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月9日，在新港登上宝岛海南。站在码头广场举目四望，惊讶之余心灵受到极大震撼，就要在这里建省吗？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座像样建筑，民房如农舍一般，没有一处红绿灯，警察靠吹哨子指挥交通。市区房前屋后还穿插有菜地，驼背老人肩挑尿罐浇菜地。参加工作25年，在当时29个省市自治区（不含台湾）中，我的足迹遍及24个，所到之处，没有一个省会城市如海口这样贫穷落后。但这种意外感受并没影响情绪，因为我不是来旅游和享福的。贫穷落后，说明这里正需要我，有我的用武之地。
　　几个月前，在报上看到“海南要建省要办大特区要建设自己的人才库”的消息，我下决心辞职下海闯一闯。我放弃的是什么？部属设计院高级建筑师25年工龄待遇，建筑学会省级学术委员，市级二等功臣，还有调任规划局组建建筑审批科的难得机会。这一切都是多年拼搏不易得来的成果，全不要了，没有放弃就没有新的选择。我并非在当地混不下去需要出来另寻出路，那图的是什么？简而言之，是对实行多年的铁饭碗和大锅饭制度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一个知识分子被海南“要建设自己人才库”的襟怀吸引，冲出舊体制投奔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要充分体现自己的价值。
　　辞职下海，走一条新路，要付出代价，会面临风险，新体制新环境什么样不清楚，离家前我和妻子有一段对话。我说解放前父母离开地主家庭时母亲对父亲说，走了就要义无反顾，哪怕要了饭也不能回来。我一生不忘母亲的榜样，我说到海南如果混不下去，我就学新闻报导的那位，做一名科技流浪汉。她却胸有成竹地说，以你的为人能力和技术，不会出现那种情况，即使发生什么，我一个人的工资三口人过苦一点的日子也没问题，你放心去吧。顶着倾盆大雨，她到火车站给我买来南下车票。没有她的鼓励支持，我是无法迈出这一步的。
　　下海前我所在单位有1200多人，在文革前参加工作的技术人员中我是小字辈。“文革”，开始人才十年中断，拨乱反正后招聘了一批青年，办起“七二一大学”和函授站，我成为兼职教师。工作中一些老同事说这些孩子不好管理，有什么事情常常是我和他们沟通。被文革耽误了的这批青年，强烈的求知欲望常常使我感动，和他们相处十分融洽，为此我得到一顶“少壮派代表”桂冠。在那种环境下，我从未认真对待自己的年龄，自以为还是一名青年。
　　可是到海南后，认识发生颠覆性变化。上岛第一天徜徉在海秀路，路边一位女鞋匠对我说“老先生，您的鞋后跟要掉啦”，坐下来修鞋，面对这位闯海的女大学生，当时我想，我怎么突然变成“老先生”啦？
　　经过面试，我受聘于一家当时很有影响的全民公司。单位同事对我的称呼是老同志、老专家、老工程师。是啊，十万闯海大军多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年龄差不多是我的一半，我也只能承认了这个老字。我认真地思索，既然这个老，是货真价实的，那就要尽到老的责任。
　　试用期未满，我受命组建工程管理部，负责全面管理一个3000亩地的工业开发区，我们手握打蛇棍进了开发区。我在设计院不仅积累了丰富的设计经验，而且断断续续在包钢、鞍钢、太钢、首钢等钢铁企业建设现场蹲了几年，眼前工业开发区的规划、设计、施工管理等，对我可以说是轻车熟路。身边的青年来到特区，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虽有过硬的学历，而缺的就是实际工作经验。我毫无保留地言传身教，把经验传授给他们。我和青年们工作在一起，吃住在一起，玩在一起。
　　青年们租住在农民房，天气热了，晚上在办公室打地铺蹭空调，吃住都不方便，我出面向公司领导反映，公司设立了集体宿舍和食堂。看到青年生病，蜷曲着躺在设备简陋的医院急诊病房，我组织青年轮流值班护理。有时领导对某位青年有意见不便当面谈，也是我出面和他们交流。
　　中秋节下午，一位湖南籍女孩躲在打字室抹眼泪。我发现后问她怎么啦？“我想妈妈了”她放声哭起来。是呀，这孩子才18岁，又逢节日，思念亲人当然正常。我说别哭了，我带你去海边看月亮。我又约了三四个男女青年，晚饭后骑上脚踏车真的去了海边，就是龙昆北路端头，那时还没填海，海边立着一个大宣传板“欢迎到海南观光投资”。青年们在海边唱啊跳啊，已经把想家的事放在了脑后。天不作美，下起大雨。青年们激情不减，又怕我挨淋，于是几个人扯起塑料布把我遮在下面，围着我继续唱跳，一个个全都淋成落汤鸡。这次轮到我掉眼泪了，我真的被他们的纯真和热情感动。
　　两天后公司有一个国庆联欢活动，是和另一个大公司及省直机关团委联合举办，地点就在龙昆北路温泉宾馆歌厅。我和青年们一起准备节目，连夜为他们用当时很流行的《信天游》曲调填写了一首歌，晚会上六名男女青年边唱边跳，歌声高亢豪迈，洋溢着青春活力：“大特区，水长流，英雄好汉显身手，烈日当头何所惧，瓢泼大雨不低头。……宝岛编织我的梦，信天游唱出我的情，五指山上望天下，胸中情无限。”
　　青年立足海南创业的激情深深打动在场观众，赢得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领导亲自走上台为演员送上鲜花，那一刻我也仿佛回到了年轻时候。
