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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南洋英、荷两国殖民地的惠州爱国华侨，成立了惠州同侨救乡委员会，广泛发动侨胞募捐救国，动员华侨爱国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推动下，南洋惠侨救乡会等团体在富有革命传统的东江地区，成立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这支队伍成立于抗战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在国民党东江当局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时被取缔。虽然，东团前后只有短短的两年多时间，但他们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为挽救中华民族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东团的起源
（1937年8月至1938年底）
东团由南洋惠侨救乡会、香港惠阳青年会、海陆丰同乡会、余闲乐社等几个团体成立，总团部办事处设置在香港，负责与南洋惠侨救乡会联系，动员爱国青年回乡参战。
（一）香港惠阳青年会（简称惠青）
惠阳青年会前身是香港惠阳商会青年部。青年部1932年成立，第一任部长陈德昭，惠阳澳头岩背村人，香港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纪人。1936年，刘宣当选为部长。青年部除吸收惠阳青年为会员外，也欢迎外省、外县青年参加，最初只有青年工人、学生、小学教师三五十人，后来发展到二百多人。青年部地址设在商会内，举办过多场青年问题座谈会，时事座谈会，也进行过唯物和唯心的哲学争论，出版《青鸟》油印月刊。
西安事变后，青年部积极动员会员参与各种抗日的实际工作，并出版《惠阳青年》期刊，大力提倡国共合作，团结一致对外抗敌，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青年部和工人团体的联合抗日活动，引起惠阳商会一些董事的不满。商会前后两任会长许让成、李天培召开董事会，通过决议取消青年部，并登报声明。青年部则针锋相对地成立由刘宣、严奎荣（尚民）、叶锋、叶汉生、钟强、廖廷辉等人组成的护部委员会，与商会取消青年部的决定进行斗争。护部委员会呼吁各界声援，散发传单，争取有民族良心的开明董事和会员的同情与支持。董事叶强基在惠阳商会会刊发表题为《青年部所见所闻》的文章，斥责商会取消青年部的无理行动。商会董事会与护部委员会展开面对面的辩论，并声言如果青年部继续活动，将使用黑社会打手，还提出青年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宣传抗日救国无用等谬论，坚决要求取消青年部。
经过激烈的斗争，护部委员会决定不依附商会活动。1937年四五月间，由严奎荣（尚民）着手单独成立香港惠阳青年会。当时在香港，所有公开群众团体必须到港英政府华民政务司注册立案。在不影响社会秩序的情况下，港英当局对群众团体的抗日活动采取了默许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惠阳商会会员李庆祥，因拥有自己的药店和店铺，属于中层人物，严奎荣（尚民）等人便利用他的社会地位，让他负责去华民政务司注册。惠阳青年会最终获得批准成立。
1937年4月，香港惠阳青年会成立，地址油麻地庙街，选举李庆祥为会长，设有执委、常委、监委等。惠青成立时，会员四五百人，到1939年猛增至5000多人，第一任书记是钟仕开，他参加第二批工作团后，刘宣继任书记。1938年5月后，先后有何凡、丘陵、蔡萍、邓培基等人担任书记。青年会长期订阅《新华日报》《群众》等党内刊物，经费支出全靠会员每月二角钱的月费。惠青的成立带动了其他香港青年团体的成立，如宝安青年会、晨钟社、剧团等等。
（二）惠青三批工作团的派出
“七七事变”之后，中共香港市委开始发动党员和爱国青年组织抗日救亡回乡工作团，返回东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8月，在中共香港市委的领导下，香港惠阳青年会组织的“惠阳青年回乡救亡工作团”首批12人回到惠阳淡水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团长邓光度，副团长严奎荣（尚民），也是团里唯一的中共党员。一个月后，邓离团，团长由严奎荣（尚民）接任。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组织的第一个回乡服务团。随后，海陆丰、四会、广宁、台山等地，都有青年组成救亡服务团回乡开展工作。
