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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康德、尼采、叔本华、海德格尔、黑格尔、马克思、高斯、薛定谔、爱因斯坦、歌德、席勒、海涅、荷尔德林、托马斯·曼、黑塞、茨威格、德鲁克……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性格各异，却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德国人或德语系国家的人。
长久以来，我一直困惑，为什么德国在十分短的时间里，出现了这么多杰出的人物？这些人大都出生在1750年至1950年之间的200年时间里。而其他曾经崛起的大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乃至美国），都未曾有过这样能够在音乐、哲学、数学、科学、文学等诸多领域爆炸式的产生如此众多杰出人物的情况。德国，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彼得·沃森，一位当过多年记者的历史研究学家的英国人，他同样存有如此疑问，当然，他有这样的疑问也是因为二战之后的英国人对德国的了解越来越少，其中甚至存在许多误解。比如，有数据分析，97%的德国人拥有英语基本知识，其中25%的人达到流利程度，然而却只有22%的英国人了解德语的基本知识；而英国每年6000万的出境人次中，只有3%是前往德国的。所以，彼得·沃森认为有必要将德国璀璨的历史和人物做一个完整的记录和介绍，于是，就有了这本《德国天才》。
毫无疑问，彼得·沃森的历史观是建立在这些杰出人物上的，是这些杰出人物的能动性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那个时代。
德国在1750年的时候，都还是一个十分羸弱的国家，甚至连国家都称不上，因为它那时是以相当分裂的方式存在着的。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的普鲁士宫廷里，人们都是用法语交谈，由此可见德国当时多么的不自信。不过，要说改变德意志民族命运的，却也正是这位弗里德里希二世国王及其父亲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笃信虔信主义，即认为今生今世的善举将有助于改善末日审判时获得的裁定。在他执政的1713年至1740年期间，他给予了虔信主义者空前的机遇去实现他们的抱负。他动员了教会、学校、国家机关，以及普鲁士的每一个社会性机构以推进虔信运动。这种自上而下的虔信主义信仰，首先最大程度上地改变了军队和官僚机构，使得军官和官员们开始将为他人提供帮助也作为荣誉的一部分。为了培养更多能干的官员，威廉一世在大学中设置了财政学，讲授经济、财政、警察制度等专业知识和法理根源，并且还提供了低阶官员可以通达高级职位的机会。在这些政策措施之下，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进取意识的官员阶层，他们拥护通过教育提升公民社会的素养。而弗里德里希二世继位之后，继续保留了“军事-官僚-教育-经济”的总体结构，经过七十多年两代君主的努力，使得国家主导的虔信运动成为了普鲁士文化的核心，并使得普鲁士走上了崛起之路，并经受住了拿破仑战争的破坏。
德意志的崛起，也和其对大学教育的重视程度有很强的关系。早在18世纪早期，德意志就拥有了近50所大学，而同时期的大不列颠王国却只有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虽然德意志的很多大学规模很小，但由于其数量多和地方性强的特点，使得那些家境贫穷但是却极具天赋的孩子也可以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到了1742年，普鲁士的学校超过1660所，自此，普鲁士人成为“近代欧洲纪律性最强的民众”。
在早期，大学里面教授的是一成不变的真知，而不是新颖的观念，大学教育也并不寄希望于产出新知识，在很多大学中，只有神学和哲学两个科目。而1737年成立的哥廷根大学，改变了这一切。哥廷根大学的创建者是格拉赫·阿道夫·冯·明希豪森。由于他早年在荷兰和意大利游学，深感这种想求得“高雅之学”就必须离开德意志的境况十分不幸，于是他希望能够筹建一所新大学。在哥廷根大学里，明希豪森不再突出神学地位，而是限制了神学院的审查权，这是一项空前的举措。这项措施让哥廷根大学在思想、写作、出版等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自由。另外，明希豪森提升了哲学的地位，他在哲学院中设立了历史学、语言学、数学等学科，还开设了物理学、政治学、自然史、测量学、军事与民用建筑学、历史、地理、艺术等课程。同时，他也开设了为官员阶层的生活做好准备的训练课程：舞蹈、击剑、绘画、音乐等。
