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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苏南为代表的江苏模式和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模式，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曾经一度在中国受到广泛关注，成为人们进行比较的两种经济发展范例。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江苏的经济增长态势明显强于浙江，浙江一直领先的人均GDP水平也被江苏超越，对于这两种模式优劣比较的争论总是被一些媒体提起。
笔者认为，江苏模式和浙江模式都是历史的产物，三十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环境条件的不断变化，两种发展模式的特点和各自的优势、劣势也发生了变化。只有准确地把握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趋势和发展实质，动态地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才能形成持续不断的发展优势。
本文试从历史视角，对两种模式的变迁及背景、主要特点及增长表现、面临的问题和转型发展等问题作一分析论述，以期给大家提供一些启示和参考。
两种模式的变迁和背景条件
江苏模式、浙江模式的代表分别为苏南的苏锡常和温台地区。实际上，这两种模式发展至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条件和模式变迁，我们大致可以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3年改革开放初期，突出的背景特点是短缺经济，除了人多，物品十分匮乏。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担责任制的推行实施和乡镇企业的兴起，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释放，转移到工业和商业领域，中国的东南沿海开放地区获得了经济发展的先机。
在这个阶段，浙江经济凭借吃苦耐劳、敏感的商业意识、勤奋和敢冒风险的创业精神，立足浙江，走向全国，以商（市场）兴工。通过各类小商品市场的兴建，搞活流通，拾遗补缺，带动了个私企业、乡镇集体企业的快速发展。当时浙江著名的小商品市场有许多，包括温州永嘉桥头的钮扣市场、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市场、台州路桥的小商品市场，当然还包括至今仍然名扬四海的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和绍兴柯桥的轻纺市场等等，并在全国各地建立了由浙商投资的大量小商品市场。其中，以“市场+工场”和前店后厂的温台个私企业发展模式或“温州模式”，最为人注目。
这个阶段的江苏经济，以苏南经济为主要力量，利用其较好的工农业基础，承接上海等大城市的产业和市场辐射为契机，依托集体经济，大力兴办乡镇（村）集体企业，带动江苏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当时著名的苏南（苏锡常）模式。
第二阶段：1994-2003年，物品的供求关系由原来的短缺特征逐渐转变为过剩，中央提出“抓大放小”，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大量国有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实行改制，沪深两地证券市场快速发展，人口的流动性增加，开放力度加大，全国各地的商品意识得到普遍激发，工业制造业得到快速增长。
在这个阶段，浙江随着国有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的改制，形成了以股份制和私营企业为主体的民营经济，以出口贸易增长为契机，通过市场细分和专业集群，依托“市场+订单”，形成了许多专业特色明显的“产业集群”或“块状经济”，凭借低成本的价格优势，外向型经济取得快速发展。
这个阶段的江苏经济，通过“吸引外资+集体企业改制”，依托上海和科技园区建设，大量引进外资，促进了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的双驱动发展动力。
第三阶段：2004-2012年，中国加入WTO使得进出口贸易剧增，各地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快速增长，货币供给量和投资连续高速增长，国有企业投资增大，形成了“竞争性领域竞争过度，垄断性领域垄断加剧”的格局。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国际市场大宗产品价格和油价等大幅攀升，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地方政府之间的GDP政绩竞争博弈加大，产能出现大量过剩，环境污染加剧，增长矛盾凸现，导致了制造业企业各项成本的大幅增加，国际竞争力下降。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需求持续萎缩，进一步加剧了对国内外向型经济的负面影响。