1937年底，严奎荣（尚民）带领第一批全体团员回到香港总结抗日救亡工作经验。在湾仔英军海军俱乐部惠青分会，工作团还演出话剧、演唱山歌，筹得款项千余元。
1938年初，香港惠青组织第二批工作团回惠阳，团长严尚民，副团长朱快鸣。工作团成立党支部，书记朱快鸣，宣传委员严奎荣（尚民），组织委员叶锋，团员20名，其中从香港回来15名，内地吸收5名。工作团由严尚民、叶锋、刘宣等分别带队，深入到惠阳淡水、坪山、大鹏、稔山、澳头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们首先在惠阳县第二区成立抗敌后援会和文化界救亡工作团，动员爱国青年和中小学教师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组织活动。
第二批工作团更加注重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香港惠阳青年会会长李庆祥亲自回乡对东江统率委员会主任骆凤翔做工作。骆凤翔任命回乡工作团为政治大队。此后工作团到稔山、平海等地都以政治大队名义与当地的区、乡、镇长交涉，掩护基层工作的开展。当时驻防惠州的是国民党一五一师，师长莫希德，下辖两个旅，一个旅驻稔山、平海；另一个驻淡水、澳头坝岗一带，旅长何联芳，是甲子布人。他原本姓李，卖给何家为子，与李庆祥是同村兄弟，私交甚好。第二批工作团利用他们两个人同乡同姓关系，开展统战工作，取得了何的支持。
为了创建抗日武装，工作团1938年7月在惠阳举办为期两个月的惠阳沿海青年武装干部训练班，请何旅派人进行军事训练，共有150多人参加。由叶锋、黄国伟等同志成立训练班临时党支部，领导训练工作，并发展了一批党员。学员毕业后，参加抗日自卫队，不少后来成为东江游击队的骨干。
工作团还派了一批成员到东莞、宝安、增城三县活动，在各县建立群众抗日救亡团体如抗敌后援会、救国会，建立人民抗日武装，大力开展对国民党党政机关的统战工作。第二批工作团工作时间较长，一直坚持到日军进攻华南。全体团员除个别人离团回香港外，绝大部分坚持斗争，并与第三批工作团会合继续抗日工作。 1938年10月12日，日本南支派遣军在惠阳大亚湾登陆，开始全面入侵华南。在日军登陆当天，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决定组建一支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抗击日军入侵。中心县委通过统战工作，以东莞县社会壮丁训练总队（全县的地方武装）名义，组建了“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简称模范队）。10月15日，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成立大会在县城中山公园举行。模范队队长由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兼武装部长王作尧担任，指导员由中心县委组织部长袁鉴文担任，队员基本上是党员及爱国青年、中小学教师和中学生。全队100多人，编为三个小队和一个留城分队。
10月下旬，曾生、周伯明等同志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惠宝工作委员会，曾生任书记，周伯明任宣传部长，谢鹤任组织部部长，叶锋、陈铭炎为委员。会议着重讨论建立抗日武装和如何在东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淡水成立。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治委员，郑天保任副总队长兼参谋长，部队100多人。后来他们又争取国民党社训社的支持，建立了东莞壮丁常备队，配合地方党委动员党员和进步青年118人，组成了壮丁常备队第一中队。在农村，又以党员为骨干，组成5个游击小组。
1938年11月，第三批香港惠阳青年回乡救亡工作团六七十人由刘宣同志带队回到惠阳坪山一带活动。12月7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当地民众抗日武装配合下收复淡水，成立惠阳县第二区行政委员会，严尚民任区长兼工作团团长。这期间，香港海陆丰同乡会也组织海陆丰救亡服务团，由吴伯仲带领，回海陆丰开展工作。
东团的兴
（1939年1月至6月）
1938年12月，由中共东南特委主持，在香港召开有南洋惠州同侨救乡会、香港惠阳青年会、余闲乐社和香港海陆丰同乡会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确立“动员东江群众协助军队及人民武装抗战，并拯救伤兵、难民及辅导民众组织各种救亡团体”的宗旨。随后，东江华侨回乡服务总团办事处在香港九龙旺角成立，东江流动歌剧团为其直属单位。1939年1月，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淡水正式成立，叶锋为团长，刘宣任副团长。香港总团办事处主任刘仁铨，副主任孙石。惠青工作团全部归东团建制，在东江十二个县设立分团，后改编为队。由于严尚民担任惠阳县第二区区长，所以淡水也成了东团公开活动的一个基地。
