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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舆论多元多样多变环境下，网络谣言作为谣言的一种特殊形式，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危害程度深，其治理已刻不容缓。网络综合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网络综合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网络谣言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一、当前网络谣言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网络谣言治理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制度，相关部门也开展了一系列整治网络谣言的专项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突发事件发生时，网络谣言依然如影随形，其治理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执法力度与精准度有待加强
网络谣言依据其不同类型和传播范围等，对社会具有不同程度的现实危害，由于危害程度难以界定，加之造谣成本相对较低，执法成本相对较高，导致执法力度与精准度不够，甚至错位。比如，不管是对一些无主观恶意的造谣传谣者，还是恶意制造和传播恶性谣言者，均采取说服教育等象征性惩治措施，甚至冷处理、不处理，法律针对性、操作性不强，法律威慑力处罚力不够。
（二）网德建设与网民自律有待加强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04亿，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255亿，占网民整体的282%;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网民群体占比为195%。由于网民规模结构及学历层次等客观现实，加之网德建设滞后，决定了网民辨别力与鉴别力不高，特别是在面对网络谣言时，往往缺乏理性思考而人云亦云。同时，一些网络平台以流量至上，“把关人”角色弱化，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成为网络谣言传播扩散的推手。
（三）技术防范治理手段有待加强
当前，针对网上海量信息，单靠“人海战术”对于网络谣言的识别、筛查、拦截、管控、溯源等所起作用不大。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和有关网络平台虽然也陆续开发了一些技术系统，但总体效果不明显，仍然存在大量网络谣言。
（四）权威信息发布和辟谣引导有待加强
网络谣言在网上大行其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方权威信息发布滞后，政府部门在应对网络谣言时很少主动出击，往往是被动应对，权威信息缺位必然导致网络谣言挤占网络空间。同时，官方权威信息和辟谣信息发布后，存在推送不到位和覆盖不全面的问题，特别是一些精准辟谣信息，点对点、圈对圈引导不到位，导致传播率不足，到达率不高。
二、网络谣言治理的相关文献回顾
当前，国内关于网络谣言治理的文献研究较多。截至2020年7月26日，以“网络谣言治理”为关键词，通过中国知网共搜索到507余篇相关文献。通过梳理已有文献，有关网络谣言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从网络谣言形成和发展的阶段入手
将网络谣言分为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或潜伏期、萌芽期与爆发期三个阶段，并提出阶段性治理措施。比如，卢剑明强调，积极构建事先预防、事中监控和事后追责的网络谣言防控机制，夯实由政府主导、网站和网民共同参与的网络谣言综治架构。[1]丁颖认为，网络谣言潜伏期要调查民意，防患于未然;网络谣言萌芽期要定期监测，危机预警;网络谣言爆发期要反应迅捷，巧妙应对。[2]
（二）从网络谣言治理的手段入手
已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从法律法规、媒介素养、刑法治理、技术治理等方面提出治理策略。这类研究又分两类：一类是侧重于某一方面，即单一强调某一治理手段。比如，林浩瀚在区块链技术基层架构和核心特性层面对基于区块链技术进行网络谣言治理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后，认为运用区块链技术的核心特性可以有效地对网络谣言进行治理，并能够有效地解决当前网络谣言治理的困境。[3]胡亚龙通过分析我国刑法现状提出了关于完善刑法对网络谣言治理的建议，认为要完善刑法关于网络谣言的罪名配置，明确对“公共秩序”和“情节严重”标准的界定。[4]另一类则是整合多种治理手段加以论证。比如，江必新、黄明慧认为“信息疫情”防控需要法治應对与理性自觉[5]。金国峰从制度、技术和文化视域，提出网络谣言的治理途径，包括制度治理：完善疫情信息发布制度，推广网络实名制;技术治理：发展网络谣言筛查技术，推进大数据治理战略;文化治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网络文化。[6]
