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初，家住江苏南京，89岁的汪绍栋先生，寄来一沓回忆录和一张旧照片复印件。他在信中激动地说：“沅陵是我们湘三院保育生的摇篮，如果身体允许，我们都想回去看看那块熟悉的土地！”由此，揭开了抗战时期湖南沅陵的一段珍贵历史。
　　湘三院，即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湖南儿童第三保育院。1938年，日军进逼鄂赣，大量难民入湘。3月，湖南省会妇女界张默君、施剑翘等20余人发起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下建5个儿童保育院，其中第三儿童保育院在沅陵。当时规定：凡阵亡将士遗孤、前方作战将士及救亡工作人员之子女暨战区难童，年龄在15岁以下、4岁以上者，均可报名。经审查和体检合格，即可入院。后来，扩大收留普通难民的孩子，护送至湘西花垣保育院。
　　长沙文夕大火后不久，湘省主席易人，由薛岳主持湘政。至1939年春，薛岳夫人薛方少文任湖南儿童保育分会主任，继在湘西花垣的第一保育院之后，先后建立4个儿童保育院：第二保育院在长沙，不久迁茶陵；第三保育院在沅陵；第四保育院在攸县；第五保育院在耒阳，不久迁湘乡。除第三保育院在沅陵基本未动外，其他4个保育院在抗战中都饱经战乱，转徙流离，历经苦难艰辛。
　　1938年11月，日军轰炸长沙，中国战时儿童保育院湘三院随同省府部分机关迁入沅陵，在城郊白田头修筑土坯房继续办院，先后收养长沙、安徽、浙江、四川等地约500名逃难孩子，尽管遭受日机多次轰炸，但教学、生活还算稳定。
　　汪老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年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到家乡安徽滁州后，父母带着5兄妹踏上流亡之路，兄妹中，最大的11岁，最小的6岁。途中，父亲不慎从难民船上跌入江中淹死，40多岁的母亲带着孩子，一路乞讨，辗转武汉、长沙，撤到抗战大后方湘西沅陵，母亲找到设在当地的湘三院请求救救孩子，时任院长的周朱濂女士毫不犹豫答应收留。就这样，除大哥外，其余4兄妹被送进湘三院，管吃管住，还念上了书。
　　湘三院后面是山，中间有稻田，周围用1米多高的南竹篱笆隔开，房墙是泥巴筑成，外面粉抹一层石灰。附近建有国民政府的粮秣厂、被服厂、电瓷厂和雅礼中学，平时外地人多，做什么生意的都有，从酉水上游来的木排都停靠在这段河边，很热闹，当时人称“小南京”。
　　现在，在沅陵县还有两位当年湘三院的保育生，一位是沅陵县原国家税务局局长金家骅，另一位是沅陵一中退休教师廖春生。他们记忆最深的是，进入湘三院的孩子都发给印有“湖南省第三保育院”字样的蓝衣服，湘三院的生活和教学很正规，管理很严格。一天中只有上午学习，下午大孩子要参加保育院组织的生产劳动，小一点的孩子就到后山给湘三院放羊。每到元旦、圣诞、“双十节”等重大节日，湘三院都要举行文艺演出，大孩子排演话剧《木兰从军》和《大刀向日本鬼子砍去》等节目。
　　自然，在抗战大环境中，湘三院并非“乐土”，也受过日军的摧残。位于沅陵县城西一里地的白田头是当年湘三院常设所在地，国民政府在后山修有一个防空洞，里面可容纳上千人，保育院的孩子经常去那里，至今有一截还保存完好。一次，当地姓龚的一家在湘三院后面叫桃溪坪的地方，遭遇日军疯狂轰炸，母亲和大儿子当场被炸死，怀里的小儿子被炸飞至20米外居然没死，那个晚上县城共炸死9个人。每次躲警报，大家都提心吊胆，有一次，日机轰炸白田头，湘三院一名学生被炸死，一个受伤，使孩子们心灵上受到严重伤害。
　　1940年年初，由于日军轰炸，湘三院临时迁往离县城10里地的枫香坪七里冲（今凉水井镇松山边村），寄居彭家大院等几处民房，直到1941年下半年又迁回白田头。1942年下半年，原所里（今湖南吉首）分院并入沅陵的湘三院。
　　1944年前后，志愿参加中国抗战的一架美机被日机击落，美军飞行员在沅陵跳伞，得到了当地群众救助。湘三院利用这个机会，把飞行员请到大食堂作报告，并让隔壁雅礼中学一位高中生当翻译，飞行员承诺，回去后会再驾战斗机飞抵湘三院上空和大家“见面”。不久后，果然有一架美军飞机在湘三院上空盘旋，摆动机翼向湘三院师生们致意。
　　日军投降那天深夜，老师敲响挂在桂花树上的大钟，惊醒全院同学，大家惊诧地朝大操场奔去。“抗日胜利啰！”“小鬼子投降啰！”大院顿时爆发狂热的欢呼声，接着，院长带领全院师生打着火把，到当时的白田头镇举行深夜火把大游行，附近居民闻讯也加入队伍，一起狂欢到天明。
　　抗战胜利后，湖南各儿童保育院奉命停办。有家可归者，护送回家与亲人团聚；无家可归但有条件就业者，尽可能安排就业；年幼者转入省民政部门主办的育幼院继续教养。湘儿童保育分会在1946年4月3日因抗战胜利而奉命结束，完成了她应尽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