在这个阶段，作为制造业大省，浙江受到成本上升、竞争加剧和国际需求减少等的多重挤压，民营企业利润率普遍下降，在房地产市场、矿产、股权投资和民间借贷等等高利润回报的诱惑下，为数不少的民营资金陆续介入这些领域，在2010年前的温台地区形成了较为普遍的“实业+投资”模式，以实业为依托，信贷资金和民间借贷为杠杆，通过跨地区跨行业投资获利；此外，还有不少企业为求经营多元化而介入到自己并不熟悉的行业领域。
这个阶段的江苏经济，尽管也受到国内外经营环境恶化的负面影响，但其依托于规模更大、占比更高的大中企业，更多的土地资源和更加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更加多样化的经济类型和市场选择，更加强大的政府作用，内外资企业共同发力，获得了更加稳定持续的增长力。
从上述三个阶段两种模式的动态演变观察，我们不难发现，浙江经济的增长发展，日益依靠民营经济的力量和市场环境，并对国际市场形成较大的依赖；江苏经济则形成了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两种中坚力量，对内外市场的依赖比较均衡。
两种模式的特点和经济增长表现
浙江模式主要依靠民营经济，全民性、草根性强，政府干预较小，市场化程度较高。优点是产权清晰，对市场的敏感性强，分工专业，应对灵活，对外的渗透力强；缺点是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多数从事层次偏低的传统制造业，受市场波动的影响大，稳定性差。
江苏模式主要依靠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政府的影响较大。优点是企业的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经济的内、外向性比较均衡，稳定性较好；缺点是受政府政策和外资的影响大。
对于这两种模式，有人又把江苏模式称之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和“能人经济模式”，把浙江模式称之为“小政府模式”和“小狗经济模式”，有一定的道理。
我们以人均GDP水平、GDP增长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变化作为主要指标来观察这两种模式在三个阶段中的增长表现，可以发现内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对这两种各具特点的经济的影响。
显然，在2003年之前的两个阶段，虽然江浙两省的经济都取得了快速增长表现，但浙江在人均GDP水平、GDP增长率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等方面的表现相对更好一些；而进入第三阶段之后，江苏在人均GDP增长、GDP增长率上的表现更为稳健持续，但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表现上仍然逊色于浙江（图1、图2、图3、图4）。 如何理解这两个经济发达省份在三个历史阶段中的增长表现差异？
笔者认为，前两个阶段浙江经济的增长表现，主要得益于浙商的创业精神、市场化程度和产权清晰的民营机制；其中市场化程度，既包括浙商对于国内外市场网络的建设，也包括市场意识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环境。这几个方面，使得浙江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形成比较明显的优势，获得发展先机，但这些比较优势随着上世纪90年代后半段国有企业、乡镇集体企业的大量改制推进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减弱（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主要经济效益指标观察，浙江在进入21世纪后就已经出现了多个指标的回落现象）。
在第三个阶段，江苏经济持续增长的表现，主要得益于前一阶段乡镇集体企业的改制转型和外资企业大力持续引进，以及更加广阔的区域空间拓展纵深（苏南、苏中、苏北）和丰富的土地资源，使得投资增长继续保持较快态势。而浙江不仅原有的比较优势不断减弱，而且民营中小企业“小、低、散”的特点和粗放扩张模式，日益受到区域土地等自然资源、能源、环境等等的约束，在生产制造成本上升和国际市场需求减弱等多重因素的挤压下，工业制造业投资增长动力减弱。另外的一些企业，因为房地产和楼市的不景气，或者受联保的牵累等等，出现较大的财务风险。尽管存在争论，但进入21世纪后“国进民退”的现象是比较明显的，这也对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浙江不利。两省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消费水平和人均GDP增长的背离，说明浙江居民在这个阶段投资渠道和收入来源更加多样化，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投资的减弱和浙江民间资本的分流状况。
两种发展模式面临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结合前面两部分的分析和经济发展的趋势，就可以比较全面地理解和判断江浙两省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里的经济增长走势，以及各自面临的问题及主要矛盾。
总的来看，随着环境条件的不断变化，与江苏相比，浙江原有的许多优势正在减弱消失，特别是民营经济在体制和机制上的优势；原有的劣势却在不断显现，特别是在产业结构层级和企业的规模数量，以及区域内部拓展的纵深空间和资源约束方面。这不仅导致第三阶段经济增长表现中的江强浙弱，而且关系到这两个省未来的经济发展态势。
