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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师生关系解构
1、传统师生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形态
(1)传统师生关系的理论走向
在教学理论层面上，19世纪初，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派主张以“教师为中心”，向学生传授知识。在师生关系中重视教师的绝对权威，强调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支配作用，学生沦为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家，提出了以“儿童为中心”的师生观。杜威指出，“学校生活组织应该以儿童为中心，一切必要的教育措施应该为了促进儿童的生长。”教学中，“儿童是起点，是中心，而且是目的”，一切都要服从这一中心。针对以上两种观点各执一端的极端化倾向，我国教学理论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提出了“教师主导、学生主体”说。该学说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学生是学习过程的主体。要坚持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相一致。”因此可以说，在经历了或强调教师、或强调学生的片面中心主义之后，教学理论工作者正试图追寻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一种平衡关系。
(2)传统师生关系的实践形态
在教学实践领域中，师生关系仍然没有摆脱“教师中心论”的控制。教师与学生依然是权威与顺从、独白与失语的关系。诚如《学会生存》中所描述的那样：“日益增多的知识与传统，几千年来都是从教师传给学生的……这就树立了具有权威性的师生关系的典型，而这种典型仍在全世界大多数学校里流行着。”具体表现为：(1)教师。教师是知识的代表，拥有知识的权威，总以一种独白形式将知识灌输给学生，教师是中心和“主角”，处于主动地位。(2)学生。学生是处于被动地位的知识接受者，是“配角”、“听众”。学生作为容器，最佳状态就是顺从地接受教师所教的一切。(3)异化的师生关系。在教学中，教师成为绝对的主宰者，只有教师的独自，学生的主动性和话语权丧失，教师和学生彼此陷于无奈之中，师生关系单向化、冷漠化、功利化倾向日益膨胀，甚至异化为一种敌对关系。
2、师生关系异化的根源——传统思维方式的制约
以上几种师生观，它们都没有超越“主体一客体”的认识范畴，都受到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制约。师生关系受近代主体哲学的影响，要么强调教师主体，要么强调学生主体，而“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观点，表面看来似乎解决了两种极端的师生观所遗留的问题，既考虑了教师，又照顾了学生。但该学说仍没有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这种说法以分离“教”和“学”来解释“双主体”，在教的过程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被主导；学的过程中，学生是主体，教师是非主体，依然呈现出单一的“主－客”两极模式，而且将教学关系机械地割裂为“教”和“学”，也难达到师生关系的真正平衡。
近代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强调掌握自然科学知识，就有了征服自然的武器，无疑又为这种二元对立“火上加油”。在教学中，从19世纪斯宾塞的“最有价值的知识是科学”，到20世纪“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呼声，使我们更偏重于科学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学生的精神、价值、人格的培养，教师成为知识的权威，强化了主客二元对立，师生关系是一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巴西教育学者保罗·弗莱雷形象地把这种教育学称为“被压迫者的教育学”，他描述了这种师生关系。“教师教，学生被教；教师无所不知，学生一无所知；教师思考，学生被考虑；教师讲，学生听——温顺地听；教师制定纪律，学生遵守纪律；教师做出选择并强加于学生，学生惟命是从；教师做出行动，学生则幻想通过教师的行动而行动；教师选择学习内容，学生(没人征求其意见)适应学习内容；教师把自己作为学生自由的对立面而建立起来的专业权威与知识权威混为一谈；教师是学习过程的主体，而学生只是纯粹的客体。”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形成了教师权威型的师生关系，学生的主体性丧失。
二、对话——构建新型的“我－你”师生关系
1、对话的理论与实践形态
(1)理念上的对话
“对话，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具有解释学、社会学和文化学意义。在语言学领域，对话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以语言为中介所进行的交流和会谈；从解释学的角度看，对话是指双方各自基于自己的前理解结构，通过理解而达成的一种视界融合。从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角度看，对话是指一种交往和互动、沟通和合作的文化，是与民主、平等、理解和宽容联系在一起并以之为前提的文化。”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对话已超越了原始的语言学意义，日渐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或生存状态。
(2)对话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角色转换
①教师。对话的师生观，倡导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教师不再是知识的传授者和管理者，而是对话的引导者、“平等中的首席”。正如新课程对教师的重新定位：“教师的职责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除了他的正式职能以外，他将越来越成为一位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加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他必须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那些有效果的和有创造性的活动：互相影响、讨论、激励、了解、鼓舞。”