（三）从网络谣言成因及传播机理入手
主要探索网络谣言产生的根源与其传播背后蕴含的规律性特征，以此提出相应的治理策略。比如，冯雨佳从网络谣言的特性、制造者、传播者、监管者、澄清者五个层面深入探析网络谣言大行其道的成因，基于成因分析，从个人层面、媒体层面、政府层面提出对策。[7]翟敏从社会环境的影响、失真信息的泛滥、造谣群体的运作、网民的非理性跟风等方面探究网络谣言产生的原因，提出完善相关法律、及时公开信息、增强个体自律等三条治理路径。[8]
综上所述，当前，网络谣言充斥网络空间，特别是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发生后，网络谣言应时而生，裹挟各类真假难辨的负面信息，在别有用心之人推波助澜和不明真相人员惯性转发下在网上不断发酵衍变，严重影响网络舆论环境，甚至危害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消解政府公信力，必须系统治理、综合整治。网络谣言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政府部门、网络平台、网民等多个方面。但从治理主体看，政府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体，其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中坚力量。因此，网络谣言治理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充分利用法律、技术等手段，构建法治、自治、智治、共治“四治联动”的综合治谣格局，加快推进网络谣言治理现代化，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三、构建以政府为主体的网络谣言综合治理策略
（一）强执法、善明察，加强依法治谣
治网之道，法治为本。当前，规范网络传播秩序的法律法规逐步完善，网络谣言治理已基本实现有法可依。不仅《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对编造或传播谣言作出处罚规定，网络空间安全领域的基础性法律《网络安全法》也对传播虚假信息等作出明确处理规定。同时，国家网信办近年来发布的系列规定均对网络谣言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比如2020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第二章第六条，明确提出“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含有散布谣言，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违法信息”，同时也对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健全谣言处置机制等作出明确规定。 依法治谣，已实现有法可依，但相关法律法规针对性和操作性不强，执法成本、惩罚力度与谣言危害性不匹配等因素，导致网上造谣传谣行为未得到根本遏制，破解之道在于执法必严，应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衔接机制，着力提高执行力，让更多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网上造谣传谣行为进入法律程序，而不是简单地批评教育、说服引导了事。同时，还应建立严格的追责机制，将网络造谣传谣纳入个人信用体系，对网上造谣传谣行为进行长期性、精准化打击。
网络谣言治理要坚持法治原则，但也要注意区分和鉴别恶意谣言与好心质疑，恶毒攻击与善意批评，对网上那些带有善意的批评、建议、提醒、提示和有待证实的信息应给予一定的容忍度。应对此类网络信息时应特别审慎，必须明察信息发布者的主观动机、意图和目的。若出于善意，仅限于当时条件下认知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而发表和传播了一些真假有待确定的信息，则不宜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而应适度包容，让时间检验真伪。
（二）重自律、倡网德，实施谣言自治
依法治谣强调的是他律，谣言自治则强调的是自律。要从根本上铲除谣言滋生的土壤，不仅要靠他律更要靠自律。网民自律应包含三个层面。一是不造谣。作为信息发布主体的网民个人不能仅享有自我发布权利，更应履行自我管理责任。二是不传谣。网络谣言成于传谣者，要阻断网络谣言传播，网民个人必须理性思考，增强鉴别力和抵制力。三是不信谣。网络谣言终于信谣者，要破除其严重危害性，必须提高网民自身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不能偏听偏信。在此基础上，更要主动举报各类网络谣言，积极参与网络辟谣。
