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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镇化改变的不仅是农民的物质家园，也包括农民的精神家园，这些变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令人担忧的一面。只有物质层面建设，没有对农民家园意识建设给予应有关注的城镇化是有缺陷的，也是不能持久的。
关键词：城镇化；农民；家园意识；变迁
2014年中央城镇工作会议提出，提高城镇建设水平，“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这实际上是对过去单纯考虑物质化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反思，如何对待乡土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文化改造和传承问题。没有精神家园的农民也不会善待人类生命之源，人类失去精神的家就会最终失去生物的家。
一、农民家园意识的表征
历史上，家园意识总是与漂泊、社会动乱、变迁联系，因此也成为文学作品中永恒的话题。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乡土村民开始离弃家园奔向城市，成为离失乡土家园的客居者，但现有的政策设计使这些农民工往往陷入既回不了家乡，又无法在城市落户的两难境地，成为无家可归的人；城镇化的大力推进，改变了农民世代居住熟悉的生活场景，有了新居，却失去了家园归属感。没有家园的人，自然谈不上家园意识。因此，家园意识一定得有所附丽。首先，一定要有让村民熟悉的场景，割舍不掉的情怀；其次，要有让人感怀的东西，这些物件有层层叠叠的历史积淀，有说不完的故事。田、园、庐、墓往往是人们对传统乡村的印象，由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农民的家园意识在城镇化进程中发生的变迁。
（一）土地情感
中国的农业文明有几千年的历史，土地是人们衣食之母，人们对土地的珍爱和依恋是乡土社会最为共通的情感，也是乡土之所以成其为乡土最为醒目的标记。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开宗明义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因此，对土地的态度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文化问题。
（二）祖先崇拜
中国历来有重视宗族血缘的文化传统，重视生育、善待生命和慎终追远三个文化理念贯彻人的一生，如果说前两个是对理想生活追求的话，那么后者则更多寄托了对祖先的思念及对生命延续的追求。《左传·成公十三年》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统治者每年要举行各种形式的祭奠活动，民间则通过设灵牌、续族谱、建祠堂、修庙宇、上坟烧纸等形式寄托对祖先的怀念。儒家观念中，百行孝为先，“忠”、“孝”是最重要的美德。对祖先的崇拜不仅仅是一种信条，更是民众日常要遵守的行为准则。祖先崇拜培植的方法就是“生则养，死别敬享”。故有“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教导，赋予祖先崇拜“报本、追远、崇德”的意义，期望民德因而归厚。因此，祖先崇拜在强化家园认同感、培养尊老敬老、知恩图报美德、整合社会风尚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乡风民俗
所谓“十里不同风 百里不同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风俗习惯。这些古风民俗，既是当地人区别于外乡人最好的标识，也往往是对村民进行教化、规范的活教材，起着凝聚人心、规范行为、道德教化的作用。所以，宗族行会、乡规民约、人生仪礼、岁时节日、祭祀禁忌、民间艺术、神话传说等等就成了家园意识的又一表征。
二、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家园意识的变迁
（一）土地情感淡化
农民与土地本有着天然的联系，但在城镇化进程中，谁是农民？农民是否愿意种地就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人社部的调查显示，我国失地农民约4000万，新生代农民工中，16～25岁的41.4%没有承包地、36.4%没有宅基地；25～30岁的35.4%没有承包地、33%没有宅基地。愿意回农村定居的农民工只占8.8%。只有7.7%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回农村定居，而老一代农民工的比例为13.3%。尽管如此，要让农民完全放弃土地，进入城市也并不容易。2013年6月，四川眉山的一项调查显示，160多万农村劳动力中，只有不到四成的人有意愿向城镇居民转变。如果除去已在城镇居住生活的农村户籍人口，和将“新农村综合体”与城镇混淆，以为搬入“新农村综合体”就是城镇化的农村居民。真正有意愿到城镇居住、向城镇居民转变的农村居民，只有10多万人。调查认为，影响农民向城镇居民转变的最主要因素，就是不愿放弃土地。其他地方的情况也比较类似，由于征地拆迁引发的冲突不时见诸报端就可见一斑。
但农民对土地的态度是矛盾，一方面他们不愿放弃土地，另一方面也不愿在土地上有更多投入。据2011年央视报道，国土资源部调查发现，我国每年撂荒的耕地近3000万亩。农民即便还种地，对土地的投入也十分有限，很多是粗放式经营。新一代农民工对故乡的风物人情早已淡漠，他们有不少是失地农民，更不可能回去耕种父辈撂荒的土地。
（二）家乡认同感的弱化