②学生。在传统教学中，学生一贯被当成储存知识的“容器”，被动地按照教师的要求接受知识，毫无主体性和个性可言。在对话关系中，学生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个性得到重视，学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和听话者，而是与教师完全平等、相互尊重，具有民主合作精神的对话者、主动的知识的建构者。
③“我－你”新型的师生关系。德国著名哲学家马丁·布伯在其名著《我与你》中区分了“我—你”关系和“我－它”关系，并指出“人无‘它’不可生存，但仅靠‘它’则生存者不复为人”。传统主客二元对立的师生关系就是一种“我－它”关系，师生都把对方当成“它”，互相利用、互相占有，结果教师物化为知识的传声筒，学生则物化为知识的容器，造成师生关系异化。然而，对话构成了一种新型的“我—你”师生关系。在对话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之间既不存在“主体一客体”关系，也不存在“人一物”的关系，两者是作为具有独立个性和完整人格的主体共同步入“我－你”之间，实现“我”与“你”精神上的相遇，形成师生之间真正平等的“我－你”关系。
2、师生对话——传统思维方式的超越
“我－你”对话关系是一种互为主体的关系，主体间的内在相关性构成了对话的本质。胡塞尔作为现象学的奠基人，针对笛卡尔孤独的“我思”，最先提出了“主体间性”这一概念。传统师生观“‘主体一客体’框架的根本缺陷归结到一点，就是忽视、忘却了多极主体的存在以及他们之间的认知交往关系”，使教师与学生形成了以知识为中介的主体对客体的单向灌输关系。而“主体间性作为主体间关系的规定，是指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关性、统一性，是两个或多个个人主体的内在相关性。”它体现了师生关系的交互主体性。对主体间性的理解，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体间性意味着双方的共同了解，不仅了解自我，而且了解“他我”；第二，它意味着交往双方的彼此承认，既默守共同的规则，也承认“他我”与自我有相同的地位、权利；第三，它意味着交往双方的互惠性质，通过交往互相满足对方的需要；第四，它意味着交往双方的人格平等和机会均等，反对强制和压迫。从主体间性角度思考师生关系，教师与学生不再是单一主体和客体的两极摆动，而是形成了一种“我－你”对话关系，在对话过程当中，双方都作为平等的主体而存在，在理解的基础上，实现精神相遇、视界融合、教学相长。
对话的师生关系以主体间性作为哲学认识论基础，使学生脱离“非人”的地位，作为主体而被尊重。对话的师生关系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方式，从根源上解决了师生关系理论与现实背离问题，为教学实践中构建“我－你”新型师生关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对话成为教学中师生关系的主旋律。
1、传统师生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形态
(1)传统师生关系的理论走向
在教学理论层面上，19世纪初，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派主张以“教师为中心”，向学生传授知识。在师生关系中重视教师的绝对权威，强调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支配作用，学生沦为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家，提出了以“儿童为中心”的师生观。杜威指出，“学校生活组织应该以儿童为中心，一切必要的教育措施应该为了促进儿童的生长。”教学中，“儿童是起点，是中心，而且是目的”，一切都要服从这一中心。针对以上两种观点各执一端的极端化倾向，我国教学理论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提出了“教师主导、学生主体”说。该学说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学生是学习过程的主体。要坚持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相一致。”因此可以说，在经历了或强调教师、或强调学生的片面中心主义之后，教学理论工作者正试图追寻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一种平衡关系。
(2)传统师生关系的实践形态
在教学实践领域中，师生关系仍然没有摆脱“教师中心论”的控制。教师与学生依然是权威与顺从、独白与失语的关系。诚如《学会生存》中所描述的那样：“日益增多的知识与传统，几千年来都是从教师传给学生的……这就树立了具有权威性的师生关系的典型，而这种典型仍在全世界大多数学校里流行着。”具体表现为：(1)教师。教师是知识的代表，拥有知识的权威，总以一种独白形式将知识灌输给学生，教师是中心和“主角”，处于主动地位。(2)学生。学生是处于被动地位的知识接受者，是“配角”、“听众”。学生作为容器，最佳状态就是顺从地接受教师所教的一切。(3)异化的师生关系。在教学中，教师成为绝对的主宰者，只有教师的独自，学生的主动性和话语权丧失，教师和学生彼此陷于无奈之中，师生关系单向化、冷漠化、功利化倾向日益膨胀，甚至异化为一种敌对关系。
2、师生关系异化的根源——传统思维方式的制约
以上几种师生观，它们都没有超越“主体一客体”的认识范畴，都受到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制约。师生关系受近代主体哲学的影响，要么强调教师主体，要么强调学生主体，而“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观点，表面看来似乎解决了两种极端的师生观所遗留的问题，既考虑了教师，又照顾了学生。但该学说仍没有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这种说法以分离“教”和“学”来解释“双主体”，在教的过程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被主导；学的过程中，学生是主体，教师是非主体，依然呈现出单一的“主－客”两极模式，而且将教学关系机械地割裂为“教”和“学”，也难达到师生关系的真正平衡。