如何提高网民个人自律意识，提升网络谣言辨识能力，倡导社会网德建设是重要路径。2017年，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提出实施“网德工程”，倡导文明办网、文明上网。当前环境下，以网德建设推动网络谣言治理显得尤为迫切。一是应以德办网。网络平台应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强化社会责任，加强用户资质审核和内容监管，建立完善网络谣言治理平台处置机制，探索形成行业自治规程。二是应以德上网。网民个人应守公德严私德，履行公民责任，积极培育自身网德意识，提高网德认知，自觉规范个人网络行为，不断以网民个人文明上网行为带动和影响网民群体以德上网。三是应以德管网。相关部门应将网德建设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网德宣传教育，探索成立网民道德建设委员会，加强互联网领域信用建设，落实互联网信息服务严重失信主体信用黑名单管理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
（三）扩样本、强技术，深化技术治谣
技术前进一小步，管理难度就增加一大步。当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IPv6、区块链、算法推荐、新型互联网接入等颠覆性技术，早已穿透网络空间监管边界，给网络谣言治理带来极大挑战，但与此同时也为网络谣言治理提供了新的有效路径。强化技术治谣，必须创新治理理念，始终在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坚持“以技术对技术、以技术管技术”，以新理念应对新挑战，在准确把握技术创新内在规律的基础上，推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应用用于网络谣言治理实践。
技术治谣应探索从初期谣言识别，到中期自动阻断，再到后期处置，建立网络谣言全周期、全链条治理机制。谣言识别阶段，需以大量谣言样本为语料，搭建大数据模型建立样本库，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样本库谣言的识别和处理，自动鉴别变异、变种或新增谣言，同时将典型样本纳入库内，不断丰富谣言样本内容。自动阻断阶段。应参照欧美等国家做法，以新技术强化网络内容监管，研发网络谣言自动过滤系统，实时对已鉴别出的网络谣言或新增谣言信息，进行自动扫描、推理、对比，最终评判、预警和阻断。谣言处置阶段，应充分利用IPv6、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对网络谣言传播源头、路径和规律等进行监控和捕获，对谣言发布者身份、位置信息、网络信息等进行追踪和取证，对“黑名单”账号和转世账号等进行识别和处置。
（四）重真相、靠联动，落实共同治谣
谣言止于真相，唯有让真相与谣言并驾齐驱甚至跑赢谣言，才能让谣言无处遁形、无立足之地。当面对谣言已经蔓延的被动局面，及时、快速、准确辟谣则是关键。权威信息发布必须突出一个“快”字，除定时定点主动通报官方权威信息外，还应主动搜集谣言信息，筛选典型样本，快速核实和发布辟谣信息;必须强调一个“准”字，针对越来越多的医药、食品、卫生等专业领域谣言信息，必须组织专家学者有针对性地精准辟谣;必须基于一个“信”字，应加强网络辟谣信息内容建设，让辟谣信息看得懂、贴得近、传得开，切实增强辟谣信息的可信度。
当前，在海量信息与信息茧房共同作用下，如何让辟谣信息起作用有效果，联动辟谣是一条有效路径。国家层面建立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为中枢，涵盖国家部委、地方省市、中央新闻网站、重点商业网站、专业权威机构、普通网民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辟谣机制，重点对重大谣言信息进行精准辟谣。地方省市则应联动属地部门、新闻媒体等，根据属地实际建立网络辟谣矩阵，主动接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完善谣言及时发现、报告、核实和辟谣发布机制，做大做强辟谣力量。同时，相关部门还应充分动员网评队伍、网络志愿服务队等“进圈入群”，多终端多渠道转发权威辟谣信息，点对点精准开展评论引导，打通网络辟谣的“最后一米”，打赢网络谣言治理的“人民战争”。
参考文献：
[1]卢剑明.网络谣言现存问题及治理对策[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7（2）.
[2]丁颖.突发事件及网络谣言实证分析——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谣言治理研究[J].新闻研究导刊，2019（10）.
[3]林浩瀚.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网络谣言治理研究[D].内蒙古：内蒙古大学，2019.
[4]胡亚龙.以刑法学视角浅谈网络谣言的治理问题[J].法制博览，2020（5）.
[5]江必新，黄明慧.“信息疫情”防控需要法治应对与理性自觉[J].社会治理，2020（5）.
[6]金国峰.重大疫情中网络谣言的形成诱因及其治理[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6）.
[7]冯雨佳.破窗效应视角下“后真相”时代网络谣言的传播与治理分析[J].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12）.
[8]翟敏.互联网语境下的谣言成因及对策分析[J].新闻研究导刊，2018（10）.