一是在民营经济的数量规模和投资增长上，江苏的民营企业虽然起步晚，但进入21世纪后，各方面的表现都优于浙江。根据全国工商联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数据，从2006年始，浙江入围企业下降趋势明显，江苏的入围企业上升态势明显；从民企规模看，浙江的大企业明显比江苏少。而且，私营企业的投资动力也明显强于浙江（图5）。
二是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量规模上，2012年与2004年相比，江苏增加了5011家，浙江则减少了4862家；浙江企业的户均资产和户均利润明显小于江苏，特别是户均利润，在2009年之后有差距扩大的态势（图6、图7）。
三是在外资工业企业的数量规模上，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1年，江苏共有10，937个，销售产值42，561.77亿元，利润总额2，989.89亿元；浙江有6，752个，销售产值14，819.22亿，利润总额990.51亿元。浙江在三项指标上都远远不及江苏。
四是在技术创新的投入强度上，江苏要持续地大于浙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对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规模实力更大的民营企业，民营中小企业对技术创新风险的承受能力较小，创新条件较差，创新能力不足（图8）。
五是在产业结构层级上，江浙虽然都是工业制造业大省，但基础不同，浙江明显偏“轻”偏“低”。2012年，浙江的轻重工业比例为40：60，江苏的轻重工业比例为24：76；浙江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江苏以机电产品出口为主；江苏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全国约四分之一，浙江仅占3%上下（表1）。
六是在区域内部空间的拓展纵深和资源约束上，江苏70%是平地，浙江70%是山地，浙江在土地等许多自然资源和科教资源上都明显短缺。
另外，随着竞争的加剧，光靠吃苦耐劳、敢冒风险等精神已经远远不够，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更需要企业家们专业、专注、执着，并具有宽阔的视野和前瞻性。
也因为两种经济各自的特点、对企业发展的要求已经发生变化和上述这些发展差距，在第三阶段，浙江民间资本大量流向省外、国外，流出工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但显然，这对浙江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而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传统细分行业拓展和“块状经济”，面对越来越大的成本上升和环境承载压力，也急需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对此，浙江面临的挑战很大。
相比之下，江苏经济的后续增长具有更多的优势，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对政府和外资的依赖性比较大，一旦环境发生急剧变化，就可能导致经济的较大波动。所以，对于江苏而言，政府的逐渐回归本位或职能转变将关系到区域未来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
浙江经济如何转型
那么，浙江经济如何转型？笔者认为要结合自己的资源禀赋条件和动态比较优势，制定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发展战略规划。
浙江民间资本雄厚，市场和金融业发达，专业化分工较强，山地、海洋资源丰富，创新意识强，市场化程度高，但土地等自然资源和能源短缺。所以，要建设富裕美丽的浙江，一定要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因势利导，从长计议，推动经济重构和产业升级。
根据多年来对浙江经济的研究，笔者建议主张：（1）在城市的空间布局上采取多极中心城市化均衡发展模式，控制杭州、宁波和温州等大城市的规模（现在这三个城市的人口和城区规模已经够大了，不宜再扩大，接下去的问题，是要充分挖掘利用这些城市的立体空间，以及构建合理的城乡一体化体系，在结构优化和层级拓展上下功夫），加强对中小城市、城镇发展的政策支持，以解决人口过密、交通拥堵、水气环境恶化、教育与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和失业等问题；（2）在产业结构上进行重构，使得产业类型的空间分布与城市禀赋条件相对应，合理分工，形成特色；产业发展取向上要以资源节约型、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优先扶持具有稀缺性、低排放和高需求收入弹性特征的产业发展，加大传统产业改造力度，推动市场转型升级，重点发展电子商务、电子信息及软件、文化娱乐、生态休闲、海洋经济、金融、生物医药、精密机械和仪器、品牌服装、特色制造等等高新特色产业，逐步形成“新兴（包括特色）产业+新型市场+投融资金融平台”的新发展模式；（3）继续加强城际、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的公共交通建设，缩小城市间、城乡间的公共条件差距，改善中小城市、乡镇的发展条件，引导区域要素资源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有效降低产业发展成本；（4）在教育科研方面，要重视和加强专业化人力资源培养，鼓励大企业参与兴办职业技术教育，通过“政府、科研机构（高校）、企业”合作攻关模式，以解决行业的基础性关键技术瓶颈，降低技术创新的风险。当然，这需要统筹规划和时间，需要明确政府的作用边界，需要更加有针对性、有力、有效的制度设计。
