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深层问题和矛盾，无疑需从民族文化自身寻求破解之道，毕竟所有现象和表象的背后，都能折射民族的文化性格与价值取向。犹如我们常在剖析诸如德国等精细制造当中，总会不由自主地寻根他们的文化与精神。
　　轻轻翻过仍带有温度的年历，我们又在抖擞精神赶路。醒目的2016到2020中国路标上，是一段从“十三五”到“全面小康”的重要里程。而背负着破解结构性难题和追逐幸福双重使命的我们，对于这趟具有连续性和复杂性的远行，是否有足够的思考与准备？
　　从曾经濒临崩溃的经济边缘，到跻身世界经济大舞台，在历史瞬间做到这一点，骄傲无可厚非。即使刚刚出炉的2015年中国经济数据，稍逊一路高歌的那些年，但向上、向前发展的态势也足以让人自豪。但放眼全球和自身的使命目标，显然没有理由沾沾自喜、盲目自大。
　　在习惯了看好数字、好结果，习惯爆发式短跑，而不习惯有节奏、有质量长跑的发展方式下，由好高骛远、核心价值缺失、不计成本、牺牲绿色、重复建设、偏离民生等意识行为带来的系列难题，注定了我们要负重远行。
　　对于从2016再出发的中国经济，无论是到2020这个站点，或是更远的里程，远行岂止是某些数字能够表达的。如同从零海拔到5000米以上的高原，考验的又何止是双脚的能力，而是全身器官的协调与健康。
　　就经济而言，制约我们顺利远行的当属结构的失衡，还有大众有些尴尬的幸福感。有权威分析指出，2014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下滑，凸显了国内经济结构性矛盾的长期积累和尖锐化，其表现为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市场竞争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失衡。这也是上上下下关切所在。
　　早在198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成立的工业生产率委员会，在调查了40多个制造行业的情况后，提交了《美国制造》报告，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一个国家要想生活得好，就必须生产得好。”
　　反观我们的制造，尽管也创造了奇迹，但距大众期待的“好产品”、“好供给”时代还相差甚远。在“明白人”的眼里，中国制造业不仅存在诸如低效率、产能过剩、品质和品牌力差、资源过度消耗等弊病，在实现工业化主要标志的高端的、成套装备的制造能力上也还有相当差距。而前不久新华社刊发的《习近平眼中的民生短板有哪些？》一文，也让我们从教育、养老、收入、扶贫、就业等民生关切上，看到发展的不足。
　　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岁末年初就曾直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包括美国、德国等一些发达国家都在抓技术创新，而我们却将更多的精力用在增加投资和数字增长上，错过了一些机遇。事实上，很多改革与发展的良机，因久拖不决，或成顽疾。
　　对于一个志在远行的大国来讲，有问题、有矛盾、有不足其实并不可怕，怕的是没有自信和眼界，没有敢于正视和反思的勇气，没有足够的智慧和办法予以应对。好在，以往我们媒体人总在绞尽脑汁猜想的经济战略与趋势等，如今已被顶层设计了一幅可期的壮丽蓝图，只是我们该如何行走？
　　一个国家的远行，固然离不开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这个核心抓手，但更为核心的当是国民的心态与责任。尤其直面深层问题和矛盾，无疑需从民族文化自身寻求破解之道，毕竟所有现象和表象的背后，都能折射民族的文化性格与价值取向。犹如我们常在剖析诸如德国等精细制造当中，总会不由自主地寻根他们的文化与精神。
　　偶然中看到国学大师季羡林的《一生的远行》，颇受启发的不是他的各个历史时期的远行和心得，而是他所秉持一生的宁静与致远。热衷于寻找古道并循之徒步的英国作家罗伯特·麦克法伦，通过《古道》告诉我们，“脚步是看待大地的一种方式。”“行走能够提升视力和思想，而不是鼓励退却和逃避。”
　　文化行者余秋雨亦有远行的深刻反思：“文明的非自然化有多种表现，繁衍过度、消费过度、排放过度、竞争过度……这一切已经构成灾难。对这一切灾难的总结性反抗，就是回归自然。”
　　追寻新的远行，很大程度取决于认知与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