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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阐述了鲁迅和张爱玲小说创作过程中的讽刺意味，包括再现了社会不公、突出了当时女性地位低的现象、蕴含着悲剧意味，通过说明以上观点，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鲁迅和张爱玲小说中的讽刺意味。
关键词：鲁迅与张爱玲；小说创作；讽刺意味
一、 引言
鲁迅通过幽默讽刺的手法，描述并抨击了时代背景下“人吃人”的社会现状，具有悲剧意味。继鲁迅之后，张爱玲同样通过讽刺揭露了男女婚姻爱情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她以尖锐的笔触讽刺了当时都市中，男女人性的扭曲和变态心理带来命运的悲剧。
二、 再现了社会不公
鲁迅的绝大部分作品都蕴含讽刺意味，尤其是《狂人日记》。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塑造了某君昆仲的形象，作者通过昆仲的“眼睛”看到了当时“人吃人”的社会现状，封建制度不仅迫害了劳苦大众，而且迫害了民族的精神文化和灵魂。同时，在《阿Q正传》中，鲁迅塑造了一个无能、自欺欺人的社会底层人阿Q，是一个欺软怕硬、活用“精神胜利法”的典型形象，他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但是在他的身上却有当时社会底层人物的影子。阿Q和赵老爷攀亲，被赵家人打了一顿，并嘲笑他“你也配姓赵”；被人欺负，转身就去欺负小尼姑等情节，讽刺了当时的封建制度和社会风气，暴露了民族的劣根性。鲁迅通过辛辣讽刺的手法，撼动了民众麻木的精神世界。
张爱玲通过描绘封建婚姻制度，向人们展示了在当时的爱情面前，两性地位的不平等现象。在《金锁记》中，曹七巧原本幸福自由，但在封建婚姻制度下，她变得不幸福，她出于金钱的目的，葬送了自己的婚姻以及人生，同时为了金钱还断送了女儿的幸福，将女儿变得和自己一样。曹七巧是可恨而又可怜的，导致她婚姻和命运悲剧的原因是贪婪，当时女性缺乏经济地位，如果离婚，女性就会失去经济来源，因此，她的贪婪又是封建制度的产物。
张爱玲和鲁迅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所采用的讽刺手法是幽默的，同时也是辛辣的，他们为了唤醒民众的精神世界，因此揭露黑暗社会的现状，但当时的人已经变得麻木不仁、任人宰割，这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真实写照。
三、 突出了当时女性地位低的现象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鲁迅开创了现代讽刺小说的先河，他通过看似幽默，实则讽刺的手法，不断地尝试挖掘人性，来改造当时人们的麻木神经，因此，他的讽刺意味具有实际意义。在《祝福》中的祥林嫂，就再现了当时社会的男女不平的现象。守寡的祥林嫂为了逃避被婆婆卖给贺老六，跑到了鲁镇，但还是被卖了，好在贺老六忠厚老实，祥林嫂为他生了儿子，这是迄今为止祥林嫂最幸福的时间。但后来贺老六为还债累病而死，儿子被狼吃掉，祥林嫂又回到鲁四老爷家。当她在祝福新年上端出供品时，却遭到了鲁家的不公平待遇，作者通过对当时女性“从一而终”的封建思想进行批判，从女性的角度思考，祥林嫂不是被生活所逼死的，而是一句：“祥林嫂，你放着吧！”从此精神萎靡，做事心不在焉，最终祥林嫂被赶出去当了乞丐，在一个祝福夜，死在了风雪中。
张爱玲作为女性作家，拥有更加深刻的女性视角和感受，她对于封建思想的压迫深有体会，在她的散文作品中有着个人真实的体会，包括在自传散文《私语》中，因为与后母发生口角，被父亲责打，并拘禁半年，张爱玲只好趁夜逃到母亲家。张爱玲通过描写当时男女爱情不平等现象，讽刺了无视、压制女性的封建家庭伦理。这是张爱玲在思考女性人生价值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鲁迅在探讨人性基础上，所深化出的女性意识。
