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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以来，减少碳排放已经成为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重要议题。而碳泄漏问题又是目前碳减排体系中的核心问题。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大量关注。本文回顾了以往研究，从碳泄漏的概念及测算、碳泄漏的产业影响三个方面对以往研究进行了总结。目前针对碳泄漏影响及解决措施的研究依然集中于发达国家视角，对发展中国家应对碳泄漏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
1.碳泄漏的概念及测算
1.1碳泄漏的概念及产生机制
随着以《京都议定书》为标志的气候变化政策国际体系的建立，欧盟国家等发达国家先后制定了减少碳排放的政策。这些政策涵盖了政治、经济、环境等诸多方面。目前，“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已经成为《京都议定书》缔约国的共识，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减排义务、环境政策以及制度安排上的均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否会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效果产生消极影响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
碳泄漏，是指在单边气候政策下，减排国家的气候政策会导致没有减排承诺国家碳排放量的增加的效应（Manne A，Richels R.G.（2000），Onno Kuik（2001））。目前来看，这一概念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可，被大量研究所应用。
综合已有研究可知，地区间气候政策差异造成的碳排放价格差是碳泄漏产生的根本原因，经济结构、贸易模式、关税水平、资本流动性以及技术扩散等都会对碳泄漏产生影响（Steffen Kallbekken，Line S.Flottorp，Nathan Rive 2007）。
碳泄漏在传导机制上可以分为贸易和投资两条途径。具体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点：
碳排放价格差异通过化石燃料贸易传导机制产生碳泄漏。由于《京都议定书》限制了附件B国家的碳排放，化石燃料在不同国家间会产生价格差异，导致附件B国家的化石燃料消费下降，碳排放下降；非附件B国家的化石燃料消费增加，碳排放上升，产生直接的碳泄漏。如Gerlagh and Kuik （2007）指出，化石燃料价格的下降会引起非减排国家对能源产品需求的增加。
碳排放价格差异通过碳密集型产品贸易的传导机制产生碳泄漏。由于碳排放价格会影响碳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减排政策必然会导致发达国家在产品贸易结构上产生变化，导致具有较低排放成本国家中间产品需求上升，从而在这些国家引起碳泄漏。Glen and Edgar （2008）将此种碳排放称为“弱碳泄漏”（weak carbon leakage）。EIHot （2010）认为国际贸易使得未征收碳税国家的碳密集产业竞争力增强、出口增加进而碳排放增加。
通过碳密集型产业转移引起的碳泄漏。附件B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带来的成本差异会导致能源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显著增加东道国的碳排放量，从而造成碳泄漏。如Mustafa H.Babiker（2005）认为，OECD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会显著增加离岸能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
1.2 计算碳泄漏率的模型研究
随着对评估碳泄漏风险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国外很多学者发现很多碳密集性产业确实面临碳泄漏风险，因此，学术界开始思考能否找到一个具体的数值来计算碳泄漏风险，于是碳泄漏率这个指标就产生了。
Alessandro Antimiani，Valeria Costantini，Chiara Martini，Luca Salvatici，Maria Cristina Tommasino（2013）使用的碳泄漏率为由减排国家的国内减排措施所导致的非减排国际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的增加。即为由减排国家所获得的二氧化碳含量的减少的体积的绝对值的所占的百分比。采用GREEN模型之后，得出的碳泄漏率为5%，而G-Cubed模型得出的碳泄漏率为8%，GTEM模型得出的碳泄漏率为9%，Gemini-E3模型得出的碳泄漏率为11%，WorldScan模型得出的碳泄漏率为14%，MS-MRT模型得出的碳泄漏率为26%，MERGE4模型得出的碳泄漏率为34%。Babiker与Jacoby使用了EPPA–GTAP模型之后，发现全球碳泄漏率为6%。
Onno Kuik，Marjan Hofkes（2009）指出，碳泄漏率被定义为：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由国内碳减排措施所引起的，或者年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量占欧盟年均二氧化碳减排量的百分比。该文献在通过模型计算碳泄漏率方面涉及的较少。
Terry Barker，Sudhir Junankar，Hector Pollitt，Philip Summerton（2007）认为，碳泄漏率的计算公式为采取减轻碳排放措施的国家或地区以外的地方的CO2排放的增加量除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CO2排放的减少量。作者通过使用静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之后，得出碳泄漏率在5-20%范围内；然而在使用动态M3ME模型之后，得出碳泄漏率的水平很低，甚至为负。
Steffen Kallbekken，Line S.Flottorp，Nathan Rive（2007）引用前人研究认为碳泄漏率在5%-20%之间，一些研究认为碳泄漏率甚至超过100%。
