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在远方。
　　概念和逻辑的推演离文学有多远？应当说很远。
　　我与冯同庆先生相识多年，冯先生是著名的劳工理论专家，他把“后青春”的满腔热血执着地倾注在了从乡间田园走出来的一群做工的人身上，往日的青春岁月镌刻在灵魂深处的“底层情节”化作无限深厚的劳工情怀，一步步推动着工厂、车间政治的人性化。他的著说，似一座山，矗立在那儿，至今尚无人跨越。但听闻冯先生要写小说，还是有些许错愕，觉得那是山那边的事儿。
　　冯先生退休后将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向小说创作，有计划地撰写了多部很有分量的小说。冯先生的每一部小说作品，我都读过，在阅读冯先生作品的时候，更是增加了对先生为人治学的了解和推服。先生邀我写几句话，虽然深知自己难担此事，但由于我对先生撰写此书的长期关注，觉得毕竟有些话要说，所以还是不免觍颜为之。
　　有人说：“读史是有益的，却未必有味；读小说是有味的，却不一定有益。” 冯同庆先生的《敕勒川年华》以宏闊的视野和温情的关怀打破了这种偏见，给人精神上以独特的享受和难言的愉悦。这不是一部简单的回忆录，也不是一部知青苦难史的纪录片，而是一场关于青春、热血、坚守乃至历史使命的朝拜之旅。
　　这部长篇小说以特定年代为背景，对知青岁月作了极为丰富真实的还原，让读者得以窥见特殊时代人与人之间和人与时代之间复杂又温情的关系。深入阅读后，你可能会发现，这和你之前读过的知青小说一样又不一样，一方面，你觉得自己能理解；但另一方面，你并没有真正理解。
　　冯同庆先生对蒙汉历代史实、掌故极为熟习，谈起来原原本本，如数家珍，时见其记诵之熟、腹笥之富。冯先生诗文兼擅，博涉多通，只寥寥数语，就把问题讲得清楚深透又富于风趣。书中典雅的文言文、洗练白话和活泼的方言相映生辉，形成一种热闹又沉静的文风，似胡适那种平如清水的路子。他的雅是清白的，是明白如话的基础上夹杂些文言文。他的白话，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白话。他的方言是戏台上说白的那种白，是俗语的土白。他的文字是质朴、真切、讲究分寸的。
　　一般而言，十年文学的一个重要前提首先是将时代建构和表征为社会灾难。倘不充分写出“浩劫”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的戕害，以及对芳华难以绽放的残酷，就无法把它表征和建构为一个社会灾难，因此也就无法完成深刻反思。但冯先生则是通过勾勒知青真实生活表现特定年代的特定价值。他选择传递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温度，这种温度并不是对时代的粉饰，而是在特殊年代也未放弃对美好善良的坚守。善良不需要回报，因为善良本身就是回报。冯先生在叙事模式和价值取向上，侧重于探寻人与人之间、人与时代之间、人与内心之间的关系，他没有选择对抗，也没有放弃和解，更没有掉进苦难美学的窠臼。冯先生的表达相当克制，在深情回望青春岁月里的澎湃激情时，他表现出复原现实生存朴素面相的努力。在我看来，这不是关于“悲壮青春”的宏大叙事，更多的是关于“热血青春”的深情追忆，那是极其热情的一代人，那是极其真诚的一代人，那是极其富有牺牲精神和责任感的一代人。这一点特别让人感动。
　　难得木讷是君子，难得静默是良人。小说里的北京知青多是内心平静的人，这可能是命运规定作者这样写。但人物里面也有另类面相，也有缝隙，就是那些特定时代背景下性情畸变品行恶劣的人。对这些人，温和儒雅如冯先生，也有愠色。我甚至在想，他内心里是想用他的文字去描绘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时代普通人所要承受的代价和命运的巨大变数。就像“当一个社会急匆匆往前赶路的时候，不能因为要往前走，就忽视那个被你撞到的人。”或者是，人各有命，必须要分头领受，没有人能够分担，没有人能够逃脱。如果做这样犀利的描述，小说可以更好看，至少小说的张力更大，但冯先生性格温厚，他并没有辛辣地表现这一点。他更想表达的是草原的辽阔和《敕勒歌》的悠扬涵养了丰厚的人性，那段青春的温情叙事向未来坚定敞开的是更广阔、更深厚、更美好的生命历程。我想，这应该是人生的正解。
　　知青小说结集甚夥，但像《敕勒川年华》这样一部重要的著作，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一种。我相信，这部著作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示出它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