四、 讽刺中蕴含着悲剧意味
鲁迅在创作小说时，善于渲染气氛，并且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人物，使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有深刻的意味，他的讽刺是具有幽默性的，能够让人在“含着泪微笑”。同时，鲁迅对于客观环境描写非常细致，这也是鲁迅反讽艺术的体现。在《狂人日记》中，赵家的狗和孩子都用“吃人”的眼光盯着“我”，通过“我”所呈现的害怕表现的表情，来衬托出人们的冷漠无情。我无力去挽回“吃人”的病态社会，只好以一句“救救孩子”作为结尾，更是具有深刻意味，在人情冷漠的社会，如果连孩子都不救，又怎么会有未来呢？这种讽刺背后的悲剧意味就是黑暗社會的真实写照。
张爱玲用非常克制、冷静的描述手法，深入到女性的内心，将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等封建的思想呈现出来，并且，展示对当时女性的精神弱点和对男权的依赖、屈服进行了深刻描绘。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塑造了一位受到西方思想影响下的封建没落的女性形象白流苏。白流苏在被丈夫抛弃后，她勇敢地面对家族、亲朋的歧视，不断地寻找人生幸福，她摆脱了“三纲五常”的封建束缚，追求“倾城之恋”，这体现了女性逃离封建思想牢笼，得到思想解放，具有非常重要的时代意义。
五、 结束语
综上所述，鲁迅和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讽刺意味旨在改造国民思想。同时，通过描绘“吃人”的社会能够暴露民族的劣根性，同时，女性通过降低男权的依赖，能够逃离封建思想牢笼。因此，在遇到鲁迅和张爱玲小说的讽刺意味问题时，可以通过以上方法解决。
参考文献：
[1]沈帅.试论鲁迅与张爱玲反抗绝望[D].云南大学，2016.
[2]程小强.论张爱玲对鲁迅及新文学传统的“偏至”说——张爱玲与鲁迅的“影响研究”[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6，（04）：85-89.
关键词：鲁迅与张爱玲；小说创作；讽刺意味
一、 引言
鲁迅通过幽默讽刺的手法，描述并抨击了时代背景下“人吃人”的社会现状，具有悲剧意味。继鲁迅之后，张爱玲同样通过讽刺揭露了男女婚姻爱情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她以尖锐的笔触讽刺了当时都市中，男女人性的扭曲和变态心理带来命运的悲剧。
二、 再现了社会不公
鲁迅的绝大部分作品都蕴含讽刺意味，尤其是《狂人日记》。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塑造了某君昆仲的形象，作者通过昆仲的“眼睛”看到了当时“人吃人”的社会现状，封建制度不仅迫害了劳苦大众，而且迫害了民族的精神文化和灵魂。同时，在《阿Q正传》中，鲁迅塑造了一个无能、自欺欺人的社会底层人阿Q，是一个欺软怕硬、活用“精神胜利法”的典型形象，他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但是在他的身上却有当时社会底层人物的影子。阿Q和赵老爷攀亲，被赵家人打了一顿，并嘲笑他“你也配姓赵”；被人欺负，转身就去欺负小尼姑等情节，讽刺了当时的封建制度和社会风气，暴露了民族的劣根性。鲁迅通过辛辣讽刺的手法，撼动了民众麻木的精神世界。
张爱玲通过描绘封建婚姻制度，向人们展示了在当时的爱情面前，两性地位的不平等现象。在《金锁记》中，曹七巧原本幸福自由，但在封建婚姻制度下，她变得不幸福，她出于金钱的目的，葬送了自己的婚姻以及人生，同时为了金钱还断送了女儿的幸福，将女儿变得和自己一样。曹七巧是可恨而又可怜的，导致她婚姻和命运悲剧的原因是贪婪，当时女性缺乏经济地位，如果离婚，女性就会失去经济来源，因此，她的贪婪又是封建制度的产物。