根据1996年的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二次评估报告（SAR）显示，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行为的世界模型所计算的碳泄漏率变动范围很大，接近0-70%。而TAR（第三次评估报告）（IPCC，2001）显示，碳泄漏率的范围缩小为5-20%。
Paltsev （2001）基于1995年的数据，用GTAP-EG模型（静态全球均衡模型）分析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影响。他宣称碳泄漏率是10.5%，根据聚集，贸易弹性和资金流动性的不同的假设，碳泄漏率的波动范围是5-15%，
综合以上的研究，大致可以发现这些文献的一些研究特征。不同学者采用的模型不同，得出的碳泄漏率不同。CGE模型和GTAP模型以及它的扩展模型的使用程度相对更多一些。碳泄漏率对于模型的设定是很敏感的，稍微改变一个条件，得出的结论可能就相差很大。 2.碳泄漏对中国碳密集产业的影响
赵玉焕、范静文和易瑾超（2011）经过对中欧贸易指标的分析后发现，碳泄漏进一步强化了我国粗放式的贸易增长方式和“碳密集型产品生产大国”的角色，这对于我国应对环境和资源的负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国际分工的地位和竞争力以及应对国际气候谈判与减排压力都是极为不利的。张学贵，何海燕（2013）运用ADF平稳性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检验了碳泄漏对碳密集型产业进出口贸易额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泄漏进一步强化了我国粗放式的贸易增长方式和“碳密集型产品生产大国”的角色。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碳泄漏对中国碳密集型产业的贸易效应产生了负面影响，这对于我国应对环境和资源的负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国际分工的地位和竞争力以及应对国际气候谈判与减排压力都是极为不利的。（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
参考文献：
[1].Stephanie Monjon and Philippe.A border adjustment for the EU ETS reconciling WTO rules and capacity to tackle carbon leakage[J].Climate Policy Volume 11，Issue 5，2011
[2]Alessandro Antimiani，Valeria Costantini，Chiara Martini，Luca Salvatici，Maria Cristina Tommasino.Assessing alternative solutions to carbon leakage[J].Energy Economics Volume 36，March 2013，PP 299–311
[3]Alain Bernarda & Marc Vielle.Assessment of European Union transition scenarios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he issue of carbon leakage[J].Energy Economics Volume 31，Supplement 2，December 2009，PP S274–S284
[4]Terry Barker，Sudhir Junankar，Hector Pollitt，Philip Summerton.Carbon leakage from unilateral Environmental Tax Reforms in Europe 1995–2005[J].Energy Policy Volume 35，Issue 12，December 2007，Pages 6281–6292
[5]Corrado Di Maria & Edwin van derWerf.Carbon leakage revisited unilateral climate policy with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J].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February 2008，Volume 39，Issue 2，pp 55-74
[6]Shiva Sikdar and Harvey Lapan.Carbon leakage the role of sequential policy setting[J].IOWA STATE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No.10004 February 2010
[7]Thomas Eichner & Rüdiger Pethig.Carbon leakage，The green paradox，and Prefect future markets[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ume 52，Issue 3，pages 767–805，August 2011
[8]Steffen Kallbekken，Line S.Flottorp，Nathan Rive.CDM baseline approaches and carbon leakage[J].Energy Policy Volume 35，Issue 8，August 2007，Pages 4154–4163
[9]Mustafa H.Babiker.Climate change policy，market structure，and carbon leakag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ume 65，Issue 2，March 2005，Pages 421–445
[10]Carolyn Fischer and Alan K.Fox.Climate policy and fiscal constraints Do tax interactions outweigh carbon leakage[J].Energy Economics Volume 34，Supplement 2，December 2012，Pages S218–S227