除此之外，哥廷根大学还发行了第一批专业学术期刊，发展了研讨班。研讨班鼓励相互批评，知识被看作是可变的，不确定的，鼓励揭示新知识，教师在研讨班上的目标也不再是重复既有的知识，而是提升学生的品鉴力，判断力和理解力。研讨班和学术期刊的意义十分重大，它们启发了现代意义上的研究，导致了现代意义上的博士学位的出现，并引发产生了学术化、科学化的学科和专业。这些可以说是德意志大学的创举。
在哥廷根大学和哈勒大学的推动下，德意志形成了一种新式的教育。它重新定义了什么才是受过教育的人，它倡导的是人们应该通过教育和求知，在知识面和道德层次上追求进取和提升，从而糅合智慧和自我实现，以达到内在的发展和对完美的追求。这样的教育理念，为德意志社会内部产生一个新的阶层做出了准备。这个阶层与具有商贾特征的中产阶级不同，他们对自身的理解是在辅助德意志文化复兴方面比其他阶层更负有责任。他们的人数规模并不多，但是他们却控制了国家的官僚体系、教会、军队、教授席位和其他各种专业行当。于是，这样一种上进的、合理的、英才式的、以国家为导向的社会愿景就被这样一个新兴阶层带入了社会之中。
在国家为主导的虔信运动，和大学的变革与崛起之后，德意志开始拥有了一个区别于其他国家知识阶层的新兴群体。在法兰西，知识阶层与王权渐行渐远，甚至对抗；在俄罗斯，知识阶层都是贵族出身；在大不列颠，知识阶层在20世纪才出现。而在德意志，知识阶层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且，也正由于德意志的城邦制，缺少集中的大都市，使得这样的知识阶层分布在全国各地，而他们都积极投身于国家的行政之中。
由于德意志民众开始逐渐追求教养，阅读革命继而在德意志境内爆发，关于当时的阅读盛况，有人这样描写：“无论是优秀的作家还是蹩脚作家的作品都被搜罗进诸侯的宅邸，码放在织机旁边，以此显示自己并非没有文化。民族的上层社会在用书籍装饰房间而不是用织锦”。由于德意志的邦国都各自为政，所以内容审查制度天然很难执行，这使得德意志得以出版众多书籍。德意志出版的期刊从1745年的260种增加到了1785年的1225种，而同时期的法国，则只有82种。
由于阅读的大量增加，德意志人的阅读趣味发生了显著的变迁，神学著作的比重从1625年的46%降至1800年的6%，哲学著作则从19%上升到40%，文学作品从5%上升到27%。这也就引发了艺术与科学的繁荣，激发了哲学复兴，推动了新的美学理论。彼得·沃森指出：德意志发生了第三次文艺复兴。用他的话说，德意志形成了虔信的秉性，产生了教养和对完美追求的天性，进而经历了文艺复兴。在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重新塑造了自己的民族性格，产生了一批上进的英才式阶层，并且国家和民众拥有共同的富强理想的情况下，德国产生那么多杰出的人物也就可以理解 了。
彼得·沃森用独到的叙事方式将百年的变革如同激流般倾泻而下，畅快淋漓。当然，全书共有4册1000多页，其中还有许多是被历史所“遗忘”但在当时却名噪一时的人物，如作家莱辛、博物学家洪堡、考古学之父温克尔曼等。总之，此书是难得的思想与文化史佳作，非常值得一看。
长久以来，我一直困惑，为什么德国在十分短的时间里，出现了这么多杰出的人物？这些人大都出生在1750年至1950年之间的200年时间里。而其他曾经崛起的大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乃至美国），都未曾有过这样能够在音乐、哲学、数学、科学、文学等诸多领域爆炸式的产生如此众多杰出人物的情况。德国，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彼得·沃森，一位当过多年记者的历史研究学家的英国人，他同样存有如此疑问，当然，他有这样的疑问也是因为二战之后的英国人对德国的了解越来越少，其中甚至存在许多误解。比如，有数据分析，97%的德国人拥有英语基本知识，其中25%的人达到流利程度，然而却只有22%的英国人了解德语的基本知识；而英国每年6000万的出境人次中，只有3%是前往德国的。所以，彼得·沃森认为有必要将德国璀璨的历史和人物做一个完整的记录和介绍，于是，就有了这本《德国天才》。
毫无疑问，彼得·沃森的历史观是建立在这些杰出人物上的，是这些杰出人物的能动性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那个时代。
德国在1750年的时候，都还是一个十分羸弱的国家，甚至连国家都称不上，因为它那时是以相当分裂的方式存在着的。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的普鲁士宫廷里，人们都是用法语交谈，由此可见德国当时多么的不自信。不过，要说改变德意志民族命运的，却也正是这位弗里德里希二世国王及其父亲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笃信虔信主义，即认为今生今世的善举将有助于改善末日审判时获得的裁定。在他执政的1713年至1740年期间，他给予了虔信主义者空前的机遇去实现他们的抱负。他动员了教会、学校、国家机关，以及普鲁士的每一个社会性机构以推进虔信运动。这种自上而下的虔信主义信仰，首先最大程度上地改变了军队和官僚机构，使得军官和官员们开始将为他人提供帮助也作为荣誉的一部分。为了培养更多能干的官员，威廉一世在大学中设置了财政学，讲授经济、财政、警察制度等专业知识和法理根源，并且还提供了低阶官员可以通达高级职位的机会。在这些政策措施之下，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进取意识的官员阶层，他们拥护通过教育提升公民社会的素养。而弗里德里希二世继位之后，继续保留了“军事-官僚-教育-经济”的总体结构，经过七十多年两代君主的努力，使得国家主导的虔信运动成为了普鲁士文化的核心，并使得普鲁士走上了崛起之路，并经受住了拿破仑战争的破坏。
