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及名（1920～2003年），号友墨、云谷等，河北临榆（今秦皇岛市）人。中国大学文学院毕业，史学硕士。长期在铁路工作，1985年被国务院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京华书画会会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著有《寿世画宝》、《侯及名书画集》、《蓟园印集》等。
　　
　　
　　在老一代国画家中，侯及名先生是位多面手，在中国画的山水、花鸟、人物诸方面均有很高的建树，书法、篆刻亦具自家特色，是位有着深厚传统造诣的艺术家。但由于侯先生一生谦虚谨慎，言行低调，虽身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艺术成就也广为业界推崇，在其生前身后少事宣传，始终保持着淡泊、宁静的生活。转眼之间，他已逝世八年，我们草此小文回顾侯先生的一生和艺术成就，也算是对这位羞于言己的老艺术家的一点纪念吧。
　　与许多中国传统文人画家一样，侯先生本工并不是绘画。他1920年生于河北临榆（今秦皇岛市），幼年随父亲到沈阳，并在那里读完了小学、中学。他父亲是位经营皮货生意的商人，后来还有了自己的实业。为了能够顺利地与外国人做生意，1940年父亲送独生儿子到北京上大学，希望将来学好外语继承家族产业。也许是幼年家庭的熏陶，也许是天生气质决定，侯先生到北京后疯狂地迷上了历史，考取了中国大学文学院国文系的历史专业。当时正值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大学坚持中国人办大学，拒绝日伪经费援助，齐思和、裴文中、俞平伯、王静如、邓以蛰等名教授齐聚，师资雄厚。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侯先生心无旁骛刻苦攻读，本科毕业后又考取研究院深造，于1946年获得了史学硕士学位。他对中国史特别是汉代史用功颇多，早年有《汉代官制考》、《汉代的经学》、《尚书注疏左氏宜》等专论发表。系统的大学教育加之后来的不断充实、深造，为他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础，也为他日后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有人说，侯先生的画具有浓厚的书卷气，这应该是与他早年的学养有关吧。
　　侯先生在读研究生时，家道衰落，已无钱再供他读书，他必须自己想办法筹措学费。于是他兼职在中大教书，并报考了北京铁路局的前身—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由于铁路工作的特殊性，无法兼顾大学的课程，为了生计，侯先生从此放弃讲堂而专心做起了铁路工作，这一做就是大半生，直到退休。1985年，享誉画坛的侯先生，被中央文史研究馆聘为文革以后首批馆员，才真正开始了他职业的文史研究和绘画工作，这距他离开校门已经整整过去了40年。
　　侯先生虽然在大学主修的是历史，但对于书画的热爱却是伴随着终生的。他幼年受母亲的影响即喜绘画，中学毕业后，曾经在沈阳名画家孙玉泉开设的辽海书画研究社学习绘画，大学时期还参加了李鹤筹先生的枕湖山房国画研究班的学习。作为文化中心的北京，书画名家荟萃，侯先生先后得到多位名家的指点，从胡佩衡学山水，从李鹤筹学工笔花鸟，从邵逸轩学写意花卉，从徐燕孙学画人物。他不拘泥于一家一派，而是转益多师，甚至从不同的艺术品种中汲取养分，在中大学习时，邓石如后人邓以蛰教授的中国古代花纹艺术亦使他受益匪浅。建国以后，他参加了新中国第一个美术家团体—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并参加了该会在北京的两届展览会，参加展览的画家有齐白石、何香凝、陈半丁、吴镜汀、郭味蕖、陈少梅、秦仲文、吴光宇、胡佩衡、关松房、李苦禅、于非闇、王雪涛、徐燕孙、董寿平、白雪石、娄师白等。随后中国美术家协会成立，他又成为最早的会员之一。1953年，毛泽东主席60诞辰，正值新中国建立不久，为了表达对人民领袖的热爱，他与齐白石、陈半丁等百余位画家向毛主席献画，作《人寿年丰图》，后来由中央档案馆出版。1956年，为纪念建军30周年筹建中国军事博物馆，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在京的徐燕孙、胡佩衡、秦仲文等三十余位著名画家集体创作《万里长征图》，侯先生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担任“娄山关”一段。这幅宽54厘米、长达4400厘米的煌煌巨制，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最后完成，长期湮没于军事博物馆的库房中。50年后，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展览中被重新展出，引起轰动，现已成为军博的“镇馆之宝”。