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以来，减少碳排放已经成为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重要议题。而碳泄漏问题又是目前碳减排体系中的核心问题。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大量关注。本文回顾了以往研究，从碳泄漏的概念及测算、碳泄漏的产业影响三个方面对以往研究进行了总结。目前针对碳泄漏影响及解决措施的研究依然集中于发达国家视角，对发展中国家应对碳泄漏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
1.碳泄漏的概念及测算
1.1碳泄漏的概念及产生机制
随着以《京都议定书》为标志的气候变化政策国际体系的建立，欧盟国家等发达国家先后制定了减少碳排放的政策。这些政策涵盖了政治、经济、环境等诸多方面。目前，“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已经成为《京都议定书》缔约国的共识，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减排义务、环境政策以及制度安排上的均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否会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效果产生消极影响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
碳泄漏，是指在单边气候政策下，减排国家的气候政策会导致没有减排承诺国家碳排放量的增加的效应（Manne A，Richels R.G.（2000），Onno Kuik（2001））。目前来看，这一概念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可，被大量研究所应用。
综合已有研究可知，地区间气候政策差异造成的碳排放价格差是碳泄漏产生的根本原因，经济结构、贸易模式、关税水平、资本流动性以及技术扩散等都会对碳泄漏产生影响（Steffen Kallbekken，Line S.Flottorp，Nathan Rive 2007）。
碳泄漏在传导机制上可以分为贸易和投资两条途径。具体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点：
碳排放价格差异通过化石燃料贸易传导机制产生碳泄漏。由于《京都议定书》限制了附件B国家的碳排放，化石燃料在不同国家间会产生价格差异，导致附件B国家的化石燃料消费下降，碳排放下降；非附件B国家的化石燃料消费增加，碳排放上升，产生直接的碳泄漏。如Gerlagh and Kuik （2007）指出，化石燃料价格的下降会引起非减排国家对能源产品需求的增加。
碳排放价格差异通过碳密集型产品贸易的传导机制产生碳泄漏。由于碳排放价格会影响碳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减排政策必然会导致发达国家在产品贸易结构上产生变化，导致具有较低排放成本国家中间产品需求上升，从而在这些国家引起碳泄漏。Glen and Edgar （2008）将此种碳排放称为“弱碳泄漏”（weak carbon leakage）。EIHot （2010）认为国际贸易使得未征收碳税国家的碳密集产业竞争力增强、出口增加进而碳排放增加。
通过碳密集型产业转移引起的碳泄漏。附件B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带来的成本差异会导致能源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显著增加东道国的碳排放量，从而造成碳泄漏。如Mustafa H.Babiker（2005）认为，OECD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会显著增加离岸能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
1.2 计算碳泄漏率的模型研究
随着对评估碳泄漏风险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国外很多学者发现很多碳密集性产业确实面临碳泄漏风险，因此，学术界开始思考能否找到一个具体的数值来计算碳泄漏风险，于是碳泄漏率这个指标就产生了。
Alessandro Antimiani，Valeria Costantini，Chiara Martini，Luca Salvatici，Maria Cristina Tommasino（2013）使用的碳泄漏率为由减排国家的国内减排措施所导致的非减排国际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的增加。即为由减排国家所获得的二氧化碳含量的减少的体积的绝对值的所占的百分比。采用GREEN模型之后，得出的碳泄漏率为5%，而G-Cubed模型得出的碳泄漏率为8%，GTEM模型得出的碳泄漏率为9%，Gemini-E3模型得出的碳泄漏率为11%，WorldScan模型得出的碳泄漏率为14%，MS-MRT模型得出的碳泄漏率为26%，MERGE4模型得出的碳泄漏率为34%。Babiker与Jacoby使用了EPPA–GTAP模型之后，发现全球碳泄漏率为6%。
Onno Kuik，Marjan Hofkes（2009）指出，碳泄漏率被定义为：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由国内碳减排措施所引起的，或者年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量占欧盟年均二氧化碳减排量的百分比。该文献在通过模型计算碳泄漏率方面涉及的较少。
Terry Barker，Sudhir Junankar，Hector Pollitt，Philip Summerton（2007）认为，碳泄漏率的计算公式为采取减轻碳排放措施的国家或地区以外的地方的CO2排放的增加量除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CO2排放的减少量。作者通过使用静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之后，得出碳泄漏率在5-20%范围内；然而在使用动态M3ME模型之后，得出碳泄漏率的水平很低，甚至为负。
Steffen Kallbekken，Line S.Flottorp，Nathan Rive（2007）引用前人研究认为碳泄漏率在5%-20%之间，一些研究认为碳泄漏率甚至超过100%。