农民浓厚的 “恋土”、“恋乡”情结，决定了农民具有某种强烈的对所属血缘、地缘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但无处不在的城市文化、现代文化让乡村生活显得单调、落后、乏味。农二代要么出生、成长在他们父母打工的城市，脑子中完全没有家乡的概念，要么从小远离农事，或通过上学离开乡村，或少小离家打工，他们欣赏城市文化，模仿城市人的生活方式，鄙视乡土文化和乡村生活方式。现代化意味着同质化、统一性，城市文化、商业文化像一个巨大的熨斗，伴随着各种传播工具，对乡村文化进行了一次毫不留情的熨烫，即便是最落后的村落也能看到现代性的力量。
（三）乡村伦理的变迁
费孝通先生说，如果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乡土社会可以说是一个“无法” 却有秩序的“礼治”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风俗、习惯、礼仪及各种成文与不成文的村规民约形成一种保障秩序的规约系统，具有康芒斯所谓“隐形的制度”之特征。村民把世代流传下来的规矩习惯看做是不容争辩必须要敬畏和遵守的，违反规则就可能承受来自外界的谴责和内心的折磨，甚至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大量研究表明，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传统乡村伦理由于农民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发生变迁，甚至出现伦理性危机。 传统社会里，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奢侈浪费在乡村社会则是很受诟病的恶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消费水平也不断提升，一些发达地区的村民消费甚至超过一线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特别是年轻人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都已发生很大变化。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显示，青年农民的消费方式已经和父辈有很大的不同，时尚的服装、电子产品、家用电器、装修等都在向城里人看齐，休闲方式也更有闲情逸致 。
但另一方面，乡村的攀比浪费之风也越来越令人关注。城镇化进程中，现代因子的渗入极大影响了村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城市的生活方式成为村民心目中某种品位的象征。传统社会对“面子”的重视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资本的竞争使乡村俨然演变成一个充满竞争的场域，村民在房子、大件耐用消费品、婚丧嫁娶等重大支出项目中摆阔、比拼之风愈演愈烈，已经成为村庄不能承受之重。基于对物质的过分追求和攀比，传统的价值观念也逐渐受到挑战、冷落甚至是嘲弄，一些村民甚至为了钱从事为人不齿的行当，坑蒙拐骗、制假造假，价值观扭曲。
勤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美德。但随着我国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和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农村的劳动强度和用工总量大大降低，农村家庭的生产功能逐渐弱化，加之农村文化生活的贫乏，有大量闲暇时间的农民沉溺打牌赌博之中。在田地里劳作的多是中老年人，年轻人即便不去打工，也不屑于田间劳作，种地产出效益低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们觉得没出息，没面子。
信任弱化。费孝通指出“在熟人社会状态下，信任是必然的产物”。但城镇化打破了村庄原有的格局，人口的流动性增强，村庄的舆论压力也逐渐失去过去的督导、教化、规范的作用。熟人社会逐渐变成“熟悉的陌生人”或陌生人的社会。当这种变化来临时，传统社会中被挤压约束的劣质文化和市场经济中衍生的负面效应结合起来，不但使陌生人之间难以建立信任，连熟人之间本应具有的信任感也变得摇摇欲坠。王露璐教授的研究表明，村庄成员间的信任关系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态势。
（四）祖先崇拜弱化
按照贺雪锋的划分方式，祖先崇拜应该属于本体性价值层面。传统社会村民对本体性价值的追求成为他们生活的精神支柱，但由于现代性因素的影响，加之家庭格局及现代人生产方式的变化，祖先崇拜在仪式上、内涵上发生变化甚至弱化都在所难免，但孝道的衰落而导致的伦理观念的异化则是令人担忧的。
一方面，在大部分国人心目中，祭祖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漂泊在外的游子、离开乡村生活在都市的外乡人，每当遇到祖先的忌日或重大节日，总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哀思。乡村的葬礼更是繁琐而隆重，极尽哀思，尽管其中有不少属于面子竞争的成分。一些富裕起来的地区出现的续家谱、修宗祠的活动，包括政府参与的大型祭祖活动则不断强化民众对祖先的追忆。但由于村落规模的扩大和人口流动的加剧，加之近代以来对农村宗族势力的打击，许多地方的农村既无宗祠，也无具有人格和道德权威的长老级人物，因此一般不大可能组织规模性的祭祖活动，更多的是村民对自己直系亲属的祭奠。