　　新中国成立以后，侯先生曾在京、津两地铁路局和北京火车站工作，当过车长、调度和美术员。文革时期，由于他是在日伪时期就参加了铁路，再加之他与当时的“劳动人民”格格不入的硕士学历，屡受冲击。但尽管如此，并没有泯灭他对于绘画艺术的追求，依然用手中的画笔为社会、为铁路服务。20世纪60年代，他曾多次被借调各地负责博物馆、纪念馆的陈列工作，如北京八达岭的詹天佑纪念馆，福建的林祥谦烈士纪念馆等，他参与了主要的设计工作和绘画；六七十年代北京火车站候车室、贵宾室的布置也出自他手。当时他虽然不是专业画家，但以卓著的成绩蜚声美术界。
　　侯先生与许多传统的中国画家一样，早年在摹古学习上下了很大功夫，特别是对宋元人的院体花鸟一路最为垂青，曾经临摹了大量作品，如黄筌《写生珍禽图》、崔白《寒雀图》、赵子昂《幽篁戴胜图》、林良《灌木集禽图》等，形神兼备，颇得原作神韵。他曾经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故宫绘画馆对临原作，由于白天工作，作画只有休息日和晚上，晚间作画往往通宵达旦。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荷塘秋色图》、《白菊图》是他早期花鸟画的代表作，画风典雅，注重写生，工细而不呆板，可看出宋元院体及李鹤筹画风的影响。70年代以后，他专意于写意花鸟，用笔简练、传神，注重表现笔墨韵味，虽简单、概括，但笔笔有来历，是基于深厚传统和大量的写生基础上的凝炼。他曾经说，作写意花鸟最难，笔笔需经意，不似山水尚可补救，功力不足者下笔便出破绽。他的花鸟画题材广泛，无论是花卉、松竹、鸟禽、鱼虾，经他笔均可显出生意来。他的花鸟画取法多样，既有古人传统，又有今人创新，是一种融古化今水到渠成的自家风貌。即使是在享有画名的晚年，他也从来不避讳对同辈甚至是晚辈画家的学习。这不仅仅是谦逊，也是一种品格，是建立在深厚学术修养上的自信。90年代他根据多年授课经验编成一册详述梅、兰、竹、菊、松画法的教材《寿世画宝》，不仅汇集了历代各家画法，还将自己数十年经验总结梳理，可以代表他在花鸟画创作和理论上的水平。
　　山水画创作是侯先生绘画的大宗。他服膺石涛的名言“搜尽奇峰打草稿”，并身体力行之，以壮美河山为笔墨讴歌的对象。由于工作的关系，他曾经走访了除新疆、西藏以外全国的大部分地区，晚年更是不遗余力地遍访名山大川，写生、创作。他的山水画创作不是单纯地展示笔墨技巧，或是抒发“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的文人逸致，而是以真山真水为依据，状写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如在福州筹建林祥谦烈士纪念馆时创作的《祥谦公社》，就是在写生的基础上，以大全景展示闽东新农村风貌，题材、手法上颇多创新之处。画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关山万里图》，从山海关到嘉峪关，将数十幅汇成一长卷，发挥了他精于文史，长于写生的特点，将万里长城及沿途风光融入山水长卷，首次表现长城以及现代风物，在中国画创作中可算是一次创举，是他中年山水画的代表作。《北京六景》表现的有名胜古迹，有山水风光，是这座千年古都风采的浓缩。《龙门石窟》，以卢舍那大佛占据了画面的主体，在手法上突破了山水画的窠臼，是介于山水与人物之间的创新之作。
　　与他的花鸟和山水画相比，侯先生的人物画作品相对较少，但表现出很高的造诣。20世纪50年代，受前苏联美术影响，中国美术界提出改造国画，提倡素描、写生等画法。侯先生早年虽然受的是传统画法的训练，也开始学习一些西洋画法，如素描、写生、水彩等。现存的一些早年人物画写生作品，在以线描为主的人物构图中也加入一些明暗的对比关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他的早期人物画创作具有中西画法结合的特点，整体以工笔淡彩为主，以线条造型表现整体动态，人物面部则以色彩渲染作明暗处理，具有写实效果。如《司马迁像》、《张之洞像》等皆属此类。晚年人物画则摒弃了西洋写实画法，更多的专注于笔墨，在造型上不再孜孜于准确、逼真，而追求一种精神气质，有时甚至不惜做些夸张、变形，更注重于“神”而不是“形”。或许是早年学习历史的缘故，侯先生的人物画一直遵循着为历史人物塑像的传统。在作画之前，查阅典籍、考证服饰是必做的功课，这就避免了画人千人一面，老子、李白也只是不同装束的同一人的当今人物画流弊。
　　1998年侯先生被发现患上了帕金森病，手脚震颤，到2000年时已完全不能握笔。这对于对艺术追求了一生的人来说，是无比痛苦的事。但他对艺术的热爱没有停止，北京电视台最后一次采访他，他行走已很困难，但执意要安排在中国美术馆—那里正在展出李可染的艺术作品。手不能拿笔，看画册就是他最后的爱好了。在他逝世前一年，中央文史研究馆编印的馆员书画集问世，他欣喜地捧着大八开的画册，只说了一句话：“太重了！”……
　　侯先生作画除署本名外，多署名号，最为众所知的是“友墨”、“云谷”。特别是“友墨”，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1993年的二十年间，他绘画的最盛期作品大部分署此号。从1993年起，他改署“云谷”，并一直到逝世。此外，他还用过巨石、惠园、留园、蓟园、石林翁等号，体现了他在艺术上不断超越自我的努力。由于病痛，侯先生没有进一步发挥他的艺术创造力，这对于他来说是个遗憾，而对于国画界来说又何尝不是呢？
　　（作者分别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郑寒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