笔者认为，江苏模式和浙江模式都是历史的产物，三十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环境条件的不断变化，两种发展模式的特点和各自的优势、劣势也发生了变化。只有准确地把握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趋势和发展实质，动态地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才能形成持续不断的发展优势。
本文试从历史视角，对两种模式的变迁及背景、主要特点及增长表现、面临的问题和转型发展等问题作一分析论述，以期给大家提供一些启示和参考。
两种模式的变迁和背景条件
江苏模式、浙江模式的代表分别为苏南的苏锡常和温台地区。实际上，这两种模式发展至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条件和模式变迁，我们大致可以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3年改革开放初期，突出的背景特点是短缺经济，除了人多，物品十分匮乏。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担责任制的推行实施和乡镇企业的兴起，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释放，转移到工业和商业领域，中国的东南沿海开放地区获得了经济发展的先机。
在这个阶段，浙江经济凭借吃苦耐劳、敏感的商业意识、勤奋和敢冒风险的创业精神，立足浙江，走向全国，以商（市场）兴工。通过各类小商品市场的兴建，搞活流通，拾遗补缺，带动了个私企业、乡镇集体企业的快速发展。当时浙江著名的小商品市场有许多，包括温州永嘉桥头的钮扣市场、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市场、台州路桥的小商品市场，当然还包括至今仍然名扬四海的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和绍兴柯桥的轻纺市场等等，并在全国各地建立了由浙商投资的大量小商品市场。其中，以“市场+工场”和前店后厂的温台个私企业发展模式或“温州模式”，最为人注目。
这个阶段的江苏经济，以苏南经济为主要力量，利用其较好的工农业基础，承接上海等大城市的产业和市场辐射为契机，依托集体经济，大力兴办乡镇（村）集体企业，带动江苏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当时著名的苏南（苏锡常）模式。
第二阶段：1994-2003年，物品的供求关系由原来的短缺特征逐渐转变为过剩，中央提出“抓大放小”，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大量国有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实行改制，沪深两地证券市场快速发展，人口的流动性增加，开放力度加大，全国各地的商品意识得到普遍激发，工业制造业得到快速增长。
在这个阶段，浙江随着国有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的改制，形成了以股份制和私营企业为主体的民营经济，以出口贸易增长为契机，通过市场细分和专业集群，依托“市场+订单”，形成了许多专业特色明显的“产业集群”或“块状经济”，凭借低成本的价格优势，外向型经济取得快速发展。
这个阶段的江苏经济，通过“吸引外资+集体企业改制”，依托上海和科技园区建设，大量引进外资，促进了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的双驱动发展动力。
第三阶段：2004-2012年，中国加入WTO使得进出口贸易剧增，各地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快速增长，货币供给量和投资连续高速增长，国有企业投资增大，形成了“竞争性领域竞争过度，垄断性领域垄断加剧”的格局。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国际市场大宗产品价格和油价等大幅攀升，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地方政府之间的GDP政绩竞争博弈加大，产能出现大量过剩，环境污染加剧，增长矛盾凸现，导致了制造业企业各项成本的大幅增加，国际竞争力下降。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需求持续萎缩，进一步加剧了对国内外向型经济的负面影响。
在这个阶段，作为制造业大省，浙江受到成本上升、竞争加剧和国际需求减少等的多重挤压，民营企业利润率普遍下降，在房地产市场、矿产、股权投资和民间借贷等等高利润回报的诱惑下，为数不少的民营资金陆续介入这些领域，在2010年前的温台地区形成了较为普遍的“实业+投资”模式，以实业为依托，信贷资金和民间借贷为杠杆，通过跨地区跨行业投资获利；此外，还有不少企业为求经营多元化而介入到自己并不熟悉的行业领域。
这个阶段的江苏经济，尽管也受到国内外经营环境恶化的负面影响，但其依托于规模更大、占比更高的大中企业，更多的土地资源和更加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更加多样化的经济类型和市场选择，更加强大的政府作用，内外资企业共同发力，获得了更加稳定持续的增长力。
