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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财政思想在经历了五四运动之后以及新民主运动之后，大致有中国财政学从译介、模仿到独立、成熟四个阶段发展。影响财政思想的主要因素有主流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其他西方思潮）、政治、经济制度等，本此主要就财政思想的发展进行梳理，以知晓其发展路径。
（一）译介阶段（1900年前后—1950年代初期）。
我国历史上使用“国用”、“度支”、“计政”、“岁计”等指“财政”，在19世纪下半叶，西风东渐，使用public finance，直到经历了民族主义革命。细分三个阶段：
（1）清朝末年。最早呈现于中国读者面前的现代财政学著作是1903年出版由清代钱恂所著的《财政四纲叙》，该书分别就租税、货币、银行、公债“四纲”进行了简要的论述，无财政与金融之分，而有较大影响的是《（最新）财政学》。此时对待西方学派采用“师夷长技以制夷”，为谋求民富国强的对策;追求实用、革新财政的倾向非常明显，疏于理论的基础性和系统性;以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框架对待西方理论，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现象十分严重。
（2）北洋政府时期。此时侧重在实际中注重向西方学习，主张多集中于民生主义和土地改革，但由于政局的变动，未及全面实施。所以在实际应用中袁世凯政府的财政总长周学熙及其私人幕府梁士诒占上风，他们为整理财政、编制预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在实践上塑造了我国现代财政的雏形。
（3）南京政府时期。国民党的统治是在战乱中度过的，筹措战争经费、缓解财政危机是当时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因此，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关于战时财政的研究，出现了各类经济学人共同关注财政问题的局面，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财政学的发展。与此前相比，国人自撰的财政学著作已占同类出版物的绝大部分，内容涉及了当代财政学的各个领域，外文译著的重点也逐渐从日本转向欧美。与此相适应，财政学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主干课程，涌现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和论著。这一时期的论著或埋首于史籍的整理，或以针砭时弊为己任，或热衷于外籍的译介，虽然为财政学在我国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和广泛的舆论铺垫。
（二）初创阶段（1950年代—1964年）。
苏联当时主流思想是“货币关系论”，认为财政所反映的经济关系是由于货币的使用而产生的，社会主义财政就是通过货币表现出来的价值分配关系。这一观点把企业财务和银行信贷都包括了进来，混淆了财政、财务、价格等范畴，模糊了财政研究的特定对象。之后，我国有许多人提出质疑，涌现了诸如“国家资金运动论”、“价值分配论”、“剩余产品价值运动论”、“国家意志论”等新的观点。“国家分配论”由于其自身的逻辑说服力，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赞同而成为主流学派的。对“货币关系论”的质疑，即表明我国财政学界独立思考、力图摆脱苏联束缚的开始。而国家分配论的形成，则标志着中国财政学的创立。该思想将财政与国家联系在一起，通过国家的非生产性说明财政的本质是一种分配关系，把财政看作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阐述了国家分配论的若干核心概念，提出了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定义等。邓子基编著的《财政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认为财政的本质就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最终确立了国家分配论的主流地位。
（三）成熟阶段（1980年代—1990年代初）。
“六四会议”之后，新生的国家分配论还未来得及深化与完善，便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束之高阁。改革开放，旧话重提，各种反对意见重整旗鼓，形成了“再生产决定论”、“剩余产品决定论”和“社會共同需要论”相互抗衡。《为‘国家分配论’答疑”》重申财政虽然与再生产、价值、社会产品、剩余产品等范畴有着密切联系，但只有同国家的联系才是最深层次的“本质联系”。
（四）发展阶段（1990年代至今）。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改革开放在给国家分配论带来辉煌的同时，也使其面临新的巨大的挑战。因为，国家分配论毕竟是诞生于计划经济土壤里的财政理论。几十年过去了，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对待我国传统的财政理论？归纳起来，大体有如下几种倾向：
一是坚持国家分配论的基本思想，借鉴和吸收其他观点，力图建立一个能够适应市场经济新形势的财政理论体系，二是试图在“社会共同需要论”的基础上，融合中西财政理论，建立既有传统特色又有新的发展的理论体系，其基本思想是：财政学的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西方财政学，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正确处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三是以公共财政论为基本框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试图建立对中西市场经济都能适用的财政理论。四则试图为财政学的发展谋求新的出路。姜维壮认为财政学的对象和任务，就是通过对财政领域各种具体矛盾关系的研究，提高对一系列带规律性问题的认识;马国贤认为“财政是政府为实现其职能，借助于公共权力进行的理财活动”;许毅教授则主张建立“广义财政学”，在更广阔的范围上研究财政理论和政策。
