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拥有大约三千名学生，五个学院，二十六个系，两个专修科和一个先修班，是战时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尽管它没有农科、医科和美术系。大学课程已很丰富，但新的科目训练仍不断增加。有些是根据新的研究成果而增设的，有些是基于国际学术的新动向而开办的。而且，由于三校雄厚的师资，即使只有几个学生选修的极为冷僻的专业课，也能坚持下去。每学年开设的课程贴满了总务处办公室的墙壁，成为名副其实的“书山”、“学海”。日复一日，同学们在那里逡巡徘徊，兴致勃勃地抄课表，准备选课。兴趣再广泛的学生也不能把所有想选的课都列入自己的科目表，因此旁听就成了大学的一道风景。钱穆的中国通史课，真正选修的有数十人，旁听者多达数百人，以致座无虚席，后来者只能站在门外窗前听讲。
　　联大实行学分制，修满136个学分方可毕业，不过师范学院得学五年(包括实习)，要求修满170个学分才能拿到毕业证书。联大本科生必须修完几门不计学分的课程：军训、“三民主义”及大学四年的体育。各学院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安排不尽相同。文学院的必修课为50学分，选修课为86学分，法商学院和理学院也大致如此。平均说来，一个学生每学年要修七八门课，每天有三四小时在教室里度过。
　　联大的目标是使学生接触尽可能广阔的知识世界。如梅贻琦所说，“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这一理念要求学生拥有深厚的学术基础，然后结合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学习。联大以美国的通才教育为楷模，它的课程设计有意放宽口径，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按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不过可以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一门，而两门必修的社会科学可以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中选择。每个学生都得学习哲学入门和科学概论。即使是所有学生必修的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等核心课程，在不同班级和教师中也有相当大的选择余地，而且在头两周可以自由补选或退选而不受惩罚。
　　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和数理化概论每课都由两三位造诣深厚、经验丰富的教授在不同教室同时讲授。别的课则安排在不同时间，或轮流开设。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南各自讲授《楚辞》，而彭仲铎和唐兰也开过这门课。这样安排，既可以促进教师之间的良性竞争，也可以激励学生独立思考。
　　大师云集，学术自由，加上三所高校良好的声誉，联大吸引了大量品学兼优的学子前来报考。根据战时不同的情形，联大或者独自举行招生考试，或者与国统区其他高校联合招生。无论采用哪种方式，联大都严格按照成绩录取新生，而被录取者往往拥有很强的自学能力，都能敞开胸怀呼吸联大自由的学术空气。恰如陈岱孙所指出的，不是学生的天赋，而更主要是联大的学风使他们发出耀眼的光芒：“有人说，联大的学生都是尖子，是进步的，是天才。这不见得，他们还是一般的学生。一般的人在某种条件下也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不一定天才才有大的成就。”
　　对于教员和学生，联大提供最大的空间，使他们最大限度地保持独立。学生可以享用这种自由，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遨游。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教师几乎拥有全部主动权。在中国西式的大学被狭隘的、专业化的、僵化的苏联体制改造了将近四十年之后，回首昆明经验，一位历史系校友对联大模式发出由衷的赞叹：“因为年轻人的爱好和长处是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对他们的教育，应该是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尽可能使他们每个人的爱好和长处得以充分发展。”当然，自由并不意味着松懈散漫。在联大，就像战前的清华一样，大考小考不断，要求极其严格。涉及基础理论的课月考一次，而在工学院和理学院月考两次。以理学院为例，计量时发生误差意味着会丢掉50％的分数，方法错误就等于缴白卷吃零分。八千学生通过了联大的入学考试，但仅有三千八百人毕业，许多人被“自然选择”淘汰出局，这反映出联大严格要求的一面。
　　在中国自由讲学的历史上，西南联大既是其成就的高峰，又是它急剧衰落的预兆。联大渊源有自，出身高贵。它的成长历程表明，中国通才教育的蓬勃发展端赖于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20世纪初年，局势动荡，．而北大、清华和南开破土而出，中国教育家们借鉴欧美高等学府的办学模式，探索推动本国文化发展的长久之计。海内外的公共机关和私人都为中国新兴的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经济资助。由于北京的中央政府势单力薄，很难为通才教育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也正因为政府比较弱势，它也无力破坏对大学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的学术自由准则。1928年以后，曾在西方深造的一批学生进入国民党政府，献身通才教育事业，他们能够整合资源，推动大学进步，抵制党国的势力，使教育机构不致沦为政治思想灌输和技能培训的工具。
　　跟西方教育界一样，中国的通才教育也是非功利的。不过有些学位本来就是为以后准备进入白领阶层的人设置的，不在此例。有人认为，中国经济落后，人口众多，文化水平低，饱经战乱，浪费宝贵的资源来开拓少数精英的心智，未免得不偿失。然而，中国处在另一批精英——军阀、思想极端分子、独断专制的技术官僚——的统治下，这些人都没有受过通才教育。这个发人深省的事实提醒我们，通才教育对20世纪的中国至关重要，别无他选。通才教育可能不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高等教育体制，但其他种种体制更加糟糕。
　　有人认为，由联大留洋教授输入的西学，大都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这种观点似乎有一定道理，然而放宽视野，就知道这种论调不足为训。显然，直到今天，中国仍在奋力融入这个世界，而冉冉升起的新一代中国领袖绝不可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何况，联大的西学取向，结合了对中国遗产的批判性同情(cridcalappreciation)，不会使学生产生唯我独尊的文化优越感，也不会陷入政治边缘化的泥淖。
　　(本文摘自[关]易社强著、饶佳荣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原题目为“通才教育在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