从上述三个阶段两种模式的动态演变观察，我们不难发现，浙江经济的增长发展，日益依靠民营经济的力量和市场环境，并对国际市场形成较大的依赖；江苏经济则形成了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两种中坚力量，对内外市场的依赖比较均衡。
两种模式的特点和经济增长表现
浙江模式主要依靠民营经济，全民性、草根性强，政府干预较小，市场化程度较高。优点是产权清晰，对市场的敏感性强，分工专业，应对灵活，对外的渗透力强；缺点是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多数从事层次偏低的传统制造业，受市场波动的影响大，稳定性差。
江苏模式主要依靠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政府的影响较大。优点是企业的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经济的内、外向性比较均衡，稳定性较好；缺点是受政府政策和外资的影响大。
对于这两种模式，有人又把江苏模式称之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和“能人经济模式”，把浙江模式称之为“小政府模式”和“小狗经济模式”，有一定的道理。
我们以人均GDP水平、GDP增长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变化作为主要指标来观察这两种模式在三个阶段中的增长表现，可以发现内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对这两种各具特点的经济的影响。
显然，在2003年之前的两个阶段，虽然江浙两省的经济都取得了快速增长表现，但浙江在人均GDP水平、GDP增长率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等方面的表现相对更好一些；而进入第三阶段之后，江苏在人均GDP增长、GDP增长率上的表现更为稳健持续，但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表现上仍然逊色于浙江（图1、图2、图3、图4）。 如何理解这两个经济发达省份在三个历史阶段中的增长表现差异？
笔者认为，前两个阶段浙江经济的增长表现，主要得益于浙商的创业精神、市场化程度和产权清晰的民营机制；其中市场化程度，既包括浙商对于国内外市场网络的建设，也包括市场意识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环境。这几个方面，使得浙江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形成比较明显的优势，获得发展先机，但这些比较优势随着上世纪90年代后半段国有企业、乡镇集体企业的大量改制推进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减弱（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主要经济效益指标观察，浙江在进入21世纪后就已经出现了多个指标的回落现象）。
在第三个阶段，江苏经济持续增长的表现，主要得益于前一阶段乡镇集体企业的改制转型和外资企业大力持续引进，以及更加广阔的区域空间拓展纵深（苏南、苏中、苏北）和丰富的土地资源，使得投资增长继续保持较快态势。而浙江不仅原有的比较优势不断减弱，而且民营中小企业“小、低、散”的特点和粗放扩张模式，日益受到区域土地等自然资源、能源、环境等等的约束，在生产制造成本上升和国际市场需求减弱等多重因素的挤压下，工业制造业投资增长动力减弱。另外的一些企业，因为房地产和楼市的不景气，或者受联保的牵累等等，出现较大的财务风险。尽管存在争论，但进入21世纪后“国进民退”的现象是比较明显的，这也对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浙江不利。两省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消费水平和人均GDP增长的背离，说明浙江居民在这个阶段投资渠道和收入来源更加多样化，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投资的减弱和浙江民间资本的分流状况。
两种发展模式面临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结合前面两部分的分析和经济发展的趋势，就可以比较全面地理解和判断江浙两省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里的经济增长走势，以及各自面临的问题及主要矛盾。
总的来看，随着环境条件的不断变化，与江苏相比，浙江原有的许多优势正在减弱消失，特别是民营经济在体制和机制上的优势；原有的劣势却在不断显现，特别是在产业结构层级和企业的规模数量，以及区域内部拓展的纵深空间和资源约束方面。这不仅导致第三阶段经济增长表现中的江强浙弱，而且关系到这两个省未来的经济发展态势。
一是在民营经济的数量规模和投资增长上，江苏的民营企业虽然起步晚，但进入21世纪后，各方面的表现都优于浙江。根据全国工商联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数据，从2006年始，浙江入围企业下降趋势明显，江苏的入围企业上升态势明显；从民企规模看，浙江的大企业明显比江苏少。而且，私营企业的投资动力也明显强于浙江（图5）。