根据1996年的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二次评估报告（SAR）显示，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行为的世界模型所计算的碳泄漏率变动范围很大，接近0-70%。而TAR（第三次评估报告）（IPCC，2001）显示，碳泄漏率的范围缩小为5-20%。
Paltsev （2001）基于1995年的数据，用GTAP-EG模型（静态全球均衡模型）分析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影响。他宣称碳泄漏率是10.5%，根据聚集，贸易弹性和资金流动性的不同的假设，碳泄漏率的波动范围是5-15%，
综合以上的研究，大致可以发现这些文献的一些研究特征。不同学者采用的模型不同，得出的碳泄漏率不同。CGE模型和GTAP模型以及它的扩展模型的使用程度相对更多一些。碳泄漏率对于模型的设定是很敏感的，稍微改变一个条件，得出的结论可能就相差很大。 2.碳泄漏对中国碳密集产业的影响
赵玉焕、范静文和易瑾超（2011）经过对中欧贸易指标的分析后发现，碳泄漏进一步强化了我国粗放式的贸易增长方式和“碳密集型产品生产大国”的角色，这对于我国应对环境和资源的负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国际分工的地位和竞争力以及应对国际气候谈判与减排压力都是极为不利的。张学贵，何海燕（2013）运用ADF平稳性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检验了碳泄漏对碳密集型产业进出口贸易额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泄漏进一步强化了我国粗放式的贸易增长方式和“碳密集型产品生产大国”的角色。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碳泄漏对中国碳密集型产业的贸易效应产生了负面影响，这对于我国应对环境和资源的负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国际分工的地位和竞争力以及应对国际气候谈判与减排压力都是极为不利的。（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
参考文献：
[1].Stephanie Monjon and Philippe.A border adjustment for the EU ETS reconciling WTO rules and capacity to tackle carbon leakage[J].Climate Policy Volume 11，Issue 5，2011
[2]Alessandro Antimiani，Valeria Costantini，Chiara Martini，Luca Salvatici，Maria Cristina Tommasino.Assessing alternative solutions to carbon leakage[J].Energy Economics Volume 36，March 2013，PP 299–311
[3]Alain Bernarda & Marc Vielle.Assessment of European Union transition scenarios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he issue of carbon leakage[J].Energy Economics Volume 31，Supplement 2，December 2009，PP S274–S284
[4]Terry Barker，Sudhir Junankar，Hector Pollitt，Philip Summerton.Carbon leakage from unilateral Environmental Tax Reforms in Europe 1995–2005[J].Energy Policy Volume 35，Issue 12，December 2007，Pages 6281–6292
[5]Corrado Di Maria & Edwin van derWerf.Carbon leakage revisited unilateral climate policy with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J].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February 2008，Volume 39，Issue 2，pp 55-74
[6]Shiva Sikdar and Harvey Lapan.Carbon leakage the role of sequential policy setting[J].IOWA STATE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No.10004 February 2010
[7]Thomas Eichner & Rüdiger Pethig.Carbon leakage，The green paradox，and Prefect future markets[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ume 52，Issue 3，pages 767–805，August 2011
[8]Steffen Kallbekken，Line S.Flottorp，Nathan Rive.CDM baseline approaches and carbon leakage[J].Energy Policy Volume 35，Issue 8，August 2007，Pages 4154–4163
[9]Mustafa H.Babiker.Climate change policy，market structure，and carbon leakag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ume 65，Issue 2，March 2005，Pages 421–445
[10]Carolyn Fischer and Alan K.Fox.Climate policy and fiscal constraints Do tax interactions outweigh carbon leakage[J].Energy Economics Volume 34，Supplement 2，December 2012，Pages S218–S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