作者：陶秋胜，重庆市网信办干部
陶佳丽，陸军勤务学院基础部教员
责任编辑：刘小侨
一、当前网络谣言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网络谣言治理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制度，相关部门也开展了一系列整治网络谣言的专项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突发事件发生时，网络谣言依然如影随形，其治理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执法力度与精准度有待加强
网络谣言依据其不同类型和传播范围等，对社会具有不同程度的现实危害，由于危害程度难以界定，加之造谣成本相对较低，执法成本相对较高，导致执法力度与精准度不够，甚至错位。比如，不管是对一些无主观恶意的造谣传谣者，还是恶意制造和传播恶性谣言者，均采取说服教育等象征性惩治措施，甚至冷处理、不处理，法律针对性、操作性不强，法律威慑力处罚力不够。
（二）网德建设与网民自律有待加强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04亿，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255亿，占网民整体的282%;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网民群体占比为195%。由于网民规模结构及学历层次等客观现实，加之网德建设滞后，决定了网民辨别力与鉴别力不高，特别是在面对网络谣言时，往往缺乏理性思考而人云亦云。同时，一些网络平台以流量至上，“把关人”角色弱化，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成为网络谣言传播扩散的推手。
（三）技术防范治理手段有待加强
当前，针对网上海量信息，单靠“人海战术”对于网络谣言的识别、筛查、拦截、管控、溯源等所起作用不大。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和有关网络平台虽然也陆续开发了一些技术系统，但总体效果不明显，仍然存在大量网络谣言。
（四）权威信息发布和辟谣引导有待加强
网络谣言在网上大行其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方权威信息发布滞后，政府部门在应对网络谣言时很少主动出击，往往是被动应对，权威信息缺位必然导致网络谣言挤占网络空间。同时，官方权威信息和辟谣信息发布后，存在推送不到位和覆盖不全面的问题，特别是一些精准辟谣信息，点对点、圈对圈引导不到位，导致传播率不足，到达率不高。
二、网络谣言治理的相关文献回顾
当前，国内关于网络谣言治理的文献研究较多。截至2020年7月26日，以“网络谣言治理”为关键词，通过中国知网共搜索到507余篇相关文献。通过梳理已有文献，有关网络谣言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从网络谣言形成和发展的阶段入手
将网络谣言分为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或潜伏期、萌芽期与爆发期三个阶段，并提出阶段性治理措施。比如，卢剑明强调，积极构建事先预防、事中监控和事后追责的网络谣言防控机制，夯实由政府主导、网站和网民共同参与的网络谣言综治架构。[1]丁颖认为，网络谣言潜伏期要调查民意，防患于未然;网络谣言萌芽期要定期监测，危机预警;网络谣言爆发期要反应迅捷，巧妙应对。[2]
（二）从网络谣言治理的手段入手
已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从法律法规、媒介素养、刑法治理、技术治理等方面提出治理策略。这类研究又分两类：一类是侧重于某一方面，即单一强调某一治理手段。比如，林浩瀚在区块链技术基层架构和核心特性层面对基于区块链技术进行网络谣言治理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后，认为运用区块链技术的核心特性可以有效地对网络谣言进行治理，并能够有效地解决当前网络谣言治理的困境。[3]胡亚龙通过分析我国刑法现状提出了关于完善刑法对网络谣言治理的建议，认为要完善刑法关于网络谣言的罪名配置，明确对“公共秩序”和“情节严重”标准的界定。[4]另一类则是整合多种治理手段加以论证。比如，江必新、黄明慧认为“信息疫情”防控需要法治應对与理性自觉[5]。金国峰从制度、技术和文化视域，提出网络谣言的治理途径，包括制度治理：完善疫情信息发布制度，推广网络实名制;技术治理：发展网络谣言筛查技术，推进大数据治理战略;文化治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网络文化。[6]
（三）从网络谣言成因及传播机理入手
主要探索网络谣言产生的根源与其传播背后蕴含的规律性特征，以此提出相应的治理策略。比如，冯雨佳从网络谣言的特性、制造者、传播者、监管者、澄清者五个层面深入探析网络谣言大行其道的成因，基于成因分析，从个人层面、媒体层面、政府层面提出对策。[7]翟敏从社会环境的影响、失真信息的泛滥、造谣群体的运作、网民的非理性跟风等方面探究网络谣言产生的原因，提出完善相关法律、及时公开信息、增强个体自律等三条治理路径。[8]