（一）东团的组织架构
淡水东团由香港总团派出代表协同香港惠阳青年会、香港海陆丰同乡会、余闲乐社等社团代表及惠属各县在外的热心救亡侨胞组成办事处委员会，委员11人。委员会推选主任1名，副主任2名，文书部、动员部、训练部、宣传部、交通部、财政部、事务部各1人。在办事处委员会下设宣传委员会，委员7名，财政保管委员会设委员3人。在总团部之下，每个县设一团，团内设团长、副团长各一人，由总团部办事处委员会任命或由团员大会选举呈报总团部办事处委员会批准。团长之下设立总务干事、宣传干事、交通干事各一人。团长之下，每个区设立一队，内设队长、副队长各一人。
（二）东团的兴
东团初期只成立两个团，惠阳第一团约60人，团长钟仕开；海陆丰第二团约30人，团长吴伯仲。1939年1月初，香港党组织又动员十多人，由梁永思同志带回惠州，在惠州从“抗先”中吸收了六七个人，组成博罗第三团，约20人。团长梁永思，副团长李翼（杨德元）。在惠州学习一个星期后，即开赴博罗开展工作。
东团成立不久后，东宝地区成立东宝队，队长王启光（王次华），队员30余人。他们在东宝广九铁路沿线活动，非常活跃，很快发展到六七十人，成立三个分队。
2月25日，马来亚吉隆坡惠州会馆召开南洋各埠惠州同侨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听取各回乡代表团的工作汇报，决定发动第二次募捐，将捐款百分之四十献给新四军，百分之四十献给惠宝人民游击总队，百分之二十作为惠属难民的救济费。同时积极动员爱国青年参加回乡服务团，回国抗战，并出版东团定期刊物《东江》和《惠报》。3月，紫金第四团成立，约四十人。团长原紫金县委书记黎梦持。不久成立河源第五团，团长朱公拔；龙川第六团，由徐希哲带领活动。6月组织和平第七团，约25人，刘宣任团长。六月下旬，从博罗队抽一部分干部和队员，成立龙门、增城队，由梁思永带队活动。
1939年4月，由于东团迅速发展，团部由淡水迁往惠州城。团长叶锋专程找到惠州城的张友仁先生。他思想比较先进，主张抗日，亲自陪同东团领导一同去与国民党第四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主任香翰屏、国民党惠阳县党部书记何泽宏、惠阳县长刘秉纲联系，向他们介绍东团抗日救亡的宗旨。香翰屏等想争取华侨支持，表示欢迎华侨回乡服务团在东江地区开展活动，并把惠州西湖边上“煜庐”作为东团的办公场地。这时候团部成员有团长叶锋，副团长刘宣，组织部长高云坡，宣传部长张子真，总务部长李惠清，交通部长李星尧。
淡水东团团部搬迁到惠州之后，东江特委以东团名义在博罗县黄麻坡办了一个东团高级干部训练班，分队长以上60余人参加。杜埃和高云坡任正副班主任，李果任学习班党总支书记。
五六月间，南洋先后组织多批华侨回国。比较著名的有：黄柏才、张郁才组织的“两才队”，队长黄志强；官文森组织的文森队，全部是女同志，队长王春红（王超）等等。还有东江流动歌剧团，团长程跃群，政治指导员陈一民。整个剧团17人，除团长、政治指导员外其他人员都是自愿报名的香港学生、工人和店员，巡回到东江各地演出。
1939年6月15日，东团各团队在惠州召开联席会议。国民党东江各行政长官都到大会了解情况，并在大会上赞扬东团为抗日救乡作了大量工作，“你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实际行动，鼓舞了东江百姓奋起抗战。”东江公署专员池中宽等人还与代表一同拍照留念，以示对东团的支持。 1939年上半年是东团大发展全盛时期。东团共建立7个分团、5个队（东宝队、增龙队、吉隆坡队、两才队、文森队）。各县服务人员数计：惠阳县70人，东宝60人，博罗40人，紫金35人，河源36人，和平26人，增城22人，两才队12人，文森队10人，吉隆坡队22人等。活动范围遍及东江地区的海陆丰、和平、紫金、龙川、河源、惠阳、东莞、宝安等12个县。各团队所到之处，除大力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之外，还为群众办夜校，帮助群众劳动，为群众治病，深受群众欢迎，有力地推动了东江地区抗日救亡活动的蓬勃发展。
（三）东团的主要工作
东团是在日寇南侵，惠博相继失守的情况下成立的，因此其主要工作是执行南洋惠属救乡总会的施振工作和宣传抗日救国和组织民众积极参与抗日活动。在战乱的东江地区，东团举办多种夜校、识字班，进一步提高了民众的知识水平和民族意识。在博罗，他们带着大量救济款、药品回到家乡，组织了救护队。在惠阳，他们不但自己执行，而且号召民众执行政府掘毁公路的命令；在龙川，他们协助政府传达政令和各种宣传，动员群众参加抗日军队；在河源，他们协助政府举办训练班，号召民众深入学习三民主义和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动员会发出了《乡村民众抗敌自卫协会组织大纲》和《乡村镇民众抗敌自卫协会工作实施要项》，服务团觉得它们适合当时群众要求，便因势利导地找到当地机关商定由自卫团、乡公所和服务团等联合发起召集大会，筹备成立自卫协会。
