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后，在西方文明大举渗透之下，上海知识女性要求解放的意愿十分强烈，她们希望像娜拉一样走出家庭，争取独立的社会地位，干一番事业，开饭店也成了她们的选项之一。而开饭店最成功者有四位女性，她们是锦江食府的董竹君、梅龙镇的吴湄，还有两位分别是洁而精与九如的女老板，可惜名字忘了。但有意思的是，四位女老板推出的菜肴不是川菜就是湘菜，口味很重，原来今天的辣妹子，早就有了教母！
　　董竹君的故事妇孺皆知，而大家对吴湄知之甚少。吴湄出生于上海，初中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师，后来又在暨南大学文学系读过几年，并加入了田汉的南国社。她在夏衍编剧、司徒慧敏导演的《自由神》影片中扮演女主角，后来主演的话剧《小丈夫》、《女子公寓》、《阿Q正传》等也颇受文化界人士的赞赏。在剧团的时候她与蓝苹认识了。上海沦陷后，吴湄参加了在租界地盘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职业妇女俱乐部，但不久又遭到破坏，俱乐部只得撤销。
　　十多年前我在创作《春风得意梅龙镇》的剧本时到梅龙镇酒家采访过老职工，听到了一些关于吴湄的故事。吴湄的先生陈万里是《时报》的资深记者，抗战最艰难时期被派到西南边陲采访，采写的报道连载于《时报》，但不幸在那里神秘失踪，据说蒋介石与周恩来同时发唁电表示哀悼。更有意思的是，吴湄本人是地下党，她家里人都倾向左翼，而陈万里家族大多跻身于国民党阵营，但无妨他俩“画眉深浅入时否”。
　　1940年息影之后的吴湄，接办了一家行将倒闭的饭馆（即后来的梅龙镇酒家），自任经理，副总经理是龚若冰，也是地下党员，而且是赫赫有名的“抗日三杰”之一梅龚彬的夫人。从此，梅龙镇酒家成为进步戏剧、电影工作者经常聚会之地。于伶领导的进步戏剧活动缺乏经费，也经常向吴湄求援，平时演职人员来酒家打牙祭，一律赊账，到年底积有厚厚一叠，最后都由吴湄投进火炉化为灰烬。吴湄能说会道，很有交际手段，应付上海滩敌、特、伪及黑道人物不在话下，连上海市民谈虎色变的梵皇渡路76号里出来的大汉奸吃了醉老酒瞎胡搞，她也能找到关系摆平。日本军官去梅龙镇吃饭，必穿正装以示隆重，酒家就专门做了一个红漆木架子供他们挂指挥刀。有一次一个小军官吃醉了，大吵大闹还不付钱，吴湄一个电话打给日军司令部，第二天一少佐与那个无赖军官来到酒家鞠躬道歉，当着吴湄的面赏了尉官十多只耳光。
　　当地的地痞流氓也经常向吴湄打秋风，有一黑帮小头目，每年要向吴湄报告他父亲过生日的“喜事”，吴湄照例送礼金，但两三个月一过，又来送来父亲生日的请柬，吴湄说：“你到底有几个老头子？”小混混脸皮厚厚地回答：“上次是过房爷生日，这次是亲生阿爹做寿。”但梅龙镇酒家若发生客人失窃钱包之类的不痛快事情，一只电话打给那个小头目，隔日就能送过来。就这样，吴湄利用特殊身份维持酒家经营，暗地接待与掩护进步文艺工作者，保证他们有一个活动场所。袁雪芬曾向邓颖超表示要加入中共，邓对她说，可经常去梅龙镇，在那里可以接触到进步人士。后来袁雪芬就将那里当作活动基地，“越剧十姐妹”结拜盛宴就在梅龙镇举办。
　　解放后，吴湄担任上海饮食服务公司副总经理。1951年江青到上海还去吴湄的家拜访过，还请她吃饭，赵丹、陈鲤庭等影剧界人士作陪。但“文革”一来，吴湄在劫难逃，北京红卫兵根据上峰“懿旨”来上海查抄文艺界人士的家，吴湄家也被翻箱倒柜，一片狼藉，吴湄与江青的合影作为重要机密被抄走。吴湄没有子女，将酒家一些职工认作过房儿女，但运动一来六亲不认，个别过房女儿就贴大字报宣布要跟她划清界线。1967年年底她毅然自裁，时年60岁。白发苍苍的老母前来收尸，发现女儿手里还捏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明代于谦的诗句：“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