二是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量规模上，2012年与2004年相比，江苏增加了5011家，浙江则减少了4862家；浙江企业的户均资产和户均利润明显小于江苏，特别是户均利润，在2009年之后有差距扩大的态势（图6、图7）。
三是在外资工业企业的数量规模上，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1年，江苏共有10，937个，销售产值42，561.77亿元，利润总额2，989.89亿元；浙江有6，752个，销售产值14，819.22亿，利润总额990.51亿元。浙江在三项指标上都远远不及江苏。
四是在技术创新的投入强度上，江苏要持续地大于浙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对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规模实力更大的民营企业，民营中小企业对技术创新风险的承受能力较小，创新条件较差，创新能力不足（图8）。
五是在产业结构层级上，江浙虽然都是工业制造业大省，但基础不同，浙江明显偏“轻”偏“低”。2012年，浙江的轻重工业比例为40：60，江苏的轻重工业比例为24：76；浙江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江苏以机电产品出口为主；江苏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全国约四分之一，浙江仅占3%上下（表1）。
六是在区域内部空间的拓展纵深和资源约束上，江苏70%是平地，浙江70%是山地，浙江在土地等许多自然资源和科教资源上都明显短缺。
另外，随着竞争的加剧，光靠吃苦耐劳、敢冒风险等精神已经远远不够，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更需要企业家们专业、专注、执着，并具有宽阔的视野和前瞻性。
也因为两种经济各自的特点、对企业发展的要求已经发生变化和上述这些发展差距，在第三阶段，浙江民间资本大量流向省外、国外，流出工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但显然，这对浙江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而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传统细分行业拓展和“块状经济”，面对越来越大的成本上升和环境承载压力，也急需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对此，浙江面临的挑战很大。
相比之下，江苏经济的后续增长具有更多的优势，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对政府和外资的依赖性比较大，一旦环境发生急剧变化，就可能导致经济的较大波动。所以，对于江苏而言，政府的逐渐回归本位或职能转变将关系到区域未来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
浙江经济如何转型
那么，浙江经济如何转型？笔者认为要结合自己的资源禀赋条件和动态比较优势，制定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发展战略规划。
浙江民间资本雄厚，市场和金融业发达，专业化分工较强，山地、海洋资源丰富，创新意识强，市场化程度高，但土地等自然资源和能源短缺。所以，要建设富裕美丽的浙江，一定要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因势利导，从长计议，推动经济重构和产业升级。
根据多年来对浙江经济的研究，笔者建议主张：（1）在城市的空间布局上采取多极中心城市化均衡发展模式，控制杭州、宁波和温州等大城市的规模（现在这三个城市的人口和城区规模已经够大了，不宜再扩大，接下去的问题，是要充分挖掘利用这些城市的立体空间，以及构建合理的城乡一体化体系，在结构优化和层级拓展上下功夫），加强对中小城市、城镇发展的政策支持，以解决人口过密、交通拥堵、水气环境恶化、教育与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和失业等问题；（2）在产业结构上进行重构，使得产业类型的空间分布与城市禀赋条件相对应，合理分工，形成特色；产业发展取向上要以资源节约型、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优先扶持具有稀缺性、低排放和高需求收入弹性特征的产业发展，加大传统产业改造力度，推动市场转型升级，重点发展电子商务、电子信息及软件、文化娱乐、生态休闲、海洋经济、金融、生物医药、精密机械和仪器、品牌服装、特色制造等等高新特色产业，逐步形成“新兴（包括特色）产业+新型市场+投融资金融平台”的新发展模式；（3）继续加强城际、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的公共交通建设，缩小城市间、城乡间的公共条件差距，改善中小城市、乡镇的发展条件，引导区域要素资源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有效降低产业发展成本；（4）在教育科研方面，要重视和加强专业化人力资源培养，鼓励大企业参与兴办职业技术教育，通过“政府、科研机构（高校）、企业”合作攻关模式，以解决行业的基础性关键技术瓶颈，降低技术创新的风险。当然，这需要统筹规划和时间，需要明确政府的作用边界，需要更加有针对性、有力、有效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