从1938年8月起到1940年初，东团出版专刊、宣言2500份。东江流动歌剧团从香港九龙出发，途径大埔、深圳、横岗、龙岗、坪山、周田、樟树、淡水、白花、平山、田心、多祝、赤石、鲘门、东港、下港、梅陇、高田到海丰城，再分兵到青草、香洲、汕尾、捷胜、流口、东冲、向阳、可塘、大山寨、公平、莲花一带，最后回到鹅埠、吉隆、稔山，经良井、平潭到惠州城后返回坪山，行程2000多华里，历时一年零三个月，演出剧目《放下你的鞭子》《太阳旗下》《重逢》等40多个，歌曲70余首，募集捐款全部用来慰劳前方战士。
东团的衰
（1939年7月至1940年7月）
东团迅速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关注。惠阳县县长刘秉纲惊慌地谈到：“服务团这样发展下去不得了，一下就发展了7个团，还有好几个队，遍布整个东江地区，又有几十部单车，这是一只机械化部队。我这个县长才有一个连，两部单车。弄不好我们无法控制。”从六月底开始，国民党对东团的态度开始改变，逐步限制东团活动。
1939年3月，国民党秘密颁布《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几个文件。同年秋，国民党将设在河源的“东江抗先”解散，东团的抗日活动就显得尤为突出了。东团意识到国民党下一个打击目标就会是自己，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停止发展，巩固组织，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严格分开。过去县委、区委挂东团的牌子，现在取消。各自建立自己的交通系统。
1939年6月，国民党当局要求东团成员分批到惠州集训，意图拉拢一批华侨青年，灌输“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思想，监视东团活动，进而加以控制。钟仕开等同志带领五六十个队员参加了集训，在里面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党支部直接领导。国民党政工人员来上课主要是讲拥护三民主义、实行新生活等内容。党支部成员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全惠州城所有的书店都找不到一本关于三民主义的书，于是提出：“要我们拥护三民主义，可是我们还没有看过三民主义是怎样的呢，先给我们每人发一本书看看吧。”他们满口答应，可是找遍全城都没有，弄得狼狈不堪，结果连三民主义也不敢讲了。东团成员在培训期间始终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公开合法的斗争。由于东团有党支部这个坚强的领导，集训队员不听国民党三民主义那一套，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10月，国民党东江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池中宽电令各县监视东团活动。香翰屏电请黄柏才、叶淡波来惠州城，商量东团整顿问题。黄、叶二人来到惠州。香翰屏千方百计拉拢收买他们。叶淡波对香翰屏表示，回去南洋送五百枝枪给香，并答应会将东团“整顿好”。东团利用香翰屏决定整顿东团的目的，因势利导，将挂名团员统统分出，并将分团一律改为队，每个队十多个人。这样东团由原来的433人，降为150人，保留了基本队伍。
1939年冬，国民党东江当局无理限制“东团”龙川队的活动，驱逐东团海陆丰队离开海陆丰，非法拘留惠阳队在梁化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的黄云彭等人；1940年1月31日至2月2日更是制造了“博罗队事件”。之后，国民党惠阳县党部找借口要求东团搬离“煜庐”。5月底，东团总部撤往香港，但决定调两才队、吉隆坡队的部分同志留守。6月，国民党无理查封设在煜庐的东团总部，留守人员转移到张友仁先生住宅荔晴园，继续抗议国民党迫害华侨青年、解散东团，坚持进行抗日救国活动。7月国民党出动武装军警，包围荔晴园，逮捕东团留守人员，至此惠州东团所属公开合法斗争结束。根据党的安排，东团成员有的到学校以教书为掩护，有的到前线参加抗日武装部队，有的留在本地坚持隐蔽斗争，直到取得抗日斗争的最后胜利。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是爱国的群众抗日救亡团体，是广大海外侨胞积极参与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渠道之一。服务团的兴与衰折射出国共之间的联合与斗争。从淡水到惠州，做好统战工作是服务团的兴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是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了国民党东江当局对服务团的支持，另一方面国民党东江当局也需要得到广大海外华侨华人的捐款捐物，同时在海外扩大自己在抗战上的影响。从惠州到香港，尽管东团自身一再压缩编制，接受“整顿”，但国民党东江当局仍然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借故取缔了东团。