另一方面，乡村老人的处境又令人堪忧。在许多地方，随着农民进城打工潮的兴起，不少农庭青壮年劳力把子女和农事丢给老人，一走了之，老人成了廉价劳动力，至于对老人的赡养和精神慰藉就无从谈起了。许多老人老无所依，病无所养，农村老人自杀事件时有发生，甚至死后也得不到应有的礼遇。
讲究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出人头地和光宗耀祖历来是炎黄子孙为之奋斗的不懈动力，也是祖先用以鼓励后代为家族争光的勉励之词。孝道衰落的背后是传统文化的沦丧，是个体对社会责任感的茫然和淡化。
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现代化的转型意味着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转型。欧美社会就是在抛弃了传统的血缘、地缘、家族、宗族主义影响后，逐步建立起不徇私情、不重血缘地缘的现代人际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祖先崇拜弱化或许会淡化地缘、血缘关系，有利于建立自由公平的现代人际关系。但处在转型期的乡土社会，新的伦理规范尚未建立起来，优秀的传统美德又被抛弃，是否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另一个副产品呢？
三、结语
城镇化对农民家园意识的影响是双重的，城镇化打破了乡村的封闭和保守，农民安土重迁的观念受到冲击，人员流动推动了社会变迁。但负向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土地情感弱化、传统伦理道德危机、乡土文化没落、乡村社会离散等。当代农民家园意识逐渐淡化的直接后果可能是粮食安全、社会治安、新农村建设、环境治理、文化传承等问题的日渐凸显。间接后果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不断被侵蚀，其现代价值也不断受到质疑。长远后果可能是现代人在现代社会逐渐失去精神家园，个体精神破碎与虚无日益弥漫，现代化也将失去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1]郭少峰：专家称我国失地农民约4000万，愿回乡民工不到一成[N].新京报，2011-10-31.
[2]王露璐.农村改革30年来的伦理变迁与反思[EB/OL].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2009-7-15.
[3]王露璐.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人际信任[J].道德与文明，2013（04）.
*本文为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四化”同步发展背景下的乡民精神家园构建研究（编号：2013-GH-323）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中原工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
关键词：城镇化；农民；家园意识；变迁
2014年中央城镇工作会议提出，提高城镇建设水平，“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这实际上是对过去单纯考虑物质化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反思，如何对待乡土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文化改造和传承问题。没有精神家园的农民也不会善待人类生命之源，人类失去精神的家就会最终失去生物的家。
一、农民家园意识的表征
历史上，家园意识总是与漂泊、社会动乱、变迁联系，因此也成为文学作品中永恒的话题。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乡土村民开始离弃家园奔向城市，成为离失乡土家园的客居者，但现有的政策设计使这些农民工往往陷入既回不了家乡，又无法在城市落户的两难境地，成为无家可归的人；城镇化的大力推进，改变了农民世代居住熟悉的生活场景，有了新居，却失去了家园归属感。没有家园的人，自然谈不上家园意识。因此，家园意识一定得有所附丽。首先，一定要有让村民熟悉的场景，割舍不掉的情怀；其次，要有让人感怀的东西，这些物件有层层叠叠的历史积淀，有说不完的故事。田、园、庐、墓往往是人们对传统乡村的印象，由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农民的家园意识在城镇化进程中发生的变迁。
（一）土地情感
中国的农业文明有几千年的历史，土地是人们衣食之母，人们对土地的珍爱和依恋是乡土社会最为共通的情感，也是乡土之所以成其为乡土最为醒目的标记。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开宗明义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因此，对土地的态度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文化问题。
（二）祖先崇拜