综上所述，当前，网络谣言充斥网络空间，特别是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发生后，网络谣言应时而生，裹挟各类真假难辨的负面信息，在别有用心之人推波助澜和不明真相人员惯性转发下在网上不断发酵衍变，严重影响网络舆论环境，甚至危害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消解政府公信力，必须系统治理、综合整治。网络谣言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政府部门、网络平台、网民等多个方面。但从治理主体看，政府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体，其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中坚力量。因此，网络谣言治理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充分利用法律、技术等手段，构建法治、自治、智治、共治“四治联动”的综合治谣格局，加快推进网络谣言治理现代化，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三、构建以政府为主体的网络谣言综合治理策略
（一）强执法、善明察，加强依法治谣
治网之道，法治为本。当前，规范网络传播秩序的法律法规逐步完善，网络谣言治理已基本实现有法可依。不仅《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对编造或传播谣言作出处罚规定，网络空间安全领域的基础性法律《网络安全法》也对传播虚假信息等作出明确处理规定。同时，国家网信办近年来发布的系列规定均对网络谣言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比如2020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第二章第六条，明确提出“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含有散布谣言，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违法信息”，同时也对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健全谣言处置机制等作出明确规定。 依法治谣，已实现有法可依，但相关法律法规针对性和操作性不强，执法成本、惩罚力度与谣言危害性不匹配等因素，导致网上造谣传谣行为未得到根本遏制，破解之道在于执法必严，应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衔接机制，着力提高执行力，让更多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网上造谣传谣行为进入法律程序，而不是简单地批评教育、说服引导了事。同时，还应建立严格的追责机制，将网络造谣传谣纳入个人信用体系，对网上造谣传谣行为进行长期性、精准化打击。
网络谣言治理要坚持法治原则，但也要注意区分和鉴别恶意谣言与好心质疑，恶毒攻击与善意批评，对网上那些带有善意的批评、建议、提醒、提示和有待证实的信息应给予一定的容忍度。应对此类网络信息时应特别审慎，必须明察信息发布者的主观动机、意图和目的。若出于善意，仅限于当时条件下认知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而发表和传播了一些真假有待确定的信息，则不宜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而应适度包容，让时间检验真伪。
（二）重自律、倡网德，实施谣言自治
依法治谣强调的是他律，谣言自治则强调的是自律。要从根本上铲除谣言滋生的土壤，不仅要靠他律更要靠自律。网民自律应包含三个层面。一是不造谣。作为信息发布主体的网民个人不能仅享有自我发布权利，更应履行自我管理责任。二是不传谣。网络谣言成于传谣者，要阻断网络谣言传播，网民个人必须理性思考，增强鉴别力和抵制力。三是不信谣。网络谣言终于信谣者，要破除其严重危害性，必须提高网民自身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不能偏听偏信。在此基础上，更要主动举报各类网络谣言，积极参与网络辟谣。
如何提高网民个人自律意识，提升网络谣言辨识能力，倡导社会网德建设是重要路径。2017年，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提出实施“网德工程”，倡导文明办网、文明上网。当前环境下，以网德建设推动网络谣言治理显得尤为迫切。一是应以德办网。网络平台应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强化社会责任，加强用户资质审核和内容监管，建立完善网络谣言治理平台处置机制，探索形成行业自治规程。二是应以德上网。网民个人应守公德严私德，履行公民责任，积极培育自身网德意识，提高网德认知，自觉规范个人网络行为，不断以网民个人文明上网行为带动和影响网民群体以德上网。三是应以德管网。相关部门应将网德建设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网德宣传教育，探索成立网民道德建设委员会，加强互联网领域信用建设，落实互联网信息服务严重失信主体信用黑名单管理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