东团的起源
（1937年8月至1938年底）
东团由南洋惠侨救乡会、香港惠阳青年会、海陆丰同乡会、余闲乐社等几个团体成立，总团部办事处设置在香港，负责与南洋惠侨救乡会联系，动员爱国青年回乡参战。
（一）香港惠阳青年会（简称惠青）
惠阳青年会前身是香港惠阳商会青年部。青年部1932年成立，第一任部长陈德昭，惠阳澳头岩背村人，香港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纪人。1936年，刘宣当选为部长。青年部除吸收惠阳青年为会员外，也欢迎外省、外县青年参加，最初只有青年工人、学生、小学教师三五十人，后来发展到二百多人。青年部地址设在商会内，举办过多场青年问题座谈会，时事座谈会，也进行过唯物和唯心的哲学争论，出版《青鸟》油印月刊。
西安事变后，青年部积极动员会员参与各种抗日的实际工作，并出版《惠阳青年》期刊，大力提倡国共合作，团结一致对外抗敌，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青年部和工人团体的联合抗日活动，引起惠阳商会一些董事的不满。商会前后两任会长许让成、李天培召开董事会，通过决议取消青年部，并登报声明。青年部则针锋相对地成立由刘宣、严奎荣（尚民）、叶锋、叶汉生、钟强、廖廷辉等人组成的护部委员会，与商会取消青年部的决定进行斗争。护部委员会呼吁各界声援，散发传单，争取有民族良心的开明董事和会员的同情与支持。董事叶强基在惠阳商会会刊发表题为《青年部所见所闻》的文章，斥责商会取消青年部的无理行动。商会董事会与护部委员会展开面对面的辩论，并声言如果青年部继续活动，将使用黑社会打手，还提出青年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宣传抗日救国无用等谬论，坚决要求取消青年部。
经过激烈的斗争，护部委员会决定不依附商会活动。1937年四五月间，由严奎荣（尚民）着手单独成立香港惠阳青年会。当时在香港，所有公开群众团体必须到港英政府华民政务司注册立案。在不影响社会秩序的情况下，港英当局对群众团体的抗日活动采取了默许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惠阳商会会员李庆祥，因拥有自己的药店和店铺，属于中层人物，严奎荣（尚民）等人便利用他的社会地位，让他负责去华民政务司注册。惠阳青年会最终获得批准成立。
1937年4月，香港惠阳青年会成立，地址油麻地庙街，选举李庆祥为会长，设有执委、常委、监委等。惠青成立时，会员四五百人，到1939年猛增至5000多人，第一任书记是钟仕开，他参加第二批工作团后，刘宣继任书记。1938年5月后，先后有何凡、丘陵、蔡萍、邓培基等人担任书记。青年会长期订阅《新华日报》《群众》等党内刊物，经费支出全靠会员每月二角钱的月费。惠青的成立带动了其他香港青年团体的成立，如宝安青年会、晨钟社、剧团等等。
（二）惠青三批工作团的派出
“七七事变”之后，中共香港市委开始发动党员和爱国青年组织抗日救亡回乡工作团，返回东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8月，在中共香港市委的领导下，香港惠阳青年会组织的“惠阳青年回乡救亡工作团”首批12人回到惠阳淡水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团长邓光度，副团长严奎荣（尚民），也是团里唯一的中共党员。一个月后，邓离团，团长由严奎荣（尚民）接任。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组织的第一个回乡服务团。随后，海陆丰、四会、广宁、台山等地，都有青年组成救亡服务团回乡开展工作。
1937年底，严奎荣（尚民）带领第一批全体团员回到香港总结抗日救亡工作经验。在湾仔英军海军俱乐部惠青分会，工作团还演出话剧、演唱山歌，筹得款项千余元。
1938年初，香港惠青组织第二批工作团回惠阳，团长严尚民，副团长朱快鸣。工作团成立党支部，书记朱快鸣，宣传委员严奎荣（尚民），组织委员叶锋，团员20名，其中从香港回来15名，内地吸收5名。工作团由严尚民、叶锋、刘宣等分别带队，深入到惠阳淡水、坪山、大鹏、稔山、澳头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们首先在惠阳县第二区成立抗敌后援会和文化界救亡工作团，动员爱国青年和中小学教师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组织活动。