近代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强调掌握自然科学知识，就有了征服自然的武器，无疑又为这种二元对立“火上加油”。在教学中，从19世纪斯宾塞的“最有价值的知识是科学”，到20世纪“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呼声，使我们更偏重于科学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学生的精神、价值、人格的培养，教师成为知识的权威，强化了主客二元对立，师生关系是一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巴西教育学者保罗·弗莱雷形象地把这种教育学称为“被压迫者的教育学”，他描述了这种师生关系。“教师教，学生被教；教师无所不知，学生一无所知；教师思考，学生被考虑；教师讲，学生听——温顺地听；教师制定纪律，学生遵守纪律；教师做出选择并强加于学生，学生惟命是从；教师做出行动，学生则幻想通过教师的行动而行动；教师选择学习内容，学生(没人征求其意见)适应学习内容；教师把自己作为学生自由的对立面而建立起来的专业权威与知识权威混为一谈；教师是学习过程的主体，而学生只是纯粹的客体。”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形成了教师权威型的师生关系，学生的主体性丧失。
二、对话——构建新型的“我－你”师生关系
1、对话的理论与实践形态
(1)理念上的对话
“对话，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具有解释学、社会学和文化学意义。在语言学领域，对话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以语言为中介所进行的交流和会谈；从解释学的角度看，对话是指双方各自基于自己的前理解结构，通过理解而达成的一种视界融合。从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角度看，对话是指一种交往和互动、沟通和合作的文化，是与民主、平等、理解和宽容联系在一起并以之为前提的文化。”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对话已超越了原始的语言学意义，日渐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或生存状态。
(2)对话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角色转换
①教师。对话的师生观，倡导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教师不再是知识的传授者和管理者，而是对话的引导者、“平等中的首席”。正如新课程对教师的重新定位：“教师的职责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除了他的正式职能以外，他将越来越成为一位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加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他必须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那些有效果的和有创造性的活动：互相影响、讨论、激励、了解、鼓舞。”
②学生。在传统教学中，学生一贯被当成储存知识的“容器”，被动地按照教师的要求接受知识，毫无主体性和个性可言。在对话关系中，学生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个性得到重视，学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和听话者，而是与教师完全平等、相互尊重，具有民主合作精神的对话者、主动的知识的建构者。
③“我－你”新型的师生关系。德国著名哲学家马丁·布伯在其名著《我与你》中区分了“我—你”关系和“我－它”关系，并指出“人无‘它’不可生存，但仅靠‘它’则生存者不复为人”。传统主客二元对立的师生关系就是一种“我－它”关系，师生都把对方当成“它”，互相利用、互相占有，结果教师物化为知识的传声筒，学生则物化为知识的容器，造成师生关系异化。然而，对话构成了一种新型的“我—你”师生关系。在对话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之间既不存在“主体一客体”关系，也不存在“人一物”的关系，两者是作为具有独立个性和完整人格的主体共同步入“我－你”之间，实现“我”与“你”精神上的相遇，形成师生之间真正平等的“我－你”关系。
2、师生对话——传统思维方式的超越
“我－你”对话关系是一种互为主体的关系，主体间的内在相关性构成了对话的本质。胡塞尔作为现象学的奠基人，针对笛卡尔孤独的“我思”，最先提出了“主体间性”这一概念。传统师生观“‘主体一客体’框架的根本缺陷归结到一点，就是忽视、忘却了多极主体的存在以及他们之间的认知交往关系”，使教师与学生形成了以知识为中介的主体对客体的单向灌输关系。而“主体间性作为主体间关系的规定，是指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关性、统一性，是两个或多个个人主体的内在相关性。”它体现了师生关系的交互主体性。对主体间性的理解，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体间性意味着双方的共同了解，不仅了解自我，而且了解“他我”；第二，它意味着交往双方的彼此承认，既默守共同的规则，也承认“他我”与自我有相同的地位、权利；第三，它意味着交往双方的互惠性质，通过交往互相满足对方的需要；第四，它意味着交往双方的人格平等和机会均等，反对强制和压迫。从主体间性角度思考师生关系，教师与学生不再是单一主体和客体的两极摆动，而是形成了一种“我－你”对话关系，在对话过程当中，双方都作为平等的主体而存在，在理解的基础上，实现精神相遇、视界融合、教学相长。
对话的师生关系以主体间性作为哲学认识论基础，使学生脱离“非人”的地位，作为主体而被尊重。对话的师生关系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方式，从根源上解决了师生关系理论与现实背离问题，为教学实践中构建“我－你”新型师生关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对话成为教学中师生关系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