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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的事情好像是从春天开始变化的。
2011年4月，温州波特曼咖啡因经营不善，企业主向民间借入高息资金，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出走，相关门店停止经营。
4月，乐清三旗集团董事长陈福财，因资金链出现困境、企业互保出现问题出走。
6月中旬，乐清浙江天石电子公司老板叶某出走，据传叶某欠下7000万巨债无法偿还。
9月9日，龙湾家电老板郑珠菊出走，共欠债权人现金借款、银行承兑汇票等高达2.8亿元，后在温州经济开发区滨海园区被警方抓获。
9月13日，温州奥米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老板，送全体员工集体去雁荡山度假，偷运走40多台、总价值上千万的精密加工设备。
9月21日，温州最大的眼镜企业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出走。
……
从4月至今，温州有90多家企业的老板出走，9月以来就有25起。一时间，处于金融灰色地带的民间借贷成为众矢之的。
10月3日和4日，总理温家宝在温州视察，要求浙江稳定温州中小企业局势，整顿金融秩序，遏制高利贷化倾向，处理企业资金链断裂问题，防止风险扩散蔓延。10月12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9大措施。
温州人心趋稳。现在可以来看看高利贷究竟对这里的中小企业做了些什么。
全民放贷
初到温州的人就会发现，这是一座非常善于变通的城市。比如遍布市区的咖啡馆“拉芳舍”，除了咖啡饮料之外，居然还供应炒菜，很多温州人爱去吃夜宵。这在外人看来很奇怪，但当地人觉得很正常：只要有人喜欢就着炒螺蛳喝咖啡，就会有人去满足需求。
变通之道在这座城市的很多细节上都有体现，比如在温州打车经常会遇到“拼仔”—— 司机沿途搭载顺路的乘客。有时只有20多分钟的车程，身边居然会换三四拨乘客，一辆车前后四个座位80%的时间都是被占满的。还是同一个道理，出租车有闲置资源——空座，客人有低价搭乘的需求，在顺路不增加额外油费情况下，司机很自觉地会将资源和需求对接。
善于以变通之道将资源与需求对接，这是温州人的性格特质，这种性格也助燃了温州的民间借貸。
“至少70%的企业和个人牵涉到高利贷中。这个数据还是比较保守的，你想现在哪个领域没有放贷的？”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
一位温州的媒体朋友告诉记者，当地80后年轻人很少把钱存银行或投股市，大多都参与放贷。一个办公室三四十人，从上到下几乎人人放贷。刚结婚的年轻人手上刚拿到一笔礼金，马上就会拿去担保公司。
放贷有多好赚？按照国家规定，民间借贷利率控制在基准利率4倍以下，以4倍估算，月息在2.5分（2.5%）到2.9分，即便以2分算，年回报也高达24%。“2分的利率放贷，在温州到处都有人要，给担保公司它要，给一些效益好的、没有风险的企业也要。”这位朋友说。
有多少灰色资金由此涌入借贷市场？央行保守估计是1200亿元。“炒钱热”和当年的炒房热、炒蒜热一样，背后是无处可去的热钱在作祟。
“民间资本都没地方去了嘛。”从2009年以来，房地产低迷，迪拜泡沫破裂，山西煤改“国进民退”，温州民间资本大量回流。而在国有资本把控的大部分投资领域，新36条的颁布并未实质见效，民间资本仍被挤在门外。“民营企业就像被装在玻璃瓶里，看得到外面的天空很美好，但却出不去。”周德文说。
一小部分民间资本转移到国外，但大部分仍在观望徘徊。温州从2009年起银行存款余额直线上升，从4000亿上升到7600亿。随着民间借贷利率一路攀升，民间资本找到了新的泄洪口。
另一方面，在这场借贷游戏中还潜伏着机构的身影。
“借贷市场资金来源，第一是上市公司，它们很好圈钱，把钱圈来放高利贷最赚了。这个钱还是不用还的，所以中国的股民十个人九个亏。第二是国有企业，一些国企大量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到了民间借贷。第三是银行，在温州银行高管因高利贷逃走、自杀、辞职的都有，不要说那些不法分子跟银行串通起来放贷，银行本身也通过各种变通的方式在参与，包括和担保公司合作。国家法律规定担保公司可以放3-10倍贷款，放到10倍是什么概念？如果我存5000万在银行，我可以贷出来5个亿。”周德文表示。
“散户”处在借贷金字塔最底层，而公务员是其中最活跃的一部分。前不久温州曝出一起担保公司卷款潜逃案，涉及资金八成来源于当地公务员。周德文说：“公务员有个优势，他凭个人信用在温州可以从银行至少贷50万元，很多公务员从银行借个50万，自己家里可能有100万，房产抵押又可以贷出100万，250万放在担保公司，一个月可以拿到六七万，这还不刺激大家去放贷？”
钱多，人疯，崩盘悄然开始。
刀尖起舞
多方资本拾柴添火，失控只是时间问题。