第二批工作团更加注重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香港惠阳青年会会长李庆祥亲自回乡对东江统率委员会主任骆凤翔做工作。骆凤翔任命回乡工作团为政治大队。此后工作团到稔山、平海等地都以政治大队名义与当地的区、乡、镇长交涉，掩护基层工作的开展。当时驻防惠州的是国民党一五一师，师长莫希德，下辖两个旅，一个旅驻稔山、平海；另一个驻淡水、澳头坝岗一带，旅长何联芳，是甲子布人。他原本姓李，卖给何家为子，与李庆祥是同村兄弟，私交甚好。第二批工作团利用他们两个人同乡同姓关系，开展统战工作，取得了何的支持。
为了创建抗日武装，工作团1938年7月在惠阳举办为期两个月的惠阳沿海青年武装干部训练班，请何旅派人进行军事训练，共有150多人参加。由叶锋、黄国伟等同志成立训练班临时党支部，领导训练工作，并发展了一批党员。学员毕业后，参加抗日自卫队，不少后来成为东江游击队的骨干。
工作团还派了一批成员到东莞、宝安、增城三县活动，在各县建立群众抗日救亡团体如抗敌后援会、救国会，建立人民抗日武装，大力开展对国民党党政机关的统战工作。第二批工作团工作时间较长，一直坚持到日军进攻华南。全体团员除个别人离团回香港外，绝大部分坚持斗争，并与第三批工作团会合继续抗日工作。 1938年10月12日，日本南支派遣军在惠阳大亚湾登陆，开始全面入侵华南。在日军登陆当天，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决定组建一支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抗击日军入侵。中心县委通过统战工作，以东莞县社会壮丁训练总队（全县的地方武装）名义，组建了“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简称模范队）。10月15日，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成立大会在县城中山公园举行。模范队队长由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兼武装部长王作尧担任，指导员由中心县委组织部长袁鉴文担任，队员基本上是党员及爱国青年、中小学教师和中学生。全队100多人，编为三个小队和一个留城分队。
10月下旬，曾生、周伯明等同志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惠宝工作委员会，曾生任书记，周伯明任宣传部长，谢鹤任组织部部长，叶锋、陈铭炎为委员。会议着重讨论建立抗日武装和如何在东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淡水成立。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治委员，郑天保任副总队长兼参谋长，部队100多人。后来他们又争取国民党社训社的支持，建立了东莞壮丁常备队，配合地方党委动员党员和进步青年118人，组成了壮丁常备队第一中队。在农村，又以党员为骨干，组成5个游击小组。
1938年11月，第三批香港惠阳青年回乡救亡工作团六七十人由刘宣同志带队回到惠阳坪山一带活动。12月7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当地民众抗日武装配合下收复淡水，成立惠阳县第二区行政委员会，严尚民任区长兼工作团团长。这期间，香港海陆丰同乡会也组织海陆丰救亡服务团，由吴伯仲带领，回海陆丰开展工作。
东团的兴
（1939年1月至6月）
1938年12月，由中共东南特委主持，在香港召开有南洋惠州同侨救乡会、香港惠阳青年会、余闲乐社和香港海陆丰同乡会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确立“动员东江群众协助军队及人民武装抗战，并拯救伤兵、难民及辅导民众组织各种救亡团体”的宗旨。随后，东江华侨回乡服务总团办事处在香港九龙旺角成立，东江流动歌剧团为其直属单位。1939年1月，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淡水正式成立，叶锋为团长，刘宣任副团长。香港总团办事处主任刘仁铨，副主任孙石。惠青工作团全部归东团建制，在东江十二个县设立分团，后改编为队。由于严尚民担任惠阳县第二区区长，所以淡水也成了东团公开活动的一个基地。
（一）东团的组织架构
淡水东团由香港总团派出代表协同香港惠阳青年会、香港海陆丰同乡会、余闲乐社等社团代表及惠属各县在外的热心救亡侨胞组成办事处委员会，委员11人。委员会推选主任1名，副主任2名，文书部、动员部、训练部、宣传部、交通部、财政部、事务部各1人。在办事处委员会下设宣传委员会，委员7名，财政保管委员会设委员3人。在总团部之下，每个县设一团，团内设团长、副团长各一人，由总团部办事处委员会任命或由团员大会选举呈报总团部办事处委员会批准。团长之下设立总务干事、宣传干事、交通干事各一人。团长之下，每个区设立一队，内设队长、副队长各一人。