　　9月8日，我负责管理的第一座厂房建成投产，也是海南第一座中外合资的生产厂家。企业和省领导剪断彩绸，厂房大门敞开，车间内已是机器隆隆，上百名工人有序地操作机器生产。从破土动工、施工建设，到设备安装培训，一共三个半月时间，我自己也深深为特区速度和效率感动。三年多时间，经过艰苦奋战，建起了近二十万平米的厂房和十几公里的道路，开发区已经初具规模。
　　1991年秋，我受一家金融机构委派，到三亚组建房地产公司。又有了建省初期的拼搏经验，如虎添翼，招聘了20多位青年，开始新一轮创业。我还是和青年们工作吃住在一起，像一个大家庭，我自觉地把自己定位在家长的位置。这些青年，不仅在本职工作中尽心尽力，在其他事物中也积极主动，表现出色。一次公司宿舍被盗，并受到敲诈，公安局安排我们佯装要拿钱赎回被盗物品，以便布控抓人。这时办公室主任挺身而出，主动承担了与盗匪接头的任务。最让人感动的是，她是个不足三十岁的女生，个性平和稳重，居然不顾安危冲上第一线，和歹徒斡旋，一个晚上演出了一场惊险的悬疑剧，配合刑侦人员破获了一个盗窃集团。和这样一批青年一起拼搏创业，我能有一丝懈怠吗？ 　　公司抓住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大好时机，迅速在三亚开发建成两個项目，取得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只用了短短五年时间，公司已经初具集团规模，除房地产外，旅游、装修、环境、餐饮娱乐业务都已正常运营。我们的方针是“以金融为依托，以旅游为导向，以房地产为主业多种经营”，形成这个思路的时间，比后来国家批准建设国际旅游岛大约还早十年。
　　几年的艰苦创业，多少激动人心的时刻，让人终身难以忘怀。有一次，我们的两项工程开工，安排了大型典礼。我专门邀请老朋友著名节目主持人陈铎来主持剪彩，他又特邀了著名军旅歌唱家马玉涛等一起来为我们助兴。特别应该说明的是，我们之间根本没有出场费那样的商业关系。非常感人的是，马玉涛在晚会上正式演唱前所说的几句话：“我们这代人过去有句话‘无商不奸’，这次和公司青年接触两天改变了我的认识，这是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他们在为特区建设努力拼搏，很使我感动。”当耳熟能详的《马儿呀慢些走》歌声一落，热烈的掌声还没停，在座的榆林基地几位将军自己走上台，集体为大家唱了一首《我是一个兵》，在座的市委等几套班子领导坐不住了，也登台演唱了《小城故事多》，并把歌中的“小城”都改为“三亚”，整个会场沸腾了，晚会达到高潮。这一切都不是事先的安排，全是现场随机出现的。几年当中这种让人无比感动的事情很多很多。
　　大家分别十七年后，当初一起创业的二十几人又聚到三亚，正规的座谈，几天的欢宴，开发项目的旧地重游，每个人回忆起往事都那么激动，甚至有的泣不成声。分手时，十几个人像足球运动员那样勾肩搭背互道珍重，十七年后我们再相聚。站在一旁的我无意间说了一句：“十七年后你们还能见到我吗？”顿时空气凝固了，大家望着我，当年被誉为“儒雅”“潇洒”的中年老总已是满头白发的耄耋老人。最后这批老战友洒泪告别。
　　创业，就回避不了困难，也会面临风险。上岛之初我睡过办公室瓷砖地面，全家也租住过农舍。工程管理中坚持原则，不只一次受到安全威胁。一切都闯过来了，收获总比困难大得多，社会所给予我的回报更是远远超过我所做的贡献。我连续担任两届市政协委员，当选过功勋企业家，还兼任过武警和县政府顾问专家。报纸、杂志多次对我进行采访报道。省电视台还把我和妻子请到大型演播室进行访谈，并在《风范》栏目播出。
　　有次与记者谈到对海南的贡献时，我有些不谦虚地讲了三点：第一，多年来我做了许多实事，踏踏实实把工程管好，把项目做好，也为本职工作之外的地方、部队、企业建设提出过许多好的建议。第二，我为海南引进了大量人才，来自辽宁、上海、四川、湖北、安徽等地不少亲朋好友投奔而来，还有的是我亲自从外地请来。我帮他们安排工作，也培养了一批中青年，现在都在重要岗位上发挥着积极作用，还有的成了资产超亿的企业家。第三，我以自身经历和感受为素材创作了一部69万字的长篇小说《理想世界》，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并以《闯海风暴》为名参加省作协主持的奥林匹克大奖赛，获得优秀作品奖，还由省出版社出版了随笔和速写集《依依杨柳青》。
　　在海南开发建设中，我投入了全部精力和感情，活得非常充实，也目睹了30年海南的飞速发展。周围人总是夸奖我的精神状态好，我发自内心的回答：是历史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在建省创业中一展宏图。我也很感谢海南的中青年朋友，30年来一直生活在他们中间，是他们给了我乐观、上进的积极精神。
　　76岁，我的职业生涯划上句号。但我的生命依然旺盛，又重新拿起画笔。绘画既是我自幼的爱好，也是所学建筑学专业的基本功，下海后已经搁笔30年，我要努力恢复和提高。我的愿望就是在80岁那年举办一次个人水彩画展，向人们展示海南的美景古迹和建设成就。
　　若能如愿，此生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