回顾1990年以来我国财政理论的发展，显然，国家分配论“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各具特色的多种理论体系的并存。它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中国与外国各种思想、观点、方法的大交锋，大融合，意味着中国财政学必将有一个新的突破和飞跃。可以肯定的是，在这场交锋与融合中，国家分配论作为既有财政理论的主流，始终是我们构筑未来、谋求发展的出发点和不可替代的理论成果。
（一）译介阶段（1900年前后—1950年代初期）。
我国历史上使用“国用”、“度支”、“计政”、“岁计”等指“财政”，在19世纪下半叶，西风东渐，使用public finance，直到经历了民族主义革命。细分三个阶段：
（1）清朝末年。最早呈现于中国读者面前的现代财政学著作是1903年出版由清代钱恂所著的《财政四纲叙》，该书分别就租税、货币、银行、公债“四纲”进行了简要的论述，无财政与金融之分，而有较大影响的是《（最新）财政学》。此时对待西方学派采用“师夷长技以制夷”，为谋求民富国强的对策;追求实用、革新财政的倾向非常明显，疏于理论的基础性和系统性;以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框架对待西方理论，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现象十分严重。
（2）北洋政府时期。此时侧重在实际中注重向西方学习，主张多集中于民生主义和土地改革，但由于政局的变动，未及全面实施。所以在实际应用中袁世凯政府的财政总长周学熙及其私人幕府梁士诒占上风，他们为整理财政、编制预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在实践上塑造了我国现代财政的雏形。
（3）南京政府时期。国民党的统治是在战乱中度过的，筹措战争经费、缓解财政危机是当时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因此，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关于战时财政的研究，出现了各类经济学人共同关注财政问题的局面，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财政学的发展。与此前相比，国人自撰的财政学著作已占同类出版物的绝大部分，内容涉及了当代财政学的各个领域，外文译著的重点也逐渐从日本转向欧美。与此相适应，财政学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主干课程，涌现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和论著。这一时期的论著或埋首于史籍的整理，或以针砭时弊为己任，或热衷于外籍的译介，虽然为财政学在我国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和广泛的舆论铺垫。
（二）初创阶段（1950年代—1964年）。
苏联当时主流思想是“货币关系论”，认为财政所反映的经济关系是由于货币的使用而产生的，社会主义财政就是通过货币表现出来的价值分配关系。这一观点把企业财务和银行信贷都包括了进来，混淆了财政、财务、价格等范畴，模糊了财政研究的特定对象。之后，我国有许多人提出质疑，涌现了诸如“国家资金运动论”、“价值分配论”、“剩余产品价值运动论”、“国家意志论”等新的观点。“国家分配论”由于其自身的逻辑说服力，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赞同而成为主流学派的。对“货币关系论”的质疑，即表明我国财政学界独立思考、力图摆脱苏联束缚的开始。而国家分配论的形成，则标志着中国财政学的创立。该思想将财政与国家联系在一起，通过国家的非生产性说明财政的本质是一种分配关系，把财政看作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阐述了国家分配论的若干核心概念，提出了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定义等。邓子基编著的《财政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认为财政的本质就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最终确立了国家分配论的主流地位。
（三）成熟阶段（1980年代—1990年代初）。
“六四会议”之后，新生的国家分配论还未来得及深化与完善，便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束之高阁。改革开放，旧话重提，各种反对意见重整旗鼓，形成了“再生产决定论”、“剩余产品决定论”和“社會共同需要论”相互抗衡。《为‘国家分配论’答疑”》重申财政虽然与再生产、价值、社会产品、剩余产品等范畴有着密切联系，但只有同国家的联系才是最深层次的“本质联系”。
（四）发展阶段（1990年代至今）。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改革开放在给国家分配论带来辉煌的同时，也使其面临新的巨大的挑战。因为，国家分配论毕竟是诞生于计划经济土壤里的财政理论。几十年过去了，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对待我国传统的财政理论？归纳起来，大体有如下几种倾向：
一是坚持国家分配论的基本思想，借鉴和吸收其他观点，力图建立一个能够适应市场经济新形势的财政理论体系，二是试图在“社会共同需要论”的基础上，融合中西财政理论，建立既有传统特色又有新的发展的理论体系，其基本思想是：财政学的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西方财政学，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正确处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三是以公共财政论为基本框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试图建立对中西市场经济都能适用的财政理论。四则试图为财政学的发展谋求新的出路。姜维壮认为财政学的对象和任务，就是通过对财政领域各种具体矛盾关系的研究，提高对一系列带规律性问题的认识;马国贤认为“财政是政府为实现其职能，借助于公共权力进行的理财活动”;许毅教授则主张建立“广义财政学”，在更广阔的范围上研究财政理论和政策。
回顾1990年以来我国财政理论的发展，显然，国家分配论“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各具特色的多种理论体系的并存。它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中国与外国各种思想、观点、方法的大交锋，大融合，意味着中国财政学必将有一个新的突破和飞跃。可以肯定的是，在这场交锋与融合中，国家分配论作为既有财政理论的主流，始终是我们构筑未来、谋求发展的出发点和不可替代的理论成果。