（二）东团的兴
东团初期只成立两个团，惠阳第一团约60人，团长钟仕开；海陆丰第二团约30人，团长吴伯仲。1939年1月初，香港党组织又动员十多人，由梁永思同志带回惠州，在惠州从“抗先”中吸收了六七个人，组成博罗第三团，约20人。团长梁永思，副团长李翼（杨德元）。在惠州学习一个星期后，即开赴博罗开展工作。
东团成立不久后，东宝地区成立东宝队，队长王启光（王次华），队员30余人。他们在东宝广九铁路沿线活动，非常活跃，很快发展到六七十人，成立三个分队。
2月25日，马来亚吉隆坡惠州会馆召开南洋各埠惠州同侨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听取各回乡代表团的工作汇报，决定发动第二次募捐，将捐款百分之四十献给新四军，百分之四十献给惠宝人民游击总队，百分之二十作为惠属难民的救济费。同时积极动员爱国青年参加回乡服务团，回国抗战，并出版东团定期刊物《东江》和《惠报》。3月，紫金第四团成立，约四十人。团长原紫金县委书记黎梦持。不久成立河源第五团，团长朱公拔；龙川第六团，由徐希哲带领活动。6月组织和平第七团，约25人，刘宣任团长。六月下旬，从博罗队抽一部分干部和队员，成立龙门、增城队，由梁思永带队活动。
1939年4月，由于东团迅速发展，团部由淡水迁往惠州城。团长叶锋专程找到惠州城的张友仁先生。他思想比较先进，主张抗日，亲自陪同东团领导一同去与国民党第四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主任香翰屏、国民党惠阳县党部书记何泽宏、惠阳县长刘秉纲联系，向他们介绍东团抗日救亡的宗旨。香翰屏等想争取华侨支持，表示欢迎华侨回乡服务团在东江地区开展活动，并把惠州西湖边上“煜庐”作为东团的办公场地。这时候团部成员有团长叶锋，副团长刘宣，组织部长高云坡，宣传部长张子真，总务部长李惠清，交通部长李星尧。
淡水东团团部搬迁到惠州之后，东江特委以东团名义在博罗县黄麻坡办了一个东团高级干部训练班，分队长以上60余人参加。杜埃和高云坡任正副班主任，李果任学习班党总支书记。
五六月间，南洋先后组织多批华侨回国。比较著名的有：黄柏才、张郁才组织的“两才队”，队长黄志强；官文森组织的文森队，全部是女同志，队长王春红（王超）等等。还有东江流动歌剧团，团长程跃群，政治指导员陈一民。整个剧团17人，除团长、政治指导员外其他人员都是自愿报名的香港学生、工人和店员，巡回到东江各地演出。
1939年6月15日，东团各团队在惠州召开联席会议。国民党东江各行政长官都到大会了解情况，并在大会上赞扬东团为抗日救乡作了大量工作，“你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实际行动，鼓舞了东江百姓奋起抗战。”东江公署专员池中宽等人还与代表一同拍照留念，以示对东团的支持。 1939年上半年是东团大发展全盛时期。东团共建立7个分团、5个队（东宝队、增龙队、吉隆坡队、两才队、文森队）。各县服务人员数计：惠阳县70人，东宝60人，博罗40人，紫金35人，河源36人，和平26人，增城22人，两才队12人，文森队10人，吉隆坡队22人等。活动范围遍及东江地区的海陆丰、和平、紫金、龙川、河源、惠阳、东莞、宝安等12个县。各团队所到之处，除大力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之外，还为群众办夜校，帮助群众劳动，为群众治病，深受群众欢迎，有力地推动了东江地区抗日救亡活动的蓬勃发展。
（三）东团的主要工作
东团是在日寇南侵，惠博相继失守的情况下成立的，因此其主要工作是执行南洋惠属救乡总会的施振工作和宣传抗日救国和组织民众积极参与抗日活动。在战乱的东江地区，东团举办多种夜校、识字班，进一步提高了民众的知识水平和民族意识。在博罗，他们带着大量救济款、药品回到家乡，组织了救护队。在惠阳，他们不但自己执行，而且号召民众执行政府掘毁公路的命令；在龙川，他们协助政府传达政令和各种宣传，动员群众参加抗日军队；在河源，他们协助政府举办训练班，号召民众深入学习三民主义和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动员会发出了《乡村民众抗敌自卫协会组织大纲》和《乡村镇民众抗敌自卫协会工作实施要项》，服务团觉得它们适合当时群众要求，便因势利导地找到当地机关商定由自卫团、乡公所和服务团等联合发起召集大会，筹备成立自卫协会。
从1938年8月起到1940年初，东团出版专刊、宣言2500份。东江流动歌剧团从香港九龙出发，途径大埔、深圳、横岗、龙岗、坪山、周田、樟树、淡水、白花、平山、田心、多祝、赤石、鲘门、东港、下港、梅陇、高田到海丰城，再分兵到青草、香洲、汕尾、捷胜、流口、东冲、向阳、可塘、大山寨、公平、莲花一带，最后回到鹅埠、吉隆、稔山，经良井、平潭到惠州城后返回坪山，行程2000多华里，历时一年零三个月，演出剧目《放下你的鞭子》《太阳旗下》《重逢》等40多个，歌曲70余首，募集捐款全部用来慰劳前方战士。