（三）扩样本、强技术，深化技术治谣
技术前进一小步，管理难度就增加一大步。当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IPv6、区块链、算法推荐、新型互联网接入等颠覆性技术，早已穿透网络空间监管边界，给网络谣言治理带来极大挑战，但与此同时也为网络谣言治理提供了新的有效路径。强化技术治谣，必须创新治理理念，始终在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坚持“以技术对技术、以技术管技术”，以新理念应对新挑战，在准确把握技术创新内在规律的基础上，推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应用用于网络谣言治理实践。
技术治谣应探索从初期谣言识别，到中期自动阻断，再到后期处置，建立网络谣言全周期、全链条治理机制。谣言识别阶段，需以大量谣言样本为语料，搭建大数据模型建立样本库，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样本库谣言的识别和处理，自动鉴别变异、变种或新增谣言，同时将典型样本纳入库内，不断丰富谣言样本内容。自动阻断阶段。应参照欧美等国家做法，以新技术强化网络内容监管，研发网络谣言自动过滤系统，实时对已鉴别出的网络谣言或新增谣言信息，进行自动扫描、推理、对比，最终评判、预警和阻断。谣言处置阶段，应充分利用IPv6、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对网络谣言传播源头、路径和规律等进行监控和捕获，对谣言发布者身份、位置信息、网络信息等进行追踪和取证，对“黑名单”账号和转世账号等进行识别和处置。
（四）重真相、靠联动，落实共同治谣
谣言止于真相，唯有让真相与谣言并驾齐驱甚至跑赢谣言，才能让谣言无处遁形、无立足之地。当面对谣言已经蔓延的被动局面，及时、快速、准确辟谣则是关键。权威信息发布必须突出一个“快”字，除定时定点主动通报官方权威信息外，还应主动搜集谣言信息，筛选典型样本，快速核实和发布辟谣信息;必须强调一个“准”字，针对越来越多的医药、食品、卫生等专业领域谣言信息，必须组织专家学者有针对性地精准辟谣;必须基于一个“信”字，应加强网络辟谣信息内容建设，让辟谣信息看得懂、贴得近、传得开，切实增强辟谣信息的可信度。
当前，在海量信息与信息茧房共同作用下，如何让辟谣信息起作用有效果，联动辟谣是一条有效路径。国家层面建立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为中枢，涵盖国家部委、地方省市、中央新闻网站、重点商业网站、专业权威机构、普通网民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辟谣机制，重点对重大谣言信息进行精准辟谣。地方省市则应联动属地部门、新闻媒体等，根据属地实际建立网络辟谣矩阵，主动接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完善谣言及时发现、报告、核实和辟谣发布机制，做大做强辟谣力量。同时，相关部门还应充分动员网评队伍、网络志愿服务队等“进圈入群”，多终端多渠道转发权威辟谣信息，点对点精准开展评论引导，打通网络辟谣的“最后一米”，打赢网络谣言治理的“人民战争”。
参考文献：
[1]卢剑明.网络谣言现存问题及治理对策[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7（2）.
[2]丁颖.突发事件及网络谣言实证分析——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谣言治理研究[J].新闻研究导刊，2019（10）.
[3]林浩瀚.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网络谣言治理研究[D].内蒙古：内蒙古大学，2019.
[4]胡亚龙.以刑法学视角浅谈网络谣言的治理问题[J].法制博览，2020（5）.
[5]江必新，黄明慧.“信息疫情”防控需要法治应对与理性自觉[J].社会治理，2020（5）.
[6]金国峰.重大疫情中网络谣言的形成诱因及其治理[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6）.
[7]冯雨佳.破窗效应视角下“后真相”时代网络谣言的传播与治理分析[J].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12）.
[8]翟敏.互联网语境下的谣言成因及对策分析[J].新闻研究导刊，2018（10）.
作者：陶秋胜，重庆市网信办干部
陶佳丽，陸军勤务学院基础部教员
责任编辑：刘小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