据有关部门测算，民间借贷投入实业的资金只有40%，大量资金在借贷市场空转。2分利贷出去，经过无数环节，左手抬右手，利率不断被托高。周德文举了个例子，温州一家中小企业急需100万周转，借款12天，月利为8分，不到两周利息就超过了3万元，利率水平已接近2008年底峰值。
这不是极端个例。温州市人民银行的检测数据显示，第一季度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单季上涨11.91%，比2010年第四季度涨幅高8个百分点；民间借贷的利率短期借款月息达到6%左右；首期贷款月息达到3%左右。周德文估计，最高利率甚至达到1角至1角5分，年化利率高达180%。
民间高息借贷成为借款企业颈上的一道绳索。从4月份开始，这条绳索真的收紧了。
一个老板出走，身后可能有数十个民间借贷者在哭泣，如知名餐饮连锁企业波特曼老板出走，就欠下几百万元民间高利贷借款无法偿还。温州巨邦鞋业有限公司老板突然消失，主要原因是一家担保公司老板出走，巨邦公司受牵累，涉及的资金约有五六千万之巨。
“现在企业老板出走的，大部分是资金链断了，还不起高利贷，没办法才走的，温州是个人情社会，他一走在温州多少年的积累都没了。逃跑的担保公司十个有九个是恶意的，他先打一个月利息给你，赢得你的信任，等你把本金给他，他就卷钱跑路了，最应该打击的是这种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商会人士说。
近日浙江警方已发出预警，严控企图出逃的老板，各边境口岸严格监控出入境登记手续，一遇到可疑人员就马上扣留对方证件；对于出逃的，对其家属也将采取紧急措施。官方声明称，“对企业主转移隐匿资产、恶意欠薪逃匿并造成后果的，要依法查处。”
不时有老板出走，逼债风潮也露出苗头。“有些担保公司使用软暴力逼债，不打你不骂你，搞两个外地人每天24小时跟住你，把你搞得精神崩溃。跳楼的那个企业家就是这样逼得受不了，当着逼债人的面从办公室跳了下去。”
温州的麻烦不是温州独有的，在温州企业主出走、跳楼频发之际，其他地方的民间借贷危机也逐渐呈现。
江苏泗洪县以宝马、奔驰名车云集闻名。今年初银行贷款收紧，房地产调控力度不断加大，高利贷升温，利息从5分、8分攀升到1角5分，泗洪出现“全民放贷”风潮。但过了短短数月，借贷大户失踪，高利贷市场崩盘，放贷者人心惶惶，“全民房贷”变成“全民追债”。
厦门市2010年三季度末担保公司发展到156家，不少在从事高利借贷业务，今年7月，厦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遭遇金主挤兑，造成流动性危机，引爆了厦门市整个担保行业的信任危机。
2011年4月，温州波特曼咖啡因经营不善，企业主向民间借入高息资金，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出走，相关门店停止经营。
4月，乐清三旗集团董事长陈福财，因资金链出现困境、企业互保出现问题出走。
6月中旬，乐清浙江天石电子公司老板叶某出走，据传叶某欠下7000万巨债无法偿还。
9月9日，龙湾家电老板郑珠菊出走，共欠债权人现金借款、银行承兑汇票等高达2.8亿元，后在温州经济开发区滨海园区被警方抓获。
9月13日，温州奥米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老板，送全体员工集体去雁荡山度假，偷运走40多台、总价值上千万的精密加工设备。
9月21日，温州最大的眼镜企业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出走。
……
从4月至今，温州有90多家企业的老板出走，9月以来就有25起。一时间，处于金融灰色地带的民间借贷成为众矢之的。
10月3日和4日，总理温家宝在温州视察，要求浙江稳定温州中小企业局势，整顿金融秩序，遏制高利贷化倾向，处理企业资金链断裂问题，防止风险扩散蔓延。10月12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9大措施。
温州人心趋稳。现在可以来看看高利贷究竟对这里的中小企业做了些什么。
全民放贷
初到温州的人就会发现，这是一座非常善于变通的城市。比如遍布市区的咖啡馆“拉芳舍”，除了咖啡饮料之外，居然还供应炒菜，很多温州人爱去吃夜宵。这在外人看来很奇怪，但当地人觉得很正常：只要有人喜欢就着炒螺蛳喝咖啡，就会有人去满足需求。
变通之道在这座城市的很多细节上都有体现，比如在温州打车经常会遇到“拼仔”—— 司机沿途搭载顺路的乘客。有时只有20多分钟的车程，身边居然会换三四拨乘客，一辆车前后四个座位80%的时间都是被占满的。还是同一个道理，出租车有闲置资源——空座，客人有低价搭乘的需求，在顺路不增加额外油费情况下，司机很自觉地会将资源和需求对接。
善于以变通之道将资源与需求对接，这是温州人的性格特质，这种性格也助燃了温州的民间借貸。
“至少70%的企业和个人牵涉到高利贷中。这个数据还是比较保守的，你想现在哪个领域没有放贷的？”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