德意志的崛起，也和其对大学教育的重视程度有很强的关系。早在18世纪早期，德意志就拥有了近50所大学，而同时期的大不列颠王国却只有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虽然德意志的很多大学规模很小，但由于其数量多和地方性强的特点，使得那些家境贫穷但是却极具天赋的孩子也可以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到了1742年，普鲁士的学校超过1660所，自此，普鲁士人成为“近代欧洲纪律性最强的民众”。
在早期，大学里面教授的是一成不变的真知，而不是新颖的观念，大学教育也并不寄希望于产出新知识，在很多大学中，只有神学和哲学两个科目。而1737年成立的哥廷根大学，改变了这一切。哥廷根大学的创建者是格拉赫·阿道夫·冯·明希豪森。由于他早年在荷兰和意大利游学，深感这种想求得“高雅之学”就必须离开德意志的境况十分不幸，于是他希望能够筹建一所新大学。在哥廷根大学里，明希豪森不再突出神学地位，而是限制了神学院的审查权，这是一项空前的举措。这项措施让哥廷根大学在思想、写作、出版等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自由。另外，明希豪森提升了哲学的地位，他在哲学院中设立了历史学、语言学、数学等学科，还开设了物理学、政治学、自然史、测量学、军事与民用建筑学、历史、地理、艺术等课程。同时，他也开设了为官员阶层的生活做好准备的训练课程：舞蹈、击剑、绘画、音乐等。
除此之外，哥廷根大学还发行了第一批专业学术期刊，发展了研讨班。研讨班鼓励相互批评，知识被看作是可变的，不确定的，鼓励揭示新知识，教师在研讨班上的目标也不再是重复既有的知识，而是提升学生的品鉴力，判断力和理解力。研讨班和学术期刊的意义十分重大，它们启发了现代意义上的研究，导致了现代意义上的博士学位的出现，并引发产生了学术化、科学化的学科和专业。这些可以说是德意志大学的创举。
在哥廷根大学和哈勒大学的推动下，德意志形成了一种新式的教育。它重新定义了什么才是受过教育的人，它倡导的是人们应该通过教育和求知，在知识面和道德层次上追求进取和提升，从而糅合智慧和自我实现，以达到内在的发展和对完美的追求。这样的教育理念，为德意志社会内部产生一个新的阶层做出了准备。这个阶层与具有商贾特征的中产阶级不同，他们对自身的理解是在辅助德意志文化复兴方面比其他阶层更负有责任。他们的人数规模并不多，但是他们却控制了国家的官僚体系、教会、军队、教授席位和其他各种专业行当。于是，这样一种上进的、合理的、英才式的、以国家为导向的社会愿景就被这样一个新兴阶层带入了社会之中。
在国家为主导的虔信运动，和大学的变革与崛起之后，德意志开始拥有了一个区别于其他国家知识阶层的新兴群体。在法兰西，知识阶层与王权渐行渐远，甚至对抗；在俄罗斯，知识阶层都是贵族出身；在大不列颠，知识阶层在20世纪才出现。而在德意志，知识阶层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且，也正由于德意志的城邦制，缺少集中的大都市，使得这样的知识阶层分布在全国各地，而他们都积极投身于国家的行政之中。
由于德意志民众开始逐渐追求教养，阅读革命继而在德意志境内爆发，关于当时的阅读盛况，有人这样描写：“无论是优秀的作家还是蹩脚作家的作品都被搜罗进诸侯的宅邸，码放在织机旁边，以此显示自己并非没有文化。民族的上层社会在用书籍装饰房间而不是用织锦”。由于德意志的邦国都各自为政，所以内容审查制度天然很难执行，这使得德意志得以出版众多书籍。德意志出版的期刊从1745年的260种增加到了1785年的1225种，而同时期的法国，则只有82种。
由于阅读的大量增加，德意志人的阅读趣味发生了显著的变迁，神学著作的比重从1625年的46%降至1800年的6%，哲学著作则从19%上升到40%，文学作品从5%上升到27%。这也就引发了艺术与科学的繁荣，激发了哲学复兴，推动了新的美学理论。彼得·沃森指出：德意志发生了第三次文艺复兴。用他的话说，德意志形成了虔信的秉性，产生了教养和对完美追求的天性，进而经历了文艺复兴。在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重新塑造了自己的民族性格，产生了一批上进的英才式阶层，并且国家和民众拥有共同的富强理想的情况下，德国产生那么多杰出的人物也就可以理解 了。
彼得·沃森用独到的叙事方式将百年的变革如同激流般倾泻而下，畅快淋漓。当然，全书共有4册1000多页，其中还有许多是被历史所“遗忘”但在当时却名噪一时的人物，如作家莱辛、博物学家洪堡、考古学之父温克尔曼等。总之，此书是难得的思想与文化史佳作，非常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