中国历来有重视宗族血缘的文化传统，重视生育、善待生命和慎终追远三个文化理念贯彻人的一生，如果说前两个是对理想生活追求的话，那么后者则更多寄托了对祖先的思念及对生命延续的追求。《左传·成公十三年》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统治者每年要举行各种形式的祭奠活动，民间则通过设灵牌、续族谱、建祠堂、修庙宇、上坟烧纸等形式寄托对祖先的怀念。儒家观念中，百行孝为先，“忠”、“孝”是最重要的美德。对祖先的崇拜不仅仅是一种信条，更是民众日常要遵守的行为准则。祖先崇拜培植的方法就是“生则养，死别敬享”。故有“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教导，赋予祖先崇拜“报本、追远、崇德”的意义，期望民德因而归厚。因此，祖先崇拜在强化家园认同感、培养尊老敬老、知恩图报美德、整合社会风尚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乡风民俗
所谓“十里不同风 百里不同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风俗习惯。这些古风民俗，既是当地人区别于外乡人最好的标识，也往往是对村民进行教化、规范的活教材，起着凝聚人心、规范行为、道德教化的作用。所以，宗族行会、乡规民约、人生仪礼、岁时节日、祭祀禁忌、民间艺术、神话传说等等就成了家园意识的又一表征。
二、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家园意识的变迁
（一）土地情感淡化
农民与土地本有着天然的联系，但在城镇化进程中，谁是农民？农民是否愿意种地就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人社部的调查显示，我国失地农民约4000万，新生代农民工中，16～25岁的41.4%没有承包地、36.4%没有宅基地；25～30岁的35.4%没有承包地、33%没有宅基地。愿意回农村定居的农民工只占8.8%。只有7.7%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回农村定居，而老一代农民工的比例为13.3%。尽管如此，要让农民完全放弃土地，进入城市也并不容易。2013年6月，四川眉山的一项调查显示，160多万农村劳动力中，只有不到四成的人有意愿向城镇居民转变。如果除去已在城镇居住生活的农村户籍人口，和将“新农村综合体”与城镇混淆，以为搬入“新农村综合体”就是城镇化的农村居民。真正有意愿到城镇居住、向城镇居民转变的农村居民，只有10多万人。调查认为，影响农民向城镇居民转变的最主要因素，就是不愿放弃土地。其他地方的情况也比较类似，由于征地拆迁引发的冲突不时见诸报端就可见一斑。
但农民对土地的态度是矛盾，一方面他们不愿放弃土地，另一方面也不愿在土地上有更多投入。据2011年央视报道，国土资源部调查发现，我国每年撂荒的耕地近3000万亩。农民即便还种地，对土地的投入也十分有限，很多是粗放式经营。新一代农民工对故乡的风物人情早已淡漠，他们有不少是失地农民，更不可能回去耕种父辈撂荒的土地。
（二）家乡认同感的弱化
农民浓厚的 “恋土”、“恋乡”情结，决定了农民具有某种强烈的对所属血缘、地缘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但无处不在的城市文化、现代文化让乡村生活显得单调、落后、乏味。农二代要么出生、成长在他们父母打工的城市，脑子中完全没有家乡的概念，要么从小远离农事，或通过上学离开乡村，或少小离家打工，他们欣赏城市文化，模仿城市人的生活方式，鄙视乡土文化和乡村生活方式。现代化意味着同质化、统一性，城市文化、商业文化像一个巨大的熨斗，伴随着各种传播工具，对乡村文化进行了一次毫不留情的熨烫，即便是最落后的村落也能看到现代性的力量。
（三）乡村伦理的变迁
费孝通先生说，如果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乡土社会可以说是一个“无法” 却有秩序的“礼治”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风俗、习惯、礼仪及各种成文与不成文的村规民约形成一种保障秩序的规约系统，具有康芒斯所谓“隐形的制度”之特征。村民把世代流传下来的规矩习惯看做是不容争辩必须要敬畏和遵守的，违反规则就可能承受来自外界的谴责和内心的折磨，甚至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大量研究表明，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传统乡村伦理由于农民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发生变迁，甚至出现伦理性危机。 传统社会里，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奢侈浪费在乡村社会则是很受诟病的恶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消费水平也不断提升，一些发达地区的村民消费甚至超过一线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特别是年轻人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都已发生很大变化。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显示，青年农民的消费方式已经和父辈有很大的不同，时尚的服装、电子产品、家用电器、装修等都在向城里人看齐，休闲方式也更有闲情逸致 。
但另一方面，乡村的攀比浪费之风也越来越令人关注。城镇化进程中，现代因子的渗入极大影响了村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城市的生活方式成为村民心目中某种品位的象征。传统社会对“面子”的重视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资本的竞争使乡村俨然演变成一个充满竞争的场域，村民在房子、大件耐用消费品、婚丧嫁娶等重大支出项目中摆阔、比拼之风愈演愈烈，已经成为村庄不能承受之重。基于对物质的过分追求和攀比，传统的价值观念也逐渐受到挑战、冷落甚至是嘲弄，一些村民甚至为了钱从事为人不齿的行当，坑蒙拐骗、制假造假，价值观扭曲。