一位温州的媒体朋友告诉记者，当地80后年轻人很少把钱存银行或投股市，大多都参与放贷。一个办公室三四十人，从上到下几乎人人放贷。刚结婚的年轻人手上刚拿到一笔礼金，马上就会拿去担保公司。
放贷有多好赚？按照国家规定，民间借贷利率控制在基准利率4倍以下，以4倍估算，月息在2.5分（2.5%）到2.9分，即便以2分算，年回报也高达24%。“2分的利率放贷，在温州到处都有人要，给担保公司它要，给一些效益好的、没有风险的企业也要。”这位朋友说。
有多少灰色资金由此涌入借贷市场？央行保守估计是1200亿元。“炒钱热”和当年的炒房热、炒蒜热一样，背后是无处可去的热钱在作祟。
“民间资本都没地方去了嘛。”从2009年以来，房地产低迷，迪拜泡沫破裂，山西煤改“国进民退”，温州民间资本大量回流。而在国有资本把控的大部分投资领域，新36条的颁布并未实质见效，民间资本仍被挤在门外。“民营企业就像被装在玻璃瓶里，看得到外面的天空很美好，但却出不去。”周德文说。
一小部分民间资本转移到国外，但大部分仍在观望徘徊。温州从2009年起银行存款余额直线上升，从4000亿上升到7600亿。随着民间借贷利率一路攀升，民间资本找到了新的泄洪口。
另一方面，在这场借贷游戏中还潜伏着机构的身影。
“借贷市场资金来源，第一是上市公司，它们很好圈钱，把钱圈来放高利贷最赚了。这个钱还是不用还的，所以中国的股民十个人九个亏。第二是国有企业，一些国企大量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到了民间借贷。第三是银行，在温州银行高管因高利贷逃走、自杀、辞职的都有，不要说那些不法分子跟银行串通起来放贷，银行本身也通过各种变通的方式在参与，包括和担保公司合作。国家法律规定担保公司可以放3-10倍贷款，放到10倍是什么概念？如果我存5000万在银行，我可以贷出来5个亿。”周德文表示。
“散户”处在借贷金字塔最底层，而公务员是其中最活跃的一部分。前不久温州曝出一起担保公司卷款潜逃案，涉及资金八成来源于当地公务员。周德文说：“公务员有个优势，他凭个人信用在温州可以从银行至少贷50万元，很多公务员从银行借个50万，自己家里可能有100万，房产抵押又可以贷出100万，250万放在担保公司，一个月可以拿到六七万，这还不刺激大家去放贷？”
钱多，人疯，崩盘悄然开始。
刀尖起舞
多方资本拾柴添火，失控只是时间问题。
据有关部门测算，民间借贷投入实业的资金只有40%，大量资金在借贷市场空转。2分利贷出去，经过无数环节，左手抬右手，利率不断被托高。周德文举了个例子，温州一家中小企业急需100万周转，借款12天，月利为8分，不到两周利息就超过了3万元，利率水平已接近2008年底峰值。
这不是极端个例。温州市人民银行的检测数据显示，第一季度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单季上涨11.91%，比2010年第四季度涨幅高8个百分点；民间借贷的利率短期借款月息达到6%左右；首期贷款月息达到3%左右。周德文估计，最高利率甚至达到1角至1角5分，年化利率高达180%。
民间高息借贷成为借款企业颈上的一道绳索。从4月份开始，这条绳索真的收紧了。
一个老板出走，身后可能有数十个民间借贷者在哭泣，如知名餐饮连锁企业波特曼老板出走，就欠下几百万元民间高利贷借款无法偿还。温州巨邦鞋业有限公司老板突然消失，主要原因是一家担保公司老板出走，巨邦公司受牵累，涉及的资金约有五六千万之巨。
“现在企业老板出走的，大部分是资金链断了，还不起高利贷，没办法才走的，温州是个人情社会，他一走在温州多少年的积累都没了。逃跑的担保公司十个有九个是恶意的，他先打一个月利息给你，赢得你的信任，等你把本金给他，他就卷钱跑路了，最应该打击的是这种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商会人士说。
近日浙江警方已发出预警，严控企图出逃的老板，各边境口岸严格监控出入境登记手续，一遇到可疑人员就马上扣留对方证件；对于出逃的，对其家属也将采取紧急措施。官方声明称，“对企业主转移隐匿资产、恶意欠薪逃匿并造成后果的，要依法查处。”
不时有老板出走，逼债风潮也露出苗头。“有些担保公司使用软暴力逼债，不打你不骂你，搞两个外地人每天24小时跟住你，把你搞得精神崩溃。跳楼的那个企业家就是这样逼得受不了，当着逼债人的面从办公室跳了下去。”
温州的麻烦不是温州独有的，在温州企业主出走、跳楼频发之际，其他地方的民间借贷危机也逐渐呈现。
江苏泗洪县以宝马、奔驰名车云集闻名。今年初银行贷款收紧，房地产调控力度不断加大，高利贷升温，利息从5分、8分攀升到1角5分，泗洪出现“全民放贷”风潮。但过了短短数月，借贷大户失踪，高利贷市场崩盘，放贷者人心惶惶，“全民房贷”变成“全民追债”。
厦门市2010年三季度末担保公司发展到156家，不少在从事高利借贷业务，今年7月，厦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遭遇金主挤兑，造成流动性危机，引爆了厦门市整个担保行业的信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