东团的衰
（1939年7月至1940年7月）
东团迅速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关注。惠阳县县长刘秉纲惊慌地谈到：“服务团这样发展下去不得了，一下就发展了7个团，还有好几个队，遍布整个东江地区，又有几十部单车，这是一只机械化部队。我这个县长才有一个连，两部单车。弄不好我们无法控制。”从六月底开始，国民党对东团的态度开始改变，逐步限制东团活动。
1939年3月，国民党秘密颁布《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几个文件。同年秋，国民党将设在河源的“东江抗先”解散，东团的抗日活动就显得尤为突出了。东团意识到国民党下一个打击目标就会是自己，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停止发展，巩固组织，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严格分开。过去县委、区委挂东团的牌子，现在取消。各自建立自己的交通系统。
1939年6月，国民党当局要求东团成员分批到惠州集训，意图拉拢一批华侨青年，灌输“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思想，监视东团活动，进而加以控制。钟仕开等同志带领五六十个队员参加了集训，在里面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党支部直接领导。国民党政工人员来上课主要是讲拥护三民主义、实行新生活等内容。党支部成员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全惠州城所有的书店都找不到一本关于三民主义的书，于是提出：“要我们拥护三民主义，可是我们还没有看过三民主义是怎样的呢，先给我们每人发一本书看看吧。”他们满口答应，可是找遍全城都没有，弄得狼狈不堪，结果连三民主义也不敢讲了。东团成员在培训期间始终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公开合法的斗争。由于东团有党支部这个坚强的领导，集训队员不听国民党三民主义那一套，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10月，国民党东江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池中宽电令各县监视东团活动。香翰屏电请黄柏才、叶淡波来惠州城，商量东团整顿问题。黄、叶二人来到惠州。香翰屏千方百计拉拢收买他们。叶淡波对香翰屏表示，回去南洋送五百枝枪给香，并答应会将东团“整顿好”。东团利用香翰屏决定整顿东团的目的，因势利导，将挂名团员统统分出，并将分团一律改为队，每个队十多个人。这样东团由原来的433人，降为150人，保留了基本队伍。
1939年冬，国民党东江当局无理限制“东团”龙川队的活动，驱逐东团海陆丰队离开海陆丰，非法拘留惠阳队在梁化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的黄云彭等人；1940年1月31日至2月2日更是制造了“博罗队事件”。之后，国民党惠阳县党部找借口要求东团搬离“煜庐”。5月底，东团总部撤往香港，但决定调两才队、吉隆坡队的部分同志留守。6月，国民党无理查封设在煜庐的东团总部，留守人员转移到张友仁先生住宅荔晴园，继续抗议国民党迫害华侨青年、解散东团，坚持进行抗日救国活动。7月国民党出动武装军警，包围荔晴园，逮捕东团留守人员，至此惠州东团所属公开合法斗争结束。根据党的安排，东团成员有的到学校以教书为掩护，有的到前线参加抗日武装部队，有的留在本地坚持隐蔽斗争，直到取得抗日斗争的最后胜利。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是爱国的群众抗日救亡团体，是广大海外侨胞积极参与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渠道之一。服务团的兴与衰折射出国共之间的联合与斗争。从淡水到惠州，做好统战工作是服务团的兴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是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了国民党东江当局对服务团的支持，另一方面国民党东江当局也需要得到广大海外华侨华人的捐款捐物，同时在海外扩大自己在抗战上的影响。从惠州到香港，尽管东团自身一再压缩编制，接受“整顿”，但国民党东江当局仍然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借故取缔了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