勤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美德。但随着我国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和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农村的劳动强度和用工总量大大降低，农村家庭的生产功能逐渐弱化，加之农村文化生活的贫乏，有大量闲暇时间的农民沉溺打牌赌博之中。在田地里劳作的多是中老年人，年轻人即便不去打工，也不屑于田间劳作，种地产出效益低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们觉得没出息，没面子。
信任弱化。费孝通指出“在熟人社会状态下，信任是必然的产物”。但城镇化打破了村庄原有的格局，人口的流动性增强，村庄的舆论压力也逐渐失去过去的督导、教化、规范的作用。熟人社会逐渐变成“熟悉的陌生人”或陌生人的社会。当这种变化来临时，传统社会中被挤压约束的劣质文化和市场经济中衍生的负面效应结合起来，不但使陌生人之间难以建立信任，连熟人之间本应具有的信任感也变得摇摇欲坠。王露璐教授的研究表明，村庄成员间的信任关系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态势。
（四）祖先崇拜弱化
按照贺雪锋的划分方式，祖先崇拜应该属于本体性价值层面。传统社会村民对本体性价值的追求成为他们生活的精神支柱，但由于现代性因素的影响，加之家庭格局及现代人生产方式的变化，祖先崇拜在仪式上、内涵上发生变化甚至弱化都在所难免，但孝道的衰落而导致的伦理观念的异化则是令人担忧的。
一方面，在大部分国人心目中，祭祖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漂泊在外的游子、离开乡村生活在都市的外乡人，每当遇到祖先的忌日或重大节日，总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哀思。乡村的葬礼更是繁琐而隆重，极尽哀思，尽管其中有不少属于面子竞争的成分。一些富裕起来的地区出现的续家谱、修宗祠的活动，包括政府参与的大型祭祖活动则不断强化民众对祖先的追忆。但由于村落规模的扩大和人口流动的加剧，加之近代以来对农村宗族势力的打击，许多地方的农村既无宗祠，也无具有人格和道德权威的长老级人物，因此一般不大可能组织规模性的祭祖活动，更多的是村民对自己直系亲属的祭奠。
另一方面，乡村老人的处境又令人堪忧。在许多地方，随着农民进城打工潮的兴起，不少农庭青壮年劳力把子女和农事丢给老人，一走了之，老人成了廉价劳动力，至于对老人的赡养和精神慰藉就无从谈起了。许多老人老无所依，病无所养，农村老人自杀事件时有发生，甚至死后也得不到应有的礼遇。
讲究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出人头地和光宗耀祖历来是炎黄子孙为之奋斗的不懈动力，也是祖先用以鼓励后代为家族争光的勉励之词。孝道衰落的背后是传统文化的沦丧，是个体对社会责任感的茫然和淡化。
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现代化的转型意味着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转型。欧美社会就是在抛弃了传统的血缘、地缘、家族、宗族主义影响后，逐步建立起不徇私情、不重血缘地缘的现代人际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祖先崇拜弱化或许会淡化地缘、血缘关系，有利于建立自由公平的现代人际关系。但处在转型期的乡土社会，新的伦理规范尚未建立起来，优秀的传统美德又被抛弃，是否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另一个副产品呢？
三、结语
城镇化对农民家园意识的影响是双重的，城镇化打破了乡村的封闭和保守，农民安土重迁的观念受到冲击，人员流动推动了社会变迁。但负向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土地情感弱化、传统伦理道德危机、乡土文化没落、乡村社会离散等。当代农民家园意识逐渐淡化的直接后果可能是粮食安全、社会治安、新农村建设、环境治理、文化传承等问题的日渐凸显。间接后果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不断被侵蚀，其现代价值也不断受到质疑。长远后果可能是现代人在现代社会逐渐失去精神家园，个体精神破碎与虚无日益弥漫，现代化也将失去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1]郭少峰：专家称我国失地农民约4000万，愿回乡民工不到一成[N].新京报，2011-10-31.
[2]王露璐.农村改革30年来的伦理变迁与反思[EB/OL].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2009-7-15.
[3]王露璐.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人际信任[J].道德与文明，2013（04）.
*本文为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四化”同步发展背景下的乡民精神家园构建研究（编号：2013-GH-323）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中原工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