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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他们19岁的儿子翁俊文患上肾衰竭，母亲毅然捐肾救子。5年后，病魔再度侵袭，他体内移植的肾又已衰竭，这一次，年近花甲的父亲毅然站出来，决意再给儿子一次生命……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毛集村，一栋建了21年的两层小楼，在一排排新楼房中，显得残破，窗户玻璃缺了不止十块。四处收来的废品，在屋前和房中堆积如山。
每天起早贪黑，郭慧芳和丈夫翁先清都要在这里拾掇忙碌。这些废品卖出去，转化成医药费，点亮了儿子的生命烛火。
5年时光漫漫，1000多个煎熬的日夜，没有怨言，只有对厄运的咬牙抗争，和逆境中的鼓励相携。
救儿的命比什么都要紧
无数次，郭慧芳闭上眼，耳边都会响起儿子的那句话：“妈妈，我以为自己会死，没想到活了下来。”
那是儿子5年前换肾成功后，对母亲的真情表达。
“他多年轻啊！在医院的时候，我就天真地想，如果能把自己健康的身体换给儿子，那多好啊！只要能救他，一个不行，第二个接着上，我打头阵。”郭慧芳说。
给儿子捐肾后，她觉得，“生活还有希望，虽然不知道换的肾能管多长时间。”
她想得最多的，还是儿子今后的生活，压根就没考虑过自己。
刚做完手术那会，郭慧芳身子发虚，歇了不到三个月，就开始做一些轻活：丈夫收回来的废品，她要清理；地里的谷子、棉花，也要收种。
外人劝她不要累坏了，她苦笑：“孩子治病要花钱，不做事怎么办呢？”
捐肾后的虚弱，加上常年劳碌，郭慧芳原本很好的身体敲响警钟。几年来，她经常感冒，胃也不舒服，要靠吃药维持。
她以前爱唱爱跳，性格开朗，儿子患病带来的打击，让她几乎忘了自己的爱好。直到两年前，街坊邻里一番劝说，她才又开始跟着众人一起跳广场舞锻炼。
走村串巷收废品凑药费
因为身体底子太差，翁俊文首次肾移植不久，复查时就出现了尿蛋白，并发展成慢性肾炎。
2011年大学毕业后，他换过几份工作，月收入都不过2000元。第一次手术后，家里欠下8万多元外债，后来慢慢还了一些。康复过程中，他每天都要吃药，一天两次，一次都不能少。他经常委托同学在沈阳、南京等地买药，开始时，一天的药费要300元，后来渐渐少了一些，但最少也要100多元。对于这个不堪重负的家庭，这笔开支实在太大了。
“看他大把大把吃药，让人伤心。”郭慧芳说。“不怕家穷，就怕生病。”翁先清无数次叹息。
家里的三亩薄地，一年下来落不下几个钱。翁先清只有玩命地骑着电三轮，走村串巷收废品。寒来暑往，风霜雨雪，附近的村子，总能听到他的吆喝声。
“几年下来用坏了两辆麻木，一个月最多赚2000块钱。伢生了病，我心里没底，只要拼命干活。”他说。
他压根没有想到，儿子的病会这么严重，以致再次引起肾衰竭。“这5年来，我们一直想医好他，但一直没有彻底治好。”
这段最艰苦的日子里，他和妻子经常精神恍惚，“天上挂着蛮大的太阳，却觉得天昏地暗。”
再难也会有办法
家中保留着23张翁俊文的照片，大多是他患病后的留影，眉头紧锁。
郭慧芳不时翻看这些照片。看到儿子10岁时站在油菜地里笑靥如花，看到他和同学划船嬉戏，她每次都很伤心，“那时候他多开心啊！以后还能像这样吗？”
翁俊文却在父母面前表现得很乐观，总是劝他们不要担心。
“儿子都这样了，我们更不能让他难过。在他面前，我和他爸爸从不表露心里的情绪，总是鼓励他坚持下去。我们夫妻之间，也总是相互打气，相信再难也有办法去面对。”郭慧芳说。
1月3日，儿子再次病重住院，翁先清提出要去配型，“母亲都捐了，父亲为什么不能捐？”他没有耐心等待其他的肾源，也无力承担因此会多出的15万元费用。然而，作为家中的顶梁柱，他无法不考虑全家的未来。
“大不了以后不做重活、不种地，但废品还是要收。”这位早生白发的父亲，面对记者，多数时候其实很沉默。但这一次，他补充道，“只要能再给儿子一次生命，我什么都愿意做。”
“如果这次肾移植再出现状况，怎么办？”对于这个残酷的问题，翁先清不是没有想过。他说：“做父母的，能给的都给他，剩下的只能听天由命了。”
他和妻子最担心的，是儿子的慢性肾炎还是不能治愈。他们为此咨询了医生，想在肾移植之前先做血浆置换，这得多花4万多元，但手术效果会好一些。
“手术费是个问题，但我们会尽最后一点心力，不想去求别人的施舍。至于自己的身体会怎样，这都是后话。我们都是50多岁的人了，也好强，不到过不去的坎，不愿意向人低头。”
面对命运的残忍考验，这对勤劳朴实的农村父母，没有怨天尤人，没有轻言放弃，而是坚强地背负起责任，积极地互相激励，艰辛岁月中的亲情羁绊，犹如高天上流云，暖暖内含光。
也正是这种坚强乐观的力量，支撑着一家人迎风前行，笑对人生；也正是父母那坚韧而厚实的爱，在创造生命和养育子女的寻常岁月里，化为整个家庭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无情的病魔，或许能夺走年轻的活力，阻塞希望的道路，但父母用他们倔强慈爱的目光、延绵不绝的牵挂、舍生忘死的给予，为儿子的前行之路，点亮了永不熄灭的灯火。