张爱玲和鲁迅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所采用的讽刺手法是幽默的，同时也是辛辣的，他们为了唤醒民众的精神世界，因此揭露黑暗社会的现状，但当时的人已经变得麻木不仁、任人宰割，这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真实写照。
三、 突出了当时女性地位低的现象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鲁迅开创了现代讽刺小说的先河，他通过看似幽默，实则讽刺的手法，不断地尝试挖掘人性，来改造当时人们的麻木神经，因此，他的讽刺意味具有实际意义。在《祝福》中的祥林嫂，就再现了当时社会的男女不平的现象。守寡的祥林嫂为了逃避被婆婆卖给贺老六，跑到了鲁镇，但还是被卖了，好在贺老六忠厚老实，祥林嫂为他生了儿子，这是迄今为止祥林嫂最幸福的时间。但后来贺老六为还债累病而死，儿子被狼吃掉，祥林嫂又回到鲁四老爷家。当她在祝福新年上端出供品时，却遭到了鲁家的不公平待遇，作者通过对当时女性“从一而终”的封建思想进行批判，从女性的角度思考，祥林嫂不是被生活所逼死的，而是一句：“祥林嫂，你放着吧！”从此精神萎靡，做事心不在焉，最终祥林嫂被赶出去当了乞丐，在一个祝福夜，死在了风雪中。
张爱玲作为女性作家，拥有更加深刻的女性视角和感受，她对于封建思想的压迫深有体会，在她的散文作品中有着个人真实的体会，包括在自传散文《私语》中，因为与后母发生口角，被父亲责打，并拘禁半年，张爱玲只好趁夜逃到母亲家。张爱玲通过描写当时男女爱情不平等现象，讽刺了无视、压制女性的封建家庭伦理。这是张爱玲在思考女性人生价值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鲁迅在探讨人性基础上，所深化出的女性意识。
四、 讽刺中蕴含着悲剧意味
鲁迅在创作小说时，善于渲染气氛，并且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人物，使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有深刻的意味，他的讽刺是具有幽默性的，能够让人在“含着泪微笑”。同时，鲁迅对于客观环境描写非常细致，这也是鲁迅反讽艺术的体现。在《狂人日记》中，赵家的狗和孩子都用“吃人”的眼光盯着“我”，通过“我”所呈现的害怕表现的表情，来衬托出人们的冷漠无情。我无力去挽回“吃人”的病态社会，只好以一句“救救孩子”作为结尾，更是具有深刻意味，在人情冷漠的社会，如果连孩子都不救，又怎么会有未来呢？这种讽刺背后的悲剧意味就是黑暗社會的真实写照。
张爱玲用非常克制、冷静的描述手法，深入到女性的内心，将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等封建的思想呈现出来，并且，展示对当时女性的精神弱点和对男权的依赖、屈服进行了深刻描绘。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塑造了一位受到西方思想影响下的封建没落的女性形象白流苏。白流苏在被丈夫抛弃后，她勇敢地面对家族、亲朋的歧视，不断地寻找人生幸福，她摆脱了“三纲五常”的封建束缚，追求“倾城之恋”，这体现了女性逃离封建思想牢笼，得到思想解放，具有非常重要的时代意义。
五、 结束语
综上所述，鲁迅和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讽刺意味旨在改造国民思想。同时，通过描绘“吃人”的社会能够暴露民族的劣根性，同时，女性通过降低男权的依赖，能够逃离封建思想牢笼。因此，在遇到鲁迅和张爱玲小说的讽刺意味问题时，可以通过以上方法解决。
参考文献：
[1]沈帅.试论鲁迅与张爱玲反抗绝望[D].云南大学，2016.
[2]程小强.论张爱玲对鲁迅及新文学传统的“偏至”说——张爱玲与鲁迅的“影响研究”[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6，（04）：8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