎被启发需要新的东西。四是企业家是实现“新组合”的主体。他们不仅仅是从事通常的管理，其中生产资料的新组合是一个特殊的职能，企业家的重要任务是打破旧的传统，创造新的传统。五是企业家利用信贷实现新的投资组合。创新货币信贷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特殊要素，可以创造新的需求，为企业家提供信贷，创造新的供给。[9]
创新理论揭示了现代经济发展的新道路，实现了从斯密式增长到熊彼特式增长的过渡。现代经济学创始人斯密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归功于社会分工，认为分工可以深化生产专业化程度，提高生产力。马歇尔沿着这条线分析了劳动分工的演变，并专门推动了经济增加机制研究，形成了一个新古典主义的经济框架。熊彼特提出了一套新的经济框架来解释经济变化。相信企业家创新是社会经济制度演进的直接动力。生产技术的创新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开辟利用经济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式。从分工转向创新，实质上是从传统经济增长转向现代经济增长的变化。
创新理论反映了工业时代经济增长的特点。20世纪初，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大型企业组织迅速形成。经济变革的这种做法为熊彼特分析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源提供了实践支持。他首先通过静态方法，即简单的复制过程，分析经济循环，从动态角度提出创新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熊彼特在这本书后来的《经济周期》等作品中，提出了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创新是创造性破坏的理念，提出了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
经济理论革命不仅开创了经济研究的新路子，也形成了经济分析的新范式，构建了新的经济话语体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技术革命风起云涌，熊彼特的理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在当下的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践要求技术创新，熊彼特理论越来越受到重视。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源，符合我国的科学发展观和创新驱动的战略，以创新为导向的创新理念，产品创新和组织创新政策的新组合方式的观点。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现在已经成为创新大国。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出发，制定和实施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激发和收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智慧，然后通过创新促进经济转型，我国将通过“供给创新”来推动供给侧改革，从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10] 三、供给侧改革的“供给创新”路径
我国当下的供给侧改革亟需从技术供给创新、管理供给创新与制度供给创新三个方面的“供给创新”路径来开展。技术创新更多需要以企业为主体来进行；管理创新需要企业家充分发挥才能来体现；而制度创新则是政府应该履行的职能所在。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从企业与企业家、政府两个层面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完善供给侧环境机制。
（一）企业与企业家层面
1.突出大型骨干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大型骨干企业普遍设有研发中心，科研实力强，推进其应用型技术研发机构市场化改革。以健全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为机制，以增强企业在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为目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加强创新与市场对接，推进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构建技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新特”发展道路。
企业自身应该不断加大创新投入，努力通过发展动力创新、发展路径创新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等，在市场中不断做强做大。促进资本、土地、劳动、管理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激发科技人员活力。
2.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加强技术创新、商业业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提升企业科技创新综合实力。企业可与大学、科研院所等合作建设研发机构，成果共享。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由重引进向重消化吸收的转变，走出“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推动企业实现更高层次的创新。
3.推进开放式创新
目前，世界创新元素开放性流动增强，为我国有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提供了有利条件。我国企业必须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学会整合全球资源，提高我国创新能力。
4.提升事业发展和科研激励，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和科技人员创新能力
企业通过股权激励、提升职级、重奖研发等具有重大激励力量的措施，营造科研光荣、创新有发展的企业工作环境，使企业在其相关生产经营领域充分调动企业家和科技人员的创新积极性，以便使他们心甘情愿、凝心聚力于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不断推出功能强大、成本合理的创新产品和服务，促进供给侧改革。
（二）政府层面
政府在当下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需要简政放权，解放生产力，推动政府职能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
创新的源泉在市场、科技人员和企业家身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完善创新治理与转变政府职能不可或缺。
1.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关系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实施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政府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首要的一点是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将政府职能定位在国防、产权确认、法律规范等方面，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事项，最大限度激发企业活力。建立公平的市场准入规则，促进公平竞争。凡是市场和企业能做的都交给市场和企业，进而激励创新。总之，要通过深化供给侧改革，打通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通道，让市场真正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性力量。[11]
在政府推动的制度供给创新方面，也就是我国政府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已经走过了帕累托改进状态，进入深水区，改革会触及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和官员的利益，亟需简政放权，砍掉政府干扰微观主体释放市场活力的权力与职能；与此相对应，大部制改革亟需精简政府部门，精简人员，削减人员支出。[12]在减税费方面，我国已经进行了“营改增”结构性减税，从目前我们进行的原缴纳营业税的相关行业税负变动调研情况看，效果并不明显。据2014年上半年测算，我国企业的平均税负为36.24%，同期美国企业平均税负不到30%，应该说我国企业综合税负不低了，在此提出总量减税的建议。同时，总量减税按照拉弗曲线的反映看，短期会减少财政收入，长期看会提高税基以增加财政收入，此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成效。那么短期财政收入缺口问题如何解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解决：一是优化财政支出方向，将财政支出优先投放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并做好时间安排；二是精兵简政，与简政放权相对应的是国家机关公务员的缩减，如果改革成功，是可以减少一部分人员经费支出的；三是财政赤字可以适当扩大，超出财政赤字率3%的红线一点，对经济发展不构成威胁；四是可以发行国债。
2.发挥政府的创新服务职能
科学技术具有较强的外部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普遍存在科技创新失灵的问题。因此在创新驱动发展中，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政府应在企业不愿意投入或無力投入的领域发挥其功能，在体现国家意志的战略领域和市场失灵的公共领域有所作为，起到对市场的引导和补充作用。[13]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政府要从注重管理转向创新服务，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支持前沿技术等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科技产品与服务，促进科技创新政策和产业政策融合，为科技创新提供动力与源泉。[14]
3.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
创新是有规律的，支持创新必须尊重创新规律。创新不同于发明、创造，它是一个新技术转化成为新产品、新产业的实现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创新活动是由一系列环节组成的创新链，包括孵化器、公共研发平台、风险投资、围绕创新形成的产业链、产权交易、法律服务、物流平台等。政府的重要职责是围绕创新链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通过消除创新链条中的障碍，激发科技人员的内生动力，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提升企业的创新效益。
结 论
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关键需要从包括企业为主体提供的技术供给创新、企业家提供的管理供给创新和政府提供的制度供给创新在内的三个方面“供给创新”入手，从企业与企业家、政府两个层面采取相应的供给侧改革措施完善供给侧环境机制，从供给侧入手重点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潜力与活力，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和科技人员的创造力，使这种“供给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组合与新动力。
参 考 文 献
[1] 贾康：《供给侧改革十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
[2] 滕泰、范必等：《供给侧改革》，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
[3] 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等：《解码“供给侧改革”》，北京：群言出版社，2016.
[4] 贾康、苏京春等：《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建言》，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
[5] 贾康、苏京春：《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6]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7] 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8] 李科瑾：《全要素生产率、创新及金融发展的关系研究》，载《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9]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10] 贾康：《供给侧供给与中国经济发展》，载《求是学刊》2016年第6期.
[11] 刘伟、蔡志洲：《经济增长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载《求是学刊》2016年第1期.
[12] 宋冬林：《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考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1月30日.
[13] 杨朝晖：《通用电气公司创新驱动战略的历史借鉴》，载《商业研究》2016年第5期.
[14] 张万强：《新常态下东北老工业基地供给侧矛盾及改革路径研究》，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年第4期.
[责任编辑 国胜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