（据《楚天都市报》）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毛集村，一栋建了21年的两层小楼，在一排排新楼房中，显得残破，窗户玻璃缺了不止十块。四处收来的废品，在屋前和房中堆积如山。
每天起早贪黑，郭慧芳和丈夫翁先清都要在这里拾掇忙碌。这些废品卖出去，转化成医药费，点亮了儿子的生命烛火。
5年时光漫漫，1000多个煎熬的日夜，没有怨言，只有对厄运的咬牙抗争，和逆境中的鼓励相携。
救儿的命比什么都要紧
无数次，郭慧芳闭上眼，耳边都会响起儿子的那句话：“妈妈，我以为自己会死，没想到活了下来。”
那是儿子5年前换肾成功后，对母亲的真情表达。
“他多年轻啊！在医院的时候，我就天真地想，如果能把自己健康的身体换给儿子，那多好啊！只要能救他，一个不行，第二个接着上，我打头阵。”郭慧芳说。
给儿子捐肾后，她觉得，“生活还有希望，虽然不知道换的肾能管多长时间。”
她想得最多的，还是儿子今后的生活，压根就没考虑过自己。
刚做完手术那会，郭慧芳身子发虚，歇了不到三个月，就开始做一些轻活：丈夫收回来的废品，她要清理；地里的谷子、棉花，也要收种。
外人劝她不要累坏了，她苦笑：“孩子治病要花钱，不做事怎么办呢？”
捐肾后的虚弱，加上常年劳碌，郭慧芳原本很好的身体敲响警钟。几年来，她经常感冒，胃也不舒服，要靠吃药维持。
她以前爱唱爱跳，性格开朗，儿子患病带来的打击，让她几乎忘了自己的爱好。直到两年前，街坊邻里一番劝说，她才又开始跟着众人一起跳广场舞锻炼。
走村串巷收废品凑药费
因为身体底子太差，翁俊文首次肾移植不久，复查时就出现了尿蛋白，并发展成慢性肾炎。
2011年大学毕业后，他换过几份工作，月收入都不过2000元。第一次手术后，家里欠下8万多元外债，后来慢慢还了一些。康复过程中，他每天都要吃药，一天两次，一次都不能少。他经常委托同学在沈阳、南京等地买药，开始时，一天的药费要300元，后来渐渐少了一些，但最少也要100多元。对于这个不堪重负的家庭，这笔开支实在太大了。
“看他大把大把吃药，让人伤心。”郭慧芳说。“不怕家穷，就怕生病。”翁先清无数次叹息。
家里的三亩薄地，一年下来落不下几个钱。翁先清只有玩命地骑着电三轮，走村串巷收废品。寒来暑往，风霜雨雪，附近的村子，总能听到他的吆喝声。
“几年下来用坏了两辆麻木，一个月最多赚2000块钱。伢生了病，我心里没底，只要拼命干活。”他说。
他压根没有想到，儿子的病会这么严重，以致再次引起肾衰竭。“这5年来，我们一直想医好他，但一直没有彻底治好。”
这段最艰苦的日子里，他和妻子经常精神恍惚，“天上挂着蛮大的太阳，却觉得天昏地暗。”
再难也会有办法
家中保留着23张翁俊文的照片，大多是他患病后的留影，眉头紧锁。
郭慧芳不时翻看这些照片。看到儿子10岁时站在油菜地里笑靥如花，看到他和同学划船嬉戏，她每次都很伤心，“那时候他多开心啊！以后还能像这样吗？”
翁俊文却在父母面前表现得很乐观，总是劝他们不要担心。
“儿子都这样了，我们更不能让他难过。在他面前，我和他爸爸从不表露心里的情绪，总是鼓励他坚持下去。我们夫妻之间，也总是相互打气，相信再难也有办法去面对。”郭慧芳说。
1月3日，儿子再次病重住院，翁先清提出要去配型，“母亲都捐了，父亲为什么不能捐？”他没有耐心等待其他的肾源，也无力承担因此会多出的15万元费用。然而，作为家中的顶梁柱，他无法不考虑全家的未来。
“大不了以后不做重活、不种地，但废品还是要收。”这位早生白发的父亲，面对记者，多数时候其实很沉默。但这一次，他补充道，“只要能再给儿子一次生命，我什么都愿意做。”
“如果这次肾移植再出现状况，怎么办？”对于这个残酷的问题，翁先清不是没有想过。他说：“做父母的，能给的都给他，剩下的只能听天由命了。”
他和妻子最担心的，是儿子的慢性肾炎还是不能治愈。他们为此咨询了医生，想在肾移植之前先做血浆置换，这得多花4万多元，但手术效果会好一些。
“手术费是个问题，但我们会尽最后一点心力，不想去求别人的施舍。至于自己的身体会怎样，这都是后话。我们都是50多岁的人了，也好强，不到过不去的坎，不愿意向人低头。”
面对命运的残忍考验，这对勤劳朴实的农村父母，没有怨天尤人，没有轻言放弃，而是坚强地背负起责任，积极地互相激励，艰辛岁月中的亲情羁绊，犹如高天上流云，暖暖内含光。
也正是这种坚强乐观的力量，支撑着一家人迎风前行，笑对人生；也正是父母那坚韧而厚实的爱，在创造生命和养育子女的寻常岁月里，化为整个家庭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无情的病魔，或许能夺走年轻的活力，阻塞希望的道路，但父母用他们倔强慈爱的目光、延绵不绝的牵挂、舍生忘死的给予，为儿子的前行之路，点亮了永不熄灭的灯火。
（据《楚天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